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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 時間殘酷物語——重讀張愛玲的《半生緣》

(2006-05-05 08:12:17) 下一个

【專輯】
時間殘酷物語——重讀張愛玲的《半生緣》

台北‧楊照‧文

《半生緣》原本的書名叫《十八春》,因為寫的是世鈞與曼楨前後十八年間發生的種種。不過到定本為《半生緣》時,開頭是:「他和曼楨認識,已經是多年前的事,算起來倒已經有十四年了」,從十八年減到十四年,表面上看少了四年,然而改寫後的十四年,卻被安了感覺上更漫長的「半生」。是了,重點不再是那「十四年」,而是張愛玲在全書開頭第一段接下去寫的:

日子過得真快,尤其是對於中年以後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顧間的事。可是對於年輕人,三年五載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楨從認識到分手,不過幾年的工夫,這幾年裡卻經過這麼許多事情,彷彿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樂都經歷到了。

十四年就已經是「半生」,甚至超過了「半生」了。整本《半生緣》講的就是時間、時間感、時間殘酷地改造人的感受感覺,年輕時期的強烈,中年以後的無奈甚至冷漠。
《半生緣》結尾處,在那十四年的半生的終點,隔絕多年的世鈞與曼楨終於重逢了,讀者印象最深刻的,必定是這段:

曼楨說:「世鈞。」她的聲音也在顫抖,世鈞沒作聲,等著她說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沒法開口。曼楨半晌方道:「世鈞,我們回不去了。」他知道這是真話,聽見了也還是一樣震動。她的頭已經在他的肩膀上。他抱著她。

