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里的记忆（三）
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进行时，也就是我刚开始读小学的时候。记忆中我在学校最初学到的歌除了一首《义勇军进行曲》，一首《中朝人民力量大》，还有一首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歌》。这首歌现在隔了六十多年我仍记得部分曲调和歌词，其中开头部分的歌词是：“六月的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中间的歌词忘了，后面的歌词又记得——“我们要学好本领，把身体锻炼强壮，努力努力努力，为了实现——毛泽东伟大理想！”从这歌词可见中共从小就在培养我们对毛泽东的崇拜，把毛泽东的理想作为我们人生奋斗的目标。不过，这次为了写这篇回忆，我在网上查这首歌的歌词时，却发现那句“为了实现毛泽东伟大理想”，现在也改动了，被改成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我不知这是什么时候改的，想来大概是文革以后改的吧！可是改动的目的呢？难道毛泽东理想臭了，共产主义理想仍香？仍要欺骗不懂事的孩子？真是无聊之极！历史的东西，我以为无论好与坏，都是我们民族走过留下的脚印，保留原样最好。不文过饰非，不作伪骗人，知错则改，唯有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五十年代上半叶，我除了在学校学到了一些歌曲，从社会上也学到一些歌曲。这些歌也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这些歌内容涉及多方面，但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一是歌颂毛泽东、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如有一首叫《在那金色的山上》的歌，是歌颂毛泽东的。其歌词是“在那金色的山上，开满了金子样的鲜花。我们上山去摘鲜花呀，摘来献给毛主席。”一九五一年以后有一首《藏胞歌唱解放军》开始流行，内容是歌颂解放军进藏解放了藏胞农奴。这首歌很长，有好几段，我还记得其中几句是：“东方升起哟，红太阳；雪山顶上哟，放金光。万里无云哟，好晴天哪，来了救星哟，解放军。”我想这一首歌大概是中共建政后，以少数民族身份来歌颂共产党最早的歌了，为后来才旦卓玛、胡松华等人以少数民族身份唱共产党的赞歌开了先河。解放军最早进藏在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其中关于西藏原有制度改革问题，中央承诺今后即使有变，也得由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来决定。但我从歌词中有“取消乌拉（徭役）恩情大”的内容看，似乎当时中共就已开始对西藏的农奴制开始改革了。而这恐怕是违背“十七条协议”的。一九五九年发生藏民抗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等大事，我想起因就是这个吧。一九五二年，还有一首歌与西藏有关，歌名是《歌唱二郎山》，也曾流行一时。其内容是歌颂修筑川藏公路的解放军官兵的。此外，解放军的军歌如《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等那时也很流行，说明当时社会上军事色彩还很浓。
二是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有关国家颁布的一些重要政策。这方面的歌有《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要与时间赛跑》等。这些歌的出现，除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政治地位高，可能还与正要开展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关。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工人阶级是工业化建设的主力。这两首歌《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词，开头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咳，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咳，每天每日工作忙！”《我们要和时间赛跑》的开头是“火车在飞奔，车轮在唱歌”，下面忘了，最后一句是“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迎接伟大的建设高潮。”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国家颁布了《婚姻法》。这个《婚姻法》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反对买卖婚姻，提倡男女恋爱自由，顺应历史潮流。当时为了宣传新婚姻法，上海沪剧团创作了沪剧《罗汉钱》，由沪剧名家丁是娥主演，还拍成电影到处宣传。沪剧、越剧和锡剧是上海地方戏剧，因此一经推出即受大众欢迎，其中有些唱段连农村不识字的农民也会唱几句。戏曲虽不同于歌曲，但它们其实是“表姐妹”，起的宣传功效一样。一九五五年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有一首歌歌名忘了，记得开头几句的歌词是：“妈妈放宽心，妈妈别担忧，光荣服兵役，不过三五秋。门前种棵小桃树，回来把桃收。哎嗨哎嗨哟，回来把桃收。”从这首歌的内容看，可见那时人们对参军还不太愿意。那时社会上还流行“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那样的话。于是就在同一年又出了一首歌《真是乐死人》，内容是一个青年人诉说他迫切希望参加解放军和参军后的快乐心情。不过仅仅几年后中共就不用这样宣传了，参军已成为青年人热衷的光荣事情。原因是军人的政治地位高，在部队入党比地方容易。而要当官，必须先入党，这已是人人明白的道理。即使在部队入不了党，复员后的出路一般也很好。农村兵大多也可安排到城市工作。这是农村青年跳出农村户口难得的机会。
