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舟静泊听涛声
让心之船随思绪漂流，静息聆听岁月流淌的歌
最近两次在网上卷入知青话题，感觉犹如趟进了浑水。我不是下乡知青，但我的同时代人，包括我的姐姐妹妹，大都有过上山下乡经历。成千上万的城市知识青年走过风雨四十年，上演了无数幕人生悲喜剧。如何真诚地回顾这段历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回答。
几个星期前，北京北大荒合唱团来华府演出。这些当年老知青和我们合唱团同台唱了一首《知青的歌》。歌词是华盛顿知青协会的老知青新近创作的，作曲是华盛顿中国音乐协会会长唐渡，他自己就是曾在北大荒八年的北京知青。歌曲旋律很好听，当我把歌词贴西草地后，一些网友对几句浪漫色彩浓厚的歌词质疑。几位年轻的网友觉得知青下乡的经历应该类似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除了控诉，还是控诉。在这里我再次听到要求当年知青反思忏悔的声音。
我所认识的旅美学人中有知青下乡经历者无以计数。这些年过半百的老知青经历了“土洋插队”，从文革上山下乡的Survivors 成为劫后余生的 Thrivors，表现了直面坎坷人生的非凡勇气。我自己也走过那个时代，不难理解这些老知青们对自己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有自豪之情。
现在年轻人难以想象这种糅合残酷和浪漫的青春。在我看来青春和浪漫常常是如影相随的，哪怕浪漫中隐含有幼稚，狂热和邪恶。文革早期的红卫兵和下乡知青的行为，有明显的理想主义浪漫色彩。在缅怀自己的青春时，如何选择我们的记忆？既纪念岁月留给我们的人生宝贵财富的同时，又不忘警示后人生活曾经给予我们的欺骗，是很有意义的话题。
这个星期，谢小庆的《感谢生活》一文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8722再次引起争论。初读这篇文章，能感受文字中的激情，这些曾经草原的北京知青好像有乌托邦情结，记得查建英的哥哥查建国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空想。我想很少有人对共产主义（或共存主义）神话还会有幻想，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因素也是合理的存在，两者间的制约平衡是人们争论的永远话题。尽管政治理念有差距，我还是欣赏谢小庆热爱生活的态度，对养育过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后来网上搜索来更多谢小庆的以往文章，他的一些观点非常令人不安。敏锐的阿兔对我的谢小庆评价有点失望，她觉得我的理智应该占上风的，结果还是输给情感。为此我回了一贴：
“惭愧让阿兔失望了。其实我坦言过喜欢中庸之道，在理智与情感中追求平衡。我以前曾比较过国师和星光，他们正好是理智和情感的两极，理智讲究规范清晰，但冰冷刻板不可爱；情感付出善良关怀，但容易迷茫上当受伤。社会也一样，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在理智和情感的平衡中作选择，没有情感的社会，世界太冷漠；没有理智的社会，世界太疯狂。
直到昨天，我才第一次听说谢小庆，在《感谢生活》之前，不曾读过他的其他文章。我同意畅言的看法，谢小庆是性情中人。我在本线第一贴就表达了对他的乌托邦式共存主义的理念分歧。后来读到他的其他文章更是对他的理性思维逻辑和结论摇头，在国内不少文科训练的学者都有这样的缺陷。但他对生活，对草原，对牧民的感谢之情打动我的心，我愿意相信他是真诚的，因为我愿意看到这个人世间还有美好，还有真情。
这条线上多数聪明人都在说，谢小庆虚伪矫情，是机会主义骗子。若真如此，我只有对中国对世界多一份悲观。我情愿他是理智不足情感丰富的理想主义者，就像查建国一样的人物，好歹还可以用查建英的朋友劳瑞 · 西格尔（ Lore Segal ）用那部 “ 企鹅的远征 ” 的纪录片来打的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讨论中有位旅欧小妹妹说了一句话发人深省：“从个人来说，从苦难中汲取力量确实是一种宝贵财富。但是从社会来说，一个让老百姓受苦受难的社会绝对不是什么财富，而是垃圾。”谢小庆把个人选择美化后的记忆装饰他的美丽乌托邦社会空想，希望社会理想和实践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确实是匪夷所思。难怪人们想到希腊神话中那个推巨石上山的巨人西绪福斯（Sisyphus），永远推巨石上山，但将及山顶时巨石又复落下，周而复始的做工，却永远无法达到理想境界。
