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78）
两天假期结束，十二月五日星期一，回家的人纷纷回到单位。下午，县人委分管卫生的副县长王宗明亲临血防站第一次主持召开大会。张宜以促生产为名，将大部分员工分散到各公社去。这时节天寒地冻，绝大多数农村的灭螺队早已停止活动，又值文革乱哄哄的时候，社队两级领导的心思也不在血防卫生上，我们下乡去其实无事可做。很明显，这是当权派要将我们群众力量分散，好让我们争取落实中央关于档案材料文件的斗争进行不下去。但是，当权派们的估计还是不足。有部分原本工作就在单位内不用下乡的人，他们人数虽少了一些，但他们并不停止斗争。此时有人揭露党支部转移黑材料之事，他们就与张宜交涉，要求张宜将转移的黑材料交出来。张宜矢口否认。有人愤言要进支部办公室抄查。张宜则警告里面还有档案和党内机密文件，你们擅闯档案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在当时很多人还是不敢的。但就此罢休也心有不甘，于是他们到县人委大院去找王宗明，要求将下乡的群众立刻召回。他们与王宗明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此同时，他们也派人去青浦中学与学生造反组织红旗取得了联系。
这次下乡我仍然分派在唐郁。但曾经人丁兴旺的唐郁试点组此时只剩下我一个。我住在血防站内早出晚归。因为下乡也没有事情做，我每天吃了早饭后步行下乡，先到中午搭饭的那户社员家老太太打个招呼，然后随心所欲去各个小队走走看看，下午三点来钟就开始回城。期间我目睹了两件事，对我的思想影响颇大，无形中也催生了我的造反勇气。一件是社会上开始公然出现打倒刘少奇的舆论。另一件是我目睹了青浦县委一大批中层当权派被造反派群众游街示众。
一天下午我从塘郁回城，赫然看到中山路县委招待所的墙上新刷了几条大标语：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使我有些吃惊。在以前，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赫鲁晓夫指的就是刘少奇，但以前所有对刘少奇的批判都是不点名的。现在竟然有人指名道姓地公开张贴打倒他的大标语，说明中央对他的斗争又升级了。接着，我又看到不远处近新华书店一边的马路上有一大群人围着一个站在凳子上的的红卫兵在听演说。我走近也去听了一下。原来这个红卫兵正在批判刘少奇。刘少奇曾在一个检查中说他在文革中犯错误是属于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这个红卫兵就愤怒驳斥道：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反革命！他说刘少奇长期以来一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三面红旗，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中共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识穿了他的真面目，及时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这个深藏党内几十年的定时炸弹挖了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讲话中他不时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对此，围观的人群大多保持沉默，但也有几个窃窃议论，喜形于色的。我在前面说过，我对刘少奇一向没有多少好感，对他文革初期推行资反路线更是憎恨。但我又一向认为：不要说刘少奇这样的中共最高层人物，就是市委、县委的领导也离我们远得很。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事情我们并不了解。所以打倒他们也罢，不打倒也罢，我们小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因此我对这个打倒刘少奇的演讲也兴趣不大，听了一会我就转身离开人群，打算回单位宿舍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见有一个苏州口音的女子厉声说起话来：刘少奇同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仍然是党中央的常委，国家主席。党中央并没有撤他的职，他现在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你在大庭广众公开喊这样的口号，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本身就现行反革命的行为！我们决不允许你这样攻击、诬蔑刘少奇同志！声音十分熟悉，我回头一看，此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单位的人事干事曹晖德。说实话，对这个矮小而又凶悍女人，我们单位内的员工大多不喜欢她。但她今天表现出的勇气和执着却让我暗暗钦佩。在红卫兵横行天下，批判资反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敢于这样顶风而上的人也不多见。自然，曹晖德的话得到的回报是一阵嘘声。
