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心厚泽留人间

已经在网络上读到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病逝的消息好几天了，近些日子心里总在念想这个好人的名字。

对朱厚泽这个名字有印象，是因为“马丁事件”。在追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时，人们会偶然提起这个当年颇受关注的事件。我们那时是远离京城的小人物，虽然感受事件漩涡的波澜，但对中共高层如何酝酿政治风暴的内幕并不了然。后来对这段历史有心的人把这个事件理了理来龙去脉，我把徐庆全的文章节选在这里：

马丁的文章通过这样的转载，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在１９８６年２月召开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对《工人日报》发表马丁文章提出了批评，说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而送达中央领导案头的《国内动态清样》，也引起了关注： 

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２日，薄一波（时任中顾委副主任——引者）批示说：“启立同志（胡启立，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引者）抽空一阅。是否请厚泽（朱厚泽，时任中宣部部长——引者）同志把各方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建议将马丁文章和这篇清样一起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常委一阅。此件阅后仍退我。”

２月２３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批示说：“启立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中央参阅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报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中办代查附后，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当否，请酌定。”

２月２４日，胡启立批示说：“按乔木、一波同志批示办。”

这几个批示的意思有所不同。薄一波的批示很具体，中宣部很容易照办。胡乔木的批示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显然，把马丁的文章看得更严重一些了。 

至此，马丁的文章似有不断升级之势。但是，事态却没有进一步扩大。这得感谢从另一个渠道给中央送材料的秦柳方。 

秦柳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一位老资格研究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是一位较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建国以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进入八十年代，他对改革中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一直抱批评态度，并认为这是经济领域内的自由化，一直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１９８６年２月，他给中央写了报告，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理论研究领域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附在后面，其中之一就是马丁的文章。秦正是从新华社《参考资料》上收集到马丁文章的。 

秦柳方的报告打印后，分送胡乔木、邓力群和胡绳等人。３月１日，胡乔木把这个材料批给了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他在批示中说：“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来一信反映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为一家之言，还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分送力群、胡绳同志，故不再报。原附件较多，从略。”

３月３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秦柳方的报告作了批示：“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表示同意。由于两位领导人的干预，马丁文章在高层引起的震动就此终结。

但是，新闻界和经济学界却依然余波震荡。 

前面说过，新华社两份“内参”对马丁文章的报道来源于《中报》，没有核对原文，却引起了高层的关注，这就让发表原文的《工人日报》和忠实转载原文的《北京周报》和《新华文摘》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按新华社以讹传讹的转载，马文如果有问题，首发和转载马文的报刊就要承担责任。事实上，在马丁文章纷纷扬扬之际，“大家都好似犯了什么重大的政治错误，感到很大的压力”。多年以后，当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张惠卿对此仍记忆犹新。他对笔者说：“那时正是大反所谓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际，我社也包括《新华文摘》不久前曾因其他问题受到过胡乔木的严厉批评刚刚平息下来，谁知又出来个‘马丁事件’”。 

因此，这几家报刊觉得有责任、有义务要求新华社澄清事实。 

《北京周报》两次去信新华社，说明事实真相，要求予以更正。３月１３日，又给中宣部外宣局呈上报告，说明马丁文章的原委，要求新华社就此作出说明。报告指出：作为中央重要耳目的《国内动态清样》编者，把这样一篇与事实根本不符而分量又很重的批评文章，刊登在《清样》上，而且此件还要转发给所有政治局、书记处成员。据了解，这份《清样》已在阅读该刊的各方面领导同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如果此事不作澄清，不仅马丁同志本人，而且中国的经济学界，都会在中央和各部门领导同志中留下错误印象。《清样》在编者注中说明：“纽约《中报》的社论是根据英文《北京周报》的介绍写的。引文与马丁文章的原文有出入。”言下之意是，那些很有问题的话引自《北京周报》。其实，如果《清样》的编者能在写这个注前核对一下《北京周报》的译文，或者哪怕打电话向我们询问一下，就会发现《中报》的社论并不是根据《北京周报》的译文，而是根据了歪曲了的外电报道写的。 

报告还说：一位叫斋藤洋太郎的日本读者也发现《朝日新闻》歪曲了《北京周报》刊载马丁文章的内容，充当反共的宣传工具，希望《北京周报》要求《朝日新闻》做出处理。报告意在说明，《清样》的编者们的责任心，恐怕连这些正直的日本人都不如。 

３月１４日，主管《新华文摘》的人民出版社也在给中宣部的报告中说： 

一、马丁的《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文中列举的十个方面的转变，是对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概括，是和实际情况基本符合的。马文的观点和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从总体上来看，也是比较中肯的，并不存在如纽约《中报》所批评的这类问题。 

二、《中报》对马文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指摘马文认为《资本论》不能提供解决今日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已失去了“有效性”；二是指摘马文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现成答案”。 

报告说：关于第一个问题，马文中也根本没有《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这样的话。而就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在《资本论》中找不到现成答案与《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关于第二个问题，马丁对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是：１、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２、但它还有合理的和有价值的成分；３、对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采取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的态度。原文中根本没有“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现成答案”这种提法，《中报》的批评越出了马文的范围。《中报》只用了“据报道”三字就据此发表议论，进行批评和指摘，而新华社摘发时在编者按中却说，纽约《中报》的社论是根据英文《北京周报》的介绍写的，显然是失实了。 

这两家的报告送上去后，中宣部有关领导显然作出了指示（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因而有了这样的结果：３月２１日出版的第６２４期《国内动态清样》，以《日本报纸报道〈北京周报〉的文章有歪曲，纽约〈中报〉对马丁的批评不科学》为题发了消息，对该刊第３８０期的歪曲报道予以纠正。 

当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正是朱厚泽先生，走马上任不到一年。我翻阅了86年写给父母亲的家信，记载了这些事：3月22日中宣部召集北京理论界著名学者专家座谈马丁文章；5月间马丁受邀赴京参加“双百方针”三十周年纪念会；7月朱厚泽在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发言说：“对于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朱厚泽坚定又不张扬地为新闻界和理论界松绑，他的“宽松，宽容，宽厚”的思路和作为，为他赢来“最开明的中宣部长”的美誉，却也使他成为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长。1987年胡耀邦黯然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朱厚泽随之离开中宣部。朱厚泽在离职感言时说：“我来中宣部一年，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历史来评说吧！”

遗憾的是，中国的言论新闻自由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没有多少进步，还有了新的禁区，人们仍然不能坦然地谈论那段历史和人物。中国依旧是人治的社会，我们经历的马丁事件恰好发生在中共历史上不多的小阳春时期，侥幸躲过无数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文字狱。事后长兄说马丁是“吉人自有天相”。可叹的是，当年为马丁解围的中共高层开明官员却没有我们的幸运，朱部，胡总，赵丞相继被整肃，晚景黯然，成了一代悲剧英雄。

朱厚泽先生辞世后有幅挽联：国运民瘼终生相伴，仁心厚泽永留人间。仁者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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