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博客
深山不见林.
住在京城北总布胡同一个四合院内的林徽因，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周围聚集了一批中国学术知识界文化精英，他们主要是男性，是当时各领域的佼佼者，如20世纪初最有活力的诗人徐志摩，独具个性的逻辑学家金岳霖，一个讲原则、直率而给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的钱端升，高个子、高贵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哈佛出身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家李济，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社会学家陶孟和，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文化领袖胡适，杰出的作家沈从文，物理学家周培源，以及朱光潜、朱自清、梁宗岱、冯至、郑振铎、周作人、卞之琳、何其芳、萧乾、李健吾等等。
围绕在林徽因身边的人中，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是她的爱人，沈从文是她至爱的三哥。她很喜欢沈从文作品的艺术性和它们所描述的那种奇异的生活——这距离她自己的经历是如此遥远。他们之间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她对他有一种特别的关怀，而他对她有特别的依赖，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要办法。
每逢相聚，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见解精辟独到，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 以沙龙的形式站在一个时代变化的前沿上，提出社会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可以海阔天空地畅谈社会发展的未来，这又让他们的思想得以冲破自己的禁锢，在宣泄的快感和认同的满足中，他们不再感到精神的寂寞，并且还可以引发和完善自己的思考。这个具有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是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向往之地。但也有人颇不以为然，其中之一便是她的同乡冰心。
这些人大都少年时期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青年时期又接触到了五四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知识，然后出国留学，又得到了西方文化的滋润。这个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群体，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对西方文化又有很好的了解和把握。他们所谈的无非是学问和艺术，他们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者，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共同的经历和情趣使这些鸿儒雅士彼此相认，跟参与到社会变革大潮中的知识分子相比，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闲适，不激进也不标榜另类。他们追求生命的趣味，追求自由，挑战自我，特立独行，无论是面对时代的变迁还是透视生活的光怪陆离，他们都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他们衣食无忧，懂得享受生活，却不铺张奢靡。他们事业有成，却不追名逐利。他们梦想灵魂富裕，试图在生活品质和灵魂自由中寻求最为超然飘逸的态度，注重精神生活和关注精神状态，但却内敛而有分寸，这里的一切同时满足了他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审美，是一场记忆的盛宴。他们是一个精致而有格调的精英群体，因了自己心目中的美，发乎情、循乎理、止于礼，相知、相爱、相敬，既有徐志摩“甘冒世之韪，竭全力以斗”的痴狂爱慕，又有金岳霖因爱一人、终生不娶的情感传奇。
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林家的客厅里品茗，他们聚在一起，坐论天下事，流连忘返。雅舍中，女主人阳春白雪，美丽优雅和聪慧才情肯定让他们十分愉悦，就有人把林徽因视为中国知识阶层男人们的红颜知己。
