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也可重弹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揣支毛笔漂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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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2月,北京的主要街道出现了一批醒目的大标语:戚本禹你算老几?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揪出小爬虫戚本禹!天天看惯了揪出、打倒一类大标语的北京人已经见惯不惊,然而洞悉“文革”局势的人们预感到,这个不可一世的跳梁小丑气数已尽。戚本禹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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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身边有5位“秀才”,田家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主席身边有5大秘书,田家英是其中之一。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天资聪颖,13岁就以田家英的笔名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被川中人士誉为有“过目不忘”之才的“神童”。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田家英引起毛泽东主席的关注,[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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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文革中的文人,不能不说说陈伯达。而说到陈伯达,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由尊崇到憎恨再到一声叹息。说尊崇,是因为早在文革之前,陈伯达就名驰华夏,他是我国屈指可数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早在延安时期和建国之初,就为新中国的成立培养了一大批马列主义和哲学理论工作者。实事求是地说,陈伯达曾是深受毛泽东主席信任的人,也是最为倚重的助手。他的[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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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建议我写写余秋雨先生,说来惭愧,长期在外漂流,对他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只知道他有一本一版再版的《文化苦旅》。只是前不久他在央视担任青歌评委的频频亮相中,才有幸一睹这位学者的风采。不过朋友的建议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马上查找了一些资料,在认真读完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以后,回首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确实感到余秋雨是[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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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土皇帝陈良宇倒了,突破口是其秘书秦裕。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秘书是个特殊的行当,也是个特殊的群体。其实秘书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从事文案、抄抄写写的人,也称文书,书记。这个行当成为热门,是建国以后的事。战争年代,鲜有知识分子,所以连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都是自己动笔,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写出了《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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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母亲告诉我,桂花有两种,花儿黄色的是金桂,白色的是银桂。我家院里的桂花是黄色的,属金桂。中秋时节,金桂盛开,满院飘香。母亲取来床单,铺在树下,轻轻晃动桂树,那金色的花瓣落满床单,收集起来,和白糖伴在一起置入瓦罐封存。春节前夕再用这桂花白糖做酒酿、做元宵、蒸年糕,那味道真是好极了。大学毕业到了京城,住所与中山公园一墙之隔。公园[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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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国以后的中国文坛上,周扬是个众所周知的头号文人,他的头上戴有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三顶桂冠,最为神奇的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在文革以前首尾相衔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成为文人中唯一的一棵常青树。翻开周扬的历史,那可真正是个人物。早在三十年代就是中共中央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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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6日,中国的新闻媒体极为低调地发布了只有一句话的新闻:"四人帮"最后一个成员姚文元去世。在80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然而从文革十年走过来的人清楚地记得,正是这样一个秃顶微胖、鼓着一双金鱼眼睛的人,在十年文革的政治舞台上,可是个炙手可热、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置于[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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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女性文人中,司法部长史良无疑是我最敬仰的一位。之所以敬仰,不仅在于她是新中国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另一位是卫生部长李德全)之一,还在于她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1900年3月史良出生于江苏常州,1913年后就读于常州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攻读法律,1927年毕业。1931年开始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前后近20年。其间,曾营救过不少受迫[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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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对文人充满了崇敬。令我最为崇敬的莫过于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被誉为一代文学巨匠的郭沫若。他在诗歌、文学、历史、考古、戏剧等领域里的造诣,令我有一种高山仰止般的感觉,他是我青年时代的文人偶像。郭沫若,四川乐山人,少年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1914年东渡扶桑,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诗集《女神》。他是上海文[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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