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閑書話』 [舊書交流]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沈啟無自述(轉載)
作者︰眉睫 提交日期︰2006-3-23 18:42:00
沈啟無自述
黃開發 整理
一、我所接觸過的日本人（4月30日）
1、 武田熙，是興亞院的職員，華北淪陷期間，他專管文教方面。曾在舊北大留過學，會說中國話。1938年，偽北京女子師范學院成立，我在中文系教書，武田常到學校來，從這時起，他認識我。1939年，偽北大文學院成立，周作人做院長，偽北大秘書長錢稻孫兼日文系主任，我是中文系主任。武田也經常到文學院來，他和錢稻孫來往很密，據說他是錢的學生。1943（？）年他和一些人成立一個新文化協會，拉我去做委員。這個會是怎樣辦起來的，詳細情況我不知道，名義上要我擔任主任委員，實際負責的是由武田派一個姓范的（東北人，會講日本話）。委員中我記得有張鐵生、鄒樹大，還有誰記不清了。平時委員會有時一月開一次，有時好幾個月才開一次（都由姓范的主持通知）。這個會完全是為敵偽服務的，推行的是些反動文化。周作人跟我決裂以後，由於他的到處封鎖，使我陷于失業，靠變賣東西生活。當時武田熙幾次要我到《武德報》去做事，我都拒絕了。在北京無法立足，我就到南京謀生，因為南京還有同情我的人，同時也為了擺脫武田熙的糾纏。
2、在北大文學院期間，我到日本參加過兩次大東亞文學報國會 。第一次是周作人派我隨同錢稻孫及其他日文系幾個人一起去的，第二次是應日本文學報國的邀請，和華北作家協會一批人同去的。我認識日本作家河上徹太郎、小林秀雄、林房雄，他們都是報國會的負責人。河上、小林都來過北京，林房雄曾往北京好久。在報國會開會期間，我認識東京帝大教授吉川幸次郎，京都帝大教授倉石武四郎，他們都是研究中國學術文藝的，曾到過中國遊學，會說中國話。還有作家魚 ，是研究中國新文學的，他替我做通譯。此外還會見過日本老作家武者小路和女作家林芙美子。
3、日本小說作家片岡鐵兵，在文學報國會小組會上發言罵了周作人，后來周作人就借此說是由於我的唆使。實際我和片岡並不認識，也不同在一組。周作人公開發表文章攻擊我，我寫信問片岡，片岡給我回信，說明情況，辨正事實。這信曾登載南京報刊上 。
4、真船豐，是日本的劇作家，研究中國戲劇。他在44年來北京，常採訪問我，他不會說中國話，由他的朋友小橋做通譯。我曾陪他去山西大同參觀雲崗石佛。
5、1940年，新民印書館編輯課長佐藤 ，同他的翻譯蔣一方 來找我，準備要出版我所編選的國文講義，並約我主編《文學集刊》（不定期叢刊）。后來《大學國文》出版兩冊，《文學集刊》只出了兩期，44年休刊。
6、在偽北大文學院，周作人和錢稻孫請了不少日本教授，除了中文系，其他各系都有。首席教授名宇野哲人，一年不過來文學院一兩次，具體負責是山口和兒玉，主要是兒玉掌權。其中活動最積極的是日文系的原三七，歷史系的今西春秋。原三七利用各種方法拉攏學生，他幾乎每年都要帶領學生到日本去參觀。我除在學校公開會議以外，私人之間同這些人沒有來往，並且有過磨擦。例如原三七本來規定要安插在中文系做副教授的，由於我的反對，才分發到日文系去。
7、在南京，我從胡蘭成那裡認識池田篤治，他是日本使館的職員，會說中國話，以前曾在清華大學留過學。
在大楚報社時，我認識福閭，他是報社的聯絡員，會說中國話，曾在上海同文書院畢業。
以上是我現能記得的寫出來，可能有遺漏，以後想起來再補交。
68年4月30日
二、歷史簡述（5月6日交革委會）
1902──1923，中學畢業以前時期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祖上原籍浙江吳興，后在江蘇淮陰落戶。我父親大約有二百多畝田地，全靠佃租剝削生活。1902年我生在淮陰，小時在私塾念書，十三歲進縣立高等國小，十七歲考進江蘇省立第八中學。原名沈 ，字伯龍，到大學時改名沈揚，字啟無。1919上在中學快畢業的下半年，因反對葉秀峰（國民黨省黨部秘書長）的父親來做校長，被教育廳掛牌開除。
1923──1928，大學時期
1923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學，讀了兩年預科。25年轉學北京燕京大學，專業是中文系，那時非常崇拜周作人。在燕大時認識蕭項平，他是地下黨員，我有時幫他做些外圍工作。（是他介紹入CP外圍小組）
1928──1936，在平津各校教書時期
1928年燕大畢業，就到南開中學教國文，一年后又調回燕大中文系。
1929─30年，在燕大中文系專修科教書，並在北京女師大中文系兼任講師。
1930─32年，在天津河北省立女師學院任中文系教授兼任系主任。31年間，接蕭項平從廈門大學來信，說有同志被捕入獄，需要經濟幫助，讓我盡力設法。隨后有一學生常來取款。32年我回北京教書，失去聯繫。那時獄中關的是誰，我不知道，解放后，從蕭項平的信中才知有劉仁，取款的叫艾光增，他們都是蕭項平在北京藝文中學教書時做地下工作的學生。
1932─36年，我主要是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文史系教書，系主任是范文瀾，同時我在北大、燕大中文系兼任講師。這時期和周作人、俞平伯、廢名（馮文炳）這一班人，在文學上形成了一個小團契。（1933年兼崇慈女中課，住北新橋小三條）
北平人文書局出版我當時在大學講的明清文講義《近代散文抄》二冊、《人間詞及人間詞話》校注一冊。
1937─1945，在淪陷時期
1937年，北京淪陷，最初女子文理學院還每月發兩三成薪水，后來文史系主任李季谷（院長許壽裳在南方，當時由他代行院務），私下攜款溜走，把大批教師拋下不管。我在貝滿女中代課，維生。當時周作人堅決不走，他勸我也不要離開北京。
1938年，偽北京女子師院成立，我在中文系任教授。
1939年元旦，我到周作人家拜年，有人打了周作人一槍，他未受傷，我被打中了一槍。這年秋季，偽北大文學院成立，周作人做院長，我任中文系主任。
在這以後，偽北京市政府曾組織一個日本觀光團，指定文學院去一人，周作人、錢稻孫派我參加，女子師范學院去的是陳綿教授，其餘的人，我都不認識。
1940年，華北編譯館成立，館長是瞿兌之，審稿委員有周作人、錢稻孫、吳祥麒和我及師大中文系主任姜忠奎。我在館刊上發表甲骨論文《龜卜通考》。
新民印書館編輯部出版我編選的講義《大學國文》上、下二冊。
1941年，周作人派我隨同日文系主任錢稻孫及尤炳圻、張我軍等，參加日本召開的大東亞文學報國會。周作人這年做華北教育督辦，不到一年就被擠下台。
新民印書館編輯部約我主編《文學集刊》雜誌（不定期叢刊）。
1942年 ，我參加南京召開的全國教育會議（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同時召開）。偽教育部長李聖五，問及周作人下台情況，讓我轉達口信，汪精衛要他到南京會面。
1943年春，我陪同周作人到南京。周作人會見汪精衛以後，（我並未見汪） 往蘇州看章太炎故居，在蘇逗留一天。回北京后不久，周作人就重行上台，恢復督辦原職 ，並任偽國府委員。
1943年冬（十一月）汪偽召開第二屆全國宣傳會議，有我參加（見南京《中報》）（專案組掌握）
新民印書館編輯部出版我和廢名的詩合集名《水邊》一冊。
43年夏天，應日本文學報國會邀請，我同華北作家協會柳龍光一批人，參加第二次文學報國會。
1943年冬參加南京偽宣傳部召開的全國作家協會籌備會議，這時認識了胡蘭成。
大約是在這前后，武田熙成為一個新文化協會，名義上拉我任主任委員，實際負責是由他指定的范宗澤，委員中還有張鐵生 、鄒樹大、黃道明。曾組織一次參觀團，由我和張鐵生帶領往上海杭州參觀。
1944年4月間 ，周作人公開發出《破門聲明》，免去我在文學院的職務，一時陷于失業，靠變賣東西生活。由於周作人的封鎖，我在北京無法立足，當時武田熙要拉我到武德報做事，被我拒絕。以後我便離開北京，到南京謀生，胡蘭成約我幫他編《苦竹》雜誌。
1945年初，隨胡蘭成到漢口接辦大楚報，（1944年底去漢口，45年初接辦大楚報）胡是社長，我任副社長，主編《文筆》副刊（不定期）。大楚報編輯部長是關永吉（現名張守謙）。我在《文筆》副刊上發表不少新詩，合併以前寫的即成一冊，名《思念集》。
45年6月裡，我離開漢口，返回北京。
1945──1949，日本投降后──寧波解放時期
8、15日本投降后，我在北京。這年冬天，燕大同學李蔭棠和余協中來找我，余協中比李蔭棠高兩班，他們都是歷史系同學（李與本院歷史系田農是同班）。我以前不認識余協中，他來約我到東北去教書，說要在沈陽辦中正大學。第二年開春（1946年3月），李蔭棠從東北回來，找我同去錦州。余協仲介紹我見焦實齋，讓我先在錦州新生報編副刊，因為大學尚未籌備就緒。
1946年秋，沈陽中正大學成立，校長是張忠紱（未到校），董事長是杜聿明，文學院長是余協中，中文系主任是高亨，我任教授，傅魯也是中文系教授。這時期高亨在東北日報編《文史》副刊，我在創刊號上寫過一篇文章《新文化運動與新文學》。物理系主任崔九卿，曾介紹他的朋友趙師長的兒子（高中生）從我學習古典文學。另有廖耀湘的弟弟廖耀×是中文系（歷史系？）班上的學生，常到我處補習功課，有一次請我到他家裡看花，碰見廖耀湘，談過話，以後並無來往。
1947年，沈陽快解放的前夕，余協中私自逃回北京，中正大學陷癱瘓，學校替大家買飛機票，紛紛離散。我也全家來到北京，留沈書物，全部遺失。
