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外关系中，“夷”字的使用，尝是一大争议焦点。骄傲的英国人认为此词等同于英文中的barbarians（野蛮人），羞辱了大英帝国之尊严，力争在中国官方文件中废弃“夷”的使用，最终于1852年《天津条约》中如愿以偿。后来的史书写作，包括费正清在内，则也均把“夷”字径直翻译为barbarian，由此表明清朝官员的顽冥不化，头脑闭塞，把“夷”字的废弃，看作是中国走向近代国际关系的重要一步。近年，刘禾教授所著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则有专章力辟前说，认为“夷”在清代的意思就是“foreigners”——外国人，确无贬义，且当时的官员就对英国人的质疑颇为不解。刘禾指出，围绕此词的冲突，为西人在语义学（semantics）上的误解，并赋予政治含义，借机扩大侵略。
刘禾教授对“夷”的质疑诚有助于从文化误解，翻译，和语义学的角度重新理解近代中外关系，并挑战以往一概认为中国人自大的刻板印象。查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王力古汉语字典》“夷”字条目，也无一处提到“夷”有“野蛮”的含义。然而这一争议果是英国人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兼借题发挥，施行其殖民主义罪恶计划？似不尽然。
从“夷”的最初意义看，是为“东方各民族泛称”（王力），“狄”是北方少数民族，确无明确的褒贬义。但这里的“东方”和“北方”本身是以中原的“诸夏”为中心来看，而诸夏又有明确的文化自觉，有夷夏之别，恐怕“夷”和“狄”还是暗含了某种词典上无法正式记录的文化优越感。另外，随着时代变迁，“夷狄”开始具有价值判断的意味。王安石诗《河北民》中有“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句，写的是北宋向契丹和西夏纳供，这里的“夷狄”显然是带有感情色彩的，注称：“古代对四方边境少数民族或对外国的鄙称”比较准确（《王安石诗选》，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钱钟书《宋诗选注》也收《河北民》，但钱先生专解此句中“事”字，对“夷狄”不作注）。清代，理雅各在英译《四书》的时候，把夷狄翻译为“rude tribes”，也应当是较为合理和策略的，既不用“barbarians”这个在英文中有强烈的价值判断的词，又不否认其带有“粗鲁”，“未经教化”的含义。林则徐在禁烟期间的奏稿中称“英吉利国夷人震慑”（英吉利三字每字均加“口”旁）和“各国夷人”等，也有明显的反感情绪。如果“夷”仅是作“外国人”解，那么“英吉利国外国人”显然于语法不通。
认为“夷”等同于“外国人”，似乎是说中国古代和近代就没有其他用来表述“外国”和“外国人”这两个概念的词汇。其实，《明史》中记载南洋各国的部分就直接称为“外国”，这里说明，“外国”一词早已存在，而夷主要还是用于中国境内未开化的少数民族，而不大指海外诸国，用以指英国当然也是不太恰当的。另一个例证是，清初小说《镜花缘》中，写唐敖和林之洋等人到海外经商探奇，均以正面语气和感情描述“君子国”，“女儿国”，其实为讽喻现实，全书无一个“夷”字，但有“外国”一词，说明近代以前的官方史籍和民间文人写作中，“外国”都是一个指代其他国家（包括藩属国）的普通用词。“夷”字又常常和“蛮”连用为“蛮夷”一词，如《明史·云南土司》章有“滇省所属多蛮夷杂处”，而“蛮”在王力古汉语字典的注释中则明文有“粗野”条目。中文中有“蛮夷”，却无“蛮洋”，“蛮外国”，也可明证“夷”正因所带有的负面感情，而易和“蛮”结合。王力先生的注释主要依照原始儒学经典，当然也无须顾及后来的含义。辞典不能顾及词的感情色彩，这种现象其实现在也有，如，“乡下人”这个词，词典当然也不会将之规定为贬义词，但在城乡差距，户籍制度等等存在的现实语境中，恐怕说者听者都对其间的感情色彩“冷暖自知。”英文中同样存在这种情形，例如“Oriental”这个词同样带有殖民主义色彩，今天的英语中也逐渐用East Asia 代替了。
对“夷”的使用和逐渐放弃，不仅是英国人施加压力的结果，也是中国人的自觉选择。魏源在1840年代云“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1850年代的《校邠庐抗议》中尚言中国有“四不如夷”，但到了1874年初版的郑观应《易言》中，“夷”就几乎见不到了。郑观应说“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 这里也可见清朝思想中“中国”与“夷狄”地位不对等——这种价值判断当然已经从几千年前孔子的思想中剥离出来，而受现实的影响了。郑观应并不是被英国人捉去洗了脑，或是深入学习领会了官方关于改变措辞的精神传达，而是因为自己也反思到“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此时一个用来指称西方国家的新词“泰西”进入了郑观应的写作语汇中。应当说，民间写作中的“泰西”和“泰西人” 比起“夷”来说，确实进了一大步，比起“外国”则有更准确的地理方位感。而“泰西”也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中性词，有助于人们以一种不卑不亢的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和学习西方。同时，郑观应在其论述中也不总是笼统地称“泰西”，而是分别具体讨论“英，美，法，俄，澳”等国各自的特点，这无疑又是一个进步。不过，到义和团起事的时候，“夷”又浮出水面。翰林院编修们上的奏折一口一个“夷当自灭”，“夷狄无父无君二千余年，天假手义民尽灭之···”（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2193页）
这样看来，“夷”是否等于barbarians的答案是“Yes and No.” 它最初的古意不是“barbarians”，似乎也不当毫不犹豫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翻译成“barbarians”，而取消其中性的一面，在这一点上，刘禾的发现是有价值的。但“夷”在后来（直到清朝）演变中内涵（connotation）逐渐带有贬义又是无疑，不可否认的，因此英国人为了追求对等而要求取消“夷”是合理的，全面翻案并无说服力，而过度辩护似是以著者在夷之身，借夷文夷论，发前清翰林院之言，怕就是刚毅徐桐听了，也觉得别扭。纽约1978年曾出版一本《刘氏汉英大辞典》，对“夷狄”条目的英文注释为： Barbarians， those tribes to the east and north of ancient China，对“夷人”的英文注释是：old term for foreigners. 如此就把本意和引申义都包含在内。今人在翻译和理解中恐怕应当以此为借鉴，把各种情形分别个案看待，例如冯桂芬所说的“四不如夷”，既然其语境是以学习和借鉴西方为目的，恐怕理解成“foreigners ”更恰当些，而那些保守或特别强硬的士大夫（包括林则徐）说的时候，恐怕就真是barbarians了。但研究中过度强调殖民主义话语的力量，实属过犹不及，反而把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放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他们的反省难道不是自我思考的结果，而仅是被殖民主义灌输的结果？难道他们没有吸收和创造转化的能力？
福柯曾强调“权力”（power）不是单向，而是“circulative”（循环）和“netlike”（网状）的“权力关系”，而且“个体是权力的施者，而不是受者。”（Michael Kelly, 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ualt/ Habermas Debat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4）。在探索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时候，恐怕注意互动的一面比以西方受害者的姿态批判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