三是抗战留下的歌曲。这些歌不仅社会上还在流行，学校里也在教。如《歌唱二小放牛郎》、《二月里来》、《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五月的鲜花》、《保卫黄河》等等，其中大部分我是在学校学到的。那时抗战已结束好几年，而中共仍在大力宣传抗战歌曲，我想其目的是要我们从小就树立一个观念，即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日本鬼子是中共领导人民打败的。这当然是谎言。而这个谎言与毛泽东污蔑国民党不抵抗，污蔑蒋介石是“摘桃派”的谰言是配合的。直到现在，中共仍不肯在抗战问题上说真话。而我们若全面地回顾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则不难发现中共这种歪曲历史，想独吞抗战之功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营造它执政的正当性。这个布局十分周密，由来已久，且持之以恒。我想在中国大陆，至今还有不少人不清楚抗战究竟是谁打胜的。
时间到了五十年代下半叶，社会上流行的歌曲就更多了。但这些歌曲配合宣传政府政策的功能已渐渐淡去，除了歌颂共产党的主旨不变，更多体现的是抒发人的感情，更多表现的是“无产阶级的歌曲艺术”。这些歌大多是电影的插曲。如《我的祖国》，出自电影《上甘岭》；《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出自电影《铁道游击队》；《九九艳阳天》出自电影《柳堡的故事》。而“小燕子，穿花衣”的《小燕子》是《护士日记》的插曲； “阿哥和阿妹的情意长”是《芦笙恋歌》插曲《婚誓》；《人说山西好风光》和《幸福不会从天降》则是来自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六十年代初，流行的电影插曲也很多，如《洪湖赤卫队》的《洪湖水，浪打浪》，《红日》的《谁不说俺家乡好》，《冰山上的来客》的《花儿为什么这么红》。这些歌大多曲调优美，抒情味较重，因此得到大众喜爱。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由雷振邦作词作曲的歌曲一经面世，立即得到大量观众的喜爱。而人们之所以喜爱它，诚如有人评介的那样：写作上新颖别致，加长了乐句结构，增强了抒情性，曲调中加变化音的增二度旋律进行，突出了民族色彩。歌词保持了新疆塔吉克民间诗歌的特色，以花象征友谊和爱情，自问自答，既简洁明了，又诚恳殷切，情感真挚地赞美了友谊和爱情。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这些歌也好，电影也好，大多出现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这种情况我以为一方面说明了从五十年代下半叶起，中国的电影事业开始有较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文艺工作者虽然经历了“反右”斗争的冲击，但大多仍积极向中共靠拢，努力使自己的创作符合中共的要求，为所谓“无产阶级文艺”贡献自己的才华。这种做法我们或许可以指责他们犹未觉悟，甘心为虎作伥；但设身处地想一下，处身在中共统治下，又受到传统的“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皇家”观念影响，不努力迎合中共的要求又能怎样？只是到了文革，他们所有的努力再次被否定，所有这些歌统统被禁唱，好多作词作曲者被打成“反动文艺工作者”受到残酷的迫害。如雷振邦，因为这首《花儿为什么这么红》被江青斥为“靡靡之音”，当时我就听说他被捕了，直到文革后才听说他平反复出。这就有点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味道了。
当时，除了这些电影插曲，还有一些民歌也很流行，如《沂蒙山小调》、《牧羊姑娘》、《四季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康定情歌》、《茉莉花》、《无锡景》等等。这些歌有些还是解放前的。它们不但曲调优美动听，歌词也贴近民情，因而深受大众欢迎，历久不衰，也是实至名归。