1948年，中正大學問題無法解決，在北京的臨時辦事處只發給每人一點維持費，無法生活，我便攜家去上海，同時把留存北京的書籍也全部帶走。到上海之后，一時也無適當工作，把書籍先存方家，轉存董家，后寄存蔡叔濃家（蕭項平的朋友）。臨時回到寧波，借住在傅梅的同學家裡。暑后由傅梅的國小時老師謝墨君和她的丈夫朱子珍的介紹，我到浙東中學，他們夫婦當時都在浙東中學教書。蕭項平從湖南澧陵中學來信，要我到那裡教書，我沒有去。蕭又有信給他的之江大學老師美國人馬爾濟，其時也在寧波，把房子讓一部分給我住。不久他回國，我們搬進浙東中學。
1949年（6、7月），寧波解放，軍管會辦教師訓練班，我參加學習，向組織上交代了自己的歷史。當時負責領導學習的是文教部車部長。學習后，浙東中學改組，軍管會派我做臨時代理校長。這年冬，蕭項平在北京，給我信說他會見了劉仁，[劉仁]問起我的情況，[說我]可以回北京工作，于是我們在50年春初回到北京。
1950年──回北京以後
1950年春，我從寧波回到北京時，蕭項平在天津總工會，他來信叫我直接去找劉仁。我到市委找劉仁沒有碰見，后來他派崔月犁、辛毅來看我，介紹我到業餘教育委員會，由市委廖沫沙領導，派我到石景山鋼鐵廠辦職工學校，做教務主任。
1951年，調回工農教育處（業餘教育委員會歸市文教局改名工農教育處）編職工國文課本及研究國文教學問題。
1952年底，調到北京函授師范編函授國文教材，這年我把寄存在上海的書籍賣去了一部分，其餘全部贈送給上海文物圖書館，該館曾編目錄寄我一份。
55年，函校教材編完，教育部負責指導函校的同志（朱光熙）讓我們自己找適當工作。這時北京師范正在籌備成立，我找施宗恕了解情況，他說凌莎院長沒有回校。后來我寫信給廖沫沙，請他介紹。55年7月，我到師院中文系任職，住在城內未英胡同宿舍。
56年，傅魯來本院中文系，他介紹我入九三學社。57年反右期間，由於自己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變，個人主義大發展，爭名爭利，參加九三小集團貼大字報，歪曲整風運動，還說了一些反黨言論。58年被劃為右派，這對我的教育意義很大，從此我徹底檢查自己的錯誤言行，低頭認罪，痛改前非。特別是在順義縣，中文系師生集體下鄉，一面勞動一面編寫農校課本的時期，在農村公社所見所聞的新面貌，廣大農民那種意氣風發的新風格，使我異常感動，真正認識到三面紅旗的偉大。曾寫過材料交給李大為和劉國盈。
1959年國慶前，摘掉右派帽子。劉國盈和李大為曾在中文系召開一次會，宣佈我摘帽子事情。（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井岡山專案小組曾叫我寫過這份材料。）
60年、61年，我兩次患心臟病（細菌性敗血性心內膜炎），一次住304醫院，一次住阜外醫院。
62年出院，在休養期間，病中讀魯迅全集（民眾出版社），見第八卷《中國小說史略》未加註解，校刊不當之處很多，遺漏未經訂正的有好幾十處，因就手邊舊本和筆記，陸續加以整理。
62年國慶前，廖沫沙帶他的秘書曾到未英胡同來看我，過了幾天，以統戰部的名義送來100元。
11月間，系裡讓我搬進校內住，準備63年開課。后來改變計畫，讓我培養兩個青年教師，參加古典組集體備課，校訂青年教師進修書目。
63年春節后，祝世全通知我領補助費50元，初以是臨時補助，后來每月都有。
在64古典組舉行觀摩教學期間，我在工作中又患心臟病，住阜外醫院。出院后休養，未擔任具體工作，有時為古典組寫點課外補充材料。
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運動，我被革命師生揪出勞動，因心力衰竭，經北醫三院證明，不能參加勞動，系文革讓我在休息中自己學習檢查，曾寫過幾次會報材料上交。
67年以來，心臟病不見好轉，連大字報也不能多看，長期在家休息。病中除看報及學習有關材料以外，也不斷學習主席詩詞，抄寫主席詩詞，並參閱幾種資料，寫出兩篇註解。
此外還繼續整理《中國小說史略》，初步做完校注工作。同時對《古小說鉤沉》也初步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以上僅就自己所能記起的寫出，恐仍有遺漏，隨后想起來再行補寫。
1968年5月6日
三、1937──1945年淪陷時期
（重點詳寫，5月13日，交專案小組）
1937年，北京淪陷，北平女子文理學院每月只發兩三成薪水，后來代理總務李季谷又把校款私下攜走，拋下大批教師不管。我靠在私立貝滿女中代課，維生。當時周作人堅決不走，勸我也不過不要走，走了沒有好處，我相信他的話，始終就沒有走。
1938年，偽北京女子師范學院成立，院長是黎子鶴，后換為張凱，中文系主任是王廈材。我在中文系任教授，所授課程是《中國文學史》及大一《國文》，中文系教授還有張海若，壽石工，姜忠奎等。
這一年內，我寫過兩篇文章，在方紀生編的《朔風》雜誌上發表，一篇是《談中國的山水遊記》，一篇是《無意庵隨筆》，內容談六朝山水人物的描寫。
1939年元旦，我到周作人家拜年，有人打了周作人一槍，他未受傷，我被打中一槍，在同仁醫院住了四十多天，子彈終未取出。
39年秋季，偽北大文學院成立，周作人做院長，我任中文系主任，英文系主任是徐祖正，日文系主任由北大秘書長錢稻孫兼任，歷史系主任是吳祥麒，哲學系主任是溫公頤。當時中文系教授有陳介白、趙蔭棠、張弓、朱肇洛、鄭騫，專任講師有許世瑛、韓文佑、沈國華、齊佩 、華粹深、朱英誕、傅惜華等，助教是李景慈。我在中文系講授的課程有下列幾種︰（包括從1939──1943）《古今詩選》（印發講義），《大學國文》（講義，后由新民印書館出版上、下二冊），《中國近百年文藝思潮》（印發講授提綱），《小說史》（以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為課本），《六朝文》（分五部分︰小賦、雜文、稗藻、史鈔、佛典，講義只印出前兩部分）。課外指導學生文藝活動的有︰新詩研究會和古典詩詞研究會。
在小實報《文學》欄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是《下鄉》，一篇《關於瓦舍構欄》（發表時間可能在42年左右）。
1940年，華北編譯館成立，館長是瞿兌之，我被約為審稿委員，此外還有周作人，錢稻孫及師大中文系主任姜忠奎。我在報刊上曾發表甲骨論文《龜卜通考》。新民印書館編輯部出版我編選的《大學國文》二冊。
1941年春，周作人做華北教育督辦，仍兼文學院院長。這年秋，應日本文學報國會邀請，周作人派我隨同日文系錢稻孫、尤炳圻、張鐵軍等，赴日本在東京召開的大東亞文學報國會（大東亞文學人代表大會），錢稻孫是代表團長。除我以外，他們都會說日本話。在招待會及大會上，錢稻孫用日語發言，各小組分別開小組會，在小組會上，我沒有發言。在這期間，我寫過一篇文章，是應報國會約稿，題目已記不清楚，是講日本的宗教儀式（40年參觀時寫的），另外寫了一篇新詩（未發表）。當時接觸的日本人，有報國會負責人河上徹太郎、小林秀雄、林房雄，老作家有武者小路、鹽谷溫、菊池寬，女作家林芙美子，作家魚 （他會講中國話）。開完會以後，到奈良、京都各地去參觀瀏覽，參觀一些博物館、文物館之類，為正倉院、尊經院、東洋文庫、斯文書庫等。
回北京后，新民印書館編輯部課長佐藤約我主編《文學集刊》（不定期雜誌），助理編輯是李景慈、朱英誕。
1942年秋，我參加南京偽教育部召開的全國教育會議，北京同時去參加的是華北教育督辦蘇體仁（周作人這時已下台）、黎子鶴、李泰 。偽教育部長李聖五曾找我問及周作人下台的情況，讓我傳達口信，汪精衛要周作人到南京會談。我回北京把這消息告訴了周作人。
《文學集刊》第一期出版，我在這期上發表一篇散文（舊作），另有幾首新詩（鳥鵲、露、影、寄遠）， 在關永吉編的《文筆》周刊上用“童陀”的筆名發表一篇諷刺雜文，題名《雜誌新編》。
1943年春，我陪周作人到南京。周作人會見汪精衛以後，（我並未見汪），我又隨他往蘇州看章太炎的故居，當時同去的有宣傳部楊鴻烈，南京中央大學龍沐勛，在蘇逗留一天，遊覽虎邱劍池及靈岩等地。上海柳雨生、陶康[亢]德趕來蘇州請他去上海，他堅決不去。周作人回北京后不久，就復出，恢復督辦原職，並兼任偽國府委員。
《文學集刊》出第二期，我發表《閑步庵書簡鈔》及幾首新詩（懷辛笛、露水船、鷺）。 新民印書館編輯部出版我和廢名合作的新詩集《水邊》一冊。日本文學報國會代表林房雄來北京，華北作家協會招待他，請他開過幾次會。我和他見過幾次，曾在中山公園招待他一次茶會。
1943年夏，應日本文學報國會約請，參加第二次召開的大東亞文學報國會。文學院除我以外，還有張我軍，其餘是華北作家協會柳龍光和幾個青年作家，其中有梁山丁、蔣一方等，代表團長由柳龍光和我擔任。 我在歡迎招待會上講過話，（當時翻譯是蔣一方，因他翻譯有錯，后改魚 通譯），我講話大意是說，中日自古就有聯繫，從唐代以後，日本人士不斷到中國，在文學藝術方面學了許多的好東西，繁榮壯大了自己。現下我們再來向你們學習。（提出、出版建議計畫？發言或寫文︰再認識，再出發？ ）在小組會上，東京帝大教授吉川幸次郎對北京出版的雜誌刊物，提出批評，當時我說過什麼話，記不清楚了。在另一個小組會上，有張鐵軍、柳龍光參加，當時日本作家片岡鐵兵發言攻擊了周作人。片岡和我不認識，也不同在一組，他的發言，我毫無所知。后來周作人卻藉口說這是由於我的唆使。在這次開會期間，除報國會負責人河上、小林、林房雄以外，和我接觸比較多的是吉川幸次郎和倉石武四郎，還有魚 （替我做通譯）。他們都是研究中國文學的，都會講中國話，開完會后，仍是參觀遊覽，我個人應吉川和倉石的邀請，參觀了他們主持的專門研究所，吉川曾贈送一份他編注的講義《元曲俗語集解》一濃冊。
