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1）
（二十九）带着张宜去市委控告
且说我们白求恩和送瘟神两个造反组织成立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追查黑材料的下落。我们天天把张宜叫到我们造反队办公室，要他交待血防站整群众的黑材料到底转移到了什么地方，可是毫无进展。张宜坚持不承认血防站有复制、转移黑材料等事，与我们软磨硬顶，其态度用当时造反派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就如茅坑中的石头又臭又硬。而每当我们在追问张宜时，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人常常借口也要批判张宜，说不能一派把人霸占太久，强行把张宜接走，其实是保护了起来。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三点左右，我们与张宜正在送瘟神造反队办公室内就黑材料问题进行攻防战，县除害灭病办公室的顾肇康、缪云兴突然闯进来。顾肇康挥着手气愤地对大家说，现在已有确实的内部消息，全县所有单位整群众的黑材料都有复制和转移，其中一份藏在县档案馆内。已经有当权派承认了。他冲到张宜面前指着张宜的脸，猛拍桌子问道：你是共产党员，你用党性来说话。你敢说血防站没有复制、转移群众的黑材料？你说！张宜开始有点吃惊，但很快镇定下来，否认道：有人承认是他们的事，我们血防站没有。谁都明白，把各单位复制的黑材料转移到县档案馆，如果确实有，这应该是县委统一下的命令，血防站不会例外。而既然别的单位有当权派已经承认，所以张宜明显在说谎。那个时候社会上已开始兴起一股罢官风。顾肇康见张宜还在抵赖，愤怒得大声吼道：没有？你这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你到今天还在抵赖！同志们，我们去市委控告这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罢他的官，撤他的职！好不好？好！众人轰然答应。顾肇康那时四十多岁，在除害灭病办公室主要做一些文字工作。他身材干瘦，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像一个乡村老学究，平时总是不声不响，见了人常露出一副谦卑的笑容，在人们心中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我实在想不到他也有这么泼辣的一面。碰上张宜这样的顽固分子，正所谓佛都有火，难怪顾肇康要这么激愤。
自我们两个组织成立后，已经与张宜在黑材料问题上唇枪舌战蘑菇了六天了，很多人早已窝了一肚子火。现在眼见证据确凿而张宜仍然顽固抵赖，群众愤怒之火被点燃。顾肇康的提议立刻得到大家响应，纷纷起身喊道：走，走！到市委去控告他，罢他的官！王逸鹏见状立即站起身来，奋臂招呼大家：走，走，走，大家一起去！现在先到外面排队去！顿时，大家纷纷起身从办公室走到外面空地上排队。有人自动看住张宜，防止他逃走，也有人立刻去宣教室拿毛泽东像和国旗。这是当时每个单位必备的两样东西，无论上街抗议还是庆祝都得带着。张宜听见大家要带他去市委控告，起初有些紧张，但没有反抗，也随大家走出办公室自动走到队伍的前面站好，随即摆出一副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的神态来。因为这是突发的事情，有部分造反队员来不及通知也不通知了，集合起来的队员也有三十多人，其中有好几个是女的。几分钟后，队伍就出发了。有几个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人看见我们集合队伍，但可能还不明白为了什么事，惊讶地目送我们走出单位大门，没有阻拦。
这里提顺便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不去县委控告而要去市委呢？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回想，应该是提出此议的人认为转移黑材料就是县委下的令，因此向县委控告不会有满意的结果，干脆直接去市委。这说明当时的市委在我们心中还是有权威和可信任的。