「世鈞,我們回不去了。」張愛玲借曼禎之口,勇敢說出了一般羅曼史故事裡想方設法要逃避的人生現實,時間線性直走,不留給人回頭重來的機會。
中國傳統才子佳人小說,後來的鴛鴦蝴蝶小說,喜歡在結尾安上一個「大團圓」。最厭惡俗套的魯迅寫《阿Q正傳》,故意將小說最後一段標題就取做〈大團圓〉,然而阿Q的結局哪是什麼「大團圓」!阿Q莫名其妙被抓了,莫名其妙在書狀上畫了一個大圓圈(因為他不識字不會簽名),就莫名其妙被送去砍頭了。這裡既無團圓、更無喜劇的滿足,可是魯迅硬要安派「大團圓」,當然帶著尖刻的諷刺意味,顯現出他對中國小說那種老是要抹煞過程悲苦折磨,強迫快樂收場的習慣,何等不耐。
「大團圓」就是漠視時間的威力,「大團圓」就是擺出寬大、讓人安心的姿勢,對著小說裡的角色,也對著讀者說:「別難過、沒關係,那些誤會澄清了、那些痛苦咬牙撐過了,我們大家可以回去,回到誤會與痛苦起點之前,重新來過,用對的、幸福的方式重新來過。」
從小說內部意義上看,「大團圓」帶著一種詭異的自我取消毀滅衝動。如果到最後,一切誤會與折磨都可以不算數,到最後終點亦即是回到起點,那麼幹嘛白走小說敘述這一遭呢?小說寫的、讀書讀的,不正是那些誤會、折磨,愛的天路歷程上所有與幸福背反的東西?如果寫作小說、閱讀小說最終得到的是「回到起點」式的「大團圓」,那麼所寫所讀不都只是無意義的浮花浪蕊,總歸要被取消否定的過程而已嗎?
內在看來是這樣自我矛盾、自我取消沒錯,不過這卻無礙於才子佳子、鴛鴦蝴蝶繼續依循舊例「大團圓」,因為從外部看,「大團圓」帶給讀者一種比較性的虛幻滿足,讓他們遺忘,或暫時躲避現實裡的不團圓與不能團圓。小說虛構的大團圓不管如何牽強,都讓讀者安心假想:「啊,連這麼大的災難,都可以有朝一日退潮消失,總能跳過我們不要不愛的從頭來過,那我自己所受的小小挫折有什麼道理不會過去、不能在挫折過去後正確且幸福地重來一次呢?」如此思考中,小說增加了讀者對現實不愉快惡事的忍受程度,難怪他們樂於接受了。從這個角度看,小說的自我取消是必要的,取消小說所敘述的,等同於幫讀者取消了現實不如意的實存意義。從這個角度看,小說虛構的大團圓越牽強,說不定反而會有越大的安慰力量,牽強荒謬的團圓似乎在對讀者喊話:「啊,人家這種分離、撕毀、仇恨最終都能團圓了,你還能不對自己的現實生命抱持希望嗎?」
大團圓是自欺,是極為有力的自欺,曼楨那麼勇敢(也那麼殘酷),說出了不能說不該說的事實,「我們回不去了」,這事實如此清楚如此簡單,清楚簡單到世鈞的第一反應只能「知道這是真話」,可是世鈞畢竟不像曼楨那麼勇敢,他在聽過曼楨說完他原本定不知道的中間曲折後,「他在桌子上握著她的手,默然片刻,才微笑道:『好在現在見著你了,別的什麼都好辦。我下了決心了,沒有不可挽回的事。你讓我去想辦法。』」想什麼辦法呢?不就是要想辦法再跟曼楨團圓嗎?
曼楨卻死抓了「回不去」的事實。「曼楨不等他說完,已經像受不了痛苦似的,低聲叫道:『你別說這話行不行?今天能見一面,已經是……心裡不知多痛快!』」
見一面已是最大痛快,因為比見一面更大的痛與快,著著實實就是不存在的。那更大的痛與快,統統已經被時間洗刷得難以辨認了。
曼楨經歷過大痛。被姊姊算計、被姊夫強暴,被姊姊姊夫聯手幽禁懷孕生子。在最痛的時節,「一直想著有朝一日見到世鈞,要怎樣告訴他,也曾經屢次在夢中告訴他過。做到那樣的夢,每回都是哭醒了的。」
可是真的見著了真的講起了,又是怎樣的光景?「現在真在那兒講給他聽了,卻是用最平淡的口吻,因為已經是那麼些年前的事了。」
時間使得曼楨無法自欺。她明明白白再痛再想念再強烈的情緒,那麼些年之後都淡了,再也激動不起來。就連世鈞,他又能在假裝還能團圓的自欺裡,待得了多久呢?
沒有多久,曼楨講完話,世鈞也被時間的無情給喚醒了。世鈞「現在才明白為什麼今天老是那麼迷惘,他是跟時間在掙扎。從前最後一次見面,至少是突如其來的,沒有訣別。今天從這裡走出去,卻是永別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的一樣。」
世鈞跟時間掙扎,只掙扎了一下,就認輸了。然而誰又真的鬥得贏那看似無形、看似無力的時間呢?
北歐冰島神話裡有雷神塞爾(Ther)去探訪巨人之鄉的故事。塞爾神力驚人,尤其手上大槌能槌出毀滅性的雷電來,何等威風。可是他到了巨人之鄉遇見巨人斯克利默(Skrymir),第一槌擊在斯克利默臉上,斯克利默以為是樹上葉子掉下來;第二槌,斯克利默以為是風中的砂吹來;塞爾用盡力氣的第三槌,也只讓斯克利默摸摸臉自言自語說:「樹上一定有頑皮的麻雀,牠們又弄掉東西了。」
後來斯克利默帶塞爾去參加巨人們的聚會遊戲。巨人遞給塞爾一隻大杯,要他一口將杯中的酒喝完。塞爾勇猛地喝了不只三口,杯中的酒看來一點也沒減少。巨人又叫塞爾去把躺在角落的貓抱起來,然而塞爾使出吃奶力氣都無法讓貓稍稍移動一下,更別說抱起來了。最後,巨人中一位看來最瘦弱的老婦人找塞爾摔角,塞爾抓住了老婦人,卻無論如何沒辦法摔倒她。
塞爾要離開巨人之鄉時,巨人首領好心送行,對塞爾說:「你被擊敗了。但不要覺得羞辱。給你的酒杯其實是海洋,你已經使得海洋退潮了,誰又能真正喝乾無底深海呢?你試圖抱起的貓,其實是頭尾相銜圍繞整個世界的大蛇,他如果移位了,世界就要毀滅。至於那個老婦人,她是『時間』,有什麼力量能把時間搏倒呢?」
沒有,即使勇壯強悍如雷神,都無法搏倒時間,世鈞、曼楨、曼璐……這些《半生緣》裡的角色,只能在時間之前節節敗退。
小說裡直接造成世鈞與曼楨悲劇,最可惡的惡人是祝鴻才。然而藏在祝鴻才猙獰慾望背後的,何嘗不是曼璐對時間流逝的莫可奈何。
悲劇的預示,出現在曼璐第一次跟世鈞打照面。張愛玲如此描寫:

