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起的两个问题——与高华教授商榷

各位晚上好！今天给大家汇报的话题是延安整风。谈这个话题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2013-2014的时候，我因为要研究文学史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不得不对整个延安整风做了功课。

第二个原因是大概三年前，我在“共识沙龙”里做过一次报告，题目叫《延安整风与野百荷花的凋零》。其中因为不得不涉及到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并且商榷了其中几个观点，结果几个历史圈的高手对此大不以为然。其实，我讲座时就说过，研究延安整风单单高华教授的一本书是不够的，至少还得加上何方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我主观上以为，大家应该都读过这本书，所以讲座时并没有给出特别多的证据和论证，结果反倒造成了一些误会，这也是今天我想把这个事情再仔细说说的第二个缘由。

第三个原因是，党史学家龚育之，就是天津大学的校长龚克的父亲，在一个场合说高华的《红太阳》虽然影响很大，写得也蛮好，但材料不足，很多时候是在猜测。我虽然很反感这些党史学家占有档案材料不公开（当然也可能是他们不能公开），造成很多学术研究无法展开，浪费学者的生命和时间，但也不得不承认近水楼台者的确具有先天优势，所指出的问题的确是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

关于毛泽东如何成为红太阳的问题，高华教授在他的《红太阳》书里开篇就说：1938年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的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也就是高华教授在这本书中引用的第一份材料，他说这个口信的内容就是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这个材料的出处是在1986年那个《文献与研究的汇编》本里首次正式披露的。之后他又引用了王稼祥在1979年《人民日报》上刊发的《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文章是1979年正式发表的。内容是：季米特洛夫跟他说，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这两个材料是高华教授认为毛泽东成为红太阳的最主要的依据，尽管他在引用完这两个材料之后也说口信一事确实存在不少疑点。其中第一个疑点是共产国际6月11号通过《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中，并没有涉及对中共领导人个别评价的内容。但到了7月份，季米特洛夫竟会在如此敏感的重大问题上向王稼祥个人做出了明确的表态呢？第二是共产国际没有这次会见的正式文字记录。或者季米特洛夫可能向王稼祥讲述了这番话，但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似乎得到了斯大林的默认。他的意思是，如果不经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是没有这么大的胆量自作主张的。第三，高华教授在书中也引用了前苏联研究中国问题的专业学者季托夫的文章。其中写道：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也就是季米特洛夫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

既然三个疑点存在，高华教授本应加以重视，结果在整本书中还是认定王稼祥的口信是真实的，并将这些疑点悬置高阁。

对此，何方在《党史笔记》中不但提出大量反驳观点，而且还对毛泽东怎么成为红太阳的进行了分析：

第一，他认为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意思就是毛泽东那一段时期的所谓领导革命的思想方针路线都是对的，而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这些人呢，都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深。

这个观点大家都很熟，但我对此不完全赞同，因为这是根据历史的结果为起点去找原因。这种学术理路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如果没有1949年，那又该怎么说呢？或者说，当你置身在1930年代末的延安现场，会得出那种历史结论吗？我想是未必的。

第二，他认为毛泽东具备了当党的领袖的主观条件，意思就是说毛对中国的传统历史了解比较深，国情掌握得比较准，他在党内斗争中又拥有足够多的手腕。

第三点，他认为因为毛泽东是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革命资格比较老，又有这样的革命实践，所以后来毛成为最高领导人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第四点，他认为毛泽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认为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是很难解决问题的。这里说的问题，主要是领导人问题。同时，何方也认同王稼祥那个口信儿是真实。

第五点，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传统与苏联模式的结合，对当时中共的建设和领袖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意思就是延安整风的这种个人崇拜跟斯大林的那种个人崇拜是如出一辙的。所以，经过了这样的一番运动，毛最终就成为了红太阳。

所有这些分析我不会否定，但也认为说服力并不够，完全认可的是何方在五个观点后说了一句话：张闻天应属个人崇拜受害者之列，但在毛泽东成为领袖的过程中，他也起了扶上马又送一程的重要作用。的确，毛泽东在延安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或者说成为红太阳，与张闻天的不积极进行权力斗争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日后被毛整够呛的话，也是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另外，这两人都赞同王稼祥口信为真，可是那些疑点怎么办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证据有：