大東亞文學報國會，每兩年召開一次， 這個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是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服務的。我參加這會，雖然不會說日本語，也聽不懂，但我在第二次會議上還是透過翻譯，說了些歌功頌德，討好敵人的話。現下想來實在是很無恥的。
我從大學畢業后，能在平津各大學教書，完全是投靠周作人的緣故。淪陷時期，他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勞，我也跟著充當了踏實的漢奸走卒。這與我的剝削階級出身和所受的奴化教育是分不開的。（第三次大東亞文學報國會在南京召開，因為周作人已與我破門，並且他親自出馬，主持這次大會， 我被摒于文藝界之外，所以我沒有參加這次大會。）
1943年冬，我參加南京偽宣傳部召開的全國作家協會籌備會議，認識了胡蘭成。據他說他以前曾由梁啟超介紹在燕京大學做過旁聽生，在謝冰心班上聽過一個時期的課。大約在這前后，武田熙同范宗澤、鄒樹大、張鐵生，還有黃道明，成立一個新文化協會，這會事前我一點也不清楚，成立時，請我去參加，臨時推我為主任委員。這些人除張鐵生外我都不認識，這些人都是常務委員，實際負責是姓范的，一切事務都操在他的手裡。他是東北人，會說日本話。我沒有用這會的名義寫過任何文章，也沒有佈置過任何具體工作，所以這會具體干些什麼，我實在不清楚。我只記得在44年春（時間不準，約在43年秋），這會曾組織一個小型參觀團，不到十人，由張鐵生和我帶往上海、杭州一帶去參觀。到南京后，宣傳部楊鴻烈陪同到上海參觀。到了上海，因我家中有人生病，即轉回北京，沒有去杭州。
1944年4月間，周作人公開發出破門聲明，並在各報上登載這個聲明，一連寫了好幾篇文章在報上攻擊我。我並未還手，只想把事實擺清楚，寫了“另一封信”送到北京、上海各報。他們都不刊登，當時只有南京胡蘭成等人，還支持我，“另一封信”才在南京報刊上發表出來。周作人不經過北大評議會，挾其權力，就勒令文學院對我立即停職停薪，舊同事誰也不敢和我接近。由於周作人的封鎖，使我一切生路斷絕，《文學集刊》新民印書館也宣佈休刊。我從5月到10月，靠變賣書物來維生。武田熙、柳龍光要拉我到武德報去工作，我拒絕沒有接受。北京現待不下去，我就到南京去謀生，胡蘭成約我幫他編《苦竹》雜誌。我在這刊物上發表過的兩篇文章，一篇散文《南來隨筆》，一篇是新詩《十月》。
1945年初，我隨胡蘭成到漢口接辦大楚報。（大約44年11月間去漢口）本來我打算在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謀一教書位置，胡蘭成說武漢大學有機會，勸我一同到武漢。到了漢口以後，方知武漢大學停辦，只好幫他辦大楚報。胡蘭成做社長，我任副社長，胡蘭成從南京找去一個姓潘的當秘書，后又找關永吉任編輯部長，又找一個日本人福岡做聯絡員，大楚報原來從員大部分沒有什麼變動。大楚報的一切編輯出版印刷的事務，全歸關永吉去負責掌握，胡蘭成除每天寫一篇社論以外，經常在外面活動。關永吉在大楚報上恢復了《文筆》副刊（雙周刊），名義上由我主編，實際還是他在負責，我只每期上寫點新詩發表，沒有寫過其他文章。關永吉又組織了一個文筆會，以編輯部的成員為基礎，拉攏武漢當地一些文藝青年入會，為大楚報編輯部寫稿。具體有些什麼活動，我不清楚。在文筆會成立時，關永吉讓我講演兩次，講的是中國六朝時代的文學。我在漢口，沒有熟人，很無聊，據我知道，和胡蘭成常有來往的人是鄒平凡，當地的軍隊頭頭，過去和他認識；楊××（忘其名），是合作總社社長，日本遊學生；陳志遠，是工商界人物，石膏公司董事長，也是日本遊學生；還有一個姓張的，是江陽縣縣長，據說是美國遊學生，我們住在漢陽醫院，他常來看望胡蘭成。我自己認識一個有舊文學根基的青年，名艾莞時，他家住在武昌，和我通信，常過江來看我，曾約我游黃鶴樓和蛇山。此外還認識一個大夫，叫段文林，是山海關人，常請他看病。胡蘭成在漢口有什麼政治活動，我不清楚，他從來不和我談這方面的事情。這年六月間，我借故離開漢口，返回北京，8、15日本投降。
我在《文筆》副刊上寫的新詩，合併以前舊作，由大楚報編輯部印成一冊，名《思念集》。
是毛主席共產黨拯救了我，使我認識到自己過去的罪惡，對自己這些罪惡的歷史，我是認罪的，這筆賬也是應該算清的，我一定老老實實接受革命群眾對我的處理。
68、 5、13
（有的年月時間，可能與實際時間不一定符合，記不清楚）
四、會報（5、14，交209）
蕭項平（本名蕭炳實），之江大學畢業，1927年（時間可能還要早些）他到燕大哈佛燕京研究所做研究員。當時同在研究所的還有滬江大學畢業的全武周、張鏡予，東吳大學畢業的顧 （忘其名）。我那時是中文系四年級，和他們同住一個宿舍樓，同在一桌上吃飯。因為蕭項平的專業是文史方面，陳垣、容庚是研究所導師，他們在中文系四年級講課，蕭項平也在班上聽課，還有許地山課外為同學講梵文，我們也在一起學過，所以我和他很接近，把他當老大哥看待。后來他給我看些進步書籍，勸我參加黨的外圍小組，這時我才知道他是地下黨。燕大的地下外圍小組活動是他領導的。當時小組的成員，據我現下能想起來的，有孫守先（畢業后在南開中學任歷史教員）、王成湖、邊學乾、韓慶年、吳廣鈞、許昶（在海關工作）、吳繼文、黃家駟（？）、顏振清（嚴鏡清）、林崧（林烈沙）（以上四人是協和醫預科同學，前三年在燕大，他們后來都在協和醫院做大夫，吳繼文曾在燕大本校做校醫）。領導外圍小組的組長，先是許錫仁（？），后是吳登鰲。小組經常學習的材料是《共產主義ABC》（英文本），那時小組主要活動是發展組織，抓班聯會。燕大的班聯會，過去一直掌握在青年會手裡，用教會的團契組織（全是基督教徒）把持班聯會。后來我們外圍組織勢力擴大，奪取了班聯會執權，韓慶年做班聯會會長，我做過班聯會文書。那時（27年）北京在反動軍閥奉軍張作霖的統治之下，到處抓人，學生運動不能公開活動。燕京大學是個教會學校，軍隊沒有直接跑進學校裡來抓人，但是校外海澱就設有偵緝隊分所，偵緝隊便衣經常混進校裡來偵探。我曾幫助蕭項平藏過文件（在我住的床鋪下有一個下水洞口，揭開蓋子可以藏放東西）。據我知道，在這時期，燕大農林科有一地下黨員（農民出身）叫唐振莊，他在夜間到西門一帶貼標語，反對反動軍閥張作霖，被偵緝隊包圍，他開槍抵抗，結果被捕犧牲。
我不是黨員，沒參加過黨的組織生活，蕭項平也沒有介紹我入黨。我記得他對我說過，“你這人感情太重，不宜于干革命工作，還是弄弄文學好了。”我在燕大參加地下外圍小組活動只有一年。許錫仁被捕，蕭項平離開北京去上海。我畢業后離開燕大，就和小組不發生關係，但我和蕭項平私人之間，一直是保持聯繫，不斷通信的。在淪陷時期，不知蕭項平的下落，我曾寄過錢給他的愛人袁超（留居上海）。
以前我寫的材料，沒有把這方面情況詳細寫出，當時我是這樣想的︰我的罪惡歷史是在淪陷這一段時間，應著重交代這方面問題，所以就把在燕大外圍活動只簡單提了一下。
五、會報（5月15日）
上次寫1937──1945淪陷時期的材料，忘記有一部分沒寫進去，現下補寫如下︰
1944年，在周作人和我破門之后不久，日本劇作家真船豐到北京來，我和他原不相識，他來訪問我，不會說中國話，他的朋友小橋做通譯。以後接談過幾次。華北作家協會招待他到山西大同參觀雲岡石佛，我也陪同一起去過。
前幾天曾寫《對自己罪惡歷史的認識》，沒寫完，就寫1937──1945淪陷時期的材料，現下把這篇寫完交上，作為思想會報（另紙）。
對自己罪惡歷史的認識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從小思想上就打上了剝削階級的烙印，長大以後，受的是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奴化教育。在我的頭腦裡，多的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名利思想，少的是真正中國民眾的民族氣節和愛國心。這就促使我在國家危難、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為了個人安全，名利地位，竟無恥的做了漢奸，投靠了日本帝國主義，成了民族和民眾的罪人。我在淪陷時期這一段罪惡歷史，是和大漢奸周作人聯繫在一起的。1925年，我在燕京大學中文系，認識了周作人，他是我的老師，非常崇拜他，平時受他的影響很深。周作人從1932年以後，特別提倡純文藝，鼓吹文學獨立，為藝術而藝術，反對載道，主張言志，標榜以閑適為外衣的明人短劇。而我頭腦中地主階級烙印的反動性、剝削性在起作用，這與周作人悠閒舒適的生活態度和他反動的超階級的藝術濫調一拍即合。后來越陷越深，一切以他為標榜，為靠山。1937年，北京淪陷，他堅決不走，勸我不要走，走了沒有好處，我相信他的話，就始終沒有走。在當時那樣民族危難之際，多少仁人志士，為了不當亡國奴，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作不屈不撓的鬥爭。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為了保衛國土，同日寇進行著殊死的搏戰，英勇抗日為國捐軀的烈士，前仆后繼。每一個稍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拿起筆杆，為全國民眾抗日統一戰線的吶喊，而怒吼。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在現下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戰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式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民眾，教育民眾，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民眾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
