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与毛泽东
据韩联社获得的朝鲜内部文件显示，金正日曾在2011年1月5日下达文件，禁止民众与“金正恩”同名。文件要求，要对与“金正恩大将”同名的居民做好思想教育，让其主动改名，并修改各种身份证明材料；对于那些想以“正恩”的名字给子女进行出生申报的人，要劝其改用其他名字。在此之前，朝鲜曾分别禁用“日成”和“正日”。一个独裁世袭王朝的心思，中国人当不难理解。唯一、神圣、伟大，且有枪杆子护持，自然就赢得臣民们的膜拜。
避讳在中华大地是一门幽深的学问，言说和书写都有各种不得不遵守的忌讳。对统治者不敬，一字一词一句话，往往会招致杀身之祸。事实上，对皇帝的避讳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且有变本加厉之势。
小时候，第一次从语文课本上看到“毛主席万岁！”，幼稚的心以为，“毛主席”就是一个词，“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根本不会想到在毛之外还有别的“主席”，“毛主席”生下来就是“毛主席”，天地下最大的官职，中国人的神祗。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由陕北民歌改编的颂圣曲中的“毛泽东”，则属于特别伟大的名字，是“毛主席”的官名，不是升斗小民可以随便叫的。
跟“毛主席”不相上下的另一个词是“共产党”，也有诸多避讳。比如说，一个非中共人士，若直呼“共产党”，尚可原谅；若简呼“中共”，则有大不敬之嫌。在公共空间，人们习惯以“我党”呼之，既亲切，又得体。“贵党”则有距离感，让党内人士有强烈的不适感。“党”，指的就是“共产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才是唯一能被称为“党”的组织，“党”——不言而喻，代表着神圣、伟大、正确、不容侵犯、不容亵渎。
与“党”的关系，体现着一个个体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入党与否，不仅是一个人认同既定社会制度的试金石，也是中国国家政权主宰者分辨敌我的标志。“党员干部”连用，既说明入党与做官的本质联系，也是国家主人的独特标识。对官员的处理，“党籍”是最坚实的一层盔甲，足以抵挡诸多恶行；开除“党籍”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处分，意味着从此打入另册，不复为党国一员，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入了党的人，在言谈举止间不自觉地具有主人的气度，令人一望而知；真正的党外人士，则如漂浮在空中的柳絮，与权力无缘——既无假装的选举权，也无假装的被选举权。
“入党”“在党”“党的人”“党性”“组织”“党中央”等诸多称呼，在中国独有的政治语境下，才发散出其微妙、复杂的含义。
“小平你好！”是当代中国民众称呼党魁的特例。大学生亲切地直呼垂帘听政者的芳名，以为进入了人格平等时代。当坦克车碾过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血肉之躯后，人们才从幻觉中醒悟过来。自此以后，对最高权力的称呼，官方与民间分属两套称呼系统。对江泽民，官方除了称其为“总书记”外，还有“领路人”的雅誉，民间则以“老江”、“蛤蟆”呼之；对胡锦涛，官方似乎没有新词冠之，民间却有“面瘫”之讥；到了习近平，文宣总管似在“英明领袖”与“新设计师”之间斟酌，半官方半民间的称呼有“习总”“大大”，纯民间的则有“包子”“维尼”等绰号。
书法大师启功是怎么称呼毛泽东的呢?
李强主编的《启功书毛泽东诗词》一书，为我们揭示了士林与领袖二者的真实关系。这本精致的八开法书，收集了九十六件毛泽东时代的启功作品，书写内容皆为毛泽东诗词，从“红军不怕远征难”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在那个年代，不甘于寂寞的书法家，为了政治正确，也只能书写三十七首毛泽东诗词自娱或送人。
启功在作品里一般是这样称呼毛泽东的：“毛主席诗”“毛主席词”“毛主席诗句集联”“毛主席如梦令”“毛主席菩萨蛮大柏地”“毛主席词念奴娇”“毛主席十六字令一首”等等。在1975年，则突然出现了“毛主席冬云一首 一九七五年 敬录”字样，足以现出书法家对领袖毕恭毕敬的态度。他唯一一次称呼“毛主席”为“毛泽东”，是在一九九三年，题跋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为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征书”。在随后的一九九四年的两幅作品中，还沿用以前的称呼：“毛主席答友人一首”“毛主席和柳亚子一首”。
有人以启功趋附毛泽东及当局而恶之，断定其曲学阿世，人、字皆不可取。其实，启功和毛泽东的关系，启功是被动者，因为被整怕了，其身段就特别柔软，以至于被人诟病。事实上，启功和毛泽东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
《启功书毛泽东诗词》序言里收录有启功一幅小画，画面为苍松日出图。据考证，这是他在1950年代为毛泽东奉献的祝寿礼品。在当时，画界流行此种表忠心方式，齐白石、关山月、傅抱石诸大师百鸟朝凤般竞相献画，启功亦不能免俗。他于画面右下方钤了一枚小印，怯怯地表明心迹。