第一，季米特洛夫日记很可能并没有记载。我为什么说“很可能”呢？因为我并没有看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原文，只看了翻译版本的节选本，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2001年发表的。我前后看过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不下三次，试图从这个节选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能够用来佐证或证伪王稼祥的这个口信。我的出发点，跟那个学者季托夫一样，尽管延安有时不听苏联的指示，也会做出一些小动作，但延安和共产国际包括和斯大林的关系当年是上下级隶属关系，整体上来说还是服从的，重大决定或人事升降，虽然未必件件都记录在案，但是相关会议、谈话或日记应该有所体现，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所以不管口信为真还是为假，都不应该得出结论。

第二，我从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中看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林彪去了苏联。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说：中国同志林彪带来了六届六中全会的材料，中共七大预定5月召开。也就是说，延安当时拟定于1939年5月份要召开七大。日记中还显示，延安中央委员会那个文件的下边是名单，顺序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康生、陈云、任弼时，然后是周恩来、博古。依据这个材料感觉，一方面可以看出王明的地位很高，排在张闻天前面；另一方面，季米特洛夫好像并没有跟王稼祥说过那样的话，不然的话会在他的日记中有所表现。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下达过这么一个口令或命令，延安如实照办的话，日记里会有所反映的，然而却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当然这只是一个证据，不是很充分的。

第三，关于王稼祥的说法的问题，有两个版本，内容上大意没有太大区别，但说法并不一致。比如王稼祥在《人民日报》上那篇文章中提到一个信息：临动身时季米特洛夫向他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后面的内容就是高华教授引用过的那些。如果季米特洛夫想要传达口令，为何只在王稼祥临动身前才说呢？按理，他应该找一个正式的时间和场合传达口令才是。

第四，王稼祥之外，再看另一当事人任弼时是怎么说的。潘佐夫在《毛泽东传》中写道：就在这个关头，毛决定派他的一个心腹去莫斯科解释形势并寻求指示。显然毛是根据失败使人明智的箴言，他选择了任弼时。书中接下来写了任弼时如何在共产国际进行游说的问题。再接下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这一章节中，他对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所做的一系列的行为进行了重点描述，比如1938年4月去莫斯科后不久，就向共产国际主席团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形势的长篇报告，其中说目前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5月份时，他又提交了第二份报告，称赞了王明，同时也说共产国际的意思就是毛泽东对莫斯科的忠诚是不用说的，由毛泽东继续领导中国革命会有希望的。为此，潘佐夫写道：共产国际通过了毛所需要的决议，在季米特洛夫请示过斯大林后，6月中旬的执委会的领导人宣布了对中国共产党路线的完全支持。决议甚至继续支持毛泽东对日游击战，中共在抗战中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独立性的要求等。就是说，潘佐夫认为王稼祥的口信未尝不是真实的，这是因为任弼时一番游说之后，共产国际就通过了这个决议。然后他接着写道：不仅如此，这个决议还同意毛泽东取代洛甫（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把决议文本给了预备要回中国的王稼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也就是说，潘佐夫认为季米特洛夫给王稼祥的是一个决议的文本而不是口信，可是这份文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和披露，中共党史学家们在他们的著作和研究中，也没有对这个问题予以特别令人信服的澄清。这是有些令人困惑的，因为1949年之后，或者说延安整风之后，中共都是以毛泽东为叙事主线的，如果真存在这个文本，或者参与文本传达的人的记述，应该早就披露出来了，而且还会大力宣传。等我看过潘佐夫参考的材料，完全都来自于中方，而且就是任弼时本人的一些材料，这一点更加让我怀疑了。

第五，来看李维汉的材料，李维汉在《传记与回忆》中说：六中全会前没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的主要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这个曼努伊尔斯基，就是季米特洛夫的副手，相当于副书记。为何选在六届六中全会宣布而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呢？因为王明、恩来、博古等要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而事实上他们的确在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后不久就离开了延安。这个材料中还提到：季米特洛夫的夫人罗莎尤里耶夫娜说，建议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出任总书记的意见，不是季米特洛夫而是来自曼努伊尔斯基。不管怎么样，等王明等人离开延安后，毛泽东就明里暗里地与刘少奇联盟，打击王明。