我们的队伍从北门乔梓湾转上中山路一路向东往上海方向走去。经过汽车站时，没有一个人提出乘公共汽车去。我想这也许是为了显示我们的决心，也可能是考虑到乘车的费用。那时青浦到上海一张车票要五角五分，差不多要抵一个人半天到三分之一的工资。如果车费不能公家报销，谁出？等到走过汽车站踏上青沪公路，我才注意到原来天正下着小雪。冰凉的雪花落在脸上立即化为水点，感觉湿漉漉的。放眼四望，满天彤云压向大地，令人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沉重。公路两旁的田野，作物早已收起，空荡荡的越显得气氛萧瑟。公路两边的护路树早已树叶落尽，只剩下干瘦的树枝在呼啸的北风中颤抖。干雪落在柏油路面上被风吹到路边，积了白白的一层，像极了小时候我们过年做年糕用石磨磨的米粉。在往年，这时候应是大家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元旦新年的时候，而我们现在却为了黑材料问题押着当权派步行去上海控告，真是今夕何夕，今年何年？
我那天穿的是一双汽车胎做底的皮鞋，踩在冻得坚硬的柏油路面上震得脚跟发疼。从县城到上海市中心有四十公里，这样走下去脚上必然要磨出血泡来。但既已出发，也只好咬牙坚持到底了。为了鼓舞士气，老血干沈晖指挥大家唱下定决定，不怕牺牲等歌曲鼓劲。他是我的同乡，因家庭出身地主，他很小年纪就参军去抗美援朝了。他在志愿军中当文艺兵，会拉手风琴、二胡，歌也唱得很好，乒乓也打出色。因他在部队没有入党，复员后在血防站也只是一个普通员工。走了一段路，大家歌就渐渐唱不动了。我的脚后跟已经磨破在隐隐作痛。勉强走了十来里路，到八号桥赵巷车站时雪停了，云也散了，西面天边还出现了一抹红色的晚霞。此去上海市区还有七十里路，看这样子走到明天天亮也到不了上海。那批老血干开始边走边商量对策。有二个老血干吴焘华和丁志明就自告奋勇，说他们先乘公交车去市区，到市卫生防疫站借车来接大家。于是他们两人就先乘公共汽车而去，我们其余人则停留在车站等候他们借车来接。等了二个多小时，终于等来市防疫站一辆救护车。但由于人多车小一次乘不下，我与其余十来个人只好等车子将第一批人送到了上海后回来再接。天寒地冻，好在汽车站晚上也不关门，我们就躲在汽车站里等车。而等我们到上海时，估计时间差不多已是晚上九点左右了。
市卫生防疫站的救护车将我们直接送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在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办事处的大门口。下车后我只见大楼里面人头涌涌。过去，像这样高级的党政机关我们小老百姓是根本不敢走进去一步的，因此门口总是很清静的，现在却是门庭若市。我随着大家一起进去，只见每间屋内都是乱哄哄的人群，大约都是来控告或上访的。在这个大楼内我们转来转去，一直无人接待。最后转到一间屋子门口，见里边有一群人正围着一个人在乱纷纷说着话，似乎在争论什么。有人告诉我们这里是农村政治工作部的接待处。因为青浦属于郊区农村地区，大家以为找对了地方，于是都走了进去，先找地方坐下休息，等候接见。此时从中午起我们已有十个小时左右没有滴水粒米进食了，之前因为大家情绪激动不觉得肚饿，此时坐定了就觉得口渴肚饿起来。也不知是谁领来了面包，是那种二两粮票、一角二分钱一只的枕头面包，每人分到一只。房间外走道上有供应热开水的保暖茶桶，但只有二、三只公用的搪瓷杯，且用细铁链联接在茶桶上。于是大家只能站在茶桶边，啃几口冷面包，轮流喝一点水，权当了晚饭。
等到半夜时分，还没有轮到接待我们。由于疲倦，再加上屋子里人声嘈杂，还有人吸烟，弄得室内乌烟瘴气烟雾腾腾的，我昏昏沉沉直想睡觉，但又不敢睡着。于是我问一起来控告的叶青贸要不要到外面走走？他说：好！就一起悄悄走出了房间。我们先是在走道里东转西转，由于大楼里有暖气，所以转到哪里都觉得闷。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玻璃门，门外是一个极大的院子，静悄悄空无一人。我推了一下门，门可开，一股凛冽、新鲜的冷空气从门缝直扑进来。我们舒服地吸了一口气，干脆开门走到院子里。只见月亮虽已过了满月还算圆正，明亮如镜地高挂在深不可测的暗蓝色的天空。冷冷的月光洒下来，地上的一切便如浸在湖底一样变得清幽朦胧如梦境。我估算了一下这个院子，大约宽有二、三十公尺，而长起码有六、七十公尺。院子尽头有几座高大的飞机库似的铁皮圆顶屋，屋顶在月光下反射出灰白色的幽幽的寒光。大楼里面喧嚣的人声被厚厚的玻璃门隔断，此地竟是万籁俱寂。