在那段时期，社会上还流行不少苏联歌曲，如《小路》、《喀秋莎》、《山楂树》、《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歌，如印度尼西亚的《宝贝》、西班牙语民歌《鸽子》、朝鲜歌曲《春之光》等流行。这些歌我们当时都叫“外国歌”，主要在大中小城市的一些学生或知识分子中流行。而我则是从我三姐那里听来的。因为是听来的，能将歌词唱全的不多。这是一件憾事，但不影响我对它们的欣赏。在苏联歌曲中，我最喜欢的是《小路》。我觉得它有一股忧郁但坚定的抒情味，而且歌词很感性，一句“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眼前就仿佛出现了一片覆盖着白雪的旷原，一条印着脚印的小路弯弯曲曲地穿越淡淡的雾气，隐没在远处的桦树林里；其中既有坚定的爱情，也有坚定的爱国心，却又不像大多数中国歌的歌词，只会干巴巴地喊几句口号。还有一首《红莓花儿开》，当时我很惊讶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发源地的苏联竟然还有这样的歌曲。因为像这样以女孩子的身份，赤裸裸地道出思春心情的歌曲，在中国是不太可能出现的。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凡涉及爱情的歌曲至少是属于资产阶级情调的，严重的还会被人指为黄色的靡靡之音。那个年代的文艺，无论是歌曲还是小说，都必须奉行革命至上的戒律；即使有涉及男女爱情的，也必须包一层革命的外衣。记得五十年代国内那个电影《芦笙恋歌》，插曲中女主角唱“阿哥和阿妹的情谊长，好像那流水一样……”，算是一首比较大胆的爱情歌了。但这首歌在爱情外面也是披了一件反抗阶级压迫的外衣的，与《红莓花儿开》式的纯爱情歌，不在一个境界上。至于西班牙民歌《鸽子》那就更不用说了，它曲调优美，有一种独特的旋律，体现出西班牙民族奔放、热情、真挚的感情。相比国内那些比较含蓄、或缺少真情流露的所谓爱情歌曲，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情歌。不过，当时社会上会唱这种外国歌的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般的工农大众不仅不会唱，可能听过的也不多。因此唱这种歌的人，与只会唱国内流行歌的人比较，无形中会产生一种“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区分感。
就整个毛泽东时代看，从五十年代下半叶起到文革爆发前约十年间，应是中共音乐事业最兴旺发达的一段黄金时期。那些至今流传的老歌，大多出自那个阶段。
2024年2月18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歌声里的记忆（四）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吸取“匈牙利事件”“教训”，主动设计了一个“引蛇出洞”的圈套，要求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然后发动反“右派”斗争，把大批敢于向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解决了这个“隐患”以后，毛泽东意气风发，难得地出国亲自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个会上，他发表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论；扬言不怕核子战争，说中国有六亿人，死了一半还有一半。因为赫鲁晓夫说他们苏联要在十五年内在各种重要产品产量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于是毛泽东不甘自弱，也誇下海口，说中国要在十五年内赶上并超过英国。于是毛泽东人还未回国，《人民日报》已经奉命开始鼓吹“大跃进”。为了给“大跃进”加一把火，毛泽东又在党内发动反对保守思想的反“右倾”斗争。结果两个“右”一反，就反出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
当年，为了鼓吹“大跃进”，中共推出了不少歌曲予以配合。有一首《戴花要戴大红花》的歌最流行，电台广播里唱，开大会表决心、“打擂台”争放“高产卫星”时也唱。其歌词是：“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四句口号式语言简洁明了，易学易唱，一时间无论男女老幼几乎都能开口就唱。关于这首歌，我也查了一下网上资料，发现现在歌词也被改了，“唱歌要唱跃进歌”，被改成了“唱歌要唱革命歌”，把“跃进”两个最关键的字去掉了，真是不知所谓。因为这样一改就改掉了这首歌的时代特征。文化大革命以后，“毛式革命”被人唾弃，人民公社也被解散了，“大跃进”成了中共头顶上的“癞疤”，所以极力想掩盖掉它。但这是掩盖不了的。因为仅仅改一首歌的歌词是不行的。“跃进歌”不但五八年有，五九年也有。那时我读的学校是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学校不设音乐课，但老师却特地教了这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我已记不得，但至今还记得这首歌的曲调，而且记得歌词开头的两句是：“一九五九年呀，更是个跃进年呀！…….”事实上，中共不仅在五九年鼓吹“继续跃进”，到六〇年仍在鼓吹“跃进”。只不过五九年这首“跃进歌”很短命，大约到五九年夏天以后就没人唱它了。因为我们家乡的大饥荒也开始了。人都吃不饱，谁还有心情继续唱“跃进”歌？
一九五八年，除了鼓吹“大跃进”的歌十分流行，还有两类歌也非常流行，一类是鼓吹社会主义的和“三面红旗”，包括歌颂人民公社的；还有一类是歌颂毛泽东的。先说前一类歌。这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社会主义好》、《公社是棵常青藤》等。尤其这首《社会主义好》，虽然是口号式的歌，不好听，但因为“政治正确”竟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五八年九月我们家乡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很快又成立了公社有线广播站。每天早上五点钟开播，用的开播曲就是它。以直到文革开始，开播曲才改为《东方红》。在我们上海地区，有一首用沪语唱的歌《老太婆看见六样机》也很流行。其辞曰：“老太婆活到六十几，从来也只看见老婆鸡。人民公社实在好呀，亲眼看到六样机：拖拉机来抽水机，插秧机来轧稻机，电动机来电话机，只只机器本事大（发音如“杜”）呀，啊莲呀，啊莲呀，啊莲花落呀，那个莲呀莲子花花落，哎呀哎哎哟。” 由于歌词腔调引人发笑，在我记忆中也留有深刻印象。据说过去跑街卖唱的有一支曲子叫《莲花落》，我不知这首歌是否就是用了这《莲花落》的曲子配了新词创作的。
