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戚本禹回忆录（58）

 

第二十九章  关于“整江青黑材料”案和隔离审査我

 

1．江青向文革小组同志谈她的历史

 

   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但实际上她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有段时间陈伯达生病住院，经主席同意，中央还专门发了文件，由江青代理组长。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一些重大事情，都是由江青与总理商量决定的，有时康生和陈伯达也参加意见。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后，主要由张、王、 关、戚、姚去贯彻执行。但后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主要精力放到了上海。当他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些事情也一起参与。 虽然中央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担任毛主席的秘书，但是，除非主席有事找我，或者有紧急的文件和发生紧急的事件要即刻向主席汇报，一 般我都是通过江青向主席报告工作的。所以，我实际上也兼任了江青的秘书，但无此名份。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是很高的。而且她考虑问题比较宽泛，我们去外面讲话，她都会提醒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都会遵照她的意见去做。但是，我们却都不希望她到外面去多讲话。因为她讲话太直，她提醒我们的话，她自己有时也做不到。她有时说错一句话，我们就要花好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扭转过来。

 

   在1966年冬天一个下午，江青忽然向我们谈了她的历史。在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的会议室，足足谈了二个小时。参加的人有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和穆欣。我和春桥、关锋坐在江青的对面，王力、姚文元坐在江青的边上，穆欣悄悄地坐在江青的背后的软椅上，他当场作了详细记录。

 

   江青说，你们大概都听了许多关于我的历史传闻吧！你们不清楚事实真相，又不好来问我。那我今天就把我的历史都跟你们讲讲，免得你们听了风就是雨的。 江青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按：据历史档案揭秘，唐纳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但他的缺点是太软弱，胆子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在外面的影响一样。他要说那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 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那时追求他的女孩非常多。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我，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我真的很好，百依百顺。她说，当然，唐纳比起俞启威（黄敬）来那简直是天上地下了。

 

   当时我们就坦率地问她，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俞启威那时年纪小，一切都要听家里的。他家是个封建大家族，他家坚决反对俞启威娶她。他那个家族族规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你一个被他们看做戏子的人根本就进不了他家的门。她说，俞启威那时才是个二十来岁的学生，根本没办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

 

   唐纳在与她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总是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这个她就受不了。江青说，我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我在台上演娜拉，心里也喜欢娜拉。不过江青也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可是他对待家庭，也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我就提出和他离婚 了。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

   与唐纳离婚，对我的打击很大。她说那时我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亏得那时有很多好朋友帮助她，她说她总忘不了蔡老——蔡楚生，在那种时候他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巍，是自己青岛时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他像大哥哥一样地保护着她。而且，崔巍为人正派，不像上海滩那些文痞， 老想来占她便宜。

 

   江青坦诚地说，她永远难忘她和俞启威的初恋。她说，俞启威是她人生的第一个导师，是她的革命引路人。虽然因为封建家族的束缚，自己未能嫁给他，但正是由于他的引导，自己才参加了革命，后来跑到了延安，这样她才能认识毛主席，找到她人生的归宿。

 

   我当时听了江青的自述，感觉她态度诚挚，光明磊落，很受感动。我哪里能想到，正是因为我听了她这段过往的感情经历，后来江青竟会 想象北京、上海发生的所谓的整江青“黑材料”案，是我在搞她。真是祸起萧墙，事物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2 ．所谓“ 整江青黑材料 ”的来龙去脉

 

   1967年下半年，群众提出要求开放北京图书馆，文艺组为此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大革命是搞文化革命的，连个图书馆都不开放不 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准了这个报告。但其中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

 

   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那时叫蓝苹）的报导。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来之后，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 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当时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女干部，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 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她当着我的面叫吴法宪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但是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这样，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都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发了报告之后，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

 

   事后，张春桥跟我说，你应该给江青说这是下面文艺组干的，你并不知道。我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可以给他们说话。不然，那就可能会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把它都推给下面的人，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是向我报告过的，是经过我同意的。

 

