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队

一介教书匠,酷爱自家乡;寓居多伦多,桑梓永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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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打击 1.文革初期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又是先在学校里面发动起来的。这使得当时一些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和学校里的一些教师与学校的领导,同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冲击。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曽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只有在经济领域和[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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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文革中的“老红卫兵”、“西纠”和“联动” 1.活跃在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 现在被称为“红二代”的“高干子弟”群体,今天仍然是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而在文革运动的初期,这个高干子弟”群体里的大多数人,出身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和建国初期,正在大中学校读书,有着青春的激情、[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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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红卫兵运动 1.主席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思想 鉴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教训,毛主席曾就“接班人”问题讲过很多话,并亲自写下了这样的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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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八届十一中全会 1.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尽管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究竟怎么搞,在党内是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的。按照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方针,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打倒“彭[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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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撤销工作组 1.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以73岁的高龄,在武汉长江里畅游一个多小时。7月18日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 他一回来,就住进了钓鱼台的12号楼。当天,徐业夫通知我,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12号楼开会。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和我等人去了以后,主席和我们一一握了手,随后就让我们把前些日子所[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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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刘少奇、邓小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工作组 从1966年6月1日晚,中央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全国上下都沸腾起来了。在各个大学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连中学都闹起来了。每天中央文革小组电话不断,哪里出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问题了,告急的电话接连地来。 为了应对各种问题,中央也是接连不停地召[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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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中央文革小组及其办事机构 1.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才正式开始工作的。我1966年5月初从上海回到北京,就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但此时钓鱼台还是归外交部礼宾司管理。因为那里原先是用来接待外宾的,所以里面的各种设施都是比较好的,餐厅的伙食也好,但价格要比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都贵。等到[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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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 1.从批判“三家村”到改组北京市委 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同日出版的《红旗》1966年第7期,发表了我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讨论过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则是[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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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田家英的自杀 1.自杀的经过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彭、罗、陆、杨”问题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由安子文、王力和我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审查田家英的问题。 总理要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请他配合我们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我去了公安部与谢富治谈完工作后,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里[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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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毛主席作“五七指示” 1.紧急飞往上海 1966年5月12日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徐业夫在电话里对我说,主席有重要的事情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我。让我去通知他们,我们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接到徐业夫电话,我立刻告诉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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