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0）
当天下午，我们几个人聚在许震彪的宿舍内商量今后的事情。如今批判会议开过了，与当权派的冤家也结下了，今后何去何从，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原先许震彪是不主张成立造反组织的。他的顾虑是怕被当权派抓住把柄，说我们成立的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召开批判会实际上已宣告我们公开造反了，现在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管形式上成立不成立组织，在当权派眼中我们几个人就是一个组织。再看周围的形势，成立造反组织的单位越来越多，不成立组织既不切实际也不符合形势，倒不如成立了组织以后堂堂正正地与当权派斗争。主意拿定，以我们七个人为发起人，又联络了几个也有意愿造反的小青年共十六人，一起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取名青浦县血防站白求恩战斗团，推选许震彪为组织的召集人。
在此同时，站里的一批老血干也聚在一起商量站里和当前社会的形势。当知道我们已经成立了造反组织，他们也不甘落后，紧跟着成立了青浦县血防站送瘟神战斗队。他们选出的负责人是原宣教室的负责人王逸鹏。这是一个善于出谋划策，具有很强组织能力的老血干。王逸鹏立刻来向我们表示：今后我们两个造反组织要紧密团结，并肩作战。我们虽是两个组织，实际是一个。他们之所以另外成立组织，主要是有部分人想将老血干和你们小青年区分开来，说是有些事分开来做对大家都比较有利。对于这个说法我们不置可否。其实开始时我们也有不想与老血干们混在一起干的想法，主要是觉得他们考虑事情瞻前顾后、条条框框比我们多，做事不爽快。但后来的实际情况是一旦举起了造反旗帜，两个造反队天天在一起商量事情，一起行动，风雨同舟，命运与共，已分不了彼此了。消息传出后，县除害灭病办公室的顾肇康和缪云兴两人在第二天一早也赶来，说要参加我们的组织。因为他们不属血防站，为了包容他们并准备着将来还有其他单位的人来参加，我们将组织名称改为了青浦县卫生系统白求恩战斗团。
造反派的兴起是文革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对造反派、尤其是工人造反派的出现寄予极大的希望。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光是学生、红卫兵的冲冲杀杀，虽然会给当权派们制造一些麻烦，但还不足以动摇他们的统治。但是，群众造反派的兴起，尤其是工人造反派的兴起，各级当权派都不得不要严肃地正视他们。因为这些人代表了社会主要的生产力。这些人造反，确是可以动摇当权派的统治的。
造反派的出现有许多原因。在这里我要再次重申的是：真正激起广大群众冒险犯难投身到造反队伍的原因，不是毛泽东的防修反修理论，而是因为当权派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为运动初期被整的群众平反。实在来说，大部分参加造反派的群众，不管是自身受到迫害还是激於义愤的，与林冲、鲁智深一样，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凡还有一条生路，很多人是不愿造反的。其次我要强调的是：文革后中国大陆出了不少所谓的纪实文学，将文革造反派描写得不是天生脑后有反骨的，就是惟恐天下不乱的人。这是对造反派严重的污蔑和丑化。尽管造反派中确有一些平时喜欢调皮捣蛋的人和所谓的落后分子，但据我所知，最初起来造反的绝大多数都不是这种人，甚至也不是文革初期的受迫害者，更不是那些等造反成了时髦的潮流而也来咸予革命的随大流者。他们大多倒是如《水浒传》中鲁智深式的爱打抱不平者，或怀才不遇如武松式的人物。比如我们造反队的许震彪和许运灵：许震彪因为工作踏实，很受单位领导器重，文革初期他也没有受到迫害，在常人眼里他是根本不需造反的。他之所以起来造反根本就是为了伸张正义。许运灵有很强工作能力，但因为是临时工一直不得志；文革初期他也没有受到迫害，所以在常人眼里他也是不需要造反的。还有王逸鹏，他是宣教室负责人，在血防站内也算是中层干部。他们本身都不需要造反，但他们都义无反顾地造反了，实在是因为看不惯中共当权派的作为，忍无可忍，才挺身而出的。我想他们在踏出公开造反这一步时，大约都有一种大义当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般的情怀。
自从我们七个青年贴出要求批判张宜的大字报，血防站党支部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开始他们想阻挠我们召开批判会，阻挠不成又想破坏这个会议，可破坏也不成功。批判会开过以后我们两个造反队相继成立，当权派更是急如热锅上的蚂蚁。那天晚上我们聚在卫生防疫组的办公室商量事情，门外张勇光等几个当权派派来打听消息的小喽啰就川流不息地来听壁脚（青浦土话，即偷听）。为了与我们作对抗，在当权派的指使下，站里也有一批群众，主要是紧跟党支部的人，在当天晚上也匆匆忙忙地成立了一个组织，叫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也许当权派认为保守派组织与造反派组织一比二声势上落了下风，因此过了二天，朱雪园和钱金芳仅仅两个人也宣布成立了一个组织青浦县机关企事业联合战斗团血防站造反队，靠挂在县人委系统保守组织联合战斗团的名下。这样二比二打平。朱雪园和钱金芳都是练塘人，一九六四年与我一起进血防站当临时工，六五年转正。过去，我们这批小青年与县人委系统别的单位从无接触，所以我们估计他们也不可能认识人委系统别的单位的人而去加入他们的组织，这是有人特为安排替他们牵线搭的桥。其实，这朱雪园和钱金芳都属普通群众，非但不是党支部依靠的骨干，连团支部的骨干都算不上。这两人甘心被党支部利用，因此我更加觉得他们可怜和可耻。