后来自美国来华的学者费正清、费梅夫妇也加入了进来，成了林徽因夫妇的挚友。费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文里回忆说：“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
林徽因不仅有当时名流作朋友，她还结识了一些当时的青年才俊，如萧乾和李健吾就是她主动写信约到家里，待他们如知己。
以下是著名作家萧乾的回忆：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林徽因对他说，“你的《蚕》我读了几遍，刚写小说就有这样的成绩，真不简单！你喜不喜欢唯美主义的作品，你小说中的语言和色彩，很有唯美主义味道。”
林徽因在屋子里走动，她的脸庞因兴奋而潮红着。
“我喜欢这样的描写：‘当蚕幼小的时候，实在常常可以看得出它那腼腆羞涩处，到了中年，它就像个当家人了，外貌规矩，食物却不必同家中人客气。及到壮年，粗大的头，粗大的身子，和运行在粗壮的身子里的粗大青筋都时刻准备反抗的。’”林徽因接着说，“你对暮年的蚕描写得更出色：‘身子软得像一泡水，黄面透明得像《吊金龟》里喊吾儿的老旦。那么老态龙钟，那么可怜，那么可爱！’”
萧乾吃惊了。林小姐居然能把他的小说，大段大段地背诵出来。
林徽因说：“我在香山时，写过一篇小说《窘》，现在看起来，没有你这篇有色彩。读你的小说让我想到，艺术不仅要从生活得到灵性，得到思想和感情的深度，得到灵魂的骚动或平静，而且能在艺术的线条和色彩上形成它自身，艺术本身的完美在它的内部，而不在外部，它是一层纱幕，而不是一面镜子，它有任何森林都不知道的鲜花，有任何天空不拥有的飞鸟，当然也会有任何桑树上没有的蚕。”
萧乾入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
整整一个下午，他们就这样会心地交谈着。更多的时候，是林徽因在眉飞色舞地讲，大家在恭恭敬敬地听。
林徽因又转向萧乾：“我觉得你那篇小说，最成功的是调动了艺术感觉——那长长的身子就愈变愈透明，透明得像一个钢琴家的手指。一股青筋，絮云似的在脊背上游来游去。我疑惑那就是我所不懂的潜伏在诗魂中的灵感。这段文字真是精彩极了。感觉是什么？感觉就是艺术家的触角。一个作家，在生活面前要有昆虫那样一百对复眼，因为你需要发现的是，存在于人的精神深处的那个不朽的本能，发现人生存于其中的多种形式、声韵和颜色。在感觉过程中，甚至色彩感比正误感更重要。”
太精彩了，萧乾差点喊出来。
与萧乾不同，据可考的资料显示，著名戏剧家著名评论家李健吾与林徽因相识是在1934年年初，当时她读到《文学季刊》上李氏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后，极为赞赏，李健吾的文章拨动了林徽因的心弦，随即写信致李健吾，并约来“太太客厅”晤面。
与文学青年不同的是，当时李健吾二十八岁，只比林徽因小两岁，十年前就已发表作品、从事文学社团的组织活动，在文学上该算林徽因的前辈，所以二人的见面方式是特殊的，李没有像萧乾那样一副诚惶诚恐的傻小子兼土老帽相，而是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把林引为知己的。这也是后来李对林的性格分析较之萧乾等文学青年更趋公正、切实、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这次见面，二人在“京派”圈子里互相引为知己。
李健吾曾说：“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 李健吾用这一组词不足十个字，却简练、准确勾勒了林徽因的性格特征。李健吾说热情是林徽因生活的支柱。李健吾没有把林徽因说成人人怜爱的社会宠儿。李健吾说，林徽因有她的孤独、寂寞、忧郁。
关于林的高谈阔论在李健吾的《林徽因》中有着精彩提及：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见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
这是一个对林崇拜至极的人写的，尽管是为了夸赞她，但多少让我们能看出其爱出风头之劲那是男人也难以比肩的。
据费梅回忆：“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让人琢磨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在这样一间出入均为鸿儒雅士的客厅里，那些见识非凡成熟优秀而有素养，并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男人群体为什么集体默契，做她忠实的倾听者，愿意纵容这位“太太客厅”里的“女主角”呢？让一个女子站在男性群体的塔尖，并甘愿用柔和的光线烘托她的眼波灵转，文思如瀑，欣赏她的妩媚婉约与思想才情交相辉映？她口若悬河，一个人发表宏论，旁征博引，讲得眉飞色舞。除了和她相比有些年龄偏大且严肃的排除在外，象老金虽然矜持但也能说会道，象梁宗岱，公超等都很健谈，为什么保持沉默？其实因为观点不同，他们有时也挣得面红耳赤，徽因和宗岱就曾因瓦雷利的诗争论不休。