   就在总理下令销毁有关江青的报刊资料之后不久，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搜集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刊资料送到北京来交给我。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所以他们就送来让我处理。可是上海那里不知是谁，一面让人把材料交给我，一面又去直接和江青通信，说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现在交到戚本禹那里了。我打开那批材料一看，无非就是当时国民党报刊造的一些谣言，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主席），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这事挺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吧，又给总理增加困难。可我想这也不能交给江青呀，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所以就自己决定，把这些材料存档不办。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呢，因为它也要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他们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上海送来一批材料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真的怀疑我是不是在收集她的材料了。后来这件事情还是由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把这批材料拿去烧了。这件事以后，张春桥在私底下跟我说，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我们都已经是绑在一起的人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阎长贵是我推荐给江青当秘书的。也不知他脑袋里那根筋错位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一个叫江菁（音 jing）的人写给江青的信送给了江青。江菁的菁，有的人念一半，把它念作“青”。这个人是旧社会的一个演员，曾经参加过军统。在文革时她挨了群众批斗，所以她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一下。阎长贵拿了信，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重江青，还说曾经参加过军统。然后就把信和条子一起送给了江青。江青看到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来，她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要搞什么名堂？说你前几天弄我的黑材料，现在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起信来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到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不是说你参加过军统。是说她自己（江菁）过去参加过军统，她是来求您宽大的。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当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是那个时侯，江青已经听不进我的任何解释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这种方法来陷害她。

 

   其实，阎长贵在当天送这封信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看信。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他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真能胡说，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这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混淆在一起，惩罚你坐牢虽然过头但倒是事出有因，可你害了我。这事发生以后，江青就告诉我暂时不要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听候组织审查。而阎长贵则很快被抓起来了。

 

   在抓阎长贵之前，江青请他看 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同他是我有意安插在她身边的卧底。又过了几天，我估计是在等待主席的决定，江青又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内容是说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千方百计地想打探女主人的秘密，结果造成了悲剧。电影看完以后，江青就过来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

 

   1968年1月20日夜晚，总理的秘书通知我去怀仁堂开会，会上宣布我“隔离审查”。汪东兴随即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小楼里，派整连士兵看守。那年的春节过后，王、关、戚都一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3 ．抓我的真正原因究竞是什么？

 

   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和江青之间应该说没有任何过节。那江青为什么要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她是想不明白，她对我那么好，可我为什么还要一再地查勘她的历史？ 在当时中南海的政治生活中确实也时有这种情况发生。田家英自杀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如果按照这个秘书的揭发， 那田家英早该判处死刑。江青是不是怕我成为第二个田秘呢？

 

   还有人说我是因为“盗窃”了鲁迅手稿，所以被抓的。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曾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 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架子。我告诉他们，当时文化部向中央文革告急，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到文化部的档案室去抢档案，而当时鲁迅手稿、郭沫若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放在文化部档案室。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他们还指定我去处理这件事。于是我就带了几名解放军战士去文化部讲话，说鲁迅手稿最国家的重要裆案，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干部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

 

   其实，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是她忘了这事是她和陈伯达指定我去干的；再就是因为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出来。 还有些人，像吴法宪，说我是因为送《红楼梦》给李讷，想追求李讷，所以被抓的。那更是无稽之谈了。李讷那时确实经常到我这里来，她大学刚毕业，她是学历史的，所以喜欢到我这里来翻书、闲聊。我也挺乐意和她聊聊，从她那里可以了解许多现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他们的愿望、追求，如此而已。现在李讷仍健在，对此有兴趣的人尽可以去信、去电咨问。

 

   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有“戚本禹是江青女婿”的谣传了。毛主席喜欢了解民间流传的政治谣言，他把政治谣言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 的反映。有一次，叶群把当时公安部从民间的街谈巷议中搜集的这个谣言送给江青看。江青看了之后一笑置之，说，“这么说，我还是丈母娘了”。当时我还是很爱惜自己羽毛的，所以在生活作风上也一直是很自律的，这在中南海里是人所共知的。我早已是有妇之夫，怎么可能有此妄想呢。 由于我当时所处的地位，我知道把我抓起来审查这件事，是必须得到毛主席批准的，江青是无法作出这个决定的。可主席在几个月前刚在我的检讨上作了批示，称我们为同志。难道这真是像杨成武后来瞎说的那样，是欲擒故纵的“缓兵之计”吗？

 

