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也可重弹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揣支毛笔漂四海.
说到文革中的文人，不能不说说陈伯达。而说到陈伯达，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由尊崇到憎恨再到一声叹息。
说尊崇，是因为早在文革之前，陈伯达就名驰华夏，他是我国屈指可数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早在延安时期和建国之初，就为新中国的成立培养了一大批马列主义和哲学理论工作者。实事求是地说，陈伯达曾是深受毛泽东主席信任的人，也是最为倚重的助手。他的突出才华表现在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上，在建国前后起草了《七大政治报告》、《共同纲领》、《宪法草案》、《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1951 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前夕，他写了两篇政论文章——《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这两篇文章奠定了他作为中共党内重要文件起草者、毛泽东思想最高传达者的地位。 1958 年，陈伯达担任《红旗》杂志主编，成为毛泽东的权威发言人。
说憎恨，是因为文革期间，陈伯达积极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沦为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
陈伯达一个最不可饶恕的罪行，就是文革初期作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他，一手炮制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定下了“建国以来在我国思想战线上存在着大量牛鬼蛇神”的基调，污蔑他们是“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煽动造反派和红卫兵“横扫一切”，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专家、学者、权威打个落花流水”。他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大肆鼓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为造反派的狂热行动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在他的煽动下，全国陷于“红色恐怖”，到处出现“打砸抢抄抓”的恶浪狂潮，致使党政机关全部瘫痪，大批领导干部和大批专家、学者，教育、文艺、科技人员被抄家批斗，送进“牛棚”，遭到残酷的迫害和血腥的镇压。
陈伯达还直接参与诬陷迫害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恶活动。伙同江青、康生决定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对刘少奇进行惨无人道的人身迫害。鼓动造反派揪斗老干部，致使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一批开国元勋冤死狱中。
由于上述罪行，文革结束后，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可谓罪有应得。
为什么这样一位学养宏富的党内一支笔、熟读马列的理论家，最后却沦为林彪、江青的鹰犬，御用文人，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文革史家已经作了多种评说。
我的孔见，是陈伯达自己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陈伯达外号“老夫子”，可谓名副其实。陈伯达从小受到儒学的熏陶，张载的《西铭》、特别是“无所逃而待烹，勇于从而顺令”的儒家思想对他影响极大，成为他立身处世的座右铭。他年轻时在教会学校教过书，读过圣经。由此又形成了他委曲求全、逆来忍受的个性。但是在参加革命以后，长期受到党的组织纪律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又使他习惯于服从和顺令。由此这个集儒家学说、圣经哲学和马克思学说于一身的人，形成了他性格的多重性：执着而又懦弱，固执而又迂腐，古板而又木讷。这种矛盾的性格明显地表现在他人生道路的各个关键时刻。
生于福建的陈伯达，受“闽学”的影响极大。福建的文人素有弃官为民的传统，把官场看得很淡。陈伯达同样如此，在建国以后欲求“长安布衣”，希望能像前辈乡贤那样回归民间，这种心志在他题写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地驰驱客，英雄清静身；留心千古事，不厌一寐尘”等墨迹中可见一斑。所以，在五十年代，他提出过下放的请求，是毛泽东主席让他办《红旗》杂志把他挽留了下来。六十年代，他又提出过退休的请求，又是刘少奇把他留了下来。特别是在“九大”之前，目睹江青的飞扬跋扈、颐指气使，他曾几次流露出不想再担任徒有虚名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念头，都被林彪劝止。林彪对他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由此“党性、组织原则、服从大局”的思想意识，使他不但没有退隐山居、淡出政坛，“安得君恩许归去，东陵闲种一园瓜”，反而一步步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深陷林彪、江青既相互勾结，又相互恶斗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最后成了林彪的替罪羊和殉葬品。
作为一个理论家，陈伯达曾经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比如 在文化领域里主张“百家争鸣”，在思想领域里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八大决议中提出“发展生产力是首要任务”，在文革中反对“血统论”。但是很快他的“发展生产力”的理论被认为是“唯生产力论”，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唱反调，受到了严厉批评。他在欲退不得、欲进不能的夹缝中，曾经采取过消极的态度，然而又被视为“从来没有配合”、“长期不合作”和“动不动就撂挑子”。顺从的本能又迫使他去“配合、合作、挑担子”，这一配合，一合作便种下了上述的罪孽。