至于歌颂毛泽东的歌，当时最流行的莫过于《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毛主席是咱社里人》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出现了专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歌曲《蝶恋花·答李淑一》、《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和《菩萨蛮·黄鹤楼》。这都是时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的杰作。在此之后，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就渐渐多起来了，如《浏阳河》（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派人来》（一九六〇年）、《挑担茶叶上北京》（一九六〇年）。对这种现象我以为可看作稍后出现的“崇毛热”的先兆。
说起一九五八年，那真是个疯狂的年代。那时我刚就读初中一年级，就赶上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这是五八年“大跃进”运动的一个重点。我还清楚记得：那年下半年，中共提出年内钢铁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街上贴了许多宣传标语“一天等于二十年”，“钢铁元帅要升帐”，“全民动员，大炼钢铁”等等。全国城乡立即掀起一个全民大炼钢的高潮。我们学校也建了几座“小高炉”。这“小高炉”是怎么建的呢？说来很可笑，就是拾一些旧砖，垒一个一公尺左右宽、差不多一人半高的圆锥形的东西作炉体，外面用烂泥巴涂得不透气。炉顶留一个一尺多宽的口子用以冒烟，底部一侧开一个烧火添柴的炉口，大约一尺见方。炉体的底部则是用破的陶缸片，下面垫几块砖做成的。炉体内一层隔一层放我们那里出产的一种叫“狗屎铁”的含铁物质和敲碎的石灰石，好像还加一点煤块，然后在炉底用木柴不停地烧。炼一炉铁，需要连续烧几天几夜。这“小高炉”晚上添加柴火的工作都是由年纪较大的同学去做的，我们年龄较小同学的任务是白天去找青石即石灰石，并把它敲成小石子，还有就是找当柴火的木材。我们那里没有山，也没有树林，找木材比较难。但找不到木材“小高炉”就要熄火。于是我们就去砍路边、河边的小树或树枝，拆学校里的桌椅和地板烧。我们学校原来是一所耶稣教堂，有很多长的木椅子，教堂的地板也是木板铺的，都能拆了撬了来烧。反正为了“钢铁元帅升帐”，谁也不敢说这样做不可以。这些“小高炉”大多建在镇周边的空地上、小河边，或单位的院子内。因此一到晚上，小镇四周就到处是红彤彤的火光，连天上的星光也黯淡了。“小高炉”烧上几天几夜后停火，把炉体外壳扒掉，里面的狗屎铁已烧结成“沙琪玛”那样的东西。这就算是炼成的铁了。其实这根本不是铁，一敲就粉碎了。但当时我们那里的“小高炉”都是这个样子，炼出来的铁也一个样子。大家将炼出来的东西放在箩筐里抬着往公社送，还要写大红喜报，敲锣打鼓地报喜。而公社干部也一本正经地称重量，登记簿册上报。到年底，报纸上说已经胜利完成了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任务。只不知道我们炼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也计算在内。
一九五九年春天，与很多学校一样，我们也种了一块水稻试验田。因为毛泽东说农业提高产量要抓住八个环节，即改良土壤、多施肥料、兴修水利、推广良种、深耕密植、防治病虫害保护植物、改革工具、加强田间管理，被人归纳为“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八个字，称为农业“八字宪法”。为了贯彻这“八字宪法”，很多地方劈山造田，大兴水利。这些大工程我们当然做不到，于是就在深耕密植、多施肥料上下功夫。那年春夏之交正是插秧时节，老师带领我们深耕土地。要耕多深呢？提出的口号是七市尺。这还不算最深的，因为报纸上刊登的先进事例，还有深耕一丈多的。挥舞十几斤重的铁鎝深翻土地，我们年纪小的学生根本体力不够，好在有一批年纪较大的农村学生，但他们也翻不到七尺，大约翻到三、四尺左右，人站在低处已只剩个头和半截胸部在地面了。我们那边的地下水位高，翻到三四尺深，底下已成水坑，泥浆四溅，人人好像泥猴子一般。我们比较幼弱学生的任务是将前一段时间割草弄来的草肥丢到深坑里，然后耙一层土下去，再丢一层草。结果将地表的熟土都填到了深处，生土却翻到了面上。而究竟施了多少肥下去，恐怕老师也没有统计。至于插秧密植又要密到什么程度呢？要求是一寸半间距乘一寸半行距。插秧我们年纪小的也能做，但一寸半乘一寸半的距离实际很难掌握，这样的密度秧株与秧株已快碰到一起，可是老师的要求是只能密不能稀，于是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能插多密就插多密。到了秋天，稻棵已长得没有行距间距。因为通风不良，施肥太多，稻秆都细细的、软软的，稻叶却疯涨，抽了穗不结籽。整片稻棵都呈灰白色，好像是受潮朽坏了的陈年稻草，倒伏在田中，颗粒无收，倒是赔掉了好几十斤种子。当年的大跃进，大多都是这样不符科学、不讲成本的蛮干。