我们白求恩和送瘟神成立以后，分别占用了原来卫生防疫组相连的两间办公室作为造反队的活动室。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则占用了站长办公室对面会计室隔壁的一间小库房。反而朱雪园和钱金芳，他们仅有两个人倒大模大样地占据了原来血防组的那间大办公室，还在门上贴了一个告示办公重地，非请莫入。这样一来，血防组还有好几个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老血干就无家可归了。其实当时在血防站要找一间小一点的房间让他们做造反队办公室还是有的。所以这两个人占了这么大一间办公室就引起了公愤。因此，稍后在六七年一月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对决中，他们这个办公室最先被送瘟神中的几个老血干砸掉。不过这是后话。
造反组织成立以后，我们面对的是保守派更激烈的谩骂、诬蔑和威胁。他们到处说我们这两个组织是右派组织，成员都是些乌龟王八蛋，许多人造反是为了搞阶级报复和反革命。对一些意图加入我们组织的人，他们纷纷以关心的姿态去劝说，要他们不要忘了党的阶级路线，不要被当前的妖风迷雾弄得迷失了方向，更要牢记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教训。 但这种攻击、诬蔑和恐吓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我曾做过一个统计：当时血防站共有八十七人，包括老血干和尚存的几个临时工；再加上与我们一起搞运动的县妇幼保健所六人，共九十三人。其中参加造反派的有五十人，参加保守派的有二十一人，还有二十二人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组织。这二十二人中，有当权派三人（血防站二人，妇幼保健所一人），人事干事一人，地主、资本家和摘帽右派分子四人，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的二人，还有十二人大多也因历史等各种原因刻意选择了中立。基本上政治上没有问题的人都参加了群众组织。而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比例大致是五比二。所以仅从这个数字看，就清楚地反映了人心所向。到后来，加上卫生系统其他单位的人，如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县麻疯病医院的一些员工也来加入我们的组织，两个组织的队员总人数达到六十九人，与参加保守组织的人数达到三比一之比。
由于中共提倡阶级路线，又由于中共始终掌握着话语权，因此造反派无论在文革时还是文革后，给人的印象总是阶级成分不好、政治表现不好的人居多。其实也不尽然。这里我也给我们单位两派人员的政治状况作一个分析。据我了解的情况：我们单位参加造反派的五十人中，出身地主、资产阶级的有七人，其余都是工人、贫下中农或小商、城市贫民等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其中有共青团员和曾经的团员十四人，共产党员则一个也没有。至于保守派二十一人中，出身地主的至少有二人，其他的出身状况不明。但他们有共产党员七人，其余大多是团员。从政治优势说，保守派确实比较造反派硬气些。但正如我上面分析的那样，虽然保守派在政治上比造反派略占优势，但造反派也绝不是如他们说的都是乌龟王八蛋。造反派中出身劳动人民的也很多；而且，即使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又怎么是乌龟王八蛋了呢？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吗？谁敢保证自己的祖宗，代代是工人、贫下中农呢！说到底，他们之所以敢骂我们是右派组织、乌龟王八蛋，关键第一是当权派都站在他们那一边，第二是他们过去大多是党支部重用的骨干。在党天下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也已习惯将自己看成是代表党的人，或附属于社会的统治阶层而不同于一般群众了。所以文革中的革保两派在文革前就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保守派因为依附于当权派，同时当权派为了利用他们也要给他们一些好处，所以参加保守派的基本上就是一些既得利益者。文革两派的斗争，实质就是这两个不同利益群体的斗争。
针对保守派的阶级报复论，我也曾审视过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如有些人常说的那样：出自反动的阶级本性，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就会跳出来呢？我对自己的思想和造反动机反复地进行了解剖，最后的结论是：我绝不是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而造反的；恰恰相反，我是为反抗反动的阶级压迫才造反的。确实，因为自身的遭遇，我对这个社会、对统治这个社会的中国共产党确有很多不满的地方。但这种不满并不如中共说的那样，想要复辟资本主义，要让国民党回来，让地主收回土地、资本家收回工厂，让穷人又要受二茬罪。因为我从懂事起就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思想深处已经认同地主、资本家剥削可耻的说教，根本不愿做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我的要求很简单，只希望执政者能平等地对待我，对待我们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果说地主、资本家剥削有罪，解放时我们只有几岁，甚至还没有出生，我们没有剥削过任何人，我们没有罪。就算我们因为出身在解放前，身上还沾上了那么一点点罪恶，则解放后出生的人又何来的罪？他们非但没有罪，从生下就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和歧视之中。这样对待他们公平吗？如果说解放前有钱人家孩子因为有钱，可以一路读书升学，将来也有一个好前途，穷人的孩子因为没钱不能上学，他们的才华被埋没，这确实是一种社会的不平等。但解放前的学校招生，基本上执行的是择优录取、因材施教方针，不会因为你穷就刻意不准你读书。那时不少优秀的穷家孩子还是可以凭个人的奋斗，挣得自己的前途。社会并没有因为他穷就将他们的出路全部封死。但是到了中共统治下，阶级路线将所谓出身不好家庭子女的出路，无论升学、就业，统统封死。不让你们接受高一等的教育，不分配你们好一点的工作。