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也可重弹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揣支毛笔漂四海.
有朋友建议我写写余秋雨先生，说来惭愧，长期在外漂流，对他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只知道他有一本一版再版的《文化苦旅》。只是前不久他在央视担任青歌评委的频频亮相中，才有幸一睹这位学者的风采。
不过朋友的建议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马上查找了一些资料，在认真读完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以后，回首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确实感到余秋雨是个值得一写的人物。
十年文革当中，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了一批御用文人。声名最为显赫的当属自谦为“小小老百姓”的“马列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其次便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戚本禹。除此之外，就是几个御用写作组，最有影响力和战斗力的是在北京的“梁效”、“池恒”、“党效文”，和远在上海的“石一歌”，而余秋雨先生就是当年“石一歌”这个写作组的写手。
文革期间，各地都有写作组和大批判组，但名声皆在“石一歌”之下。而“石一歌”之所以能在众多的写作组中显山露水，一峰独秀，皆因为上海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北京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的时候，姚文元衔命在上海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帷幕。上海不仅是张春桥、姚文元发迹起家的老窝，更是“一月夺权风暴”的发源地，是以后爬上党中央副主席高位的造反派总司令王洪文的“革命根据地”，是江青进行“文艺革命”的前哨阵地。由此活跃在黄浦江畔的“石一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能直接听到“中央的声音”、接受“中央的指示”。他们所具备的能量远非其他地方的写作组可比，许多重量级的批判文章在这里炮制出笼，先声夺人，见诸于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和《学习与批判》杂志。可别小看这上海的两报一刊，在文革期间堪与中央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比肩。在某种程度上，“石一歌”的文章具有政治风向标的作用。
当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的时候，上述的写作班子就成了“四人帮”阴谋夺权的御用文人，成了江青实现“女皇梦”的舆论工具。从文革走过来的人都清楚地记得，每当出现一轮大批判的时候，他们南北呼应，八方辐射，起着导向的作用。从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到放火烧荒，批大儒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制造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地震，致使极左思潮严重泛滥，人们思想极度混乱。
弹指间文革结束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但是文革在几代人身上烙下的伤痕到现在还没彻底愈合，特别是思想文化上的文革遗风到现在还没彻底根除，从这一点上说，这些御用文人们种下的罪孽不可低估。
也许有人会问：依照余秋雨的智商以及他在《文化苦旅》中所显示的对社会历史文化艺术析微探幽的洞察力，他怎么会一脚踩入“石一歌”的泥潭，为后人所诟病？
细细想想并不奇怪。在那大讲阶级斗争、人人划线站队的非常岁月，处在“生存”还是“毁灭”夹缝中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恐怕谁也不愿意像老舍、傅雷、廖沫沙那样，在放弃生存权利之后还要背负“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十字架。绝大多数都会选择“生存”，哪怕是违心的、屈辱的、无奈的、痛苦的、苟且的生存。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俯瞰那个时代的文人和知识分子，这实在是痛苦的无奈的的选择。坦率地说，拷问一下我自己，如果那个年月有人要我参加写作组，那么按照那时流行的“组织观念”，我绝对不能保证不会参加，而且还很可能把它视为“组织的信任”，往小里说，这毕竟要比“到码头扛大包”、“到农村挥镰刀”一类的“改造”要强得多。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政治背景，拿今天的道德观去拷问文革期间所有文人和知识分子的良心。但是话说回来，在文革中，确有少数的文人出卖自己的良心，自觉投靠四人帮，助纣为孽，与虎谋皮，干着乘风飞扬，落井下石的勾当，上述写作组的御用文人就属此类。