1965年，启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的一场“演习”——“兰亭论辩”。翻案高手郭沫若发文《兰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写的》，意在掀起一场疑古文化论战。郭派人请启功出山做局，遭婉拒，再请，仍不从。启功而立之年就写过考证兰亭的论文，认定为王羲之所作，他不可能出尔反尔自毁清誉。但当来人亮出“毛主席”的底牌时，就一下子“将”死了启功。启功被迫随了一篇《<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乖巧地复述了一遍郭沫若的“见解”。尽管“兰亭论辩”是一个未做成的局，在启功却确是顺从，而且是一个过分的顺从。或许还能以“这是一个使恶显现荒唐的顺从”来为其辩解，但恐有偏袒、开脱之嫌——在一个法西斯肆虐的黑暗时代，生存成为人的第二本能，以正常社会遵循之“道德”裁决，几近于苛求了。
如果了解一些启功在新中国的遭遇，或许会容易理解他的苦衷。
贵族出身的启功属于革命对象，先后拥有“右派”“摘帽右派”等阶级身份。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启功因属于“黑五类”中的“准牛鬼蛇神”，只有陪斗资格。据启功日记记载，造反派勒令“黑五类”自降工资，他的工资便从每月170余元降到15元。那些家伙还勒令启功退回出版社预支的稿费300元。启功受命扫厕所，他竟然很快琢磨出“经验”：扫厕所先扫周围，收在中间。当时，没有粮票就吃不上饭，粮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启功险些就领不到保命的票证。原来，发粮票的看到启功家书箱上贴着红卫兵的封条，便生出一股革命警惕性：“你哪个单位的？让你们单位开证明来！”启功马上恭恭敬敬汇报给造反派，找派出所找居委会，一番折腾，终于求得“中文系革委会”开具的“证明”，“证明”经派出所过目交给粮店，才算过关。……
经历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人，对毛泽东威权的恐惧可谓深入骨髓。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启功的畏惧心态。八十年代中期，北师大官员请启功写副大字，替换学校会议室原本悬挂的作品，不意遭到当面拒绝。启功私下对人说：那个地方，我不敢写。原来，要替换的是一张巨幅毛泽东影印手迹“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另一件事是，李可讲向启功请教毛泽东草书的价值问题，回答是：“毛主席的草书那当然是好哇。”“我是心服口也服。”最后才评论道：“要说评论，就是那些人当时搞得就他一个人能写了。”
对他们那一代人而言，说出毛泽东的名字甚至都需要极大的勇气。陈漱渝在《有关丁玲的苦难叙事》（《新文学史料》今年第四期）一文中披露，去年五月，众人去医院看望九十六岁高龄的陈明（丁玲丈夫），陈忽然说：“我和丁玲这一辈子被一个人害的。”作者接到：“我知道，你是指周扬。”陈摇头说：“不是，是那个皇帝。”问：“你为什么早不说？”陈说：“不敢。”
在当下，对毛泽东的称呼依然是个敏感话题。官方称之为“毛泽东同志”，拥戴者称之为“毛主席”“红太阳”“开国领袖”，这都没有问题。但一个被毛泽东伤害的人，一个反对毛泽东的人，若使用“魔鬼”“暴君”“蟊贼”等称呼时，政治风险还是相当大的。“毛主席”死了，他的时代还在。他用乳汁哺育的那一代人终于掌握了政权，他的思想遗产通过他们还将统治中国一段时间。121年前，韶山冲诞生了毛泽东，中国的命运仿佛就此确立。
如果有来生
我选择在12月26日出生
只要再过5天
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如果有来生
我选择生在湖南
最好是在韶山冲
我要沾沾主席的灵气
如果有来生
我还要生为男儿
我要学吃很辣很辣的辣椒
我要追随主席去闹革命
我还要学习主席
喜欢诗书喜欢游泳
我还要试着喜欢吸烟
在微博长期置顶表白“毛主席就是神，赛过我的亲曾爷爷！”的“中国作家刘信达”，12月24日贴出了这首名为《如果有来生——赠毛主席》的“诗”。这些文字有无诗意是另一回事，但以拥戴毛泽东、消费毛泽东为荣，却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启功在红太阳面前的姿态，也不算太难看了吧？
FT专栏作家 老愚
2014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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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明辨是非，先把被毛澤東殺了、迫害了多少無罪之人公佈，並由政府合理補償。
若這一點都作不到，真相都不清楚，談什麼是非？
1958-1962年餓死多少人，中共連公開檔案讓學者研究都不敢。
連檔案都不敢讓人看，吹什麼三個自信？
国人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民主政治永远无法在中国成功的原因。要学习古人中庸的态度，明辨是非，才有进步的可能。
毛主席后期是有一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因此却胡乱的诅咒发泄，就完全丧失了理智的根基。不能明辨他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巨大贡献，那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人在海外，并不代表你需要一个和以前截然不同的判断，而是需要一个更明白更高的视角去看待以前的事情。然而我却看到很多人还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过去不曾用理智判断事物，盲目追捧，现在也是一样，只是胡乱诅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