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二重证据法”之狭义性和广义性问题,首先笔者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作以归纳:
1.运用出土史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用出土史料(出土文献、古器物等)证明传世文献的部分实录性,用传世文献证明出土史料的内容。
2.传世文献记载的内容未必都是“伪”,而是存有不少“真”。
3.即使没有得到出土史料的证明,传世文献内容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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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线上收看了清华大学教研主任侯旭东教授,关于《“二重证据法”再思考:在出土文书类简牍中发现历史》视频讲座。这让我回忆起好多年前学习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时的切身体会同时,也觉得侯教授结合简牍考证对“二重证据法”的思考略显不足,或许这和侯教授本人的专业研究不无关系。但既然是“二重证据法”再思考,总要把问题说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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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数日后离别旧居。云绕残阳,纱窗渐黄昏。空屋一人落得思绪千万。稍凝神,两亲形影犹在,今逢得鸟雀惊啼空荡回声处处。世道终将轮回,如万马奔腾越过险滩无数。落尽繁华见真淳,只留个平淡正干净。凑两词,照鬓霜,戏笑人间。
《菩萨蛮寻觅》
昨夜天籁寻觅出,遥看仙去又仙回。
老松乔新居,小龟入莲池。
家慈坐辕辙,拈指又一年。
而今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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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陈寅恪先生自喻的“不古不今之学”从治学对象和方法在他说的语境时代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汉学自秦汉以来无论经学和史学如何“升降”或“轻重”,汉语一直受到周边民族语言的影响和发展,比如近代民国的中文语言曾受到先于亚洲各国首先引入西方文明的日本汉语的影响,大量解释现代科技文化的日本语中的汉字词汇直接融入中国汉语。同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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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如果将陈寅恪先生自称为“不古不今之学”放在他本人的1930年发表这一感言的语境细分析,笔者认为这里的“古”指晚清经学家们常挂嘴边古文,这里的“今”指五四以来的学者引进西方史学观而治史的“今”。换言之陈先生自认为他的学问不是这两派中的一派。要理清以上观点,首先要了解1930年前后是怎样的时代。
清代汉学在乾嘉学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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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年之际,国内学界和媒体推波了一股“陈寅恪”热,这也促成了当代重新仰慕民国学者以及学界对先生研究领域的再度审视而至今不衰。前几年陆键东先生所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很热销,因为作者从事文艺写作专业,对于陈先生晚年在中山大学完成《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也只是肤浅叙述而已,其实这两篇著作即便今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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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碗润有葱花和紫菜香气的馄饨端到我们面前时,我已察觉它和我们上海弄堂的略有不同,这是在西湖龙井村小坐时的一景。虽然初夏尚有阴云,这已经暗示着此时早已过了采茶,清炒,叫卖的大忙季节,剩下的只是村落里的清闲和等待,但这里出现馄饨倒也略有不适,沿路都是农商供游客歇脚品茶和促商的座椅,但因为三两群游客未必引起卖家的注意,于是躺在藤椅上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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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引用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其著作《袁氏当国》中评价汪精卫的一段作为本文的开始:“汪是位很标准的文人、诗人、情人,他不应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后天环境引他误入政坛,用非所长,接连犯了十大错误。国人爱之,厚望之,原谅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错误都能东山再起。只是他第十次则犯得太绝了。”我是在叶嘉莹先生的古诗词讲座留意起汪诗,读汪诗始终觉得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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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期发表了《再议《唐宋变革论》及意义》一文之后,引起了读者和网友的热议,其中有不乏宝贵意见和观点实属难得和恳切。在诸多讨论中似乎对“封建”这个词认识不一,概念不统一就很难规范意见观点之异同。以下笔者以“封建”的词义和中国近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经过作进一步解释,作为《再议《唐宋变革论》及意义》一文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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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依然有相当多“唐宋变革论”的拥戴者,这些学者认为“变革论”或作为一种正确的历史认知,或作为至少是一种基本正确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具体研究。质疑“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是,将欧洲历史脉络套用中国历史不具有科学性,从历史观角度看,以往“唐宋变革论”引发的各种变革论是建立在“线性史观”基础上的,而“线性史观&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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