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戚本禹回忆录（50）

 

第二十三章   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

 

1．关于电影《清宫秘史》的一段旧事

 

    电影《清宫秘史》是1948年由香港的一家电影公司摄制的，主要讲述了清朝末年光绪皇帝、珍妃与西太后在戊戌变法期间宫廷内的争斗。 电影对支持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给予了肯定，对慈禧则采取了揭露否定的态度。在影片中通过珍妃之口，说出了要光绪依靠洋人、夺取慈禧的权力。同时影片又对义和团运动充满了仇视，有许多诬蔑与不实的描述。

 

   影片完成后，先在香港上演。1950年3月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 这个电影在北京一上映，我就看了，那时我很年轻，看不出影片的卖国主义错误，只是觉得它把光绪皇帝演成人民救星，极力美化。而其实光绪在历史上没有做出很大的贡献，不值得那么美化。而且有一点我也看不大惯，就是影片丑化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

 

   我老家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之一，我自小就在姥姥家的圪崂村听老人们讲，义和拳都是反抗洋鬼子欺侮中国人的好人，可是在影片中他们都被描绘成迷信、无知、丑陋、可笑的群氓。这些都是在我不知道主席讲话之前的感觉。听到主席评论，开始也是不懂，后来还是胡乔木的秘书商恺给我解释了一番，我才明白珍妃叫光绪依靠帝国主义势力，通过与洋人的内应外合，把权力从慈禧手中夺取过来。这是一种卖国主义行为。

 

   然而，在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主席和刘少奇对这部影片分歧严重。对《清宫秘史》的主旨，主席认为是卖国主义。但不是公开讲的，是胡乔木反映“少奇同志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以后，主席说给胡乔木听的，当然主席也跟江青说过。那时主席的几个秘书，包括陈伯达和田家英，都知道主席不赞成这个电影。我首先是从田家英那里知道这些情况的。

 

   那时候，我在帮田家英做《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一次，学部有一个人打电话给田家英。过后田家英对我说，这个人叫黎澍，是学部近代历史所的负责人。有一篇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是密斯（田家英私底下对江青的称呼）叫黎澍他们找人写的。黎澍布置了历史所一个叫荣孟源的专家去写了，可黎澍说文章写的不行。江青说那你们就给改好吧。黎澍又看了文章感到难改，所以打电话来问田家英怎么办？田家英对他说，那你就先印出来给江青看看再说吧！我看田家英对这事也不大积极，因为这不是他份内的工作，他自己手上的事就很多了。 黎澍后来也向我说过，当时批判《清宫秘史》是江青布置的。我分析，这事不大可能是江青直接向他布置的。江青当时是电影局的处长， 她若去布置，是要经过中宣部的。所以她或者是通过胡乔木去布置的，胡乔木是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或者就是经过中宣部，由电影局布置下去的。

 

   我再一次听说这个事，那是在批判影片《武训传》之后了。1951年，《武训传》刚开始放映的时候，党史专家缪（多音字，姓发 miào）楚黄刚拿到了一笔稿费， 请我和逄（páng）先知去看了《武训传》。那还是在《武训传》被批判之前。看完以后，在回机关路上三个人议论了一下，我说把一个乞丐搞成英雄，叫人看了很不舒服！我不大喜欢这个影片。缪楚黄说，你这个人有点吹毛求疵呀。三个人在路上争论了一番，逄先知是支持缪楚黄的。不久，主席说要批《武训传》，缪楚黄对我说，哎呦，还是你有先见之明，让你说对了。就是这次，缪楚黄把他从历史所听说的，主席除了要批《武训传》，还要批《清宫秘史》的指示告诉了我。他说这事比批《武训传》还大呢！可是，《清宫秘史》一直没批判起来。 那时候，缪楚黄在做《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工作。

 

   《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相当一部分是缪楚黄起草的，有些经陈伯达修改过，有些是胡乔木、田家英修改过。还有些是各方面专家写的，如历史部分，大多是范文澜写的。有人说都是田家英起草的，田家英当时就纠正了这种误传，他说那不是事实，他只写了一小部分。

 

   1954年，主席在支持“小人物”李希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时，又一次提出了批判《清宫秘史》的问题。主席写道：“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这以后，主席又一次说过：“《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再不批评，欠债越来越多了。”但这部影片仍然迟迟没有受到批评。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同年12月21日主席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他们谈历史和哲学问题时，再一次提出批判《清宫秘史》，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从这时候，我才弄清楚了关于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主席要批的就是党内有一些人，总是存在着要依靠外国势力，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的思想倾向。

 