回到单位宿舍后我一直在想：刘少奇自文革初期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犯了错误挨了批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其中就透露了要彻底清算刘少奇的意思。但是，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仍是政治局常委之一，只是地位从党内第二贬到第八而已。这样的变动，我以为就是对他的错误作了组织处理了，而且认为这样的处理也是适宜的。不能因为犯一点错误就把人一棍子打死吧！十月的中央工作会，刘少奇又做了检查。事后红卫兵们说他仍不老实，我以为这是历次运动的常态，不必太在意。可现在听到了公开呼喊打倒他的口号，看到了打倒他的大标语，我意识到了刘少奇的问题真的还没有完，而是实实在在地表明了有人要彻底打倒他。否则红卫兵也不会这样大胆。那么谁要打倒刘少奇，谁有能力将刘少奇打倒呢？当然是毛泽东。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一对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闹到如今这个地步，真实地反映了政治斗争的残酷，说明了革命容不得半点私情和友情，也显示了毛泽东将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有多大！由此，联系到我们与张宜的斗争，我相信尽管我们要求落实中央关于档案材料的斗争遭到了各级当权派层层的阻挠，但只要毛泽东、党中央批判资反路线的决心不变，我们终有成功的一日。当然，这只是我当时的认识。其实，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真实地反映了权力斗争的残酷。因为如果真是因为路线之争，那末在分清路线是非以后，就应允许犯了路线错误的人改正，而不是一步步将对方斗到死为止。后来毛泽东说犯了路线错误的头子，改也难，不过是为自己的残酷斗争手段辩护和推卸责任而已。
又有一天，也是我从塘郁回来。当我走在中山公园旁的护城河桥上，看到县委大门外人行道上有一大串十几个人被人押着游街。这些人胸前都挂了一块写了名字的硬纸板。红八月时北京红卫兵斗争牛鬼蛇神曾刮过一阵游街风，这样的场面在红卫兵小报的图片上也见到过，看来现在这股风又刮起来了。我走近一看，大多人不认识，但其中有两个我是知道的，一个是县委工交部部长赵康，另一个是县手工业局党委书记俞玉林。赵康以前在什么场合见过。俞玉林是前不久一次我到手工业局属下的商店瞎逛，看到贴在商店内的大字报点了他的名，大字报中说他也是练塘人，所以对他有印象。赵康头上戴了一顶乌纱帽，大概是从什么剧团中弄来的，鼻子中间涂了一块白色的油彩，上唇又被画了两道老鼠尾胡子，活像戏台上的糊涂知县官。他生就一副奸相，这样一打扮倒也十分传神。其他人也有戴了高纸帽的，也有手中拿了小铜锣边走边敲的，五花八门，极尽丑化之能事。看了这群人的丑态我忍不住要发笑。但同时也有一个疑问在我心中萦回：这些当官的难道都是走资派，都要被打倒吗？如果是这样，那末我们这个青浦县委岂不也与北京市委一样，差不多都烂掉了？遗憾的是当时我对这些人的历史一无所知。即使那个俞玉林，我也仅仅知道他也是练塘人，至于他过去做过些什么事，我也一点不了解。因此我无法判断这些造反群众这样做对不对。不过我又想起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他说农民们对土豪劣绅，谁个劣，谁个不劣，心中都有数，很少赏罚不当的。既然公交系统的造反派要打倒他们，看来必有打倒他们的道理。正如我们单位的张宜，我原以为张宜不是走资派，而是二类干部或三类干部，想不到他在落实中央文件上这么顽固，玩了这么多花招，与中央文件和报纸上讲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派一模一样。这就怪不得群众要打倒他们了。
就在那个时候，全国的形势也是变化迅速，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开始揭露出了一批走资派。假若一个县或一个地区、一个省市，不揪出几个走资派，反倒是不正常的。因此很快地我也适应了这种形势，对遍地出现的打倒当权派现象见怪不怪了。与当权派游街形势相配合的是，大街上很快就贴出了青浦县委烂掉了，必须全面改组！和青浦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该万死！等矛头开始对准县委的大标语。这些大标语上落款的大多是青中红旗。就青浦的文革来说，当时青中的学生和公交系统的造反派是走在全县造反派的前列的。他们为全县造反派做出了榜样。后来我回想当初我敢于起来造反，这两件事情加上当时整个的社会形势，对我解除思想顾虑，增长造反勇气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就在这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红旗》发表了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这篇社论针对当前运动的普遍情况，尖锐地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还在玩弄新的花样，采取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继续对抗以毛之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 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他们实际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压制革命群众，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是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有些人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并没有做认真的公开的检讨，不肯给那些在文化革命中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的革命群众平反。他们还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对付群众，继续组织被他们蒙蔽的群众，来打击革命左派。他们颠倒是非，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包庇他们自己，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人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他们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
