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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给好小说一个确切的定义。小说可以各式各样,小说写作既没有固定套路,也没有永恒模式,文学的价值观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一篇小说好不好,要看语言、人物、情节、故事、文体、想象力、独特性、创造性,以及有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存在的疑问和对本质的追求,有没有呈现人类的生存状态,关注个人的命运和人物的心灵世界,等等。
从传统批评的观点来看,一篇好小说应该有新颖的立意,合理的结构布局,准确传神的细节,引人入胜的故事,鲜活生动的人物,自然流畅或精雕细琢的语言。好的作品要有内涵,要言之有物。作者要写出感觉和韵味。情绪氛围必须与人物事件的特性相符。叙述要条理清晰,注意起承转合,以及内在的逻辑联系,且把握好分寸,去除可有可无的细节,不要卖弄,不要矫情,不要装腔作势,不要故作高深,不要写成观念作品。
小说要语言优美,文字精妙。作者要控制好叙事的节奏和语言的韵律,从容叙事,让人物说人物的话,不要说作者的话,作者不要把想说的话通过人物口中硬生生地说出来。立的作品好像有这个问题。
语言节奏是叙事语言的特色之一。朱光潜说过:“我读音调铿锵、节奏流畅的文章,周身筋肉仿佛作同样的运动。紧张,或是舒缓,都产生出极愉快的感觉。如果音调节奏上有毛病,我的周身筋肉都感觉局促不安,好像听厨子刮锅烟似的。”文字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会产生美好的节奏和韵律。
叙述故事,不论是用活生生的语言,还是典雅的语言,语言文字要有特色,要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我觉得在文学城无忧是最具风格,辨识度最高的写手。
要充分运用词语的隐喻、暗示、双关、多义性、不确定性,还必须具有现有语言所没有的包容性、衍生性、变动性,像纳博科夫所言让文本成为语言的迷宫。
语言既要流畅,又需要陌生化,有的看似用词不当,其实是作者有意为之,为了产生陌生效果。有意的模糊和无意的含混全然不同。脱俗新颖、独特陌生是美学的一个范畴。当然陌生化处理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不要刻意为之,而应该浑然天成,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小说家应以写出好的小说为旨归。要做到这点,作者要有好的文学素质和扎实的基本功。立无疑具备这些写作素质。
对大多数作家而言,构思好之后,写作就是干活,文学就是一种技术活(一种苦活),就是描写。
小说注重细节描写,有了细节才会丰满。细节的描述要精准,文笔要简洁,不要节外生枝,不要累赘,不要不必要的重复,铺垫不要罗嗦,不要与主题无关的细节,不要事无巨细都写下来,不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作者要准确把握简约与丰厚、节制与恣纵之间的关系,有所取舍,收放自如。描写要让画面跃然纸上,不论是景物或心理描写,有时只要寥寥几笔就可以传神达意,不论是渲染氛围还是烘托环境,要做到任何文字都有用,都不可或缺。无忧在细节上是有些欠缺的。
小说要干净,不可庞杂,不必包罗万象,小说可以写简单、朴素的故事。
这当然不容易,许多伟大作家也难以做到。
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前面讲的艺术价值,另一个是思想价值。作家的根本使命应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和思考。
文学作品不仅有情感,也有思想和智慧,一部小说在提供娱乐的同时,也要引人深思。有人说文学是哲学的艺术化,但文学不是哲学,作家不是哲学家,现在哲学家都去研究语言,不去言说那些不能言说的东西,对作家不能有更多指望。也有人说过,“关于上帝、灵魂或者生命这样的主题,没有人再能发表新的真实见解,或者真实的新见解。”所谓思想和深度是相对而言的。
要避免写浅薄无聊的小说,在作品里津津乐道小市民格调,当下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严肃文学作品,在写乱七八糟的恋情,没有境界。作家的本质还是想象、思考、讽刺、批评。作家应把自己的思想,通过人物事件生动地展现出来,当作唯一的深刻和深度。
一部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有时并不均衡,有的思想价值高,但艺术粗糙;有的艺术相当精致,而没有思想内涵。《1984》没有很好的写作技巧,塑造的人物并不生动传神,但却是经典作品,因为有深刻的思想。一个作家要尽量使作品达到文学性、思想性的完美统一。
作家写作的动机应该本身要有书写表达的欲望,不是为了商业、名利之类的目的。
文学是很个性化的,作家要表现的东西应该是独特的,同时又是共性的,通过独特的感受表现人性的方方面面。作家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发出不同的声音,才能进行个性化写作。当下文坛充塞着千篇一律的作品,不论写作技巧多么好,也是熟、俗、雷同,了无新意。每个优秀的作家都是独特的,比如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那种小游戏的语言,比劳伦斯的语言聪明多了。有些作家不但泛着聪明劲,还有独创性,比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科塔萨尔。