   上面说过，胡乔木的秘书商恺，一位老新闻记者，他一直跟我很好。因为事情牵扯到胡乔木，我就去问商恺。他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当年主席看过《清宫秘史》后，曾问胡乔木，你看了没有？胡乔木说看了，那时他也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意思，就跟主席说，少奇同志也看了，说是爱国主义的。主席当时就说，什么爱国主义，是卖国主义！后来，主席叫批判这部电影。胡乔木就觉得不好办了。两个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批判当然可以不点名，但是，要批副主席的观点，这怎么向别人交待？别人会说我在破坏党中央的团结！ 胡乔木当时是中央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负责审读《人民日报》。他顾虑主席和副主席的团结关系，就悄悄把这事拖了下去，没有批判。但是另一方而，胡乔木跟刘少奇的关系的确比较好，在“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就和刘少奇认识，刘少奇是他的领导。后来他在延安参加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就把刘少奇列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当然这也是主席同意的）。所以胡乔木不愿批判《清宫秘史》，也与他和刘少奇这么一段特别的感情有关系。

 

   主席说《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他特别对影片中珍妃说的几句话反感。珍妃对光绪说：“现在外国人都支持你这个皇帝，反对她（慈禧太后），你不要跟着她走，外国人打进北京来，会让你来收拾这个摊子，外国人支持你，他们可以帮你把权力夺回来。”毛主席认为这个不行，不管我们中国人内部有什么纠纷，都不能依靠外国人。毛主席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非常强烈的。 1966年9月18至20日（那时还没有公开批刘、邓的资反路线），中央文革在北沙滩红楼开会准备批判刘、邓路线，会后我们讨论时，就把批判帝国主义也提到了日程上。

 

2 ．文章的写作经过

 

   1966年12月26日，主席在他的生日家宴上，要我们搞大枇判，叫我们文革小组的人都要写文章。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那时我就已经在考虑对影片《清宫秘史》的批判，而且从电影资料馆调来《清宫秘史》的拷贝，看了两遍。我就向主席说，我已在准备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想把这部影片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讲清楚。我说，主席讲了那么多年，讲了那么多次，可至今仍没有一篇文章，把主席的思想系统地讲清楚。毛主席听了说好，很支持。我又说我对义和团这一段历史不是很熟悉。主席说，你先写，写了之后就拿来给我，我给你看。

 

   姚文元在1967年1月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章有一段提到《清宫秘史》的问题，但我觉得得他仍然没把“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实质讲明白。要批判《清宫秘史》，得讲出个道理。要把问题的实质讲明白，这就要研究这个东西。那时候，我跟穆欣打电话，说我想写《清宫秘史》的文章，但记不住电影中的对白，要他帮我找《清宫秘史》的电影剧本。穆欣说，这好办，我马上给你搞来。不到两天的功夫，他就从电影馆资料室弄来了电影剧本，叫司机给我送了过来。电影剧本弄来以后，我想，这是人家的档案，别丢了，还得还给人家的。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我就叫他找人先把剧本排版，并让他们多印几份，不要光我一个人看，送给中央文革的成员都看看。穆欣很愿意承担这项任务，后来他在《光明日报》上独家全文发表了那个剧本。

 

   拿到剧本以后，我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清楚，主席说的没错呀，这影片确实是卖国主义，电影借珍妃之口，要光绪依靠外国人来推翻慈禧太后，把政权夺过来。主席说过，尽管慈禧是个很反动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场上，她比光绪要好。这么多年，主席说了多次《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我和许多人一样，都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看了剧本，我明白了。 剧本所写的依靠外国人推翻慈禧太后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思潮。主席很敏锐，说这样做就会变成彻底的卖国主义。另外，剧本把义和团那么一个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丑化成一批流氓土匪、江湖术士的迷信活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义和团的战士大部分是勇敢反抗帝国主义的先锋。 我又翻看了大量的有关戊戍变法和义和团的历史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并在我的秘书程理嘉等人的帮助下，用了两、三个月的功夫，写成 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3 ．毛主席对文章的修改和批示

 

   1967年3月20号那天，我把写好的稿子送给了主席。主席看了、改过之后，又直接退给了我。为这事陈伯达还批评过我，说没有经过文革小组讨论就直接交给主席不妥，我说因为是主席让我写了以后就交给他看的，总理和王力、关锋也都对我有意见。 主席对我写的内容是比较满意的，说我写得很好，但把里边一个大臣的名字写错了。我查了一下，《清宫秘史》的剧本上没写错， 是我写错了。主席还在好几个地方补写了大段的话，例如，驳斥了义和团是暴民的胡作非为；表扬爱国女青年“红灯照”等。主席还驳斥影片对义和团是迷信，是暴民，暴乱，驳道：“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的这段话写得太好了，打中要害了。主席真是大手笔，几句话就把义和团反帝这个复杂的事情讲清楚了，把文章的气势提起来了。

 

   文革结束后，有文章批判我，可那么多文章也没批出名堂来。你既然说我是大毒草，那你好好批呀！可是主席的那些观点，你能批得倒吗？

 

