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胡蘭成

回憶胡蘭成

海上雅臣‧文

只寫一個「愛」字，與這一字並不相稱地堂堂署上「孫文」的名字。我珍藏著這一書幅，將突然來訪者引人茶室時，作為掛軸向其展示。
「愛」，任何人都理解，思慕著中國革命思想的根本即在於此，便可成為即席的話題。但是，近來不知道孫文名字的人在增多。對中國近代史的關心竟淡薄到如此程度了嗎？對中國曾經沿著日本近代步伐的常識竟被遺忘到這般地步了嗎？
在中文裡，「孫文」讀作sunbuen。前些日子，法國駐日大使館文化參贊阿蘭‧柔法羅（音譯）來遊的時候，請他讀讀這個畫幅。「愛」字是懂了，然而，告訴他書者是「Sonbun」卻似乎不懂，說「Sunbuen」仍然不明白，但當我剛說到「致力於把中國搞成一個近代統一國家的最初的人」的時候，他突然喊出「啊，孫逸仙哪」而目光炯炯。孫文，字逸仙，在西歐的文獻上多取這一叫法。
一九○○年初，發起革命運動，辛亥革命（1911）前後曾多次亡命日本。因此孫文的書法常可以見到。然而對於尊崇毛澤東的法國詩人來說，面對著毛的師表、先驅者的書法，在輕井澤品著茶，好像很感動，認為是難得的體會。
蔣介石是在孫文的培養下成長的。一九二五年孫文逝世的前一天，在枕邊記下遺言的是汪兆銘。
在反日上共同一致的蔣介石和毛澤東，在戰爭結束後，輪流就總統寶座，在中國的國家統一上功過分明。然而在戰爭期間曾在蔣介石之下坐副總統交椅的汪兆銘，單身脫離重慶，圖謀和日本結盟，建立了南京政府（1939-1945）。因此，在中國歷史上終於沒有留下他的名字。
汪兆銘在戰爭結束前一年病逝，而戰後，南京政府的要人幾乎全體都被當作漢奸處死。據說，汪兆銘為防止共產主義思想而想同日本合作。同盟之志，似乎表現於他把自己叫作精衛。精衛是中國古典《山海經》中出現的鳥名，說是這個鳥為了要把東方島嶼和大陸之間的大海填平而用嘴不斷地銜運小石。
孫文臨終時，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的遺言，這句話的分量一直壓在其後的中國的前進道路上。
曾當過汪精衛政府法制局局長的胡蘭成，到我這山莊來遊玩的時候，在柔法羅就座的同一茶室裡，對孫文的「愛」字看得入了神，非常懷戀地談說往事。接著我又展示了勝海舟的書幅，他著迷地看著，熱淚盈眶地說，汪精衛則沒有這樣一位朋友。
海舟的字是寫在整張紙上，是接到西鄉南洲（按：即西鄉隆盛）死訊之後，即刻書寫的書稿。「君之道自正，豈意亂國綱，不料遭世變，甘受賊名謗。」胡蘭成見到這詩句不勝感嘆。政治家遭世變是宿命的，然而，與汪精衛的理想不同，在戰後公開的近衛文＊（造字：把「磨」下方的「石」換成「呂」）的日記中把他寫成傀儡，這是殘酷的背叛。
海舟的詩書，為當時作為書生在座的宮島泳士所收取，在卷套處用後來的筆跡寫有「宮島家傳」字樣。請胡蘭成在書匣上簽名題字時，大書了一行「海舟吊南洲詩」，下書兩行：「河梁唱後最高之詩，書法亦無心而奇絕」，然後簽了名。
所謂「河梁」乃是一座橋的名字，出典於漢代的李陵和蘇武在匈奴離別的時候，李陵所吟詠的詩的開頭有「攜手登河梁」的句子。河梁唱是指別離詩的絕唱，這恐怕是在海舟悼念南洲的心情中，追憶告別親友的深情和通過思想來了解歷史吧。在其追憶中似乎表達了在戰爭期間和戰後作為政治家的自身所經歷的辛酸。
胡蘭成於四年前的夏天，以七十五歲之年，突然病逝。
來山莊遊玩，是一九七六年春天。能得以保天壽，好像是由於戰爭結束後五年間在中國內部輾轉過著亡命生活，一九四九年晚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來到了日本的緣故。其間的狀況，在先生的著作《心經隨喜》中寫得詳細。據說是過著一種被蔣介石和毛澤東均指為犯有叛國罪的亡命生活。
我認識胡蘭成是在一九六七年春天。從那前兩年起，我固定出席諸橋轍次先生的止軒會，聽《詩經》的講解。有一天，在講解完了進餐的時候，同桌的雲外吉田吉之助拿出一本書，希望我買來讀讀。我買了一部，對保田與重郎的序產生共鳴，繼續讀下去，感到了印證特異生活體驗的〈般若心經〉的解釋的魅力。想要推薦給朋友們，向發行站又預訂了二十本。