我望着这深不可测的夜空，有一种置身在古远荒郊旷野的感觉，与玻璃门内的世界彷佛是两个世界。再看这小得出奇的月亮，心中忽然冒出苏轼《后赤壁赋》的名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一股悲怆的情绪无端地涌上心头。苏轼当年被贬到黄州，尽管他是心胸豁达之人，但从他的文章仍能体会出他心中的悲凉。我又想起王昌龄那首著名的边塞诗：琵琶起舞弄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我想王昌龄当年在长城所见之月，大约与我今夜所见之月并无不同。此地虽非长城也没有边愁，但现在文化大革命也可说是遍地烽烟。造反派群众造当权派的反，所冒的风险丝毫不亚于与敌国作战。王昌龄是忧国忧民，我没有他那么高尚，我是忧自己。自从造反以来，尽管有中央文件的规定，但我们要求当权派给前一段运动中被整的群众平反，却一直阻力重重。现在来到市委控告张某，转了半天也无人接待，这造反的前景实在吉凶难测。罢张宜的官，权力不在群众之手而在党组织手中。我们顶风冒雪来上海，不过是来求市委能体察民情，俯允我们的要求而已。造反派的这种境况，正如列宁说的：跪着的造反！这样的造反其实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我们的命运我们自己不能掌握。可叹我们造反派中不知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市委不同意我们的要求，甚或连理也不理睬我们，我们怎么办？我很担心是这样的结果。我又想到自己的家庭状况：父兄在香港，光这一点在别人眼里就是里通外国、特务的嫌疑犯；二个月前家里又被红卫兵抄家，因此我的造反在一些人眼里就是阶级报复。如果造反不成，今后我的命运比起别人来必然要更加凶险。其实我早就不喜欢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没有一个桃花源能供我逃遁。数年前我一度曾想申请到父亲那边去，但现在连想一下都有危险，被人知道了就是妄图叛国投敌。再想想自己屈辱而痛苦的人生经历，胸中陡地塞满了悲愤之情。
严冬的夜空下寒气入骨不宜久留，我和叶青贸又回到原来的房间内。周围仍然是那种充满了烟臭味的混浊空气和嗡嗡嗡的喧闹声，令人昏昏欲睡。我竟不知不觉睡着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有人来叫我们起身走。也不问与农村政治部的人交道打得如何，我就昏头昏脑地随大家一起走出了市委大门。凛冽的寒风一吹，睡意消失了，但黑夜中不辨东西，我只能随大队而行。大家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走了似乎很长的一段路，然后进一条弄堂来到一座石库门楼前。进门上楼，我发现那是空空的一个大统间，广漆的细木条地板上铺了许多稻草，没有被子更没有家具，连凳子也没有一个。那时我们小青年都没有手表，老血干有手表的也不多，我估计应是半夜一、两点，两、三点时分了。折腾了大半夜，大家早已精疲力尽，找了自己的位置，无分男女，倒头便睡，倒也不觉得冷。
一觉醒来，已是近中午时分。有人告诉我们楼下对面弄堂里有一个街道食堂，可以买了饭菜票在那里就餐。在食堂吃饭可以省一点钱，我们都去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同时又能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很多街道办了街道食堂。红卫兵全国大串连时，为了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市委也临时办了不少接待站和食堂。惟不知我们吃饭的食堂是一九五八年留下来的还是新办的。吃饭回来，再仔细详端我们住的地方，完全是石库门的民居。从粗大的红漆楼梯栏杆、红漆的木地板等建筑特征来判断，我估计这里原来很可能是哪户中小资本家的家，原主人不知什么时候被赶走后，这里曾经做过串联学生的接待站，现在串联学生少了，又成了市委接待上访群众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