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的主流不是给读者什么正能量,而在于表现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隔膜这样的主题,不仅由于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扩张,使社会和人际关系产生失衡,也由于对人自身的思考、对存在的本质、对生命与浩淼宇宙的疑问。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首要使命不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而是对落后文化的反思,有它的局限性。五四以来的作家的着眼点,便是揭示负面的国民性,诸如奴性、麻木、愚昧、欺骗、虚伪、残忍、势利、嫉妒、见风使舵,以及罪恶、仇恨、斗争、出卖、迫害、落井下石等等。
文学还有不同的品质和格调,优秀文学作品还应该包含对伟大人性的礼赞(例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沈从文的小说),对人类普世价值的肯定,诸如创造、正义、宽容、忏悔、赎罪、人格、尊严、坚韧、勤劳、乐观,以及仅剩的一点崇高,等等。
作家通过作品探讨和揭示人性,且关注人类的命运。作家知道每个人都有弱点,关键是好的作家还会看到人的某种完整性,即使在悲剧里,也会赋予人物以神性的光辉,甚至做到面对悲剧时保持微笑。
要写好人性,深刻揭露普遍的人性,写人性的弱点和优点,作家就要知道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作家需要有自己的生活,熟悉生活并且能够洞察生活,了解人的内心,深究人的灵魂。人心有多层次结构,是多面体水晶,而且不透明,而且复杂,有自相矛盾的一面,还有看不见的角落。
文学是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文学要揭示表现生活,把对生活独特的理解,用自己独特的文字表达出来。文学的灵魂,无疑是作家的个性。经验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不同,感受的深浅不同,写出的作品就不一样。
很多作家写身边的人物事件,很多作品里的人物有原形,特别是女作家,写熟悉的事,写熟悉的人,杰出如张爱玲者,笔下的人物也对应着生活中的真人,不论他们是亲戚还是朋友。
作家只要有想象力的支撑和现实的视野,对生活有真实的感受,写出的故事不一定要真实。卡夫卡的作品,贝克特的话剧,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不能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和《城堡》,贝克特的荒诞剧和荒诞小说不真实。卡夫卡意识到人的生存状态的荒谬性,在小说《审判》里,主人公没有做什么错事,却无缘无故被审判。经过“文革”之痛的中国知识分子,会读懂卡夫卡,有许多人会觉得身处其境,当然因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没有通过审判,就被冠以莫名的罪名。这种处境具有一种普世性。还有《城堡》,我们生活中是不是存在那种看不见的围墙?我们也不能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和南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不真实,或者《西游记》或《聊斋志异》不真实。写作不是描摹生活,不是反映生活,甚至不是贴近生活,而是揭示、表现生活。
纳博科夫认为伟大的作家集三者于一身: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他强调的是后者,认为大作家最要紧的是大魔术师。他并不欣赏现实主义,认为这是一个伪名词。他崇拜纯艺术,称文学作品为神话故事,强调作品的虚构性。他说:“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像真人真事,这简直是辱没了艺术,也辱没了真实。”他认为“狼来了”的故事就是绝妙的文学,因为在丛生野草中的狼和夸张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幅棱镜,从而形成一种艺术所需要的迷幻效果。
文学是虚构,写作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本身不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只存在虚构得好坏的问题。要虚构好小说确实并非易事。真正虚构的小说不是一般写手都能写出来的,因此写严肃小说就成了少数作者的专利。(但欣赏严肃小说的读者不应该只限制在作家、评论家等少数人的圈子里。)
小说本身是虚构的,那是否不论怎么写都应该是可行的?小说和真实的生活要发生什么关系?关系就在于,虚构又不能天马行空、胡编乱造或生编硬造,要使文本语境与社会历史语境相互关联,虚构与现实生活接轨,发现并揭示生存真相,表现生活本质。
别的不知, 俺觉得好的文学悲悯人类, 不能只爱自己。
好些半半拉拉的号称作家, 自恋得紧。
当然技巧也重要, 写出来东东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