当时政府还宣传：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只要大干几年，不久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呢？中共给我们描绘的美景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种田不用牛”。可怜无知的老百姓并不知道，一直被政府宣传为“腐朽没落”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早已过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了。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农村每个社队都办了食堂，实行过短暂一段时间“吃饭不用钱”的生活。政府宣传说这也是共产主义生活的一个方面，我们已经比苏联先一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因为可以畅开肚子吃，有些农民吃的肚子滚圆，割稻腰也弯不下，个别的连路也走不动。可惜这种吃饭不要钱的幸福生活仅仅过了二、三个月就停止了。不久“大跃进”的恶果显现。我们那里是到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大饥荒才开始临到我们小镇人头上的。人们都沉默了。人人关心的是吃，怎样能尽量多吃一些，让肚子饿得好过一些，不要被饿倒了甚至饿死了。在那段大饥荒的日子里，除了每天早晨公社广播站开播时照例要播一次《社会主义好》，我不记得那时还有什么歌曲流行。人都快要饿死了，哪里还有力气精神唱歌？不知为何，那时公社广播喇叭中倒是经常播放越剧《红楼梦》的唱段，那段徐玉兰唱的《宝玉哭灵》常常听得人满心凄凉。
到一九六二、六三年，中共开始公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有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和一首《高举革命大旗》的歌开始流行起来。那时人们还没有完全从大饥荒中恢复元气，精神上也多是萎靡不振的。大饥荒刚开始的一、二年，中共对何以会有大饥荒的原因不作任何解释，但此时开腔了，说大饥荒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中共还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坚持原则，开展与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展现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现在，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身上。”这一番话又将不少头脑简单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骗得激情澎湃，觉得“苏修”真可恶，觉得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真自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为了马列主义大旗不倒，饿几年肚子也值得，困难再大也不怕。而这两首歌可说正是应运而生。《我们走在大路上》歌词有三段，其第一段歌词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高举革命大旗》的歌词开头几句是“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那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这些歌的歌词慷慨激昂，曲调气势磅礴，确实很能激发人的豪情壮志。不过当后来我知道一点大饥荒的真相后，从内心产生了厌恶和鄙视作者的情绪，觉得这种骗子实在太无耻了！
一九六四年，大陆音乐舞台上出现了两组大型组歌，一个是《长征组歌》，一个是大型音乐舞蹈剧《东方红》。《长征组歌》由时任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作词，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谱曲，共有十首歌曲。《东方红》全剧分八场，有歌曲三十九首，由总理周恩来亲自导演。一九六五年拍成彩色电影在全国上映后，其中很多歌曲迅速成为流行曲。尤其男歌唱家胡松华演唱的《赞歌》，和西藏女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最得人喜欢。人们喜欢他们的歌倒不在歌词，而是他们唱得实在好。特别是才旦卓玛的嗓音，也许是来自空气清新雪域高原的原故，清纯嘹亮，得天独厚，有一种特别的穿透力。而她唱歌所用的感情也似乎特别真挚。这也许与她的农奴出身有关。因此听她唱歌与听别的歌唱家唱歌，感觉就是不一样。此后凡她唱的歌，几乎首首受欢迎，首首成为流行热歌。特别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北京的金山上》、《远飞的大雁》等，学唱的人特别多。这些歌歌词的内容除了歌颂中共，大多是歌颂毛泽东的。尤其《东方红》全局三十九首歌，几乎都是颂扬毛泽东的。这对于当时正在形成的“崇毛热”，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在中共历史上，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开“崇毛”先河，到文革林彪将之推上最高峰。而期间周恩来对“崇毛”所起的作用却往往被人忽视。其实，他的作为虽不愠不火且十分低调，却潜移默化，攻心为上，起的作用不容小觑。