今天我们可以把余秋雨进入“石一歌”看成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还可以把他撰写的一系列批判文章看成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违心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说实在的这一切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在一场暴风雨过去尘埃落定之后，能否进行深刻的自省和反思。显然余秋雨没有做到这一点，却采取了文过饰非的态度，为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余杰发出“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诘问。
走笔于此，我想起了当年活跃在上海滩上的红卫兵头头劳元一。
文革结束以后，他是第一个出来写回忆文章的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他在文中详细地叙述了当年发生在上海的几个重大事件，比如“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炮打张春桥事件”、“一月夺权风暴”，在深刻揭露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些事件中丑恶表演和玩弄政治手腕的同时，对自己也作了深刻地解剖，坦诚地揭示了自己在文革造反中的心路历程，对我们认识和研究“红卫兵”这一文革的特殊产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由此我想，如果余秋雨能像劳元一那样，把当年那些不为人知的内情详细地披露，剖析一下产生御用文人的社会根源和御用文人之所以成为御用文人的思想根源，从而总结教训，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那么绝对具有警世和醒世的意义。以余秋雨的学养和洞察力，写出一本《解剖文革的御用文人》并非难事。若真写出，我敢断言，其作用绝对要比《文化苦旅》大得多，其意义也深远得多，我们的后人也会感谢他。
不知我们能否看到他的这部警世和醒世之作？！
（本文纯属个人观点。）
余秋雨大概就是属于与我无缘的作者罢？这么些年，走马观花流览过的书也不算少，他的书，就是那本‘文化苦旅’还是今年夏天在朋友家书房看见，因为就要出发到山里度假，就借来随身带着了。
喜欢那些文章里那些淡淡的感觉，虽然偶尔可见刻意的痕迹，但文字功底是不消说的。所以我随手抄了几句，用做‘进山寻梦’那篇游记题头。
一直没主动去寻他的书来读，也因为当年在的网站掠过一些关于他的争论。印象中似乎以人品和文品不符有关，所以我也就兴趣索然了。
“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余秋雨如是说。
可他在为自己因了人性的弱点而做的现在看来是不好的选择辩护时，那份掩耳盗铃似的天真，不知道是不是假饰的？
只知道我对他的其它大作，仍是兴趣缺缺，不如在网上读读普通人的凡人小记。
呵呵，读了阁老的好文和罢了的评论，忍不住也涂了几句，来签个到，问候一下阁老，并谢谢你把我加进朋友圈!
实在谢谢您这篇大作。在国内两年，听到许多有关于秋雨的负面报道。始终不知您描述的这一段。我实在很同意您的宽宏大量，也非常敬佩您对于先生的期待。文革的浩窃对我们的影响是太大了。虽然过去了30 年，然而看看从哪个年代成长的知识分子（我所接触到的），我是极端失望的。 不管在哪个行业，我们总要虚心学习，一定要有认错的勇气。认错并不代表我们矮人一截，相反的更显出我们的虚心向上。再次谢谢您的大作。
过去的人和事都已灰飞烟灭，我们需要和能够有所作为的是对可能的未来做些合乎事实，比较理性，让历史不会重演的力所能及的判断。譬如亡羊补牢又如何。
中国人的思维真的很有意思，譬如看待老舍等，人们不会为他们的人生理念而感动和效仿，反倒从中读出了他们的悲剧性--这真是对人性和历史的莫大的讽刺，也只有中国人会这样解读历史和看待历史。
包括读其他的书也是如此。读《三国》，他们学习最卑劣`的所谓权谋，读《水浒》，他们学习的是怎样站在最高点上，利用哥们义气以谋取自己的最高利益，就象宋江，施以小恩小惠和人情就换取他们的血胆义气。劝君千万不要讲究义气，那常常就会是某些别有用心的手上的可以利用的工具。