……曼璐現在力爭上游,為了配合她的身分地位,已經放棄了她的舞台化妝,假睫毛,眼黑,太紅的胭脂,一概不用了。她不知道她這樣正是自動地繳了械。時間是殘酷的,在她這個年齡,濃妝艷抹固然更顯憔悴,但是突然打扮成一個中年婦人的模樣,也只有更像一個中年婦人。

為了不繳械,為了與時間最終一鬥,曼璐畢竟犧牲了曼楨。
世鈞、曼楨、曼璐很慘,陪襯在旁邊的叔惠與翠芝也沒好到哪裡去,不,甚至更慘。
小說寫到世鈞與曼楨重逢又離開,寫到世鈞覺得「今天從這裡走出去,卻是永別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的一樣。」這一對飽受折磨的男女情緣就真的完盡了,「半生」之緣走到了終點,小說理應在這裡結束,正好呼應開頭世鈞的那句話,以世鈞的感慨起、以世鈞的感慨收尾,在結構上不正完足?
然而張愛玲卻偏偏多寫了一段,交代叔惠與翠芝的「難捨難分」。叔惠對已經嫁給了世鈞的翠芝「最有知己之感,也憧憬得最久」,然而兩人到底不能如何,只是換了時空一次又一次地錯過。錯過愛情、錯過生活,兩人「這時候燈下相對,晚風吹著米黃色厚呢窗簾,像個女人的裙子在風中鼓盪著,亭亭地,姍姍地,像要進來又沒進來。窗外的夜色漆黑。那幅長裙老在半空中徘徊著,彷彿隨時就要走了,而過門不入,兩人看著都若有所失,有此生虛度之感。」
張愛玲是個硬心狠心的作者,尤其在傳遞時間的殘酷本質上。她不讓小說終結在世鈞與曼楨的「永別」那一點,因為這樣時間就停了,她要提醒我們,就連「永別」都無法阻止時間的流淌、時間的惡作劇、時間的折磨。
或許可以這樣說,那驚覺永別的世鈞,與承認「回不去了」的曼楨,還算是幸運的。至少他們無從結果的戀情有了終點,相較下,叔惠與翠芝卻還在時間的巨掌裡被拋擲來拋擲去,盡性地玩弄著。兩人沒開始的愛情,也就無法結束。兩人未來還要見面、還要想念、還要受誘惑、還要繼續一次次「若有所失」,一次次生發「此生虛度之感」。
張愛玲不輕易用小說的結束,放過她筆下的角色。小說寫完了,張愛玲卻堅持讓角色留在沒完沒了的故事情境中。
〈金鎖記〉文末最後一句話是:「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
還有更戲劇性的是〈茉莉香片〉的結尾。傳慶突然爆發了所有對丹朱的恨意,向丹朱動粗,兩人在石階上跌跤滾了下來,「傳慶爬起身來,抬腿就向地下的人一陣子踢。……第一腳踢下去,她低低的噯了一聲,從此就沒有聲音了。他不能不再狠狠的踢兩腳,怕她還活著,可是,繼續踢下去,他也怕。」
在雙重恐怖衝突下,傳慶跑走了。可是,「丹朱沒有死。隔兩天開學了,他還得在學校裡見到她。他跑不了。」
小說戛然終止於此。傳慶跑不了,事實上,硬心狠心的張愛玲在提醒她的讀者:「你們跑不了。」人生沒有乾淨俐落收場這回事,人生就是拖拖拉拉,不斷在時間裡綿延下去。
這就牽涉小說內的時間與現實時間的對應關係了。小說,或說敘述的時間,一定是對現實時間的種種扭曲與變形,讓長的變短或要短的變長。