陈伯达就是这样为自己画下了这么一个怪圈。
笔者曾经旁听了特别法庭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审判，和张春桥、江青等死硬分子不同的是，陈伯达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而且直到临终前夕，一再忏悔自己“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这真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真”。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别词”。
每个人总有他的本色。就像许世友将军征战几十年仍不失僧人本色一样，陈伯达从政几十年也仍持有书生本色。纵观陈伯达这个悲剧人物的一生，让人愤恨交加的同时，又怎能不发出一声叹息。
“多少人间事，天涯醉又醒。”人们总是在事情过后才容易清醒些。想来，将来的人们，会比现在的人更清醒些。
（本文纯属个人观点）
总体来说，阁老说的我比较认同。他不是那种政治上有野心的人。
文革中，连周恩来都力求自保，陈伯达的言行基本上不能由自己来掌握了。
我说他张狂也不太对。应当说他“直率”，他特多话，又直言。有时想法有点天真。5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的环境已经变了，没人讲话那么直了，可他还是大嘴巴。应了祸从口出啊！
我一直说自己是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我非常惭愧，一方面我在这里振振有词，发表“忧国忧民”的“高论”，一方面却对自身的自私和狭隘束手无策；我想若是把我这样的人放到他们当年的环境中去，或许今天那个被批判的人就是我。
陈伯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中共理论权威、革命大笔杆子，还是叛徒、托派分子、政治骗子和中国知识份子的败类，众说纷云，无一定论。事实上，对于陈伯达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要理清其在中国社会上千丝万缕、纵横交错的关系，还原其在历史重要时期的真实面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对陈伯达，我一直是同情大于憎恶。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深受儒家影响，怯懦、对厄运逆来顺受的“帝王师”。他就像《西铭》里那个明知要被晋献公处死却不逃走的申生和那个甘愿被听信谗言的父亲放逐的伯奇。“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和“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是他做人的准则，他曾经说过“我个人是很渺小的人，怎么处理都没有关系。我不过是一只蚂蚁，谁要踩都可以，什么时候踩死都可以，听天由命就是了”；当年他的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写点回忆录，以澄清一些是非，陈伯达对他们说：“我不想浪费时间，也不能不顾大局。有许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在这些例子中，他的逆来顺受一览无余。
不记得陈伯达为自己的亲属谋过一官半职，他所有本家亲属都是老百姓。他唯一的一次走后门是为儿子谋一个学徒工的位置；好像也没听说过他怎样笼络手下人、提拔跟前的人的事情。
陈伯达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有雄心壮志的，譬如他给自己取的笔名叫“伯达”，实际上是斯巴达克思的音译；他还发起过三十年代轰动全国的“新启蒙”运动，可是命运却将他推到距离这些理想目标非常远的另一端。
我同意杨子说的“陈和林彪的问题没关系，跟后来的江青的问题更没关系”。对于文革中的许多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听说九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来的“称天才”的语录，不是事先准备好的，是临时让秘书找的；在华北，陈伯达的一些行为被民间看成是与林彪对立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发动“批陈”以后，林彪曾对其下属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如果有同盟关系，不应有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还有，“九一三”事件后，在一系列批林材料中，是毛泽东亲自将“林陈反党集团”改为“林彪反党集团”。所以，陈伯达和“四人帮”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当年他炮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制造的“冀东惨案”，给许许多多的人带来了灾难，这个罪恶确实不可饶恕。
我的这篇文章在大家对陈伯达口诛笔伐的今天或许有些不合时宜；或许有人会认为我太宽容、黑白不分，到现在还替他这种人说话。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历史从来就不是黑白分明的，我认为还历史本来面目是我们的责任：若它是灰的，那它就是灰的。否则，我们和当年那些在别人身上“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红卫兵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过，被捕前的陈伯达可不是：“执着而又懦弱，固执而又迂腐，古板而又木讷。“大概阁老看到的是罪当死的老陈才会有这个评价。
我所认识的xxx从53年就开始跟陈共事了，直到他被捕。陈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也很张狂。陈的问题出在林彪之前，为什么，你一想就知道了。好多史料当年我在档案馆作系统设计时，都很明了。现在xxx从中直退下来，还健在，记忆和口述非常清楚，他说的许多事证实了他的记忆真好。
陈的文章写得好，不可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