《红楼梦》嘛，当然就是学习做淫妇如秦可卿，刁妇如王熙凤，至少也要个二面三刀的袭人或者象晴雯一样可以拿起针来就刺比她地位更低的女佣只要她还对她的主子一番情义绵长和长得漂亮--最喜欢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晚上帮宝玉补裘的一段。就算这样，我也很难对她产生好感。倒是王夫人成了人人的眼中钉--我不觉得她做错过什么。要是有人对我儿子那么一番话，我也会抽她一个耳括子，从此勒令她离我儿子远一点。至于后来的事态发展，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一并算在她的头上，可见很多读者的甄别能力都非常差。中国人基本到目前为止，依旧没有能力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在是和非面前，故意混淆视听，不过是要成就三人成虎的的虚假，让某些的仅仅有利于某个小圈子的言论得以生存和壮大。但是，任何背离正确方向的东西总有一天会行至水穷处，为大多数人所垢病。只不过徒然地让历史转个大大的弯子。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时代，这就象一场游戏，可以由一些强势的人由着性子乱来，但是一旦纳入了一个更大的圈子的游戏规则，那么，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和可耻，可笑是说它离真理有多么远，可耻是说它是以强取豪夺，欺骗狡诈的方式得以流传，一味地蒙蔽地世人。
可是对于林黛玉，大家却极尽苛刻之意，大肆鞭挞。可是她是大观园里最干干净净的一个人。仅此而言，就是最可贵的。曹雪芹的用意也在于此。其实看男人评价红楼梦的女人们，大致就可以退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人为人处事如何以及思想，品味如何。所以，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不需要走进他/她，不需要看到他/她，就可以非常了解它或者她。我谈不上是个儿不合群的人，凡我刻意避开一些是是非非的人和一不小心就别有用心的心，我的人生容不得他/她们的刻意利用和作为。一言以蔽之，人生苦短，我要有选择性的生。
老毛跟陈寅恪相比当然是个粗人了，但他未必不够敏锐，他之所以说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以及知识越多越反动，和大毒草，都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善用自己的学识，看问题及其偏颇而且有时候故意引人入歧途。其用意，其用意当然和其人的良心，人格和志趣有关。但是和“敢为天下先”无缘。他们在某种意图中企图超越和凌驾。如果不能谋得甲天下，就是推而求其次也未尝不可。
我本是个没有欲望的人，对于这个世界我充满了好奇和求知的欲望。但是我不能因此就姑息很多，因为我必须要有制肘的能力，一个失衡的社会是无法让我安静地享有我的权利的，纵然我不愿意投身于那一片欲望之海，我也要寻求我的一栖息之地。在这一点上，很多时候，我选择了与众不同，舍我气谁。
只是有感而发，并不是针对阁老的文章本身。也算是一些过于追名逐利的人的不屑。
我有一段时间还是挺喜欢他写的 一个王朝的背影， 之后才去看二月河写的那几个清帝...以前我喜欢唐宋史
现在觉得扼腕的就是，我喜欢的马兰，怎么就嫁给余秋雨了呢？Sigh...美女和野兽，果然不能急...
承担责任，面对错误，让人强大而不是虚弱，进步而不是退步。
余秋雨用行为表明了他的价值观和做人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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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代造就了人，还是人造就了时代？
经常听到有人说“我是时代的牺牲品”或者“那个时代”怎么怎么自己了。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曾经我父母就一直这么说，现在呢，我父母下一辈的人也在这么说。我相信这个说法被同胞普遍接受。因为频繁看到和听到这个说法，而在我的经历里，这个说法总是得到周围人会意的频频点头或啧啧认可。但是为什么？
一个时代是好是坏，每个经过的人都有一份贡献。如果参与文革的人都少喊一次口号，少举一次拳头，那场人类互相折磨的罪恶运动是不是会稍微不那么惨烈一点？或许人们不得不当观看斩首秋瑾的看客，但不冲在前面吃袁崇焕的肉总还是有机会的。不然的话，拿活人做细菌试验的日本鬼子又坏在哪了？不是照样可以解释成没办法或者时代的牺牲品。这似乎变成了一场谁都不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哪怕一点点责任的共谋。
人可以帮助改变所处的时代。从我们每一个小人物，做起。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610&postID=3893
莲花阿,罢了脑子里可是装了HARD-DISK的。这位奇才显示在网路上的只是他的百分之一而已。