起因是梁宗岱朗诵了的一首由他翻译的最后一位象征主义大师瓦雷里的诗——《水仙辞》。
林徽因说话时语言的锋芒总是那么尖锐，一点也不顾及梁大诗人的面子：“宗岱，你别得意，你的老瓦这首诗我真不想恭维。‘哥啊，惨淡的白莲，我愁思着美艳，／把我赤裸裸地浸在你溶溶的清泉。／而向着你，女神，女神，水的女神啊，／我来这百静中呈献我无端的泪点。’这首诗的起句不错，但以后意象就全部散乱了，好像一串珠子给粗暴地扯断了线。我想起法国作家戈蒂耶的《莫班小姐》序言里的一段话——谁见过在哪桌宴席上会把一头母猪同12头小猪崽子统统放在一盘菜里呢？有谁吃过海鳝、七鳃鳗炒人肉杂烩？你们真的相信布里亚——萨瓦兰使阿波西斯的技术变得更完美了吗？胖子维特尤斯是在什维食品店里用野鸡、凤凰的脑、红鹳的舌头和鸟的肝填满他那著名的‘米纳夫盾’的吗？”
梁宗岱从沙发上站起来，他额角的青筋鼓涨着。才高气盛的梁宗岱教授，担任北大法文系主任，在留学法国期间，大诗人瓦雷里是他的老师，梁宗岱曾在课堂上亲耳聆听过瓦雷里讲授《水仙辞》，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梁宗岱高声说：“我觉得林小姐对这首诗是一种误读，作为后期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瓦雷里的诗，是人类情绪的一种方程式，这首《水仙辞》是浑然一体的通体象征，它离生命的本质最近，我想你没有读懂这样的句子：‘这就是我水中的月与露的身，顺从着我两重心愿的娟娟倩形！／我摇曳的银臂的姿势是何等澄清！／黄金里我迟缓的手已倦了邀请；’瓦雷里的作品，忽视外在的实际，注重表现内心的真实，赋予抽象观念以有声有色的物质形式，我想林小姐恰恰是忽视了这点。”
“恰恰是你错了。”林徽因也提高了声音，“我们所争论的不是后期象征主义的艺术特点，而是这一首诗，一千个读者，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觉得，道义的一些格言，真理的一些教训，都不可被介绍到诗里，因为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服务于作品的一般目的。但是，真正的诗人，要经常设法冲淡它们，使它们服从于诗的气氛和诗的真正要素——美。”
梁宗岱那颧骨很高的脸上泛着光泽，他的一双大手不停地搓着：“林小姐，你应该注意到，诗人在作品中所注重的，是感性与理性、变化与永恒、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死亡冲突的哲理，这才是美的真谛。我认为美，不应该是唯美，一个诗人，他感受到思想，就像立刻闻到一朵玫瑰花的芬芳一样。”
林徽因也站起来：“我想提醒梁诗人，诗歌是诉诸灵魂的，而灵魂既可以是肉体的囚徒，也可以是心灵的囚徒。一个人当然不可以有偏见，一位伟大的法国人，在一百年以前就指出过，一个人的偏爱，完全是他自己的事，而一旦有所偏见，就不再是公正的了。”
大家兴致勃勃地听着他们争论。
第一次参加这个沙龙活动的萧乾对沈从文说：“他们吵得这么热闹，脸红脖子粗的，你怎么不劝劝。”
沈从文摆摆手：“在这儿吵，很正常，你不要管他，让他们尽兴地吵，越热闹越好。”
林徽因坐下去，平静地说：“每个诗人都可以从日出日落受到启发，那是心灵的一种颤动。梁诗人说过，‘诗人要到自然中去，到爱人的怀抱里去，到你自己的灵魂里去，如果你觉得有三头六臂，就一起去。’只是别去钻‘象征’的牛角尖儿。”
梁宗岱哈哈大笑。 大家也一起笑起来。林徽因笑得最响。估计几次交锋之后，梁宗岱变得沉默了。
林徽因同时代有好几位美女才女作家，为什么人们独独钟情于她，为什么在“太太客厅里”只有她一个人侃侃而谈？分析起来可能有多种因素，但主要有以下三点： 1、她的美貌与气质；2、她丰富而含蓄的情感世界；3、她多方面的才华。
她学识渊博，记忆力强，她开朗，幽默，满脑子创造性灵感，才情并茂，反应敏捷，妙语连珠，有见解有内涵，语言的锋芒和闪烁的智慧能引发共鸣，感染和影响他人，她的亲和力让人难以拒绝，她对作品和事物的评价一针见血不留情面，却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她心直口快，有时有些急躁，更有着恬静的气质和从容的神情，有着永不熄灭的热情，她的诗意张扬使她活力迸发，她因此成为“太太客厅”永远的女主角是不难理解的。
和她相处男人们怎么会不欢喜呢？而且不仅是欢喜，她使这个群体变得激情而充满趣味，他们蕴蓄的热情得到释放，沉默里有了期待和向往。一个有着智慧的冷静、可爱、温婉又可以愉快对话的女子，当然可以令人心旷神怡，成为一种精神安慰，也是男人愿意倾心倾诉的对象。
她一个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旁征博引，他们有没有以沉默纵容这位女子？中国文化讲究以自省、自励、自悟为主的修身养性，中国的男人尤其文化人大多认同入道高僧面壁思过式的个体沉湎来修身。表现形式就是很善于把内心的风云激荡外化为表面的不动声色。内向、内敛、沉默、含蓄，所谓一字千金，沉默是金。