短篇小說寫作上講究「靈光乍現的瞬間」(epiphany),就是將瞬間予以延長、凝定。Epiphany原意是耶穌基督死後復活,向門徒顯現,再擴大引伸為神蹟展示;再擴大引伸為文學上那特殊的一刻,生命以最好或最壞、最美妙或最醜惡的形式,向人揭發其內在的某種祕密。Epiphany存在的前提:時間是不等價不等值的,存在所經歷的時間,一段段切開來,這一日與那一日、這一小時與那一小時,甚至這一秒與那一秒,是不一樣的,帶著不同的分量與意義。
耶穌復活顯現的那一瞬間,一切都改變了。這一瞬間使得在此之前的時間、在此之後的時間,都有了不同意義。因此需要把這個事件這段經驗這個瞬間標示出來,藉由標示、命名與敘述,讓這瞬間從時間之流裡脫離出來,單獨昂立,自身燦爛發散永恆之光。
把瞬間改造成永恆,或說混淆長短時間的物理意義,是文學敘述操弄時間的基本模式。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十幾歲的少年與少女,兩人從相見、相識、祕會、到誤會中雙雙殉死,物理時間上只過了短短幾天而已,可是讀者不會記得那快速消逝的幾個日子,讓他們目瞪口呆的是近乎永恆、在時間中發生卻又彷彿超越了時間的偉大愛情,愛情之所以偉大,不正因為克服了時間嗎?
不相信中國式大團圓的張愛玲,顯然也不相信西方式的瞬間即永恆。她的筆下有著一份世故的憊懶,不管表面敘述如何轟轟烈烈,總不忘冷冷地接一句:「那然後呢?」
本來文學,尤其浪漫愛情文學這支,就是要讓人在目炫神移之際,忘掉了去問:「那然後呢?」的,張愛玲從鴛鴦蝴蝶派陣中崛起,可是在這點上她卻最不鴛鴦蝴蝶,反而預示了一種世紀末頹廢犬儒看盡一切的態度。一種都會男女玩盡愛情遊戲後無從興奮的悲涼。
上個世紀末,全球影史上最暢銷的電影《鐵達尼號》,賣的除了沉船災難聲光效果之外,還是傑克與蘿斯「剎那即永恆」式的浪漫愛情。《鐵達尼號》的「剎那」至少有兩層意義,一層是傑克與蘿斯從相識到分離,中間只有不到兩天的時間,這麼短,卻如此刻骨銘心。另一層是兩人共遇災難,尤其是落入冰海的那短暫時刻,刺激出的強烈情緒,勇氣與選擇、高貴的愛情與神聖的責任,不只超越了他們自己的現實時空,還超越電影所架設的虛構時空。
然而在世紀末的氣氛中,走出戲院的人群裡,不只一個人開始討論:還好傑克死了,這愛情才會偉大。如果傑克也活了,他們兩人就會發現彼此的階級差異那麼大,日復一日的相處不再有新鮮感,卻充滿了衝突與緊張,最後連衝突、緊張都會被更龐大更黑暗的麻木給取代……
這種人,這種思考,不正是張愛玲式的憊懶嗎?一個主觀的作者,卻在她所創造的小說世界裡,不允許一廂情願主觀時間的存在與作用。一切都可以虛構,惟獨現實時間,惟獨現實時間的巨大殺傷力,在任何狀況下,不能被排除在小說之外,總是插進來持續折磨張愛玲的角色們。這是張愛玲小說最特殊的地方。
讀《半生緣》很容易生出一種感慨,覺得「人生不要有那麼多誤會就好了!」或者:「人如果勇敢些就好了!」如果沒有那些誤會,如果早一點碰上面,如果不要拘執家庭、社會地位什麼的,那麼世鈞與曼楨、叔惠與翠芝不就都能有情人終成眷屬了嗎?
這樣的感慨,對也不對。有各種原因使這幾個人最後都嫁錯人娶錯人,然而我總覺得在所有現實因素的背後,藏著張愛玲更大更深的悲哀——一旦要天長地久、日夜廝守,那對的也會變成錯了。時間在那裡作崇作怪著,誰也捉摸不著它,正因為捉摸不著,誰都逃躲不開。



