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给好小说一个确切的定义。小说可以各式各样，小说写作既没有固定套路，也没有永恒模式，文学的价值观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一篇小说好不好，要看语言、人物、情节、故事、文体、想象力、独特性、创造性，以及有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存在的疑问和对本质的追求，有没有呈现人类的生存状态，关注个人的命运和人物的心灵世界，等等。

从传统批评的观点来看，一篇好小说应该有新颖的立意，合理的结构布局，准确传神的细节，引人入胜的故事，鲜活生动的人物，自然流畅或精雕细琢的语言。好的作品要有内涵，要言之有物。作者要写出感觉和韵味。情绪氛围必须与人物事件的特性相符。叙述要条理清晰，注意起承转合，以及内在的逻辑联系，且把握好分寸，去除可有可无的细节，不要卖弄，不要矫情，不要装腔作势，不要故作高深，不要写成观念作品。

小说要语言优美，文字精妙。作者要控制好叙事的节奏和语言的韵律，从容叙事，让人物说人物的话，不要说作者的话，作者不要把想说的话通过人物口中硬生生地说出来。立的作品好像有这个问题。 

语言节奏是叙事语言的特色之一。朱光潜说过：“我读音调铿锵、节奏流畅的文章，周身筋肉仿佛作同样的运动。紧张，或是舒缓，都产生出极愉快的感觉。如果音调节奏上有毛病，我的周身筋肉都感觉局促不安，好像听厨子刮锅烟似的。”文字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会产生美好的节奏和韵律。

叙述故事，不论是用活生生的语言，还是典雅的语言，语言文字要有特色，要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我觉得在文学城无忧是最具风格，辨识度最高的写手。

要充分运用词语的隐喻、暗示、双关、多义性、不确定性，还必须具有现有语言所没有的包容性、衍生性、变动性，像纳博科夫所言让文本成为语言的迷宫。

语言既要流畅，又需要陌生化，有的看似用词不当，其实是作者有意为之，为了产生陌生效果。有意的模糊和无意的含混全然不同。脱俗新颖、独特陌生是美学的一个范畴。当然陌生化处理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不要刻意为之，而应该浑然天成，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小说家应以写出好的小说为旨归。要做到这点，作者要有好的文学素质和扎实的基本功。立无疑具备这些写作素质。

对大多数作家而言，构思好之后，写作就是干活，文学就是一种技术活（一种苦活），就是描写。

小说注重细节描写，有了细节才会丰满。细节的描述要精准，文笔要简洁，不要节外生枝，不要累赘，不要不必要的重复，铺垫不要罗嗦，不要与主题无关的细节，不要事无巨细都写下来，不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作者要准确把握简约与丰厚、节制与恣纵之间的关系，有所取舍，收放自如。描写要让画面跃然纸上，不论是景物或心理描写，有时只要寥寥几笔就可以传神达意，不论是渲染氛围还是烘托环境，要做到任何文字都有用，都不可或缺。无忧在细节上是有些欠缺的。

小说要干净，不可庞杂，不必包罗万象，小说可以写简单、朴素的故事。

这当然不容易，许多伟大作家也难以做到。

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前面讲的艺术价值，另一个是思想价值。作家的根本使命应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和思考。

文学作品不仅有情感，也有思想和智慧，一部小说在提供娱乐的同时，也要引人深思。有人说文学是哲学的艺术化，但文学不是哲学，作家不是哲学家，现在哲学家都去研究语言，不去言说那些不能言说的东西，对作家不能有更多指望。也有人说过，“关于上帝、灵魂或者生命这样的主题，没有人再能发表新的真实见解，或者真实的新见解。”所谓思想和深度是相对而言的。

要避免写浅薄无聊的小说，在作品里津津乐道小市民格调，当下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严肃文学作品，在写乱七八糟的恋情，没有境界。作家的本质还是想象、思考、讽刺、批评。作家应把自己的思想，通过人物事件生动地展现出来，当作唯一的深刻和深度。

一部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有时并不均衡，有的思想价值高，但艺术粗糙；有的艺术相当精致，而没有思想内涵。《1984》没有很好的写作技巧，塑造的人物并不生动传神，但却是经典作品，因为有深刻的思想。一个作家要尽量使作品达到文学性、思想性的完美统一。