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左派，并且欺骗和蒙蔽一部份群众来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派工作组也好，不派工作组也好，撤了工作组也好，只要是采取这样的反动方针和反动政策，就是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问题不在工作组这个形式，而在于实行什么方针，什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由原来的负责人领导，也同样犯了错误。有一部份工作组采取了实行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并没有犯错误。
文章理直气壮地反问道：那种压迫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吗？
社论告诫当权派们：认真改正错误，就要（一）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作检讨；（二）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为批评领导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革命群众，实行真正的平反，给他们恢复名誉；（三）对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和干部，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要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把错误退给群众、推给下级，要用自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同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四）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当群众的小学生，同群众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劣影响；（五）在实际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依靠广大群众，坚决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篇社论，当时我们很多人认为真是说的太好了，一针见血刺中了王宗明、张宜之流的要害。在这种形势下，王宗明不得不同意让下乡的员工在十二月十九日全部回来，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而张宜也在一夕之间转变态度。他主动对群众说，他现在认识到过去对待群众的态度是错误的，说即使是群众贴群众大字报，他作为单位党支部书记也有一定的责任。他也承认当初党支部确实指定了几个同志整理过群众所贴的大字报，但他解释那只是对大字报内容的摘录和归类，是为了给运动留个记录，不是为了整群众，谈不上黑材料、白材料。不过，既然中央文件说所有的材料都要当众销毁，党支部准备将这些材料清理后，定一个日子，在全站同志们的监督下全部销毁。张宜的这个宣布虽然还不肯承认党支部执行了资反路线，承认整群众的错误，但既然他肯将所有整群众的材料当众烧毁，大家也不去计较了。果然，在全站员工集中后的第二天上午九时左右，张宜亲自从党支部办公室内捧出两大摞纸张来，其中大部分都已经装订成册，堆放到天井中心的水泥地上。由于地方小，一些与己无关的人就没有来。张宜先让运动初期被贴过大字报的人自己来检查、过目这些材料，看看有没有遗漏。等这些人在这堆材料中都找到了自己那一份，证明所有被贴过大字报的人的材料都已在此，张宜就叫身上带有火柴的人将这些纸张点燃焚烧。男同事中有不少是吸烟的，有好几个立刻从口袋中掏出火柴，一起将材料点燃。眼看着浓烟冒起，火苗窜起，本来白色的纸张在熊熊火焰中转呈金红色又变为灰白色，最后成为一堆灰烬，群众中爆发出一阵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和劈劈啪啪的掌声。至此，这个落实中央档案材料文件的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
但群众的高兴只维持了半天，就有人从外单位听来消息，说很多单位都在传说，整群众的材料都事先被复制、转移了，所谓当众焚烧材料都是欺骗群众演的假戏。这个消息犹如兜头被浇了一桶冷水，很多人的心都凉了。血防站是否也如此呢？很多人去问张宜。张宜矢口否认，说决没有这样的事情，大家不要相信外面的谣言。但是同天下午晚些时候，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工作人员顾肇康和缪云兴到血防站来说，整群众的黑材料被复制、转移的消息是确实的。人委口各单位情况都一样，是县委统一布置的，血防站不可能例外。现在很多单位群众已经行动起来，向当权派追查黑材料的下落。我们卫生系统的黑材料据说转移的地点除了本单位的档案室，还有卫生科、法院和县档案馆等处。我们也要立刻行动起来，要张宜交待所有复制转移的黑材料下落，迟了恐怕他们还要第二次转移。文革初期，县除害灭病办公室正副两个主任以及三个工作人员，他们的运动并不与血防站一起进行。但他们是全县血防卫生工作的领导机关，与血防站关系密切。那个缪云兴因为下乡工作作风有点浮夸，城东公社血防组的人贴了他一张大字报，大约不知道将大字报送往哪里才好，结果将大字报送到了血防站。所以他对追查黑材料也很起劲。听了这个消息，很多人义愤填膺。他们立刻再去找张宜。张宜继续否认。我们单位是不足百人的小单位，没有单独的档案室，所有档案机密文件都放在党支部办公室，因此很多人怀疑黑材料就藏在支部办公室内。曾有人再次想砸开支部办公室的门去搜查，但终因懔于法律惩处的严厉而不敢贸然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