这个材料真实度如何？我同样没有办法根据可靠的材料去证实或证伪。

第六，我看过王明在1965年写的文章，没有发表过，题目叫《由宣传毛泽东到提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算是一个谈话稿，很长，我做一个概括：王明说六届六中全会是毛泽东取得党权的最重要的一步，因为曼努伊尔斯基用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叫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王稼祥在回到延安后把这个情况跟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说不必先在政治局会议上通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说是季米特洛夫提的，其他一句话也不要多说，然后王稼祥就这样办了。

在这个材料里，王明还提到另外一件事，说1950年他再去莫斯科时，曼努伊尔斯基跟他说过：当年王稼祥离开苏联时，自己就找季米特洛夫，哭着说一定要选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他请求季米特洛夫同意，季米特洛夫说就用你的名义好了。本来前一个材料有些可信，但这个材料说副书记哭着跟书记请求，我就难免不怀疑。

综合以上，我认为根据现有的材料和研究结果看，还不适宜得出结论，高华教授认定其中一点，我觉得还是太草率了。

第二个大问题我要跟大家探讨一下，毛泽东为什么要整风？或者说毛泽东当年遇到了什么问题非要整风？整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整风的主要对象到底是谁？

我刚才说了，高华教授的《红太阳》，十几个章节，就是按照整风就是为了整王明这个主题来构架布置的。对此，何方在《党史笔记》中提出极大质疑。他认为，延安整风首先要整的是张闻天，因为张闻天是中共一把手。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整风从哪一年开始的？高华教授在这本书的前言和正文中的第一句话，都说是发端于1942年春的延安整风，这一点也是何方不能同意的。

我也很认同何方的观点。因为整风的中心，就是领导权力交接的问题，从六届六中全会后一直到1941年或1942年这个过程，延安事实上在权力结构上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仍然是张闻天，总书记的职务并没有随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的口信而结束，而毛泽东又事实上成了延安的最高领导，但需要到中共七大才能够完成确认。

各位生活在中国，对这个状况都有切身的体验，就是权力不明确时，权力的边界也就难以划清。比如整风之后成立了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宣传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以及到了1943年成立的中央总学委，这些机构事实上就取代了当时的政治局，有点跟文革时候的文革小组差不多。尤其是毛在延安时跟萧军抱怨，自己11次被整，起起落落，意思是不能轻易就认输，一定要坚持东山再起。另外，苏德战争的爆发，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对于中国这边也是显而易见的。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就给延安发了一个电报，内容就是要让延安加大与日军的作战力度，防止日军攻击苏联。这是苏联从1920年代一直担心的，现在德国已经从西边打来，那东边的压力就更大，所以斯大林命令延安真打，不能老是打游击、扒铁路。面对斯大林这样的最高领导，延安是真执行命令，还是像洛川会议精神一样虚与委蛇？我想对于延安的那些领导人来说，一定是有不同意见的，像王明肯定就是支持赞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他在《中共五十年》里大骂毛不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自己才是一个忠实的服从者。

接下来的问题，整风到底是整王明还是整张闻天？如果是王明，就表明高华教授的那本书在框架上没有问题，何方是错的；如果何方是对的，就说明高华教授在全书框架上出现了问题，或者主流政治的历史叙事给迷惑了。

来看何方在《党史笔记》中所做的提炼和总结：

第一，王明在1937年末回延安时的确风光了一阵子，一直延续到长江局时期，但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已经很乖顺了，而且获得了排名第二的地位。

第二，王明本人在1944年3月17日通过苏联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写《延安日记》的苏联代表）给季米特洛夫发了一个密电说：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展开的重大运动……可以想象一下,王明发密电的时间，他说是“最近一年”，显然指的就是1943年。如果按照高华教授的观点整风从1942年开始的话，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整王明呢？