作家写作的动机应该本身要有书写表达的欲望，不是为了商业、名利之类的目的。

文学是很个性化的，作家要表现的东西应该是独特的，同时又是共性的，通过独特的感受表现人性的方方面面。作家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发出不同的声音，才能进行个性化写作。当下文坛充塞着千篇一律的作品，不论写作技巧多么好，也是熟、俗、雷同，了无新意。每个优秀的作家都是独特的，比如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那种小游戏的语言，比劳伦斯的语言聪明多了。有些作家不但泛着聪明劲，还有独创性，比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科塔萨尔。

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的主流不是给读者什么正能量，而在于表现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隔膜这样的主题，不仅由于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扩张，使社会和人际关系产生失衡，也由于对人自身的思考、对存在的本质、对生命与浩淼宇宙的疑问。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首要使命不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而是对落后文化的反思，有它的局限性。五四以来的作家的着眼点，便是揭示负面的国民性，诸如奴性、麻木、愚昧、欺骗、虚伪、残忍、势利、嫉妒、见风使舵，以及罪恶、仇恨、斗争、出卖、迫害、落井下石等等。

文学还有不同的品质和格调，优秀文学作品还应该包含对伟大人性的礼赞（例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沈从文的小说），对人类普世价值的肯定，诸如创造、正义、宽容、忏悔、赎罪、人格、尊严、坚韧、勤劳、乐观，以及仅剩的一点崇高，等等。

作家通过作品探讨和揭示人性，且关注人类的命运。作家知道每个人都有弱点，关键是好的作家还会看到人的某种完整性，即使在悲剧里，也会赋予人物以神性的光辉，甚至做到面对悲剧时保持微笑。

要写好人性，深刻揭露普遍的人性，写人性的弱点和优点，作家就要知道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作家需要有自己的生活，熟悉生活并且能够洞察生活，了解人的内心，深究人的灵魂。人心有多层次结构，是多面体水晶，而且不透明，而且复杂，有自相矛盾的一面，还有看不见的角落。

文学是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文学要揭示表现生活，把对生活独特的理解，用自己独特的文字表达出来。文学的灵魂，无疑是作家的个性。经验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不同，感受的深浅不同，写出的作品就不一样。

很多作家写身边的人物事件，很多作品里的人物有原形，特别是女作家，写熟悉的事，写熟悉的人，杰出如张爱玲者，笔下的人物也对应着生活中的真人，不论他们是亲戚还是朋友。

作家只要有想象力的支撑和现实的视野，对生活有真实的感受，写出的故事不一定要真实。卡夫卡的作品，贝克特的话剧，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不能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和《城堡》，贝克特的荒诞剧和荒诞小说不真实。卡夫卡意识到人的生存状态的荒谬性，在小说《审判》里，主人公没有做什么错事，却无缘无故被审判。经过“文革”之痛的中国知识分子，会读懂卡夫卡，有许多人会觉得身处其境，当然因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没有通过审判，就被冠以莫名的罪名。这种处境具有一种普世性。还有《城堡》，我们生活中是不是存在那种看不见的围墙？我们也不能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和南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不真实，或者《西游记》或《聊斋志异》不真实。写作不是描摹生活，不是反映生活，甚至不是贴近生活，而是揭示、表现生活。

纳博科夫认为伟大的作家集三者于一身：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他强调的是后者，认为大作家最要紧的是大魔术师。他并不欣赏现实主义，认为这是一个伪名词。他崇拜纯艺术，称文学作品为神话故事，强调作品的虚构性。他说：“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像真人真事，这简直是辱没了艺术，也辱没了真实。”他认为“狼来了”的故事就是绝妙的文学，因为在丛生野草中的狼和夸张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幅棱镜，从而形成一种艺术所需要的迷幻效果。

文学是虚构，写作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本身不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只存在虚构得好坏的问题。要虚构好小说确实并非易事。真正虚构的小说不是一般写手都能写出来的，因此写严肃小说就成了少数作者的专利。（但欣赏严肃小说的读者不应该只限制在作家、评论家等少数人的圈子里。）

小说本身是虚构的，那是否不论怎么写都应该是可行的？小说和真实的生活要发生什么关系？关系就在于，虚构又不能天马行空、胡编乱造或生编硬造，要使文本语境与社会历史语境相互关联，虚构与现实生活接轨，发现并揭示生存真相，表现生活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