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从不知道什么是黑车,直到2010年,第二次回国时才知道它的存在。
那时我出国时用的老护照已经十年了,续过一次,现在需要办新护照,好在国内的户口,身份证都有,早决定要在国内公安部门办理,应该比领事馆之类方便。本地市公安局和所有政府部门一起,已经迁到了我几乎从未去过的“新区”的“政务中心”。我打算打车去。这座城市的出租车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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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才在网上看了《归来》,也读了不少评论,在此想描述一下观看电影时片断的个人感受。
电影很好地表现出了冯婉瑜的执着和强烈的抗拒。影片开始,冯婉瑜一被叫去通报陆焉识逃跑的事时就本能地说:“焉识(不是陆焉识)出事了?”在被要求“表态”的时候,她并没有“表态”,而是犹疑地看着女儿。听到收留逃犯会“罪加一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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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有一次去芝加哥,在克利夫兰机场坐飞机。航班延误得非常严重,据说那天Obama去了克利夫兰,那会儿正要离开。有一个排队的美国女孩说,她看见了“空军一号。”空军一号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兴趣,之所以提到延误,是因为在漫长的等待中,和一位女乘客聊起天来。
女乘客大约五十来岁,波兰移民,在芝加哥经商,说话带有浓重的东欧口音。听说我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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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中外关系中,“夷”字的使用,尝是一大争议焦点。骄傲的英国人认为此词等同于英文中的barbarians(野蛮人),羞辱了大英帝国之尊严,力争在中国官方文件中废弃“夷”的使用,最终于1852年《天津条约》中如愿以偿。后来的史书写作,包括费正清在内,则也均把“夷”字径直翻译为barbarian,由此表明清朝官员的顽冥不化,头脑闭塞,把“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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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起来在哪里读到这个故事。
有一个法国贵族特别酷爱读书,后来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这名贵族终于有一天被押上断头台,执行死刑。但就在行刑的时候,他仍然在读一本书。最后的时刻到了,贵族把正在读的那一页象往常一样折起来,合上书,平静地递给身边的刽子手,刽子手非常同情贵族,但还是把他处死了。
一直觉得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个关于书痴或一切痴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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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夏天,一些自由主义学者扯起了“左翼自由主义”的大旗,仿佛给思想界的一坛浑水,又扔进了一颗石子,但这些都是书斋里的风波,倒是在回国的几周中有点浮光掠影的见闻,更能引起我对民间的思潮的兴趣,不妨实录下来。
在我回去探亲访友的城市,和中学同学聚会后,一日,一同学发来短信,邀我和另一同学去看一部舞台剧,叫〈少年孔子〉。我刚好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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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傅铿先生对福柯鼓吹暴力和赞赏杀人的吃惊,我以为我已经顺着福柯本人的逻辑做了一点陈述,但没有想到,使傅铿先生感到吃惊的并非这一逻辑本身,而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他问:知识人以“正义”的名义,居然鼓吹暴众杀人(九月大屠杀),文革中的所有暴力,乃至“红色高绵”的大屠杀,都可以用福柯的“正义论”合理化(Justified),这样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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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旅美学人傅铿先生惠赠大著《知识人的黄昏》(三联书店2013年版)一册,对其对法国当代思潮的深刻体悟和把握及行云流水的语言风格十分钦佩,唯近日再读,又进而展读傅先生在《先知式知识人的黄昏》一文中所评述的《东风----法国知识人,文化革命和20世纪60世纪的遗产》(TheWindfromtheEast—FrenchIntellectuals,CulturalRevolution,andtheLegacyofthe1960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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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问题独特的复杂性,出现对中国现状的不同解读和诊断并不奇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基督教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何光沪概述道:“新左派认为病根是资本主义,甚至有些人很不客气地说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导致了中国的矛盾。自由主义正相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病的原因是旧的体制和‘文革’为代表的集权体制在继续起作用,权力干预市场公正,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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