   然后主席就叫我把改过的稿子拿到文革小组去讨论。小组的人看了主席的批改件，提了一些意见。然后我抓紧时间重新修改，印出来后，我又拿去交给主席看。主席又看了一遍，然后交代说，戚本禹这篇文章可用，请总理主持文革小组讨论修改后正式发表。 在主席指示后的第二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就开会讨论修改《爱国主义还是资国主义》这篇文章，小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会议由总理主持。在会上先把文章一段一段地读出来，读一段讨论一段。开始我读，读累了，王力接着读，王力口齿清楚，读得铿锵有力。以前讨论文章，一般都是由王力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然后作修改的，但这篇文章是总理边主持会议，边亲自在稿纸上记录，一个字，乃至一个标点用得合适不合适，都要斟酌讨论。第三天上午才把讨论修改过的稿子拿去改版印刷。当天下午再拿回来进行讨论和修改，前后讨论了几次。有一次，陈伯达、江青下午两点就来了，一直改到吃晚饭。 最后定稿以后，先呈送主席。主席交代，先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广播，然后一式几份，交给《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新华社。

 

   这时王力问总理，这篇文章如何署名，是用《红旗》杂志，还是《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评论员，还是同时用几家名义？总理说，这篇文章是第一篇不点名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以个人署名为好，就用戚本禹的名义。 我觉得这个事太大了！这是第一次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文章形成的过程又不同寻常，我觉得以我个人的名义发稿不大合适。所以我说，这个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大，而且经主席和大家集体讨论修改的，是不是还是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可总理讲，正因为这篇文章会引起全国以及全世界的关注，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是代表官方的，而个人署名文章，再怎么说，也是个人文章，这是有区别的。把刘少奇的问题突然一下子作为官方文件提出来不好。还是作为个人的文章为好。总理说出这么一番道理以后，陈伯达、江青都没说话，康生点头称是。这样就决定了文章以戚本禹个人署名发表。到关锋起草的批刘少奇“黑修养”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就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名义了。

 

   总理又亲自安排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播音员夏青、葛兰来朗读。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曾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读不出气势来，要我改短一点。

 

   3月31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第二天，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纸也都刊登了。 5月间，毛主席在与外宾的谈话中，把这篇文章的发表看作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 是主题，是正题。”

 

4 ．  发文后的反响

 

   从4月2号开始，各地群众就开始上街游行示威，表示他们对走资派的愤慨，一连游行了好几天，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些都是群众自发组织的，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进行任何部署。到1968年初要隔离审查我的时候，据陈伯达等人的回忆说，康生还提出，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戚本禹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影响是很大的。 多年后，我碰到朱永嘉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的文章出来了，我们有点被动。我问，被动什么？他说，张春桥拿了你的文章放在我们面前，说，你们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所以那以后，朱永嘉他们就拼命写批判文章，一下子写了三篇东西。主席看了之后说，你们不要光搞数量，质量要搞好。数量多了，人家消化不了，你一篇东西写好了，人家消化了，那比几篇都好。 主席曾与江青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写出文章来，现往戚本禹写出来了，所以要鼓励他一下。

 

   江青本来提出要送我一架她用过的蔡斯照相机。我说我不会用。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写的字，哪怕就几个字都好。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过去写的一幅《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送给了我，而且江青叫汪东兴当着中央文革小组所有的人的面送给我的。主席的词写在信笺上，一张纸写不了几个字，所以形成了厚厚的一大摞。那天晚上，我回来以后，没喝酒，却觉得像喝了酒似的，捧着毛主席的手书，翻来覆去地看，一个字一个字看。从1967年4月，到1968年1月，我看了不知道几次了。每次看完，都要把它锁在小保险柜里。 我曾请郭老（郭沫若）把他的词也写了一幅字给我。我把它们放在了一起。

 

   我一被抓起来，我那个小保险柜就被他们抄了。那个小保险柜里东西很多。有毛主席给我的信件，例如主席对贵州省李再含的来信的批示、主席对青海事件的批示、主席在我的检讨上的批示等等。 那些批示，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而收入了几篇，但有的没有登。在“审判”江青的时候，邓小平他们派人到秦城监狱来审问我，来的人跟我说，你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是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浪潮的。这件事是你的责任，你不能讲毛主席，也不能讲周总理。我说这行，反正讲不讲都一样。他们又说此文章引用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假的，是诬陷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中央的领导人，怎么可能说那种话呢？在这一点上我给了他们坚决的反驳，我说，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材料，都是从天律档案馆保存的档案里抄来的材料，这能造假吗？如果你们能证明这些档案是假的，你们再来找我吧！他们又与我谈了要照顾大局的话，我说，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大局。后来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很多领域里复辟了，他们的御用理论家又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真的了，而且是“发展”了马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