2024年2月24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歌声里的记忆（五）
一九六六年春，随着揭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运动的全面铺开，酝酿已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头终于被点燃了。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揭批本地区“小‘三家村’”和“黑帮”分子的热潮。在此基础上，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除了撤销和批判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毛泽东更剑指党内各级当权派，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通知》还指出：多年来，修正主义、牛鬼蛇神的作品“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藉、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说当前开展的文化革命“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在此之前的四月十日，中共中央还转发了一个名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文件。文件说“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基本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这就将文革前所有的文艺作品包括歌曲基本上都否定了。在这样一种黑云压城、炮声隆隆、肃杀之气四处弥漫的政治氛围下，以前流行的歌曲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除了《东方红》、《国际歌》、《社会主义好》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极有限的几首歌曲外，其它的歌都自动或被动地被禁唱了。
禁唱的理由五花八门。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禁唱是因为它属于“靡靡之音”；《洪湖水，浪打浪》禁唱是因为它出自影片《洪湖赤卫队》，而这部电影据说是为“反动军阀”贺龙树碑立传的。电影被禁，于是歌曲也被禁了。又如电影《红日》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因为江青指责影片里的一个人物石东根连长醉酒纵马像土匪，“极度丑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形象”，于是被禁。《九九艳阳天》被禁，其罪名是影片《柳堡的故事》宣扬爱情至上，瓦解了解放军革命斗志。歌曲《小燕子》及其影片《护士日记》被禁，罪名是它“配合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煽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党的领导”。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和《幸福不会从天降》被禁唱，是因为这部影片宣扬“中间人物”。电影《五朵金花》中好几首歌曲如《蝴蝶泉边》、《太阳一出云雾散》等被禁唱，是因为这部影片“攻击三面红旗，丑化少数民族，宣扬爱情至上”。当时，连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也被禁唱，原因是歌词作者田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被鲁迅批判的“四条汉子”之一，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至于那些苏联歌曲、外国民歌被禁唱的理由更简单：因为它们都是属于“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在这“反修”、“反帝”双拳并出的年代，谁还敢唱这些歌“顶风作案”？
然而，这些罪名绝大多数都是毫无道理或理由不足的。这里，我以一首歌为例试为大家略作分析。《克拉玛依之歌》在文革前也是比较流行的一首歌。它歌唱的是中共在五十年代开发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今昔的变化，主旨也是对中共歌功颂德，并无“反动”之意。歌词开头的几句是这样的：“当年我赶着马群寻找草地，到这里我勒住马瞭望过你。茫茫的戈壁像无边的火海，我赶紧转过脸向别处走去。啊，克拉玛依，我不愿意走近你，你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然后是“今年我又赶着马群经过这里，遍野是绿树高楼红旗，密密的油井和无边的工地，我赶紧催着马，向克拉玛依跑去。”歌词抒发了一个普通牧民对克拉玛依今昔不同的两种感受。应该说这也普通人正常的感受。因为一个正常的普通人，除非负有特殊的使命，如去做地质勘探等等，一般都不愿在这连鸟儿都不飞的戈壁沙漠多停留的。然而，就因为歌中的牧民不愿在未开发的戈壁滩上多停留，文革中就遭到批判，说歌曲抒发的是资产阶级贪生怕苦、投机享现成的感情，歌唱这种感情就是歌唱修正主义。歌唱修正主义，这在当时是多大的罪名！这样的歌谁还敢唱？由此，文革极左思潮的不近情理可见一斑。