   我从秦城出狱后，着到一个叫董保存的人写的《杨余傅事件真相》的书，书中引述了傅崇碧的回忆。傅崇碧回忆说，“七二〇事件”之后，总理命令他把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几个老干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说的这个情况我清楚，在武汉“七二〇 事件”以后，有学生要揪斗各个大区和省、市的“陈再道”，他们到处找这些人，却找不到他们。学生们就来问中央文革，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为这件事当时我们还在中央文革的“简报”上登了，说文革办公室要送群众写的“批判材料”给这些人，但却到处找不到他们。总理看了这个“简报”以后，就说，你们把材料给我，我去转交给他们。江青不高兴了，她对此很有意见。所以，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时候，就把傅崇碧找来问。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可能是康生先问傅崇碧，你把这些人弄到哪里去了。傅崇碧支支吾吾不肯说。于是又有人追问他，是谁让他这么做的？傅崇碧也没有说是谁，而是用手指指上面，说，上面。这下把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激怒了，一定要他说出到底是谁的命令。可傅崇碧就是不肯说。等到第二次开会，又要追问傅崇碧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那里来了电话，说主席要傅崇碧马上过去。我估计这很可能是总理事先安排好的。那时主席已经回到北京了。这应该是1967年9月底到10月的事 了。

 

   据傅崇碧说，毛主席这次在自己住处的休息室见了他，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就是在这次与主席的谈话中，傅崇碧把总理让他把那些老干部保护起来的事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样做很好。然后，傅崇碧跟主席说，可是中央文革小组为了这事开会批了他。主席问他，都是谁在批你啊？傅崇碧刚想说，是江青、康生他们。但话到了嘴边他又收回去了。因为他想，如果跟江青他们搞坏关系的话，以后就难办 了。所以他就改口跟主席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主席接着跟他说：“不要怕他们”。

 

   因为这次主席与傅崇碧的谈话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关系很大，下面我按傅崇碧的回忆原文，将一些重要情节引述如下：

   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崇碧同志，吃饭没得？”

   “吃过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说完，又吐出一团烟雾，好似沉思，许久没有说话。

   忽然，他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

   那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老一辈革命家。 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嘴里叼着一把刀子……傅崇碧看着这幅图，心里好不难过，他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让红卫兵搞 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平，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转身打电话去了，毛泽东这才坐正了，继续提问题：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很厉害。”

   “怎么个厉害法？”

   傅崇碧猫起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了个比较标准的“喷气式”。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铁牌子，写着他们的姓名，还打了××”。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又问：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傅崇碧想了想说：“那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看来，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

   他大胆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

   陈毅的夫人张茜同志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

   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胡耀邦发着高烧还被揪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他们怎么样？”

   傅崇碧趁此机会，把周恩来布置的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

   “你们做得对！” 毛泽东又重复了一句。转身又对秘书说：“告诉‘文革’（小组），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傅崇碧赶忙说：“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你怕什么？” 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为转移老同志的亊，我挨批挨得够呛。”

   “谁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呀！他改口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

  “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

   傅崇碧忙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

   “我走了。”

     摘自董保存《杨余傅亊件真相》58-61页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

   

   但傅崇碧回忆中所说的许多事情，并非中央文革所为。比如“百丑图”的事，斗争张茜的事，我们就一无所知。那时外交部的运动，江青 叮嘱过，一切听总理的，我们不要去插手。总理要陈伯达或者其他人去讲个话，也得征询江青的意见。 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傅崇碧跟我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帮他办 了不少事，解决了很多难题。不然他也不会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没有办法。

 

   自从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做事就一直很谨慎，很低调。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说，在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住处的会上去批评他的。批评他 的是江青、康生，他却把这些问题全栽到我的头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讲过一句话。后来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我那么客气，恐怕也与他亏心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时拿我来顶替江青、康生有关系。 这件事情我估计引起了主席对我的不满。但这是不是就是毛主席批准审查我的主要原因呢，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

 

   在王力、关锋被审查后，原来去找他们两个的造反派都转过来找我了。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和要求，都通过我来写了文件或简报送上去。所 以当时陈毅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但陈毅说的“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当时的党心、人心、军心是两大阵营、战线分明，不能一概而论。

 

   到我也被隔离审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判中，造反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现在他们也只好妥协了。这样各地实现大联合、实行三结合，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就比较顺利了。

 

   在被捕的同时，文革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亦被审查；快报组工作半停顿；连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许多原来与我有较多联系的人也都被审查。汪东兴把秘书局的一些人（包括原“八司马”有的成员）也说成是田家英的余孽、死党，进行“隔离审查”。

 

   《红旗》杂志1968年第一期社论，还是姚文元和我一起修改后报给陈伯达，陈伯达送主席审批后出版的。这以后不久《红旗》杂志就停刊 了。直到那年8月毛主席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两个月后，姚文元为了宣传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思想， 才接着出版《红旗》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