張愛玲是個極度主觀的作者,主觀到會在客觀的聲音中讓她的角色聽到別人聽不見的意義。
《半生緣》中有一段,世鈞伴著曼楨遇見了當時還是未婚夫妻的一鵬與翠芝。「翠芝笑道:『顧小姐來了幾天了?』曼楨笑道:『我們才到沒有一會。』翠芝道:『這兩天剛巧碰見天氣這樣冷。』曼楨笑道:『是呀。』」兩人一來一往,這對話再平常再自然不過,可是張愛玲接這對話後面寫的卻是:「世鈞每次看見兩個初次見面的女人客客氣氣斯斯文文談著話,他就有點寒凜凜的,覺得害怕。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自問也並不是一個膽小如鼠的人。」
別人不會在這種稀鬆對話中聽出值得害怕的東西,張愛玲逼著世鈞聽到了,於是讀者無可避免也對這段對話留下特殊印象。
我們很可以想像,一個正常的、敏銳的讀者讀進了這段話,在腦中重演了「兩個初見面的女人客客氣氣斯斯文文談著話」的模樣,令人莞薾。我們也不難想像,帶著這樣記憶,這個讀者會錯覺以為,原來曼楨與翠芝的對話裡,本質上就帶著些什麼可以讓人不寒而慄的因素。
這是張愛玲小說最容易讓人掉落的陷阱,讓人錯覺她寫的對話既自然又富含深意,只要忠實精確地轉化為影像與聲音,就必定帶著力量,戲劇的力量。
所以自來那麼多人改編張愛玲作品,幾乎都以一種敬畏態度看待她寫下的對話,一種「只刪不改」,只能刪不敢改的敬畏態度。
然而這層敬畏,卻正保證了改編作品,不管電視電影或舞台劇,無法成功。原原本本將翠芝跟曼楨的話搬上去,不管再好的演員演了講了,誰能從那裡面聽出讓人「寒凜凜的」意味來呢?
再好的演員,在實景裡對著另一個演員說:「世鈞,我們回不去了。」話一出口,氣氛就錯了。這其實不是真能化成影音的語言,這語言只能活在張愛玲塑造給它的複雜、神奇脈絡氛圍下,去掉了下面那段描述:「他知道這是真話,聽見了也還是一樣震動。」曼楨的話只會讓人覺得矯情。換句話說,這些對話只活在書中角色彼此的耳中,才有那種感觸與情緒,它們無法,也不該被搬出來,外面的旁觀者光靠具體、客觀聲音,沒有張愛玲的鋪陳詮釋,是聽不到同樣感觸同樣情緒的。
是的,小說家張愛玲不是個記錄者,而是個殷勤犀利的詮釋者。她一直用主觀在詮釋,小說中沒有離開了詮釋還能原樣站立的客觀。
《半生緣》中順手拈來的例子:

這時離過年還遠呢,……(沈太太)已經在那裡計畫著,今年要大過年,又拿出錢來給所有的佣人都做上新藍布褂子。世鈞從來沒看見她這樣高興過。他差不多有生以來,就看見母親是一副悒鬱的面容。她無論如何痛哭流涕,他看慣了,已經可以無動於衷了,倒反而是她現在這種快樂到極點的神氣,他看著覺得很悽慘。

……(曼楨)不知道窮人在危難中互相照顧是不算什麼的,他們永遠生活在風雨飄搖中,所以對於遭難的人特別能夠同情,而他們的同情心也不像有錢的人一樣地為種種顧忌所箝制著。……當時她只是私自慶幸,剛巧被她碰見霖生和金芳這一對特別義氣的夫妻。

連才氣縱橫的許鞍華,配上演技出神入化的周潤發、繆騫人,都還是把《傾城之戀》拍成了一部枯燥無聊的電影,因為他們還是只能拍張愛玲寫的客觀景致、對話,無論如何觸不到、拍不出張愛玲的詮釋。
只存在文字裡的詮釋者張愛玲的魂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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