但是我呢，我忘記了民族的榮辱，打著反動的超階級的文藝破旗，出賣自己靈魂的黑貨，周作人超階級的文藝觀，實際上就是漢奸文藝的遮羞布。
在那時期我所寫的文章，都是意志消沈，彷徨悲觀的沒落階級情調，是起著毒害腐蝕毒害作用，使意志薄弱的青年都苟且偷生，來做馴羊和順民，實際上是為親日派投降派服務，是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充當了反革命派的角色。
我是靠周作人起家的，能在北京各大學教書，也是由於他的關係。北京淪陷后，周作人當偽教育督辦兼文學院院長，我做中文系主任，一切唯命是從，成為他的忠實走卒。當后來他看到我不能按照他的意旨行事，就把我一腳踢開，公開發表破門聲明，使我在文藝界教育界無立足之地，陷于失業，靠變賣書物維生，只好離開北京到南京謀生，后來隨胡蘭成到漢口辦大楚報。
全國解放了，我在寧波參加軍管會訓練班學習，經過一段時間的政治思想教育，明確了黨的方針政策，我才初步認識了自己的歷史問題，曾經向組織上作了交代。黨對我這樣人卻並未拋棄，加以教育改造，予以自新之路，仍給一定的工作，為民眾服務。
解放后我的生活是安定的，不像在過去舊社會那樣，常為生活失業而恐慌憂慮，又看到祖國日益強大，在黨的領導下，全國民眾意氣風發地建設社會主義，自己也愿把晚年精力毫無保留的為黨工作。但由於自己長期的資產階級思想沒有改造好，階級立場還是舊的，所以在57年黨的整風運動中，又頑強地表現出來，當右派起來反黨，烏煙瘴氣，我的個人主義隨之大發展。為了爭名奪利，也乘勢向黨進攻，結果成為右派。但這次政治上的教訓，對我的教育意義很大。我認識到自己是有罪的，還向黨討價還價，劃為右派，罪有應得，我應該老老實實接受改造。捫心自問，實在太對不起黨和民眾對我的寬大了。
反右以後，我對自己的思想改造，比較還是抓得緊的，經常檢查向組織會報。58年，中文系集體下鄉，在順義縣楊鎮一面勞動一面編課本的時期，由於親身體驗，使我感受最深，真正認識到黨的總路線、大躍進、民眾公社政策的無比正確和偉大。我是堅決擁護三面紅旗的。59年被摘掉右派帽子，這是由於舊市委黑幫劉仁及院內走資派施宗恕和系內劉國盈的包庇。像我這樣人，不可能在一年內就根本轉變了階段立場。但我從反右以後，對自己是有所認識的，我是衷心感激黨和毛主席的恩情的。我得過兩次病毒性心內膜炎，兩次住院，瀕于死亡，終于挽救過來，花了公費醫療將近兩千元，如果是在舊社會，我早就完了，所以我對社會主義是堅決擁護的。這幾年我除教書、備課、編寫講義之外，沒有公開發表任何文章。在62年、63年間，出版界歪風邪氣，盛極一時，編印古書和讀物幾乎充斥全國。廖仲安吹捧中華書局出版的新編唐詩三百首，說是典範的選本，要古典組向它學習，也能夠選出這樣的作品（文化大革命揭發出來，原來新編唐詩三百首是鄧拓編的）。廖仲安勸我編選課外讀物，由他接洽出版，修古藩曾約我編寫古典文學小叢書，王雙啟約我為《文學遺產》寫稿，我都沒有答應。我知道自己思想沒有改造好，對舊的東西沒有批判能力，連本份工作都沒有做好，還要去亂寫有害無益的文章，未免太不自量。劉國盈公開吹噓，寫幾篇文章發表，就可以露名成家，也顯得師院中文系不含糊。我聽了不說，內心是不以為然的，這和反右時一本書、三間房的右派論調有何區別﹗
以上說明我在反右以後是比較安分守己的，沒有胡說亂動。當然，我在教書之外還是沒有說話掛帥，存在嚴重錯誤的。
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我是很不理解的，后來才知道是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自己思想上有些震動，毫無抵觸情緒。工作組到校后，6、18革命群眾把我揪出來帶[戴]帽子，我也沒有怨言。我知道自己的歷史是有罪的，我是認罪的，我決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老老實實接受革命群眾對我的處理。
六、會報（5月17日）
今天我補寫了以下材料。
在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我在北京閑了半年。46年初到錦州在新生報編副刊文藝欄。48年在寧波又閑了差不多半年，后到浙東中學教書。49年寧波解放，我參加軍管會訓練班學習，浙東中學改組，軍管會派做臨時代理校長，到50年2月回北京以前，關於這幾部分時期的材料，以前都寫得比較簡單，現下就我所能記得的再補寫出來（另紙）。
補寫材料
1945年8、15日寇投降以後，我住在北京，沒有工作，仍靠變賣書物，補助生活。這時期我主要是在抄校古書，整理李義山詩集，和張宗子詩文集。大約快近年底，燕大舊同學李蔭棠同著余協中來找我，余協中以前在燕大時我不認識他，他比李蔭棠高兩班，他們是歷史系同學，（李蔭棠與本院歷史系田農是同班同學）。余協中約我到東北去教書，說要在沈陽辦中正大學。第二年（1946年）開春（二、三月間？），李蔭棠從東北回來，找我同去錦州。余協仲介紹我見焦實齋，讓我先在新生報編副刊，因為中正大學尚未籌備就緒。錦州新生報的負責人名許權，平常不在報社，有一姓張的經管報社事務。新生報總編輯是朱枕新，編輯人我以外還有周子純，專寫論文和翻譯作品，編副刊的有一姓劉[的]，我編副刊文藝欄。此外還有誰，記不清楚了。我在文藝欄上發表過的有《讀書隨筆》，《瑣記》一類文章，還寫過一少部分白話詩。46年夏，沈陽中正大學成立，我便到中文系教書（九月間）。
48年春（約在二、三月間，確定時間記不清楚），我因一時找不到頭班，臨時回到傅梅家鄉寧波，借住在她的同學李銘恩的家裡。當時生活除北京中正大學臨時辦事處發點維持費（由田農代為取寄）外，全靠朋友借貸。我曾到上海向中學老同學董昌言借過錢，向中正大學同事張方廉借過錢。在清明節后，曾和傅梅到余姚去看她的同學施法明，在她家裡住了十天左右。在余姚縣立圖書館閱讀有關朱舜永，黃梨洲及王陽明的一些史料，曾訪問黃梨洲的故居。回寧波以後，我開始到天一閣抄書。天一閣藏書很多，但不公開閱覽，當時寧波文物管理委員會負責人是馮孟顓，我拜訪他，得他的介紹，經常到天一閣看書，我在這裡抄了三部古書。另在馮孟顓家時也抄錄一些古典材料，他的藏書也很多。在暑假期間，傅梅會見了她國小時的教師謝墨君，她同她的丈夫朱子珍，都在浙東中學教書。經他們介紹，我到浙東中學教高中三年級的國文。蕭項平這時給我來信，要我到湖南澧凌中學去教書，因已應浙東之約，所以未往澧凌。49年寧波解放（記得是在六、七月左右），軍管會辦教師訓練班，當時負責領導學習的是文教部車部長。浙東中學參加學習的連我共有六人︰俞國楨（校長），李保仁（訓育主任），俞複堂（高中英語教師），王 （國中英語教師），還有一英語教師（忘其姓名）。經過這次政治思想教育的學習，才知道寧波中等學校裡的問題很複雜。以前認為浙東中學是教會學校，是由幾個教會把持的，實際不盡如此，教會勢力固然不小，但國民黨勢力也很大。浙東中學教師中，基督教徒同時又是國民黨的就不少，如校長俞國楨和訓育主任李保仁，就是從這次訓練班裡才知道的，他們在教會裡有地位，在國民黨裡也有地位。訓練班結束后，軍管會就改組了浙東中學，免去俞國楨和李保仁的職務，組織新的校委會，派我臨時代理校長，俞複堂做教務主任，王 做總務課長，還有一位英[語]教師任訓育主任。當時軍管會並派一位姓徐的同志，常住在浙東中學校內，負責幫助解決校務問題。當時學校的經濟大權，仍操在教會手裡，會計主任是姓馬的（名字就記不清，似叫馬時 ），他是教會代理人，非常頑固，處處和校委會為難，國民黨也在暗中搗亂。關於校產接收問題就拖延了好幾個月才解決，幸得軍管會大力支持，學校才逐步就緒。我在49年底，得到軍管會允許，辭去職務，于50年二月回北京。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開始，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派，就極力掩蓋和否定這場鬥爭的政治內容，想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拉向右轉，抗拒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中國赫魯曉夫伙同彭真急急忙忙拋出一個臭名昭著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二月提綱》，妄圖把這場鬥爭納入資產階級宣揚的所謂“純學術”討論的軌道。當時本院的黨內走資派，極力奉行舊市委黑幫的指示，大力推行這個《二月提綱》的所謂“純學術”討論的軌道，組織全院師生，查閱《海瑞罷官》有關的一切史料，翻讀《燕山夜話》的全集，號召大家從學術上進行批判。我在那裡，對文化大革命是不理解的，也以為是純學術的討論。其實一切階級的鬥爭都是政治鬥爭，從來沒有什麼超階級的“純學術”，也沒有什麼脫離政治鬥爭的“學術討論”。毛主席早就說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統治和經濟在意識型態上的反映。”“在現下世界上，一切文化或學術藝術都是屬于一定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中國赫魯曉夫和彭真反革命集團，他們打著“純學術”的幌子，妄圖扼殺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阻止歷史的年輪的前進，掩藏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陰謀詭計。1966年5月16日，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偉大歷史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宣告了反革命《二月提綱》的徹底破產，吹響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軍的號角。在偉大領袖毛主席思想光輝照耀下，他們的複辟罪惡陰謀，終于現形于光天化日之下。
