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堡小镇,那是我生命的起点,也是我灵魂的归宿。它在我记忆的深处,如同一个五彩斑斓的梦,让我陶醉其中,久久不能自拔。我犹记得,校园内那一片古老的樟树林。那些樟树伫立在那里已经数百年,他们粗壮的树干伸向天空,树根盘绕交错,有的树需要数人才能合抱。在这些高大的树冠上,喜鹊筑起了它们的家园,那些由枯枝巧妙编织成的鸟巢,仿佛是一座座坚固的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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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总有一些人自认为很聪明,别人都是傻瓜笨蛋。幼时坎儿有一位发小叫强子,很会作假,作假时脸不红,胆子大,北方人说的叫“胆儿肥”。强子有“胆量”,坎儿常常自叹不如。有一次强子与小伙伴跑到县文化宫里到处瞎逛,被管理人员发现要抓他们。他们情急之下跑到楼顶天面的一个楼角处已无处可逃,大楼天面四周都没有护栏,有普通楼层的四层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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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养过鸡,看过鸡走路,也吃过鸡肉,但坎儿从未亲手宰杀过鸡。有一天,父亲对他说:“今天你来学学杀鸡,这也是一项生活技能。”在父亲眼里,他是个书呆子,动手能力差,爱看书。有时候坐在灶房煮饭,一面烧火,一面看小说。看得入迷,常常把饭煮糊,父亲对此很有些恼火,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担心。那天,父亲把一只鸡和一把刀交到他手上,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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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儿曾有过一位要好的同学,叫韦文一,住新田村。韦同学与坎儿一起上的小学,读的初中,后来他读到中学毕业,坎儿升高中,他回乡参加劳动。坎儿高中毕业后插队到农村,再后来坎儿被推荐到省城的一所工科学校读书,毕业后又分配在省城,才很少见到他。记得有一次从省城回来省亲,与另外一个同学覃介如一起去过他家一次,覃同学带有一块表请他修。那时他已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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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流是坎儿父亲的故乡,坎儿兄妹俩却生长在龙堡小镇。上世纪六十年代小镇的印象就像一个烙印永远地烙在坎儿的脑海里。它朴实无华,很小,保守,对外界似乎一无所知。它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故事。就像每一个动物园里都会有的故事:有老虎,有狮子,当然还有调皮捣蛋的猴子,怪怪兔,熊大哥,乌鸦和鹦鹉……一条大路贯穿整个小镇。镇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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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是文革的鼎盛时期,也是坎儿一生中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年。这一年,社会动荡不安,坎儿的家庭也发生了许多变故。历史的大潮无情地裹挟着每一个人前进,无论个人的生活轨迹如何,都必须在这股浪潮中挣扎求生。1968年2月11日下午5时左右,少数派造反大军正在县文化宫开饭,炊事员韦柳生在地坪上被多数派联指从税务局方向打来的子弹击中死亡。这是小镇发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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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家住在县人委大院里的水井旁边。那时还没有自来水,人们都要到水井边打水。范成三兄弟,范成是老大。范成小坎儿几岁。文革中有一天,坎儿在县人委门口亲眼看到范成的父亲被游斗。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从大院里被关押的地方拉出来,范成的父亲嗒拉着头,就像一条落水狗,步履沉重,他当然不愿往前走,往前走意味着死亡。上一个街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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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李家的父亲是县经济科副科长,南下干部,脸上有几颗麻点,腿可能打仗负过伤,走路一瘸一拐。有一次他与某同事吵架,盛气凌人,与那同事顶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是四六年的,我是四五年的。”原来那同事是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也是一个老资格了。可能他工作作风有些生硬,人家不买他的帐,就与他吵起来了。他摆老资格地说了气话,说他是一九四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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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近,广州的街头突然紧张起来。坎儿一行带的钱都花光了。但这不是他们急于返家的理由,他们急于回家或者说是疲于奔命的唯一理由是广州爆发了一场可怕的脑膜炎。救护车凄厉的尖叫声一天紧似一天,从大街上飞奔而过,让人们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坎儿他们住的红卫兵接待站学校厨房用桉树叶熬药汤给他们喝。药汤很苦。一天两次排队用搪瓷缸盛了一缸这种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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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到广州时已是深夜。坎儿正睡得迷迷糊糊,被人叫起。他搓搓双眼然后就跟着人群走,走啊走,走啊走,也不知走了多久。走到了一条宽阔的大街上,初冬的天气,虽然地处南方但已有了不少凉意,风刮起满地的树叶和被撕毁的大字报碎片,在大街上下翻飞,似飘在大海中的一艘艘小帆船,在十二级风暴来临之前,飘飘浮浮,慌慌张张。几条写有打倒王任重的巨幅标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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