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无知亦无得
话说“苏黄米蔡”，对于喜爱中国书法的群体这似乎是一个特定词汇，它是挣脱唐人“法度”的束缚，以“意”代“度”开创书法第三高峰，泛指宋代书法。苏轼，黄庭坚，米芾确能领衔之至。而其中的“蔡”字为何其人？由提出“苏黄米蔡”以来一直有争议，这一争议意外地出现在宋朝而大致平息于清末民初。四九年建国以后，迫于时代的政治因素和特定的“史观”引导下，“蔡”指蔡襄而非蔡京已成定论，依据是历史上蔡京为“十恶不赦”的大奸臣，即便在宋朝说他坏话的大有人在，而两人真正书法造诣之比较倒成了次要。上世纪八十年以来，对蔡京和蔡襄的争议浮上台面，相关论文也不少。对于这“千年难有定论”之遗案，笔者试着作以考证总结。
首先要考证提出“苏黄米蔡”的时间点，北宋徽宗编《宣和书谱》，将历代书法大家尽收其中，楷书部宋代八人入选，行书部宋代九人入选，蔡襄与蔡京皆列入其中，这说明两蔡的书法水平还是得到当时的认可。苏东坡认为“蔡君谟为本朝第一。”宋徽宗赵佶也留有评论“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这里的蔡君谟指的就是蔡襄。“鲁公”就是颜真卿，赵佶将蔡襄比作宋代颜真卿可叹评价之高。而到了南宋高宗赵构时代《翰墨志》有记载：
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然家鸡野鹄，识者自有优劣，犹胜泯然与草木俱腐者。
在赵构眼里，蔡襄，李时雍勉强及格，之后的苏黄米薛各有所长，其他的与草木俱腐不值一提。要知道赵构的书法造诣极高，对“苏黄米”多少有点傲视，但可以肯定南宋时代绝没有“苏黄米蔡”的提法，赵构眼中留有宋神宗时期薛绍彭确不是等闲之辈，在此就不对“薛”字作展开描述。
古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之说法，论武当然要比出个胜负，至于文就有各人喜好，上述赵佶赵构自不便再提，追溯“二王”书法，后人也有王献之草书胜右军之评论，至于近代草圣之争，于右任和林散之也难分上下。所以提出“苏黄米蔡”大致没有提出者心中由高到次的意思。明代书画大家王绂在其《书画传习录》中指出：
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端明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
这是笔者查询各类古书中最早提出“苏黄米蔡”四字出处。从文脉分析，在王绂之前就有“苏黄米蔡”提法，而王绂刻意注明了此“蔡”是蔡京而非曾任端明殿大学士的蔡襄。并进一步分析蔡襄的辈分和年纪都在苏黄之前，逻辑上不应该放在最后，这也反证了王绂观点之正确。不过史学家梁启超曾对《书画传习录》因有后人私自画蛇添足导致版本各异而提出“存疑”：“补缺略订讹舛，间有阑入近代。”而以“苏黄米蔡”所指书家生成年代先后为序有考证之价值，在此详细分析：
苏轼字东坡生于1036年，卒1101年，主要活跃于英宗，神宗和哲宗年间。
黄庭坚号山谷生于1045年，卒1105年，比苏轼小九岁，门规上是苏的学生，活跃于神宗和哲宗年间。
米芾字元章生于1051年，卒1107年，比苏轼小十五岁，比黄庭坚小六岁，活跃于神宗，哲宗和徽宗年间。
“苏黄米”按年代排列毫无争议。
蔡京字元长生于1047年，卒1126年，北宋徽宗年间四任宰相，执掌大权十七年。他虽比米芾年长四岁，但比米芾晚死十九年，古有“死者为尊”，若排名在米芾之后似不奇怪。
蔡襄字君谟生于1012年，卒1067年，主要活跃于仁宗年间官至礼部侍郎。蔡襄不但在年纪上是“苏黄米”的前辈，是蔡京的堂兄，而且是宋初期开书法风气的楷模人物。蔡襄书法“传唐遗风，按部就班。”自身创意不明显，继承传统远胜于创新成分，而蔡京的书法创新胜于继承传统，媚而不俗个人特点明显。笔者觉得从字上看一个内敛保守一个飘逸开放。
蔡襄书
蔡京书
以上分析证实了王绂所述的“苏黄米蔡”指蔡京而非蔡襄的合理性。同时这样观点不是“孤证”，明朝书画鉴赏家张丑在其著作《清河书画舫》中写到：