今天熱烈慶祝這個偉大的劃時代的歷史文件發表兩週年，是具有極其深遠廣大的世界意義的。
七、會報（5月22日）
1943年春，我陪同周作人到南京。周作人見過汪精衛以後，曾在南京中央大學講演一次。中文系主任陳柱也請我對中文系同學講過一次話。當時講的題目已記不清楚，講的內容，大意是講中國文學的演變問題。在過去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裡，中國文學的發展，從形式表現上看，雖有各種的類別，但在內容思想上，大抵沒有多大改變，都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在歷代封建王權正盛的時候，文學問題變成衛道的工具，沒有什麼生氣；到了王綱解紐，統治勢力衰弱，經過一個變亂的時期，文學的發展也就出現了新的改革，把過去好的道統，繼承下來，再加以新的改革和創造，形成為新的一代文學。
大體說來，在長期的封建時代，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比較占主要地位，尤其儒家思想，幾乎每個王朝都是利用它為自己服務，而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反動，儒道思想的鬥爭，也表現下文學思想上的鬥爭。例如魏晉時代，突出地反映在名教與反名教的鬥爭，嵇康、阮籍等人的反禮法“非湯武而薄周孔”，甚至在居喪之中還吃肉飲酒，他們這些人把對統治者的不滿和憤激情緒，寄托在吃酒、采藥、游山水方面。由於老莊思想的影響，當時出現了富于幻想的游仙詩，出現了描寫田園生活的詩，出現了南北朝的山水文學。到了齊梁時代，由於宮庭生活放蕩糜爛，出現了專門描繪女子的所[謂]宮體文學。唐代詩歌是集古代詩歌道統的大成，成為中國詩歌絕大成就。唐代古文雖然是改革了六朝駢儷，仍然成就遠不及唐詩。而傳奇小說，則是一代的新創造。從宋代以後，儒家思想又大抬頭，一直到明清，差不多都在理學即大學的統治之下，所謂正統文學，沒有什麼成就，倒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戲劇卻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創造。辛亥革命，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文學也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新文化的啟蒙思想，推展了新文學運動，打倒孔家店，反對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反對鴛鴦蝴蝶派，提倡平民文學，提倡白話文。新文學從五四運動以後，逐漸走上了新的軌道。當時講的內容範圍，大致是如此。
我那時的文學觀點，還是資產階級的觀點，對于魯迅為首的進步的文學理論，也沒有研究，而且也不可能理解魯迅所走的道路，所以對于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當時稱為普羅文學，我那時可以說毫無所知。
八、會報（5月23日）
1945年，我在大楚報編輯部成立的文筆會上講演過兩次，兩次連續講的是關於中國古代的六朝文學。對于六朝文學的全面情況，只交代一個大概，說明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混亂時代，異民族侵入中國，五方雜處，還有外來的佛教文化也盛行起來，道教迷信也很深，當時思想很複雜，而文學發展較以往卻有了新的成就。總的說來，文采華麗，可以代表這一時期文學的總的特色。但其末流，也表現了兩種不好的現象，一是內容頹廢，出世思想濃濃；一是追求形式，過分講究詞藻。
因為當時聽眾多半是青年，所以特別著重講小說這方面，引證些故事例子，以引起興趣。
六朝小說，講的方面，一是志怪小說，一是志人小說。志怪小說是六朝小說的主流，從漢末到魏晉南北朝，中國長期處于分裂混亂的狀態，連年戰爭，民不聊生，有許多異民族侵入中國，固有的經濟文化基礎受到破壞，統治階級奢侈淫逸，政治腐化，民生困苦，人多厭世思想，道教和佛教的勢力大為發展，因此志怪小說成為當時小說的主流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這些故事的內容都是來自民間傳說，往往能反映當時社會的現實。六朝人對于這些志怪故事的看法，同我們現下人不同，他們那裡還相信神仙的鬼神，以為實有其事，並不以為是虛造。編寫搜集這些故事的人，也好像今天記錄新聞一樣，在當時並非有意做小說。志人小說，六朝這一類也不少，主要在于品藻人物，記載名流的言行談資。這種風氣，起于漢末，那時士人最重臾[？]品，一言毀譽，往往決定人的一生。晉代名士好談玄理，講究言談舉止，評論人物的風氣更加流行。因此就有人把這類遺聞逸事集錄下來，《世說新語》這部書，可以作為代表。雖然這些都已零星片段的記載，也可以看出當時統治階級的生活思想。
六朝志怪小說，在唐人傳奇及后世戲劇小說裡，都有所發展創造；至於志人小說，如《世說新語》這類書，到后來都沒有發展，只有模仿，沒有創造。
關於六朝小說這部書，我講的是主要還是根據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在時代背景方面，略加發揮，多舉些例子，特別用《搜神記》裡的干將莫邪故事，發展為《故事新編》的《鑄劍》，就是魯迅先生的新的創造。說明新文學對舊文學仍然有所繼承，有所擇取，這也就是革新。
我那時的講的內容大致是如此。
九、會報（5月25日）
毛主席教導我們︰思想和政治是統帥，是靈魂。這就是說，政治和業務的關係，是統帥和被統帥的關係。我過去在古典文學教學上最大錯誤，就是沒有把政治和業務的關係擺好，重業務，輕政治。58年在教改運動中，同學對我提了很多意見，歸納起來，不是政治掛帥，是業務掛帥。教改以後，稍微有些改進。從61年后，本院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惡性大發展。本系走資派劉國盈，大樹白旗，把古典文學由一年半加重到三年，原來中國古典文學一門課程，分成作品與文學史兩門課程教學，說起來是提升中國古典文學課程的教學質量，實際是加重學生負擔，重複繁瑣，教學效果並不好。因為教作品也得講文學史，教文學史也不能不講作品，二者又要互相兼顧，又要避免重複，這是教學上很難區分，也不好掌握，所以作品和文學史這兩門課程，常常發生矛盾，始終沒有很好地解決。至於文學史這門課程，更其繁重。先採用科學院編的三本文學史為教本，后又改用北大編的四大本文學史做課本，同學人手一編。廖仲安、修古藩要教師照本宣科地講這四本書，要同學學完這四本書，要青年教師進修啃透這四本書。當時教師都感到非常吃力。同學們也感到負擔太重。備課和教學都很困難，曾經多次提出意見，而劉國盈、廖仲安等堅持執行，強調“三基”一定要落實，對課本問題始終未能解決，不了了之。修古藩在古典教研組集體備課時，又指定我專負責解決業務的疑難問題，于是我專門在查出處、做註解上用功夫，只能鑽業務，不問政治。廖仲安總是吹噓北大中文系，並且要我們古典組向北大中文系看齊，鼓勵大家編書寫文章，他自己和劉國盈常朕名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互相標榜，歪風邪氣，真是盛極一時。我自己雖未正式講課，但在幫助青年教師集體備課中，起的不良影響很大。這完全違反了毛主席教導，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教育的一條邪路，是和無產階級的教育路線完全背道而馳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把這種流毒徹底批倒批臭。
十、會報（5月27日）