相比之下中共的政策岂不是更加不公平？中共实行这样的政策，冠冕堂皇的藉口是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实质是出于一种狭隘、病态的报复心理，出于所谓翻身者一朝权在手就想独吞天下好处的心态；更是出于对剥削阶级子女内心深处的恐惧。因为他们的天下是靠暴力和欺骗得来的，他们害怕人民和被推翻阶级的后代也将他们的统治推翻。因此他们要对剥削阶级的后代封死受教育的路，让他们永远活在愚昧中；不让他们入党，封死他们染指政权的路，让他们永远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不让他们参军，永远不准他们接触枪杆子，不能造反。这是一种新的阶级压迫。因此，虽然我们绝大多数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反抗这种阶级压迫，但我们也不会真心拥护共产党，对共产党的统治满意。我想，有这样的想法恐怕不仅是我一个人，而是大多数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都有类似的想法。因此，当那批自以为革命左派的人高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只准左派革命，不准右派反天的口号，企图压制我们造反时，其实是更增强了我们造反的决心。文革中大多数出身不好的青年宁可担着政治风险，也要参加造反派而不是保守派，原因就在于此。
我起来造反的第二个原因是对从刘少奇以下各级当权派们总是将群众当替罪羊十分痛恨。其实我也很清楚，大多数的当权派，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还不能算是走资派。过去当权派的不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是上级政策要他们这样做的，主要责任不在他们。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针对群众，而干部的问题则不容群众置喙，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也是上级政策规定所致，不是基层干部能改变得了的。但这次运动中央明确规定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群众，可他们想方设法地转移斗争目标，把无辜群众当替罪羊。运动初期毛泽东鼓动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无非是将牛鬼蛇神们抛出来练他们的胆量；当时各级当权派也大力支持，以为这是转移斗争目标的好方法。等到毛泽东认为红卫兵胆量练出来了，号召批判资反路线，替运动初期被整的群众平反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抵制、抵赖。难道就只准你们整群众，不准群众也来摸摸你们的老虎屁股？
第三个原因是我要以实际行动赎罪。自从文革初期我贴了杨桃源大字报以后，我一直内心不安，一直在寻求机会亲手解除杨桃源的罪名。现在时机到了，我不能再沉默。
如果说这样的心态就是阶级报复，那么这种报复就报复得有理。难道要我俯首甘为贱民，永远被你们这批所谓红五类的子弟骑在头上拉屎拉尿，才不算是报复么？我认为文革造反派的兴起，是共产制度下被压迫者寻求公平和正义的一场革命。这是造反派造反的实质和主流。
我们的组织成立没几天，青浦中学红旗造反团就发来邀请书，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批判县委工作组镇压青中学生运动大会。会议在青浦中学的学生食堂举行，到会有几百人。工作组负责人也被他们揪回来进行了批斗。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红旗负责人洪国钧的名字，但没有见到本人。稍后听说他又成了青浦县最大造反组织联总的负责人。在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中他被捕入狱，是青浦县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后来我见到他，原来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年龄比同届的学生要大三、四岁。再后来又逐渐了解了他的大概经历：他本来应是一九六二年毕业的青浦中学高中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高三那年他应征入伍，到部队后又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但是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他的父亲被查出有历史问题，随即被部队提前复员。洪国钧复员后原可安排工作，但他要求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正是高三毕业班的学生。文革初期，县委派工作组到学校整了一批教职员工。这些教职员工其实都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现行的政治问题，有些不过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有些是被认为走白专道路，于是成了运动的靶子。这使部分学生愤愤不平。后来北京开始批判工作组，洪国钧也起而响应，率先站出来批判工作组伙同校领导执行刘少奇路线的错误，结果被工作组打成反动学生。中央提出批判资反路线以后，洪国钧立即起来造反，成立了红旗战斗团。这是青浦县内最早成立的一个学生造反派组织。 这次会议以后，红旗派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学生作为联络员常驻我们单位。那个女学生家就在北门大街上，离我们单位不远，只是已忘了她姓名。男的叫盛茂泉，是红旗的一个小头头，出身沈巷公社农村，可惜在一九六七年七 . 二一武斗中被进城武斗的农民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