第三，何方的书中，也包括他的回忆录《一路走来》，说王明回延安比较晚，没待多久就去武汉了。何方还说，他们年轻人当年在延安时，没有感受到王明的影响有多大。

第四，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除了做了《共产党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外，还受毛泽东委托做了一个《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党史学家们在谈毛泽东和王明的关系时，特别突出他们的不一致，就是王明不服从中央命令，在长江局时滥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言论，包括毛泽东写了文章给他也不及时转载，甚至不转载，意思是说王明和延安或说和毛泽东抗衡得厉害，要与毛争最高领导权。我不否认王明和毛泽东在工作方针上路线执行以及一些思想上的分歧，但他们两个人有没有那么大的矛盾冲突？至少在这个报告中，两个人的观点比较一致。比如，王明在报告中开始就赞同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然后说当前中国抗战的紧要关头，一定要搞好统一战线，还表示自己服从于毛泽东的领导，也希望别人服从，因为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还是理论家，全党必须团结统一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从这个材料完全看不出来王明与毛泽东有什么冲突，甚至还可以说王明很知道判断形势，而且很懂得人情世故，包括他在报告中明确地将毛泽东排在了第一位。

第五，1940年，延安的学习运动（可以说开始于1939年）。王明在这个学习运动上表现突出，比如1940年5月7日的《新中华报》上，他公开发表题为《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其中再次说毛泽东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战略家、还是伟大的理论家，向全党提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这种公开表态，简直可以说是赤裸裸地递投名状。相比来说，张闻天当时作为已经准备下岗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还是那个学习运动的一个重要领导，他在组织学习时，总是说坚持学习马列，需要写一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书，但就是不知道突出毛泽东。

以上说的是延安整风不是整王明的一些证据，接下来我说延安整风是整张闻天的一些证据。时间关系我不过多展开，大体归纳如下：

第一，首先要知道而且必须要知道的是，遵义会议确立了中共的最高领导，就是总书记张闻天，这一点无论从很多当年的回忆来看，包括《胡耀邦传记》，而且可以看延安当时的一些电报，从遵义会议之后一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前除了以中央名义发的，基本都是洛甫在前毛在后，有个别的电报里是涉及军事方面的，因为毛是军事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才会出现毛、洛这样的签字；

第二，毛泽东的秘书师哲在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里说：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很重视张闻天，因为他的理论水平很高；

第三，张闻天的理论水平在党内公认是最高的，即使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推动的那个干部学习运动中，张闻天也是担任教育部的部长，是他负责带领学习的，毛也积极参加学习。当时他们都学什么呢？就是张闻天组织翻译的马恩丛书12种、列宁全集20卷、斯大林全集十几卷。还有很多书目，我就不多念了。1940年时，毛就不太赞同张闻天的这种学习方式，经常把他叫去一阵臭骂。毛为什么批评张闻天呢？何方认为张闻天组织干部学习时，只学马列不学毛泽东的著作，他举例子说：邓小平1941年在129师涉及文化方针的讲话，不但没提毛泽东的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反而大段地引证张闻天的文章。

第四，毛泽东1941年开始整风的文章常含沙射影地在批评一些现象，对此何方在《党史笔记》说，如果懂得那个背景的人，一下子就知道他在说谁，意思就是指毛在批评张闻天。

第五，李维汉在1942年3月16日、陈云在3月24日都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文章，在何方看来，被批评的对象也都是张闻天。胡乔木在回忆录中也说：那个时候批判张闻天是当时的一种潮流。

第六，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提到：周恩来从苏联回来后转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其中讲到由主席团成员曼努伊尔斯基称赞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毛泽东听后大为恼火，很失态地说：什么理论家，不过是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

第七，何方特别看重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上的反省笔记，就是1943年12月张闻天写的整风自我检讨，有四页的篇幅，时间关系我不能都念，就挑其中的两三句来念一下：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实际上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而正是宣传教育工作常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有时还引起了我的反感……1939年王明回延安，我觉得当时他活动的方针，一面组织自己的宗派势力，另一面捧毛泽东同志以抬高自己，对我则暗中打击……联系到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宣传工作的责备与批评很严，对长江局的严重错误则置之不问，这使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毛泽东同志受了王明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包围，因而要打击我一下，表示他对我没有偏心，以便团结其他同志……

后面的内容就不念了，我觉得真相应该浮出水面了。因为张闻天作为当事人在当写所写下的，应该是最真实最客观的。

最后一个证据，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从整风的时间来看，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按照高华教授所说是从1942年春天开始，那么就无法解释1941年的九月会议上张闻天不停地检讨，并写下大量的检讨文字。因此可以确认，高华教授将整风运动从1942开始算起，是不符合真实历史的，他的那本名著的确在框架上出了大问题。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