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博文
有一种论调在大陆中国一直比较有市场,那就是“弱国无外交”。这种流行的论调何时开始,已不好考证,可以证实的是:《秘笈录存》载,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曾联名致电政府表示:“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外交官陆徵祥晚年在《回忆与思考》中曾总结说:“弱国无正义,弱国无外交。”1932年1[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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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合时宜的《再论陈寅恪的不走——与贺卫方教授商榷》被404,所以改头换面为《有学无问的陈寅恪——与贺卫方教授商榷》再次发出,结果依旧是不变的404。不过,有好心网友以笔记形式整理出来,然后发到几个微信群里,贺卫方教授看到后,作文予以回应。文章不长,照录如下:关于陈寅恪先生是否当得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我仔细拜读大作,其中[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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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曾经说过:“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这话当然中肯,然而现实是他不但成为公众人物,而且每每在特定历史时期,甚至会成为公众人物中的热点人物,哪怕是并不逢十的生辰、忌日,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都要小小热闹一番。前段时间偶然看到贺卫方教授2016年所作的一篇简短小文《陈寅恪不师宣尼浮海事》,内容是针对1949年的历史风陵渡口[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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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号称以“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为宗旨的主流媒介《百家讲坛》,成为一个造学术明星的工厂。据说,继以《论语》《庄子》为解读对象的学术超女于丹教授后,最为广大观众喜欢的便是以陆放翁、纳兰性德和屈原为讲述对象的杨雨教授了。因为笔者不看电视,所以对这些媒体明星往往后知后觉,若不是年轻学子们的耳提面命,大概就更加孤陋寡闻。于是[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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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孺皆知的一个道理是,与中小学老师不同,作为大学教授,不但要教书,而且还要进行学术研究,撰写学术文章,尤其是对那些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分内之事。张颐武先生就职于北京大学,在其专著和公开发表的部分文章中会写上:著名学者、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既然学术光环如此耀眼,他本人也多次强调作为学者当以学[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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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曹锟,是因为前几次讲座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到了他,比如在讲共和危机时,留给朋友们一个疑问:北京兵变,到底是不是袁世凯主谋并授意曹锟干的;在针对群友“如果我能做梦组阁”的提问时,我回答说:理想中的总统人选第一位是曹锟时,群友表示被惊讶到。还有就是我出的100道检测题中也涉及了曹锟,结果没有几个人答对。所以今天我必须做个交代了。不过[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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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有些朋友常说自己基本只读繁体字的书,或者只读外国人的书,意思是自己没有中简体字的毒,见解因而也就高明。每当看到这样的言论,我常不怀好意地偷笑:外国书就没有毒吗?你中毒都知道?为了避免空谈,我今天以具体案例来证明外国书的确有毒。同时,为了“爱国”,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虽远必诛,虽死必诛,就选择了日本[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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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晚上好!今天给大家汇报的话题是延安整风。谈这个话题有几个原因。一个是2013-2014的时候,我因为要研究文学史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不得不对整个延安整风做了功课。第二个原因是大概三年前,我在“共识沙龙”里做过一次报告,题目叫《延安整风与野百荷花的凋零》。其中因为不得不涉及到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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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国学大热后,所谓割裂传统、矫枉过正、代表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众矢之的,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们更是捶胸顿足、痛心疾首地大肆清剿力倡西学和现代价值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新文化人,这已经是近几年来思想界的常态,不足为怪。然而,近年来,一些号称自由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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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忽然结束后,一些最聪明、最智慧又最操心国家前途的文化人、学者和教授们,意识到黄金世界的意识形态很难再笼络人心,他们在努力探索几亿中国人如何“走进新时代”?于是,1985年左右开始的寻根文学,与1986年美国的林毓生教授出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被重视起来,传统文化、中国意识和国学、儒学等,在1990年代强劲的社会大潮中开始复苏,不到十年[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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