知青的话题还会延续下去，争论也会继续下去。这些讨论让人受益。
每个人的思想都有生活留下的烙印。简杨的姐姐让我想到《一条汾水门前过》里的大姐；灵三二哥目前的状况让我想起鄂西的贫困，我姐姐当年就是去鄂西北插的队。命运和时代的悲剧交集在一起，使生活如此沉重。
谢谢你们的祝福，也祝简杨，公羽，灵三春节快乐！
我的前一帖最后两句语言过于偏激，是因写的时候情绪激动造成的，望谅解。事实上，写之前给生活在鄂西的父母通话询问冰雪灾情，得知二哥病重已丧失语言等能力，无医疗保险，我是悲愤交加，就此打住，情绪又上来了。我曾经有过一位很好的法文老师，他总告诉我们写文章时不能带着情绪写，要在心平气和的时候写，这样写出的东西才经得起推敲。我去面壁修性去了。
祝安舟、公羽、简扬和你们的家人新年健康快乐！
简扬，你提到你的姐姐也是知青，经历可以说是，“一步错，步步错“。而1967年11月去内蒙的那批知青，个个都有特殊的背景， 并且，今天这批人几乎个个都有所成就。 也许问题可能就在这里，如果要描绘一幅知青的图画，主色调到底是什么呢？
我是自言自语，我想我们心里都有个大概齐。要过年了，很多事情要办，至少年货要备点。以后有的是时间继续讨论。简扬最近文章在学术中国见到过，华夏好像没有？
祝安舟、简扬和灵三春节快乐，鼠年舒心！
安舟，你看我们都爱上你这个地方了。
灵三，谢谢你的贴，你说的是对的。
昨晚才发现谢在XXXX大学当博导，原来还是我一位朋友的同事。也许今后到北京，我会通过这位朋友找一找谢，再把见面的详细情况告诉大家：）。
安舟，公羽，灵三，祝春节好，也祝你们国内的家人平安无事。
我没有下过乡，却有两个下过乡的哥哥。大哥为了生存，违心去入党、钻营，生活得还不错，但内心并不安宁踏实。二哥诚实善良，回城后当过工人，老大一把年纪的时候去读了个文凭，拿到文凭后单位已不复存在，自谋生计，换句话说就是自生自死了。
他们在下乡的时候，有过年轻人的爱情和友谊，也和当地农民建立了一些感情，这是“浪漫”的一面。但他们经受了他们哪个年龄难于承受的心灵苦难和体力付出。
能说出对那个时代感激的人，大概是今天受益于那个社会而得意
或已远离那个社会而忘怀的人。别忘了有多少你们的同龄人还在为生存挣扎。
我的一个姐姐也是知青，但这些年来，她从未和我谈过类似的话题。她的人生经历正好注解了那句老话，“一步错，步步错”。从大跃进，后来的天灾人祸，文革，压缩回乡，返乡后再插队，下岗大潮，提前退休，到孩子遭遇高校病态扩招，真可谓一生不得安宁。
也许是因为她的缘故，我对知青/插队有种潜意识的关心。所以，认识了黎京兄后，当看到他对人生的大起大落不喜不悲时，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敬佩。谢小庆的"感谢生活”其实是想说内蒙和插队改变了他。1967年11月去内蒙的那批知青，个个都有特殊的背景，他们要么是高干的后代，要么是名流的子女。以前和底层百姓是很少接触的。确实，插队让他们看到了很多。他们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对政治的敏感，一直躲不开当年红色政治的无形掌控，付出了人们难以想象的代价。有的是以婚姻，有的是以友谊，有的甚至是以生命付出。当年一起离开北京在草原经历了生死磨难的哥儿们和朋友，有的最后因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的剧烈分歧，如今形同陌路。但返城之后，这批人几乎个个都有所成就，作家，画家，学者，老师，而且还都有一个特点，即依然关注着草原，无论是那里的生态还是那里的牧民。他们确实是化苦难而为人生的财富。
但谢小庆是个矛盾体。插队的真相，插队的前因后果，莫说对于当今的孩子们，就是对于我这一代，也要从史料中和见证人那里探明。而他作为一个老师，简单地将插队浪漫化，宣扬共存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虽满足了他一时的口舌之欲，但对他的学生们则可能起另外一种效果。从这一点上说，我觉得为人师者，一定要慎言慎行，头脑清醒。他和我接触的那些知青们大有区别。我认识的几位，已经成了思想者和行动者，用笔在记录反思，在为自己和后代还原历史的真实，以免今后有人再蹈复辙。
如果你感兴趣，可上网找找两部长篇小说，野莲的“落荒”（她博克里有，也许安舟知道地址），张华的“羊油灯”（她也应该有博，但小说上去了没有，我不知道），杨健的和，黎京的华夏文集（特别看看他的“小时候”，苍白的杭盖，孤独的思考者）。闲地那里我就不参与了，我不大喜欢政论，喜欢看具体的历史，事实胜于一切。