有人评价林徽因，并没有因为结婚，“需要抚养儿女、支持丈夫、操持家务就放弃自己的专业和追求；也从没有忘记过自己心灵的追求；也没有屈服于社会、他人的舆论而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她成为最杰出的妇女；成为男士理想中的女性；成为吸引年轻人的偶像；成为大家乐意接受的朋友，是因为——她要‘做自己’。”这个“自己”， 既具有现代独立人格与个性，同时又不失传统美德及本质的温婉美好。
她与男性群体同行，但她的性别元素和性别符号却极其典型。通俗一点说，她是一个女人味很浓的女人：唯美、悲悯、有情趣、有味道等等。另外一个组合优势则是她既是建筑学家又是诗人。她是会写诗的建筑学家，研究建筑学的诗人。
她的成就在建筑领域不及梁思成，在文学领域不及徐志摩。那个时代有不少至今依然闪烁着华丽光芒的女性，如孤寂的才女张爱玲，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无不是独立成风景的历史女性，无一不是可以在文学中留下重彩的人物，却没有象她那样张扬。她们不需要男性的吹捧与崇拜，她们独立地活在自己的作品里，不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赞美来填满内心的寂寞与空白，她们用自己的文字说话，而不是用生活情感说话，没有那些五光十色的情感弥漫，她们依旧绚烂。是的，在单个领域她没有那么耀眼，但这两个领域在她身上的组合作用，发掘了她的潜质，开发了她的知识系统以及这个系统中不同学科的碰撞和互为补偿，从而拓展了她的思维视野。她因为跨专业而与众不同，不再平凡。
在与这些见多识广的男人们语言的交锋中，不经意间，他们的思想被开掘出来，这个世界的光怪陆离使她读懂生活的惆怅与欢欣，她在这个优秀的男人圈子里接纳新东西和思考新问题，走的是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深造更优化的途径，她走的是直径。
如此，其实是男人们直接开发了林徽因的天赋和潜质，给了她不断提升自己的视野、经验、方法和信心的源泉。林徽因在这个过程中构筑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
林徽因就是如此成长为中国知识阶层的男人们的红颜知己。难能可贵的是，林徽因身边的这些人，都是她一生的忠实朋友。
围绕林徽因身边的都是男性，除了费梅以外，几乎找不到女性，女子都远远的躲着她，是怕她的光彩掩映了自己的流光吗？那也未必，凌叔华和冰心也是很优秀的女性，只是她们是与她不一样的风景。林是至性而非至情之人，这样的女子不会为情而困惑，也不会为情而舍弃一切。
李健吾曾经直言，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林徽因心直口快，常会让与她相识的女性们“受不了”！ 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是林徽因高傲、率真性情所致。林徽因绝顶聪明，过从皆知识界精英，毋庸讳言，女性中鲜有此辈，即使冰心的才情也逊于林徽因。她们既不能和林徽因在同一层面对话，林徽因又不知作谦和状和她们敷衍、周旋，那么同性们的误解、生分乃至嫉妒、怨恨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梁思成的外甥女吴荔明在她所著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也毫不避讳地说，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荔明本人的母亲梁思庄（梁思成胞妹）没有芥蒂。
她的美丽在女子并不能轻易抛头露面的年代，更是如吹来的一阵春风，拂动了许多男子的心，无不为一睹芳泽而尽心竭力。她给任何一个她认为有才华的男子写信，邀请参加她的太太客厅的聚会，没有哪个男子能推却这样美丽的邀请，因为这是无上的荣耀，于是纷纷趋之若骛，那里高朋满座，可以接近文化的主流，因为她的客厅里只有名流雅士，到那里是一种没有冠名的身份的象征。文人喜欢附庸风雅，为了一些虚名而混迹一些场所也并不希奇，彼此之间互相吹嘘也是常事。在这些自命清高与不凡的文人面前她口若悬河，在这个光彩夺目的女子面前，他们失去了在人前的光环，那些可以卖弄的才华变得平庸。有多少人被她的风采真心倾倒，收敛起高傲的本性俯首倾听？这是一个可以把张扬变成典雅风范的女子，一个傲视男子，独立浪尖塔顶的女子，只是，她可曾疲惫？作为庶出的林徽因在一个世俗的尊卑泾渭分明的环境里长大，自小的卑贱身份时时作祟，她的清高和张扬是不是为了努力掩饰自卑心理？不论怎样，一个人的表演太凄清，太孤苦，她给费梅这样写到：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不但不能给我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让我们把事情搞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啊！