宋人书列称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
此外，明代孙镀在《书画跋》中写到：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安世凤在《墨林快事》中写到：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代杭世骏在《订讹类编续编》中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一例。可见明清各家已经抛开政治因素而对蔡京书法的认可已无疑。
至于蔡襄和蔡京在同时代的书法大家眼里评论如何？值得略加提出。苏轼对蔡襄的评论出自《东坡题跋》：“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能无穷，逐为本朝第一。”《东坡题跋》出自明朝后期书画家陈继儒的整理，陈在著书中提到，说苏轼黄庭坚乃具“天眼”，黄如秀铁面，非法不言，苏如灰袋道士，张口如萁，而五藏悉露。可见陈继儒“慧眼始人”笔者信服。东坡推蔡襄“本朝第一”略带有尊敬之词，但对蔡京是字字落地有声“苟非其人，虽工不贵。”意思是人品太不好，书法再好也不值一谈。黄庭坚对蔡襄是不以为然：“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他认为蔡襄的字太过娇柔。米芾也有同感：“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多饰名花。”在“长枪大戟”的黄庭坚和“万毫齐力，一刷到底”的米芾眼里是很难容得下蔡襄。到了“尊碑仰贴”的清朝中后期，更是见蔡襄不顺眼。但笔者觉得，对蔡京最中肯评论莫过于乾隆时期《三希堂法帖与书法家小传》《卷二》：
字势豪健，痛快沉着，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比其兄蔡襄书法，飘逸过之，一时各书家，无出其左右者。但因人品差，书名不为世人所重。
其中“痛快沉着”让笔者想起苏轼对米芾书法“沉着痛快”的评价，清人有“抄袭”之嫌。正如从事殡葬业的孔子要靠董仲舒在汉武帝面前美言，孟子重归儒家掌门靠得是韩愈，如果没有王维的追捧，陶渊明的才华终将是隐居消失。在书法史上，就是李世民的狂热才造就王羲之还尚有一批临摹本流传后世，也就在这样历史之大浪淘沙中，杨凝式，薛绍彭，鲜于枢等还有不知多少隐姓埋名的书法大家给后人留下区区的几幅墨迹，这样想来蔡京还算万幸。当后人还有幸卸下历史的歧视和恩怨将蔡襄和蔡京的字并排在一起仔细端详时，笔者自信会有更多的人站在蔡京一边。
蔡襄书
蔡京书
不能否认现在的书法界学蔡襄蔡京相比“苏黄米”要少得可怜，或因蔡襄书法特点不明显而不学，或因蔡京人品极差而不学。米芾的书法对于学习者打开笔势和字势确有帮助，那种开放的势头和字的连贯性包括造型的感受来讲，米芾的字是极好的范本，可是米芾的品位不易把控，尤其是他“视笔如箸，行墨如刷”只有划时代的大家才能仿效。而相对于黄庭坚的字容易模仿，苏轼戏称他的字是“死蛇挂树”，初学者学会了“死蛇”但怎么“挂”确有学问。再补上一句，黄庭坚的大草实为宋代第一。
“苏黄米”中似乎学东坡的字最容易得手，得手之处在于其字之造型简单，在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中记载，黄庭坚调侃老师的字如“石压蛤蟆”，今人读来捂嘴一笑之余，殊不知东坡执笔是古法的“三指执笔”。其书法高深之处不在于“形”而在于“形而上”，也就是他的格局，这格局是东坡独有的“满腹经纶”和学问之涵养融汇到他的笔墨之间。除此以外东坡的其他出处“任意而为之”没有法度可学。东坡在精神萎靡醉意之中写成《寒食帖》乃“神来之笔”，正如黄庭坚在其后题跋写到：“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可见如《兰亭序》《祭侄文稿》这样的巅峰之作似神仙附身，常人莫能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