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月初,邮轮在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附近缓缓航行。吃过早饭,我穿过细雨洒落的顶层甲板,回到五层的舱房,用手机连上邮轮提供的卫星网络。刚一接通,电子邮箱和社交软件里便涌入数十条新消息。其中一封邮件,让我的手指停在半空:“老王,我们回温哥华养老了。老黄和我都已退休。给你打过电话,也留了言。这些年,你还好吗?”发件人是南希,老黄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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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她在温哥华相识,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直到她去世前,我们从未断过联系。细想起来,这份联系能够维持这么久,一半是缘分,一半大概是因为我们相似的饮食偏好。
那时,我比她早来温哥华几年,虽然尚未真正站稳脚跟,却已经比她更熟悉这里的气候、街道,以及移民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我们认识的场合很普通,无非是中文圈里那些绕不开的社交节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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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的温哥华,小学、中学和大学几乎同时开学。家附近那所中学门口,每到上下学时,总会挤满学生:有人用英语交谈,也有人用中文、旁遮普语、韩语或阿拉伯语互相交流。今年,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明显减少。经济放缓、签证政策收紧,加上国际关系的变化,使那股曾经汹涌的留学潮逐渐退去。即便如此,他们仍格外引人注目;在这些行色匆匆的身影中,总有一些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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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行碎影失眠伴了我许多年。曾听从医生的建议吃过安眠药,名字早已忘了,只记得那是一粒小小的蓝色药片。药效来的快,闭上眼,不消片刻便沉入睡眠。可清晨醒来时,却总像还困在半梦半醒之间,头脑昏沉,精神空空,仿佛整夜都没有休息。那种疲惫,比彻夜清醒更叫人难熬。于是,不到一周,我便停了药。停药以后,我也尝试过别人热心推荐的偏方,可惜没有一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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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几位乘客站在甲板上,望着晨雾笼罩下的海面,微光在水面上缓缓泛起一层银白。那是五月的一个清晨,我们乘坐的邮轮自悉尼启航,航行了三十三个昼夜,途中停靠十二个港口,如今正缓缓驶近温哥华港。
一位看起来像南美裔的乘客站在一旁,问我:“Whereareyoufrom?”(你是哪里人?)
“Canada(加拿大)。”我指了指不远处的温哥华港。
“你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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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已逝。那场曾令世界屏息以待的事件,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曾经如此鲜明,如今却在许多国人的脑海中变得模糊,扭曲,甚至消失。有人说,时间可以抚平一切。然而在不久前,当我再次走进温哥华的六四纪念的现场,耳畔响起那熟悉的哀乐,望着一个个在风中轻轻摇曳的烛光,我忽然明白——有些事情,时间根本带不走。它们并未消失,只是藏得更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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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八点多,乔坐在办公室。窗外是温哥华早春常见的天气,弗雷泽河上的雾像灰色的毯子未散。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刚泡好的茶,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
每天上班开始,乔先查看电子邮件,有来自上司的电邮,有从几间中途之家(HalfwayHouses)发来的电邮简报。那些房子里住着七八位他负责监管的假释者,各有各的问题。多数时候,简报里只有一句话:“一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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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三十岁的韦德(WadeP)获得了日间假释(dayparole),终于走出那座匿于山里、坐落在温哥华东北约五十公里处的监狱。在近八年的刑期中,他已服刑一年有余。此刻,站在“自由”的边缘,他感到一丝不安和紧张。日间假释是一种附带条件的释放形式。囚犯服刑满六分之一后,可申请由假释委员会审核批准。获批须满足表现良好、再犯风险低、不构成社会威胁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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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的阿琼(Arjun)蜷缩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屏幕。斑驳的光影在他脸上跳跃,仿佛与他内心的纷乱交织在一起。然而,他的思绪早已漂移,根本没有关注屏幕上的画面。突然,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引擎声。阿琼猛地一震,警觉地望向窗外。只见一辆深灰色的丰田车缓缓驶入屋前的员工停车场,他一眼就认出了那辆车,也认出了车的主人。车门打开,乔下了车&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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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总绕不开“名”与“利”这两个字。它们像两根无形的丝线,牵引着我们的目光,操控着我们的步伐,让我们殚精竭虑,奔波忙碌,争高低,斗输赢,仿佛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这场无休止的角逐之中。大多数人活着,的确是为了名利。没有的,想要得到;有了一点的,还想更多;得到了的,又害怕失去。名利像是一场赌局,每个人都压上了自己的一生,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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