從61年到65年這幾年裡，劉國盈、廖仲安等，把中文系古典文學搞得真是烏煙瘴氣。他們堅持走綜合大學的道路，要向北大中文系看齊，把古典文學從一年半加重到三年，規定師生死啃四大本文學史，幾乎全副精力都用在這門課程上。這樣還不夠，廖仲安、修古藩在提升古典文學教學質量的幌子下，又發動古典教研組全部力量，來編一部《古典組助教進修書目》，（我負責編寫宋元明清部分），這個書目所包容的作品，上自古代神話，下迄晚清小說，總數達二千多種，比科學院編的三本文學史、北大編的四本文學史所舉的篇目，還要超出三分之一以上，其他許多參考閱讀書籍，還不在其內。修古藩把大家開的書目全部翻印以後，又讓我另寫一本《常用工具書舉要》附在后面。這個書目，由青年老師自己刻印，就寫了六七十頁之多。印成以後，修古藩又讓我對古典組教師講一次話，談談怎樣進修這個書目。當時那樣教學繁重負擔之下，無論教師或同學，只好終日埋頭書本，苦鑽業務，真是所謂“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古人書”了。
在五四運動以後，資產階級反對學術威權胡適之流，提倡整理國故的時候，也曾經開過什麼《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其中包羅萬象，等于一個小圖書館的書目。當時就有學生公開質問他，說他開的書目太多，時間太少，無論如何讀不完。胡適開書目和他提倡整理國故的目的，是別有用心的，是企圖使青年學生脫離社會現實，不問政治，來抵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所謂“少說空話，多讀古書”就是他提出的惡毒口號。而現下中文系古典教學，劉國盈、廖仲安等卻也大開書目，大讀古書，美其名曰提升教學質量，培養青年教師，這不是大樹修正主義的白旗，又是什麼呢﹗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示我們︰現下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國小生、大學生天天處于緊張狀態。毛主席七月三日對本院的批示，更是非常明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合中文系的斗批改，一定要把劉國盈、廖仲安在古典文學教學上的流毒，徹底整肅，消滅乾淨。
5、27
近日來心絞痛，長時間失眠。
27日交材料之后，向專案組辦公室高國良請假看病。28日上午五時赴復興醫院掛號看內科，經大夫檢查，證明心絞痛，心力衰竭，開假條休息兩個月。因復興醫院沒有治療心絞痛特效藥，建議到阜外醫院治療兩個月，29日上午見高國良，把診斷書及建議條給他看，他讓我和衛生科接涉。
30日上午五時到阜外醫院掛號，看心內科，大夫診斷心絞痛，開硝酸甘油 沖水滴藥，囑安靜休養，少思慮，少勞累，要保證睡眠等。
31日寫好“補寫材料”，6月1日上午交209
6月4日 補寫材料︰（關於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
6月5日 補寫材料︰關於華北作家協會
6月5日 補寫材料︰（中華書局文學組約校點徐文長集）
以上三份檢查六日上午同時交
十一、補寫材料（5月31日）
1944年，周作人同我破門以後，我在北京無法立足，遂往南京謀生。在路過徐州時，碰見偽北大中文系同學馮春、傅韻函等，他們都在徐州工作，留我在那裡玩兩天。他們介紹我與當地文藝協會負責人高漢見面，高漢是胡蘭成的追隨者，他召集一些青年作家，舉行一個茶話招待會。當時有幾個愛寫新詩的青年，其中夏穆天，跟高漢很要好，他們又請我講演一次。講的什麼，現下已讓不清楚，大約是講新詩的問題。高漢曾打電報給胡蘭成，讓他來徐州相會，胡蘭成沒有來。我在徐州逗留幾天，就去南京。
在南京時，除胡蘭成外，常來看我的有曹葆琳、時秀文夫婦（時是過去我在女師學院教過的學生）。曹葆琳和關永吉是中學同學，很要好。關永吉后來也到了南京。曹又介紹他的朋友孔昆[？]佐和我見面，孔是南京國民日報的總編輯，他們都是屬于胡蘭成一派。
十二、補寫材料 關於華北作家協會（6月5日）
偽華北作家協會是在哪年成立，確定時間，我不清楚。大約是在1940年前后。 因為1939年偽北大文學院成立時，那時還未聽說有什麼華北作家協會活動。華北作家協會，屬于偽華北行政委員會情報局。情報局長是管異賢 ，他一向把持北京新聞界，是報界一閥，所以華北作家協會和當時其他報社，都是屬于情報局領導的。華北作家協會從40年（？）起，由柳龍光負責，他從東北帶來一班青年，以他們為骨干，又把他所領導的武德報編輯人員和作家協會聯繫起來，以青年作家為號召，組織編行《中國文藝》雜誌及出版《青年作家叢書》。《青年作家叢書》出版了好多種，如山丁、袁犀、孫淑敏（？）（柳龍光老婆） 、蘆焚、馬驪、關永吉、李景慈等，都有作品出版。華北作家協會在這時期很活躍，影響頗廣。
當時在北京文藝界，大體上說，是形成兩派︰一是老牌的，以周作人為首的北大文學院派，另一就是華北作家協會為主的青年作家一派。周作人主編的《藝文雜誌》及由我主編的《文學集刊》，其中撰稿者大都是北大文學院或與文學院有關係的人，但也有些青年作家同時為兩派刊物寫稿，如李景慈、朱英誕、李曼茵等。（李景慈當時是文學院中文系助教，朱英誕是講師，李曼茵是職員，李景慈、朱英誕並任《文學集刊》助理編輯，李景慈后來又參加《中國文藝》編輯。）
我和華北作家協會的關係，只是名義上的擔任一個委員，並無具體工作。（周作人、錢稻孫也是名義上委員）所以對華北作家協會內部活動情況不清楚。我在《中國文藝》上也沒有寫過文章。日本文學報國會作家來北京時，華北作家協會開會招待，也常請我去參加，我和該會負責人柳龍光平時也無來往。華北作家協會的從業人員，除李景慈（張鐵生？）外，其他一些青年，我都不認識。
68、6、5
十三、補寫材料（6月6日）
61年，我從304醫院出院后，在休養期間，大約六七月中，北京中華書局文學組負責人徐調孚，曾委派趙誠將一封信來約我校點明代作家《徐文長全集》。當時我以為校點工作不怎么繁重，只要系內組織上允許，我可以承擔了來。后來他們透過組織，約定讓我最快在半年內完成這項工作。中華書局文學組來我這接頭的是趙誠，后又換一姓羅的青年。到這年十月裡，我又換心內膜炎敗血病，住阜外醫院，徐文長全集校點工作，不能繼續進行，只作了一部分不到二分之一。因為中華書局催得很緊，遂由文學組派人取回原件，自行處理。此事以後即無下文。我並沒有拿任何報酬。
62年我從阜外醫院出院后，在休養中，曾著手編選蘇東坡和辛棄疾詞，擬逐步做好校注工作。初步寫有蘇辛詞選編年目錄草稿，東坡詞已做完編年校刊工作，稼軒詞寫有編年目錄一份。63年春間，為中文系畢業同學張象成（和王占威同班，在西郊某中學教書）借去未還，他也在研究辛棄疾詞，曾把他自己選注的稿本送給我看過。63年我因有教學任務，對蘇辛詞的校注工作遂放下，沒有繼續再做。
十四、補寫材料（6月4日）
1940年，燕京大學解放，其原校址（即現下的北京大學）由偽華北行政委員會于41年間成立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周作人兼任該所文化部部長。這是一個敵偽合作的文化侵略機構，其中日本人掌權的很多。文學院及其他學院的日本教授大部分都在這裡擔任工作。由於周作人的推薦，文學院各系主任及教授在文化部兼任研究員名義的很多，如歷史系主任吳祥麟，哲學系主任溫公頤、教授江紹原，日文系教授張我軍、龍炳圻，中文系主任我和教授陳介白，都是。周作人在文化部只召開過一兩次會議，據我回憶，也沒有進行什麼調查研究。我個人名義上擔任研究員，實際上並無任何具體工作，只在年終收到一點車馬費而已，所以關於文化部的活動情況，不清楚。但聽尤炳圻說過，他同原三七（日文系副教授）組織日文系和中文系一部分同學在該所進行整理圖書並編寫目錄工作。以往是否還有什麼活動，因為沒有再聽到人談過，所以不知其詳。
十五、外調材料（天津）（6月18日）
（一）北大文學院機構的組成，各系主任、教授及日本教授分佈情況
1939年秋季，偽北大文學院成立，院長是周作人，秘書是龍炳圻，教務主任是許寶 ，教務處負責辦事員是李夏雲，總務主任、會計主任由羅子余一人兼任（他是周作人在江南水師學堂時的老同學），齋務管理員劉某（忘其名，40年離職，由閻國新、李曼茵繼任。
文學院共分五個系，中文系主任是我，教授趙蔭棠、陳介白，助教華忱之（40年離職，由李景慈繼任）。歷史系主任吳祥麟，副教授謝國楨、田農。日文系主任由北大秘書長錢稻孫兼任，副教授尤炳圻、張我軍，講師日人永島（原在舊北大遊學）（方紀生講師？）。西洋文學系主任徐祖正，教授楊丙晨、鮑文蔚。哲學系主任溫公頤，教授江紹原。
當時舊北大紅樓為日軍佔用，文學院沒有校址，因各系只有一年級學生，人數不多，暫借用工學院的祖家街一部分房子，開辦起來。第二年（40年）暑假以後，文學院遷入新校址（在沙灘舊址新蓋大樓），和北大辦公處及圖書館連在一起，各系學生增加到兩個年級（一二年級），規模開始擴大，院秘書由歷史系主任吳祥麟兼任，尤炳圻專管日文系，實際代理錢稻孫負責系務。各系均增添教學人員，中文系增添教授張弓、朱肇洛，副教授鄭騫，講師許世瑛、韓文佑、傅惜華、夏枝巢、沈國華、齊佩 、華粹琛、朱英誕等。歷史系增添教授瞿兌之、容庚、馮 ，副教授日人今西春秋。日文系增添副教授日人原三七，講師蘇瑞成（另有二人忘記姓名）。西洋文學系增添日本教授二人（忘其姓氏，講授希臘拉丁文及梵文），講師李蔭棠、劉拱之。哲學系增添日本教授三人︰宇野哲人，山口 ，兒玉 ，講師（不記是誰）。另外，又恢復北大國學研究所，導師由容庚兼任，研究員有齊佩 （中文系兼課）、李菊東、安樹德、李維、李光弼（以上五人皆是舊北大學生）。
