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傅铿先生对福柯鼓吹暴力和赞赏杀人的吃惊，我以为我已经顺着福柯本人的逻辑做了一点陈述，但没有想到，使傅铿先生感到吃惊的并非这一逻辑本身，而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他问: 知识人以“正义”的名义，居然鼓吹暴众杀人（九月大屠杀），文革中的所有暴力，乃至“红色高绵”的大屠杀，都可以用福柯的“正义论”合理化 （Justified），这样的历史大反讽，难到你真的不感到那种惊讶吗？
我回答，我仍然不感到惊讶。原因还可以更详细地在这里写给自己看看。
傅铿先生所在意的是,其实是“知识人” （此词似应源自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的道德纯洁性，吃惊的是“知识人”竟然不纯洁。他似乎暗示，“知识人”是不该鼓吹杀人的，身为知识人而鼓吹杀人，不论理论为何，均令人匪夷所思，所以叫作“居然”。那么,哪个社会群体天生就必然和暴力相联而不让人吃惊呢？似乎除了军队以外的都算不上。
“知识人”果真天生纯洁无暇，和暴力无关吗？想出焚书坑儒的人是“知识人”李斯，并非农民; 而“红色高绵”的一众头目,也都是在法国受过教育的“知识人”。海德格尔难道没有支持纳粹吗？萨特难道没有赞颂过斯大林吗？“知识人”不仅不和暴力绝缘,还可以说是一切和暴力有关的理论的终极制造者。在土改中,一个愤怒的农民可以残忍地杀死一个地主，乃至他的全家,而几个“知识人”则可以制造出可以屠杀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人的理论,比如阶级斗争,人种优越, 比如永远存在“百分之五”的敌人。这些岂是无知群氓干得出来的事？这一切都不让人吃惊，却会让人反省“知识人”对世界可能造成的巨大戗害。因为，当“知识”脱离了人性和人道主义，当“知识人”试图超越一切程序，恰恰会是“知识人”，而不是没有知识的一般人,变成屠戮世界的元凶。
我对福柯鼓吹暴力杀人并不感到吃惊，也因为我认为这符合福柯的激进思想, 无非是再往前一步而已。但假如有人告诉我,“知识人”马丁·路德·金也“鼓吹暴众杀人”，这才会让我大吃一惊。事实是,我们至今看不到也不会看到这方面的证据,因为根本上, 鼓吹暴力和杀人与马丁·路德·金信奉的大爱（agape）是完全违背的，会使他在逻辑上无法自洽。
所谓“知识人”本是个过度宽泛的概念，就象“工人”，“农民”一样，其实内部实在多种多样。也就是说,“知识人”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集体。有宣扬爱和宽恕的知识人,也不乏宣扬仇恨和暴力的知识人，更有大量为统治者制造理论工具的“知识人”。也可以反问，历史上“知识人”参与制造的人类灾难, “知识人”本身的邪恶，还少了吗？深入调查和研究文革暴力的王友琴博士，在她的《文革受难者》一书的第175页写道：“...在文革中,最残忍的暴力和最荒唐的思想,不是在教育水准低的地方发生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在高等教育学校和一些重点中学里首先发生的。”
此外，以某种理论来把屠杀合法化，这件事让人惊诧吗？同样不会。须知，现代的大规模政治屠杀和一般杀人犯罪不同，它们都是需要某种理论来justify 和自我辩护的。这简直就是常识，而不是反讽。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反对象毛泽东时代那样过度美化和神化“工农兵”，以无知为荣，那么也要同样地警惕对“知识人”的自我理想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