公羽，谢谢你对我的支持。我又写了不少文章，以后请多提意见。
关于谢的讨论，我擅自借用了黎京播颗里给简杨的关于狼图腾的信，多有得罪，敬请海涵。
我很尊重二位，也深知不是大家都跟你们一样。 不然宝玉就不会出家了：）
我在CND评论线上谈到过理智与情感和政治与文化平衡。在我看来，谢是情感有余理智不足的人，与你对他好心和糊涂的评价异曲同工。你说得对，这些人在国内很多，在我们身边也不少。在生活中，对于理性不足却有人性的朋友，我愿意表示我的“同情之理解，温情之敬意”，而不是冷漠的嘲笑侮辱。对自身修养而言，能做既感性又知性人当然最好。
看完谢的文章后，我第一感觉是，要么他还停留在某一个时代，要么我已经走出了那个语境。象他的一些用词，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至少应该变得中性起来。如“祝贺”可改外“纪念”，“毛主席”可改为“毛泽东”等。“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事实上也不是号召，历史已有定论，是毛/政府转移政治压力和城市压力的一个手段。
其次的感觉是，作者是个糊涂的好人。看的出他是个乐于实干但不擅于思考的人，而文章的第一部分却几乎都是对一个重大历史时代的思考。
为什么说他糊涂呢？举些例子。
1。他说，“要是没有这１１年的草原生活，那我这辈子才真是太苦了。”然后给了三条理由：在草原时有过狗，骑过马，打死过狼。而“在现代社会中，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十万元户玩狗，百万元户玩车，千万元户才敢玩马。即便是玩马的人，通常不过是玩一两匹，骑马也不过是一周或几周一次。骑马打猎，更属于富豪级的享受，即使有亿万家产，还需要寻找允许猎杀野生动物的地方。“他在这里无意识地换了几个概念。他就是当年看管着东乌所有的马和猎狗，他依然也不是当今意义上的“富豪”。
2。“在离开草原以后的近３０年中，许多次我的学生在课堂上和私下里问我是否信仰共存主义（多数人将之翻译为‘共产主义’，我认为翻译得不准确），我都明确地回答：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虔诚的共存主义信徒。”
共产主义怎么能变成共存主义？前者是过去国内通用的说法，后者是作者自己的创见，但至今还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和学者同意，他也没有权力把当时的共产主义改成共存主义。“许多人把她作为科学来信，我把她作为宗教来信。我的信仰固然与自己的阅读和思考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来自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对共存主义的信仰是基于对人性和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之上的。”
共存主义是国外的COMMUNE，和共产主义是两码事。共产主义也不象他说的那样，是一种科学信仰，而是一部份人的假说，后来在劳资冲突中占了一时上风，但因为它先天畸形，鼓吹暴力和所谓的平等，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害。仅以前苏为例，“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这一时期内有420万人被镇压”（王宽 十月革命的救赎 南方周末2007年11月）。关于社会主义那一段，他的认识也是错的。因为他至今都不清楚，中国从前搞的那一套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集权主义。
但我为什么又说他是个好人呢？
读文章的第二部分“感谢生活给予我快乐”，让我觉得他是个好人。这些人在国内很多，象我们的一些亲戚，朋友，老师和同事。是典型的中国人，想的少，做的多，内质朴素，无论什么样的教育也不能让他们消失自己的本色。他的文章能引起那么多的争议，就是因为他本身很冲突，但他自己认识不到，反而对自己很满意。
我尽管对他持有这样的看法，但不赞成人们在讨论中非要说服和改变别人的态度。让他这样想好了，你不这样想就行。他和好多老知青一样，这些年来也在为牧民们办事，你说他糊涂也好，清醒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