在到達的包裹當中，除二十本書外，又加了一本鄭重署名的贈書，上面寫著「微風感我慢　為海上雅臣先生　胡蘭成」。對於那小楷字裡所洋溢出來的凜烈情感，我感到驚奇。是一種未曾見過的筆勢。可能是把在異國亡命生活的艱辛作為對一個未曾謀面的人的關懷，而在我的名字下面加了「先生」二字的吧。屈指算來，當時胡蘭成是六十一歲，而我是三十六歲。或許是因為只有三菱的董事前輩聚會的止軒會全是七十歲以上的人，所以才誤解了吧。我是因為止軒會的指名而特例入會的。
當年胡蘭成只穿身上的一衫衣裳乘船到達橫濱，前往戰爭期間作為公使館翻譯而曾駐在北京的清水董三先生的私邸訪問。清水陪他到山水樓請求作旅居日本的後援。山水樓是大正七年（1911）作為在日本的第一家廣東飯館開設於日比谷，是畢業於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遊記山人歸國後開辦的。山水樓的題字是昔日的滿洲國總理鄭孝胥書寫的。遊記翁置時勢情況於不顧，一貫熱情接待從中國來的訪客。清水董三和遊記翁，由於親中國思想和書法的修養而成為莫逆之交。
據說麥克阿瑟司令部為了胡蘭成的旅居日本曾想開特例辦個永久簽證。然而，當時胡蘭成表示決心說，政局不穩的中國說不定什麼時候會需要我，所以希望臨時旅居。這裡表現出的作為政治家的信念，使我們感到驚訝，了解到中國人堅強的心。遊記翁為此每年都陪著他到外務省申報，並充當其滯留許可的保證人。
胡蘭成的書法顯示出中國碑學派的正統筆法，與中村不折以後所表現出的北碑書學習的形似僻迥然不同。他所寫的語句也橫溢獨自的氣質。在燕京大學學習期間曾見過康有為的書法，通過康有為的活動而開始關心政治。這樣的胡蘭成的書法處於那種風氣的潮流之中，恐怕是當然的吧。
我當時在銀座經營壹番館畫廊，很快地舉辦了胡蘭成書法展。之所以這樣做，是想通過介紹其書法的刺激和使人知道其人的存在，與更多的人分享關於中國近代所具有的性格的理解和實感，並且想透過發行書法來填補其亡命生活的不如意。
可是，書法展的些小成功，變成了引誘某些人想把胡蘭成的書法當作商品以漁利的庸俗願意的活動。同遊記山人、雲外以及我毫不搭界的大展覽會終於在百貨公司舉辦。原來說好定於每年正月舉辦展覽以接濟胡蘭成的計畫，也因此半途而廢了。
胡蘭成因在百貨公司所賣的款項而暫時體會到了自尊心的滿足，而其後他終於察覺聚集在他周圍的人的企圖，暫時放棄書法而專心致志於著書。《建國新書》、《自然學》、《寄身日本》、《天人之際》，連續寫出日文新作的努力，讓我們感到驚訝。
書法展以後相隔很久，想以談論書法為樂趣，胡蘭成和雲外結伴到我的山莊來遊玩，那是一九七六年春天的事。
第二年，胡蘭成將一篇〈書法的知己〉的隨筆送到我的身邊。按照我所說「以書法展為樂趣吧」的意圖，再次敘述了對書法專心致志的想法。他在著書中寫道：「文中寫作『感』的這個字的用語是輕易的，知和識是有限的，然而感卻無限，而且是先於情的一個字。」把我當作書法的知己是令人感謝的，然而，它卻沒有發展的機會，就那樣成為未發表的遺稿了。
胡蘭成於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突然病逝。終年七十五歲，那一年秋天，保田與重郎、雲外兩位先生也都逝去了。
這樣寫成的回憶中所提到的孫文的書法和勝海舟的詩書，均是在「美的廣場」購得的。那是在佐瀨竫夫君開設的聊娛堂之前很久，從家父安亮氏那兒求得的，當是大約二十五年前了。今天，當胡蘭成五周年忌日的時候，有幸在聊娛堂舉行其晚期書法展，想來也有某種因緣。
可幸的是，成為圍繞著胡書的一切隨想緣由的遊記山人，雖已是九十五歲高齡，但仍健旺，每日書寫不倦。遊記翁的簽名題字定將為此次發表展覽更添光彩。
文事的交遊，即使在人已逝去的情況下也不會消逝而永遠存續下去，這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