我从小喜欢读书不假，从武侠到中外名著，从政治到历史，只要是书，都可以让我读得津津有味。商科出身的祖父古文底子极好，他从小逼着我背诵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等，还要求我天天练字、画画，看历史书籍。因此，我的古文功底和字画都是当年被祖父逼出来的。其次我这个人交友四海，兴趣广泛，我的朋友当中有搞音乐的，有画画的，有演戏的，有习书法的，有搞文学的，有摄影的，有做医生的，有做生意的，有做律师的。。。反正各行各业的都有，且都是些佼佼者。多年来，从这些朋友们身上也学到不少东西，受益匪浅。
还有就是我看到好文章后有存档、纪录的习惯，且能坚持天天阅读一、二小时，并隔三差五的从网上订购一些新的丛书。此举一是为了兴趣，二是为了预防老年痴呆:o)。所以,如今虽然年过不惑，但记性尚好。
当年若不是学理工的父母坚决让我选工程专业，加上我自己也想毕业后混个能吃饱的工作，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学什么劳什子工程的。
该交待的都交待了，该解释的都解释了，不该矫情的也矫情了，不知莲花满意否？
一直想问：你怎么记得这么多东西？你的大脑是电脑吗？
在我眼里，他就是文中所写的小人。中国因为有他这样的“小人文人”，“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燥，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变得混沌、暧昧、肮脏，许多祥和的人际关系慢慢变的紧张、尴尬、凶险，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暗淡、紊乱、荒唐。”这些“小人文人”从来没有勇气对他们以往的所作所为负一丝一毫的责任，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蚀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当人们批评余秋雨在文革中的的小人行为时，他不但没有丝毫愧疚和反省，反而铿锵有词、振振有理地为自己辩护，还对那些批评他的人倒打一耙。
我想早年的余秋雨还是应该有一些纯洁的梦的。从他的《西湖梦》中，我仿佛看到了他失去梦想的无奈。他说：“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一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在历次运动的浪潮中，在政治的是是非非波澜里，余秋雨失去了他的方位。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窑，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画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余秋雨的无奈，在他眼里 “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
在余秋雨被众人檄讨的今天，我倒是为他生出了些心痛和惋惜。要是余秋雨身在一个明君的朝代，而不是生长在一个让人的灵魂和心灵都扭曲了的时代，他又何至于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他的行为虽然不能被原谅，但我却能体会到他内心那种“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彷徨和被遗弃的无奈。如他在《乡关何处》中写得那样：“孤零零一个人，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被谁遗弃？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时间和空间。在时间上，古人飘然远去不再回来，空留白云千载；在空间上，眼下虽有晴川沙洲、茂树芳草，而我的家乡在哪里呢？”这个“家乡”恐怕不仅仅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还应该包括他的灵魂归宿吧。
其实我们中大部分人的一生，又何尚不是如此！在人生河流里漂泊着的我们，“强烈的漂泊感受和思乡情结是难于言表的，只能靠一颗小小的心脏去满满地体验，当这颗心脏停止跳动，这一切也就杳不可寻，也许失落在海涛间，也许掩埋在丛林里，也许凝于异国他乡一栋陈旧楼房的窗户中。因此，从总体而言，这是一首无言的史诗。”
面对着一首首无言的人生的诗，我们灵魂的归宿又在哪里？
可现在这个人变得越来越没有智慧，马后炮地开始批陈良宇，脑子进水还是墙头草的本性有暴露出来了？
还有这人说话也越来越没意思，隔靴搔痒，故弄玄虚，一副学贯古今，以道德的教导自居的模样，可也不知道怎么就让人觉着不舒服！
一个没什么骨气的人，担当不起他想担当的责任。
他的文化苦旅程式化太严重，缺乏厚度，结尾处总是突兀拔高，跟早年的杨朔有一拚。他最近又马后炮地开始批陈良宇了（“我早就看出来他不是东西”）， 嘿嘿。
极佩服阁老要余写御用文人史的建议。对他那可是有生活基础的，更可造福后世。如果您不反对，是否可以考虑把这篇文章贴到老余的博克里去哪？
秋风秋雨愁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