當時，新添的這批日本教授，是周作人錢稻孫透過日本機關（興亞院）從日本請來的。宇野哲人，是東京帝大的老教授（哲學博士），這批人都是他的一派。宇野只任名義，並不到校，只來過一兩次，實際負責的是山口和兒玉，主要是兒玉掌權，各系日本教授的分發，也由他們自己內部來決定。五系之中，除中文系，其他各系都有日本教授，哲學系最多。主任雖是溫公頤，實際大權操在兒玉手裡。西洋文學系日本教授二人，比較年老。歷史系的今西春秋，日文系的原三七，都比較年青，尤其原三七，最為活躍。他利用各種關係，拉攏學生，他幾乎每年都要帶領日文系學生或外系學生到日本去參觀。因此他和學生較熟，有一部分學生和他很接近。有的學生在畢業后，還由他給介紹頭班。
我除在學校公開召開的會議上（評議會或教務會議日本教授都參加）同他們接觸以外，私人之間，沒有來往。並且有過磨擦，例如原三七，本來要安排在中文系做副教授的，因為我反對，才分發到日文系去，他要在中文系講授《日本漢文學史》，我沒有同意，改在日本系開課，中文系學生可以選修。還有中文系二年級學生關德棟，因為日語不及格，但他的梵語成績很好，在教務會議上，兒玉主張把他留級，我提出反駁，根據學校章程沒有這項規定，結果關德棟並沒有留級。
（二）關於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
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這個會是什麼時候成立的，我記不清楚，在1939年北大文學院開辦以後，並沒有這個會。1940年文學院遷入新校址，學生增加了兩個年級，規模擴大，估計這個會大約是在這時期成立的。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是文學院全院性的組織，是由院長和院秘書長主持的。各系主任都是該會的委員，但系主任所負責的範圍是關於教學和業務的課外活動方面居多。關於學生的實際生活方面的活動，則屬于院秘書的直接指導。在這個會成立以後，學生的課外活動，大為發展。各系都成立了課外研究組織，中文系學生有“新詩研究會”（由我和朱英誕指導）、“古典詩詞研究會”（先由我指導，后由夏枝巢指導），歷史系學生有“史學研究會”，哲學系學生有“學術研究讀書會”，日文系、西洋文學系學生都有課外組織（不記其名）。至於全院性的康樂活動，有“治印雕刻研究會”（由金禹民指導），“書法研究會”（由羅複堪指導），“昆曲研究會”（由許雨秀指導），這些指導人員都是從校外請來擔任的。書法和治印雕刻，曾經在全院開過成績展覽會，昆曲研究會曾經舉行過幾次彩排。至於學生生活和其他具體情況，我不清楚。這方面是院秘書吳祥麟負責指導，由教務管理員李夏雲，齋務管理員閻國新、李曼茵等具體執行的。吳祥麟，我從1944年離開文學院以後，和他即無來往，閻國新，現下本院中文系，當時他是齋務管理員，李曼茵在安徽合肥（蕪湖？）師院，57年反右后，曾有人來了解他的材料，李夏雲，這人下落不詳。另外，有關這方面的材料，尤炳圻可能知道得多些。
以上盡我所能回憶起來的，大致如此。
（三）本人去過日本幾次，及文學院師生去日本參觀的情況
1939年偽北大文學院成立以後不久，北京市政府曾組織一個日本參觀團，包含各界人士，規定北大文學院去一人，女子師范學院去一人。文學院派我參加，女師學院參加的是陳綿教授（法蘭西遊學，導演話劇）。這個參觀團是工商界人居多數，我都不認識，團長由市政府一個副局長擔任，姓邢（忘其名）。到日本后，由東京市府派人招待，先在東京參觀工廠，商業機構，及博物館，古跡名勝；隨后又到各地參觀，如奈良、京都、大 、神戶、名古屋、熱海、富士山等地都去過。約二十天左右，才回北京。1941年和1943年，我兩次參加在日本召開的大東亞文學報國會，第一次北京被邀請參加的都是北大文學院的人，錢稻孫是代表團長，日文系有尤炳圻、張鐵軍，中文系有我（其他系有誰，記不清楚）。在東京開會時，由日本文學報國會招待，該會負責人是河上徹、小林秀雄、林房雄。會議結束后就在東京參觀一些博物館、文物館、藏書庫、藝術館之類。隨后又到奈良、京都等地參觀，大約兩周左右，回北京。第二次參蓋文學報國會的，以華北作家協會為主，文學院被邀請的只有張我軍和我兩人，作家協會以柳龍光為首，還有幾個青年作家。代表團長由柳龍光和我擔任。在這次會議期間，除日本文學報國會負責人河上、小林、林房雄以外，同我接觸比較多的，是東京帝大教授吉川幸次郎，和京都帝大教授倉石武四郎，他們都是研究中國文學的，都會說中國話。會議完后，仍是參觀遊覽，歷時十天左右回北京。
文學院組織學生到日本參觀，是在1940年增加一批日本教授以後，以日文系為主體，經常每年組織學生去參觀，其他各系學生願意去的也可以附帶隨著去。各系學生也有由本系日本教授和教師帶領去的，中文系沒有單獨組織過，有的學生就是隨著日文系一起去的。據我所知，帶領學生到日本參觀次數最多的是原三七，具體活動情況我不清楚。文學院有哪些教師同學生一起去過日本，我也記不清楚。
關於（一）題的補充
關於尤炳圻
尤炳圻，清華畢業，日本遊學，是錢稻孫的得意門生，很受周、錢的信任。他自己是日文系教授，又兼任文學院秘書，一向最掌權，他與日本教授接觸也最頻繁，有些事情他最了解。44年春，我與周作人破門后，離開文學院，由於周作人的封鎖，文學院的人都沒有來往。
抗日勝利，周作人被捕，關在南京監獄，大約在南京解放前半年，聽說周在獄患病，保出醫治，當時就是尤炳圻去把他接出來，住在他的上海家裡的。直到解放后，他與周作人、錢稻孫還是經常有來往的。
關於溫公頤
溫公頤，政治面貌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是舊北大哲學系畢業，畢業后留在該系作助教。他是胡適的學生，曾編譯《康德哲學》及《道德學》，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后來升任哲學系講師。
在北京淪陷前，他與周作人關係如何，我不清楚。偽北大文學院成立后，他任哲學系主任，奔走周作人與錢稻孫之間很勤，同尤炳圻、吳祥麟也很拉攏，還經常請這些人到他家裡去吃飯，我也被他請吃過飯。他家住在宣武門外龍岩會館裡，會館歸他所管，他把會管[館]房產當為自己私產一樣，自己住最好的房子，不花錢，其他房子出租，收房錢。這件事，他公開不諱，並不瞞人。
他任文學院哲學系主任，日本教授在他的系裡最多，而且都是當權的。他對山口、兒玉惟命是從，哲學系大權實際是由兒玉操縱一切。該系學生組織的“學術研究讀書會”，溫公頤自己不指導，卻讓兒玉插手指導，當時學生對他是很有意見的。
他是否去過日本，我不清楚。當時各系學生都有去日本參觀的機會，哲學系當不例外，他是否隨同學生去過，或單獨組織學生和本系日本教授一起帶領著去過，這我都不清楚。
十六、外調材料（天津陳介白）（6月21日交）
（一）偽北大文學院情況
偽北大文學院，是在1939年秋季成立的，院長是周作人，院秘書尤炳圻（40年以後改由吳祥麒兼任）。文學院共分五系︰中文系、日文系、西洋文學系、歷史系、哲學系。中文系主任是我，教授趙蔭棠、陳介白、朱肇洛、張弓，副教授鄭騫，講師許世瑛、韓文佑、齊佩 、沈國華（心蕪）、傅惜華、夏枝巢、華粹深、朱英誕，助教華忱之（40年離職，由李景慈繼任）。日文系主任由北大秘書長錢稻孫兼任，副教授尤炳圻、張鐵軍、原三七（日本）。西洋文學系主任徐祖正，教授楊丙辰，日本教授二人（忘其姓名），講師劉拱之，李蔭棠；歷史系主任吳祥麟（兼任院秘書），教授容庚、瞿兌之、馮承鈞，副教授田農，謝國楨，今西春秋（日本）。哲學系主任溫公頤，教授江紹原，宇野哲人，山口 ，兒玉 （以上三人是日本教授）。1940年后，文學院又恢復了舊北大西洋的國學研究所，導師由容庚兼任，研究員有齊佩 、李菊東、安樹德、李維、李光弼（以上五人都是舊北大畢業生）
文學院的日本教授，都是從40年以後，由周作人、錢稻孫透過日本機關（北京興亞院）從日本請來的。宇野哲人是東京帝大的老教授（哲學博士），這批日本教授都必須是他的一派。宇野哲人在文學院擔任首席教授名義（即名節教授），並不到校，實際由山口和兒玉負責。各系日本教授的分發也由他們內部決定，五系之中，除中文系其他各系都有日本教授，他們參與學校行政會議及教務會議，很掌權。哲學系日本教授最多，系務大權實際操在他們手裡。從日本教授來文學院以後，經常組織學生由日本教授帶領到日本去參觀，原三七帶領學生去的次數最多。
（二）關於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的情況
大約1940年和41年間，燕京大學解散，其原校址由偽華北行政委員會成立了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周作人兼任該所文化部（局）長，這是一個敵偽合作的文化經濟侵略機構，大權都操在日本人手中。周作人兼任文化部（局）長，就把文學院的主任和教授拉去做他的班底，中文系有我和陳介白、趙蔭棠，日文系有錢稻孫、尤炳圻、張我軍、原三七，歷史系有吳祥麒、容庚、今西春秋，哲學系有溫公頤、江紹原（是否有西洋文學系不清楚）。名義上是研究員，實際並不上班辦公。據我回憶，周作人曾召集一兩次會議，並沒有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尤炳圻和原三七，曾組織一部分學生整理燕大圖書、編目工作。研究員在平常也沒有固定報酬，只在年終致送一部分車馬費（大約100元左右）。
（三）出版雜誌情況
北京淪陷時期，以下幾種雜誌刊物，和北大文學院的人有聯繫。
1、“朔風”月刊
大約1938年前后出版 ，方紀生主編，在這刊物上寫稿的有周作人、錢稻孫、尤炳圻、陳介白、聞國新、李曼茵，還有方紀生自己，我寫過兩篇文章。
2、“文學集刊” 新民印書館出版