林徽因有一句诗“我想象我在轻轻的独语”（《十一月的小村》）。事实上她的诗基本上全是独语，自我对话。她原不是为发表而写诗，发表只是应付编辑朋友的索讨。难道她是曲高和寡，常感到孤独？莫非是孤独，于是才那么健谈？独处时她异常寂寞，也就异常多愁善感。她在诗中这样诉说着内心的孤独：“我数桥上栏杆龙样头尾像坐一条寂寞船，自己拉纤”。她还说，“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如果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叫我来拣一个，我毫无问题要拣上面的一个，不管是为我自己或是为别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别人的！”
她需要排解她的孤独，需要志同道合的同情者来倾听她的诉说，她追求有情感的完美的生活质量，而现实总是到处都是缺陷。
阅读她的人生，在繁华的背后读到的却是寂寞与凄凉，姹紫嫣红为她的寂寞搭成了最好的背景。一个幸福的女子怎能是如此寂寞孤独的活着，她太太客厅中的喧哗与热闹是为了反衬这份无以言说的孤独吗？在热闹非凡的人群中，体会的是越发的苍凉与孤独，孤独原本是无处不在的。
这个外表坚强的女子，把所有的热情隐藏在内心，仿佛一道清冷的月光。
隔着如许烟波岁月，隔着那些男子的深情，她美成书页中的一个剪影。
随着时光流逝，也许她的美貌，她的才华，她的贡献，她的诽闻，她的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妙语会被人渐渐遗忘，但后人还会记着她伴随梁思成去考察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记着她一生的病痛，她光辉的人格和无所畏惧的精神，她的诗，她的优雅以及知识女性不忍抛却的小小自我，记着她——林徽因，20世纪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杰出的女性。
此文的部分资料来自网上。
附：读LinMu 的一点小感想 by 淼
LinMu <三个人的爱情>这篇文章写的动情而深入. 资料详实全面, 分析入情入理, 真真太好了. 好的文章总是令人浮想联篇, 引人深思的, 我在此只写一点点, 就 一点点好了, 免得招人不耐烦, 呵呵.
木木这篇文章深入浅出分析了梁思成, 徐志摩和金岳霖三个人对林徽因的爱, 和林徽因反过来对他们三个人的爱. 一般的人免不了会想, 一个女人能生如林徽因, 便了无遗憾了, 但木木的结论则是这样的:
“作为女人，她是幸运的、也是理智的。她崇尚理智中的情感。林徽因没有选择她最爱的人，她做不到抛弃一切束缚，只选择爱。这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新潮思想，却是受过旧教育，被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旧礼夹裹着无法动弹的女子，她是一个理想和现实永远相驳的女性，她依恋着自己的家，特别是孩子。这是一个行走在夹缝中的女子，从出生到生命的结束，她从来没有过畅快自由的人生，为虚荣，为面子，为身份，为笼罩在身上的各种夺目光圈，她艰难地维系着美丽，维系着尊贵，维系着家庭，维系着那份薄名。在维系之间，磨灭了创作的天分。”
三人之中, 徽因是最爱志摩的. 但因为情感太完美, 所以放弃; 因为环境太世俗, 所以放弃. 她的灵魂始终是孤独的, 内心始终是挣扎的.
幼仪于47年应邀带孩子去看徽因之前, 又何尝不知徽因的用意, 但她又如何能够拒绝去一睹令志摩挚爱一生集所有可能的光环于一身的女人呢? 也爱志摩的我, 曾经如幼仪一样怪罪徽因, 怪她在爱与不爱之间, 却总是给着志摩一些希望和幻想, 永不放手, 从而造就了悲剧.
诚如徽因自己认为的, 徐志摩爱的并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她并不是徐志摩心中所想的那一个... 无论在世人眼中她才情如何出众, 风华如何绝代, 作为一个既感性又理性的女人, 她也如所有出类拔萃, 出尘出世而又入尘入世的女人一样, 既骄傲着, 又惶恐着. 完美一旦被拥有, 就不再是完美了. 她要做志摩诗中的缪斯, 她要维持她的完美和永远的吸引力, 只有保持若即若离这一条路.
志摩和徽因似乎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 一边是恣意妄为, 纵情人世, 看似世俗实则清高, 但在诗人的眼中其实没有世俗也没有清高; 一边是规矩斐然, 光芒万丈, 鲜亮无暇, 实际上徽因眼中既有世俗也有清高. 他们相遇相知相交在一个浪漫才情肆意挥撒, 暧昧而又克制的地带, 这里对于一生行走于夹缝中的徽因是个逃离自己世界的中间安全地带, 对于志摩则是一个完全归属在自己地界的, 然而神圣的地带. 徽因得以保持完美和浪漫, 在这里永久地放纵自己的灵魂和孤独; 诗人得以保持永远的激情, 他的灵魂在这里从来不孤独. 这又何尝不是两人最好的选择呢?
再谢林木的好作品.
“莫非是孤独，于是才那么健谈？”
說的好！
給LinMu拜個晚年，祝龍年吉祥、安康美滿、萬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