非典，心灵深处难以痊愈的重创(五)

（五） 第二天，我睁开眼，望着窗外明媚的阳光，我谐意地伸了个懒腰，新的一天，我终于可以自由了。我想。 推门走出房间，楼道转口突然跳出一个护士：“站住！”我一惊，“怎么了？” “你，你，非典疑似患者！你不可以离开你的房间！你被隔离了！” 我又是一惊。不是已经有医学证明是急性支气管炎吗，怎么突然变成了非典疑似患者？要隔离总得先让我跟家里人说一声吧？总得给我些日用品吧？究竟要隔离多久？ 没有人给我更多的回答。 8点，院长准时来上班。他站在楼道口喊我。我很知趣，只是探出个头。首先，他提醒我：“你欠我50块钱，等你出去了别忘了还给我。”随后他问我有什么要帮忙的。我提出了两个请求：(1)请让我的导师帮忙通知我的家人；(2)请给我一些日用品。院长听了说：“你的导师已经隔离在家，我们通知不到了。日用品我们会考虑的。”转身就走了。 真是笑话。隔离在家就通知不到了。这个回答让我开始担心我的爷爷奶奶。自打我北京回来，我每天都要给爷爷奶奶打电话报平安。现在两位年迈的老人会多么着急。而我老公，远在大洋彼岸，每天的电子邮件是联系我们的纽带。这可如何是好？还有我的父母、公公婆婆和姑姑…… 没有日用品，我早上起来胡乱漱了漱口，用手纸擦了把脸。算是仁慈的，院长走后我得到了第一份早餐。 我还在狼吞虎咽的时候，学院副院长来了。我的救星呀，这辈子我永远记得他的恩情。仁慈善良的老先生！ 他没有站在楼道口吆喝，而是走到我的门前。他问我需要些什么。我还是提了这两个请求，他说“好办，我回头再来看你。”然后就走了。那个口吻给了我希望。 中午还没到，老先生就来了。给我带来了毛巾、脸盆、香皂、收音机、报纸、卫生护垫、维生素片、梳子和闹钟。老先生不好意思地说：“我是男同志，不太知道你需要什么。反正在你桌上和床上堆着的东西我都给你收了拿过来了。这个维生素片，我知道是你老公给你买的，所以也拿过来了，陪陪你。”我眼泪哗哗地就流下来了。 我那个后悔呀，平时把桌子床收拾得太干净了，如今只有这些可以陪我了。漫长的10天！ 中午，突然听到楼道里敲打东西的声音。我好奇地探出头瞧瞧。一个中年妇女，一手提着一个装着两个饭盒的塑料袋，一个手不停地敲打放灭火器的金属盒子。“吃饭了，吃饭了。哎，我告诉你啊，以后这个声音就说明饭来了。但是你不能马上出来，要等我走了你才可以出来拿饭，听到了吗？” 下午，清洁工阿姨告诉我，楼下住进来很多学生，都是刚从广东和北京回来的，直接隔离了。 我开始担心自己。假如他们真的感染了非典，那我不是也难逃厄运？大家都用一个洗手间，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不是很危险？凭什么医生可以戴口罩有防护，我不可以？她也说：“不公平，你明明已经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而且也确定不是了嘛。” 我请阿姨帮我给医院院长带个口信。阿姨欣然同意。 院长上楼来，扔给我一个口罩，说是借给我。又说马上会发口罩，让我记得把新发的还给他。 果然，下午就发口罩了。护士来量体温的时候，我请她把口罩带给院长。过没几分钟，只听到楼道口传来怒吼：“她碰过了，我还能用吗？不会直接让发口罩的护士把口罩给我？”我胸口一阵发闷。 第一天就这样糊里糊涂得过去了。 第二天，睁开眼，我意识到又将是一个极其无聊的一天，连起床的勇气都没有了。 白天，我要么呆立在窗前看人们自由自在地从窗台经过，要么从房间的一头数着脚步走到另一头。平时很爱听的广播节目变得很乏味。我不知道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多么想念我的家人呀！多么渴望回到窗外的那个社会里呀，多么渴望和人说说话呀，多么渴望重新忙碌于实验室里呀，多么渴望有本书看呀，多么渴望… 我在脑海中写日记…… 第三天，我对自己说：自杀吧，活着没有意义了。我坚持不下去了。楼道那头吼道：“白吃白住的，还想干什么？”难道我是一只猪吗？ 第四天，我对自己说：自杀吧，活着真的没有意义了。 第五天，我对自己说：自杀吧，活得实在真的没有意义了。但，我的亲人们呀，我如何对你们交待？你们是否已经获知我的情况？ 第六天，早上六点的时候，我悄悄溜出医院。用我口袋里唯一的电话卡里仅剩的5毛钱，给表哥的公司电话留了言。只有表哥能联系到我所有的家人。我那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留言电话上。钱包里剩下的钱买了一摞报纸和一节电池。这次果断勇敢的行动成为我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机会。 …… 第八天，因为被隔离的人数猛增，学校临时将仓库改成宿舍，其实就是把仓库撤空，在每个屋子里放一张床。我们被命令戴上口罩和行李，到院外的巴士集合。要求：不许说话，不许和其他人接触。 那个仓库，我再熟悉不过了。做实验的玻璃仪器、橡皮管和金属器械，平时都是到那里去领的。如今，竟成了集中营。铁门一关，插翅难飞。我那个庆幸哦。 每个房间水池的落水管直接通到屋外，竟然没有进一步的地下管道。一天过去，外面一片积水，臭气冲天。 换了个环境，重新开始瓣着手指数日子。因为有了储备的电池，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听广播，幸亏我那个广播可以收到短波，晚上连敌台也不放过。而那摞报纸，夹缝中任何一条寻人启事我都能倒背如流。 …… 第九天，校电视台来采访。我没有说什么。我知道，抱怨对我而言没有好处。然后，处长说：“再过24小时你就可以出去了。”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坐在窗前等日出。明天，我要给家里人打电话、给我老公写信、洗澡、和朋友们聊天，吃“麦之乡”面包、涂花生酱、喝蒙牛牛奶、上网…… 2003年5月3日，处长说：“你可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