1941年出版 ，由我主編，李景慈、朱英誕是助理編輯。這是不定期刊物，撰稿人有廢名（特約稿件）、沈寶基、韓文佑、朱英誕、李景慈、黃雨（李曼茵）、鄭因百（鄭騫），我自己用開元的筆名發表不少新詩。“文學集刊”只出兩期就休刊。
3、 “藝文雜誌” 新民印書館出版
大約42年前后創刊 ，主編周作人、錢稻孫，實際負責編輯的是尤炳圻。主要撰稿人是周、錢、尤，還有陳介白、趙蔭棠、鄭因百、許世瑛等也寫過文章。我因編“文學集刊”，沒有投稿。另外它又特辟青年寫作欄，有一部分文學院學生的文章在這一欄裡發表。
4、 “中國文藝” 華北作家協會出版的刊物
張鐵生、李景慈等編輯。這刊物主要寫稿的是華北作家協會一批青年作家，文學院寫稿的有趙蔭棠、沈國華、聞國新、李曼茵、李景慈等人。
5、 “文筆”周刊
大約43年（42年？）出版 ，關永吉主編。這是一個小型刊物，寫稿的主要是關永吉，還有袁犀、馬秋英等人，我在創刊號上寫過一篇文章（《雜誌新編》，筆名“童陀”）。
（四）周作人、陳介白、趙蔭棠及他們之間的關係
1、 陳介白，燕京大學1925年畢業，那時周作人在燕大中文系教書，陳介白是他的學生，平常同周作人比較接近。陳介白畢業后在北京教會中學教書多年，如匯文、貝滿、崇慈等校，也在孔德學校教過書，曾在私立民國大學任講師。1928年我在燕大畢業后，也到周作人家裡去，常碰見陳介白，彼此熟識起來。1930年我在天津河北女師學院教書時，也介紹他到那裡任講師。1937年北京淪陷不久，他因事去天津（什麼事他沒有告訴我），曾找我替他代貝滿高中的國文課。1939年偽北大文學院成立，我任中文系主任，他任教授，講《中國文學史》。陳介白曾翻譯英文本叔本華《藝術的生命》，日本島村瀧太郎的《修辭學》，自己編寫的有《中國文學史》《中國修辭學》。后一種周作人替他作序，並介紹到上海開明書局出版。此書在排版時，陳望道看到樣本，認為陳介白是抄襲他的《修辭學發凡》，因此開明不想再出版。后來周作人出頭說話，向開明書局交涉，才又出書。陳介白在《朔風》和《藝文雜誌》上都寫過文章，具體篇目我記不清楚，是否還在別人刊物上寫過文章，我也不清楚。
1944年春，我和周作人破門后，陳介白和我沒有再來往。50年代我來北京，知道他在匯文中學教書。曾來看過我，后去山西教書，由山西又到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書。55年，我到師院中文系，曾寫信給他，要他們那裡的文學史講義做參考，他給我寄過幾次。57年反右以後，即無往來。解放后，他與周作人是否有聯繫，我一點不清楚。陳介白的政治面貌，我也不知道。
2、 趙蔭棠，是老北大中文系的旁聽生。曾從錢玄同、沈兼士研究中國文學音韻學，在音韻方面有專門著作，他是錢玄同的得意學生。沈兼士介紹他在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書。
他在五四運動時期，也常寫些文藝作品在報刊上發表。他和北大中文系主任馬裕藻，教授沈尹默、周作人、徐祖正、張鳳舉等人都很接近。北京淪陷前，他一直有輔仁大學中文系任講師多年，沒有升教授。1939年偽北大文學院成立，周作人請他在中文系任教授，講中國文字學和音韻學。我以前和他並不相識，到文學院以後，彼此才有來往。他同周作人早有關係，到文學院做教授以後，更加接近，平時經常去周作人家裡看望。在文學院時期，他在《中國文藝》和《藝文雜誌》上都寫過文章，還寫過小說，由華北作家協會出版（書名忘記，是一本低級趣味的黃色小說）。1944年春，周作人同我破門，這時趙蔭棠不再和我來往。44年秋，第三次文學報國會在南京召開，以周作人為首，趙蔭棠也參加。45年日本投降后，聽田農說過，他到張家口解放區去。解放后，趙蔭棠回北京，住教育部招待所。后來在師大二附中教書，后到天津河北師院任中文系教授。大約在1954年前后，他又到蘭州師院中文系教書。
趙蔭棠這人的政治面貌，我不清楚。私生活很亂。他和周作人的關係，我所知道的是這些。
3、周作人，一直在北大、女師大、燕大等校教書。1937年北京淪陷后，他沒有走，當時郭沫若、胡適，在西南后方公開寫文章，希望他離開淪陷區到后方去。周作人也曾寫文章公開答覆，說他有自己的苦衷，一家老小不好行動。實際上他並不想走。1931年9月18日事變后，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表現得很露骨。周作人是怕老婆的。許廣平的《魯迅回憶錄》“所謂兄弟”這篇文章裡，說明很清楚，“周作人對黑暗勢力不敢反抗，最後連自己也倒向黑暗……周作人認為日本工業發達，中國戰不過日本，最後只有投降；周作人是軟骨頭，喪盡民族氣節……周作人老婆完全以一個日本侵略者的面目出現，抱著侵略的態度，凌駕一切，奴役一切。”可見周作人的投靠日本，決非一時糊塗，他有很深的親日原素。
同時他又有一批沒有骨頭的朋友和學生，做他投靠日本人的班底，偽北大文學院這批人差不多都是。其中錢稻孫、徐祖正、羅子余、吳祥麒、陳介白、趙蔭棠、溫公頤、江紹原、我和尤炳圻，更加接近。
1944年，周作人和我破門，他們這些人都不同我來往，破門以後，我與周作人一直斷絕來往，所以對于他們之間的聯繫情況，我無所知。
1944年以後，我和方紀生沒有來往。1955年，我到師范中文系教書，住在城內未英胡同宿舍，聽閻國新（同住未英胡同宿舍）說，方紀生在河北師范教書。曾有一次他到未英胡同看閻國新，和我見過一面，以後即無來往。
十七、家庭成員
沈湯氏，母親，88歲，文盲，地主。
沈錦，大妹，62歲，未婚。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中文系畢業。國民黨黨員。解放前在南京藥專教書時，曾迫害過進步學生。解放后有人檢舉，53年去勞改，56年放回，先在街道工廠工作，后因病在家。沒有摘反革命帽子。
陳光華，前妻，66歲，文盲，家庭婦女。沒有孩子，曾在解放前抱養一個孩子，名沈兆生，現下約有27歲左右，解放后也靠我供給，高中二年級時考上江蘇省南京康樂隊，目前他已能獨立生活。
以上三人住南京新街口三第宅34號。
沈鏡，二妹，57歲。前北京兩級女子中學高中畢業，后學護士，現下山東沂蒙縣水文站工作。（平時不通信）
傅梅，愛人，56歲。解放前沒有參加過工作。父親是學徒工出身，十二歲時父母都死去。大哥已死，二哥傅惟恩，上海電焊廠老工人。解放后50年參加工作，61年因婦女病、胃潰瘍病，長期貧血，退職。
沈蘭，大女兒，33歲，已婚。北師畢業。現下豐台區岳各莊中心國小教書，過去是團員。
沈平子，男孩，30歲，已婚。62年南開大學物理系畢業，現下北京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工作，過去是團員。
沈端，二女兒，22歲，團員。65年師大女附中高中畢業，堅決附應號召，到山西曲沃插隊當社員。
(載《新文學史料》2006年第1期)
應為“大東亞文學人大會”，由日本文學報國會策劃、舉辦。
待查。
佐藤原三，教師出身，后來成為日本著名的左翼畫家。日本侵華時期來到北京淪陷區，任新民印書館編輯課長（不是課長）。
應為“蔣義芳”，在北京淪陷區也很活躍，也任職于新民印書館。
周作人任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時間從1940年12月19日到1943年2月6日，共2年1個月。
此處時間有誤。下面敘述乃是周作人下台后的事，而他下台在1943年2月6日。4月初沈氏即陪同周作人去了南京，所以此處時間當在1943年的2、3月間。
參閱拙文《關於〈沈啟無自述〉》。
周作人並沒有恢復督辦原職。1943年5月被偽華北政務委員會任命為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
應為“張鐵笙”，北京淪陷時期，曾任華北作家協會副干事長，《中國文藝》主編。
應為1944年3月。周作人于1944年3月15日作《破門聲明》，發表于3月23日《中華日報》副刊。參閱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天津民眾出版社2000年版）675頁。
沈啟無在1939年3月《朔風》第5期上發表《無意庵談文‧山水小記》。
《文學集刊》第1輯只有沈啟無的《白鷺與風》（詩）、《閑步庵簡鈔》。
《文學集刊》第2輯只有沈啟無的散文舊作《卻說一個市集》和他作為編者而作的《后記》。
據封世輝編著《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史料卷》（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參加這次會議的華北（含蒙疆）地區代表有柳龍光、沈啟無、陳綿、張我軍、徐白林、蔣義芳等，並無梁山丁。（157頁）
沈啟無在1944年7月《國民雜誌》第4卷第7期發表《再認識，再出發》，作者名字前加了“華北作家協會評議員”、“中國新文化建設協會主任理事”的頭銜。
日本文學報國會策劃舉辦過三次大東亞文學人大會，時間分別是1942年11月3日至10日，1943年8月25日至28日，1944年11月12日至15日。
周作人並沒有參加第三次大東亞文學人大會。
偽華北作家協會成立于1942年9月13日。
應為“管翼賢”，湖北人。1939年任《武德報》報社社長，1942年任偽華北作家協會評議員。
“孫淑敏”指梅娘。梅娘（1920─），原名孫嘉瑞，曾用名孫加瑞，筆名孫敏子、敏子、芳子、蓮江、梅娘等。未見用過“孫淑敏”。
《朔風》創刊于1938年11月。
《文學集刊》共出兩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