那时候一大批知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作词家，与作家、画家、艺术家、知名学者、教授们一样，遭到学生和红卫兵的批判斗争。当时我们听说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被斗得很惨，打得浑身是伤，家也被抄了。青年钢琴家刘诗昆传说被红卫兵用锤子敲断了手指（很多年后来才得知是手臂被红卫兵打成了骨裂）。著名翻译家、作家傅雷本身就是文革冲击的对象，加上他儿子傅聪在波兰音乐学院进修时“叛逃”英国，罪上加罪，因此文革一开始傅雷就受到严重冲击，由于不堪批斗侮辱，于六六年九月三日与夫人一起自缢而死。一九六七年初，上海交响乐团青年钢琴家顾圣婴——当时与傅聪、刘诗昆、殷承宗、李名强同被誉为“中国钢琴五圣手”之一的她，也因为受不了批斗的侮辱，与母亲、弟弟一起开煤气自杀。不久，又听说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乐曲《思乡曲》作者、小提琴家马思聪因为不堪迫害，全家从北京逃到广州，又偷渡到香港，再流亡去了美国。
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居住在小县城的人能知道这些人的不幸，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全国知名人士，有关他们的消息才得以在民间传播。至于名气不及这些人的音乐家、作曲家、作词家们，他们在文革中究竟遭遇了怎样的苦难，那就较少人知道了。在此同时我还要指出：上述这些人在文革前其实都是中共的“宠儿”或受中共“礼遇”的统战人士，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中共的“老革命”，绝对不是所谓的“阶级敌人”和“反动派”，但是到了文革竟然也遭到这样非人的待遇，可知“革命”的可怕！
当时的我，也正是从这种所谓的“革命”方式中开始见识那些“红卫兵小将”的残暴和邪恶的。那时第一代的红卫兵基本上无例外地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因为他们自以为“血统高贵”，是当之无愧、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因此个个自命不凡，言行上也多表现为胆大妄为之徒。他们大多喜欢穿父兄的旧军装，习惯用铜头皮带随意抽打“牛鬼蛇神”。那时在红卫兵云集的北京市，光一个“红八月”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他们活活打死，而没有任何一个红卫兵受到法律的追究。所以，对于仅仅是批斗这些学者、专家、“臭知识分子”，而还不是活活将他们打死，在这些红卫兵眼里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这些红卫兵的暴行令我震惊。我以为，他们随意抽打人还不过是表现了他们“红色血统”的骄狂和以“革命”外衣包装的残暴本性而已；但是，用锤子敲断一个钢琴家的手指，和在大庭广众批斗学者、专家，侮辱他们，在男的头上戴废纸篓做的高帽再淋上墨汁，将女的头发剃成阴阳头，这种做法却暴露出了他们本性的另一面，即狭隘善妒和阴毒狠辣。因为，对于一个钢琴家或者小提琴家来说，手指就是他们的生命；对于大多数抱有“士可杀而不可辱”传统的知识分子，侮辱他们的人生尊严甚至比直接剥夺他们的生命更令他们痛苦。这些红卫兵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说穿了就是发泄他们心中的不平：我得不到的，也绝不让你得到；我达不到你这样的成就，我就彻底把你毁掉！我不知道这些“小将”这样做是否都是因为背后有“长胡子的人”教唆的结果，但我深信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的。有什么样的底线，就会有什么样的言行。一个人的品行高贵还是低贱，是光明正大还是阴险龌龊，决定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出身成份！至于有人将思想还未成熟的青少年专往邪恶道路上引，那更是恶毒、无耻之尤！
到了那年八月，随着“崇毛热”的温度越升越高，“毛主席语录歌”开始出现。《毛主席语录》上的好多条语录被人谱了曲成为了歌。虽然这些歌几乎无例外地不“优美动听”，倒与“鬼哭狼嚎”差不多，但潮流如此，为了标榜自己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大家也只得照唱如仪。那时最流行的“语录歌”要算《下定决心》和《造反有理》这两首。《造反有理》歌最流行的时间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出现以后至一九六七年的上半年，歌词据说出自毛泽东早年的一段话。其辞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在那段时间中，红卫兵和学生们先是唱着这歌去揪斗他们的老师和“牛鬼蛇神”，去“破四旧”和抄家，接着又唱着这样的歌去造各地“走资派”的反。《下定决心》歌则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一直流行到一九六八年。特别在六七、六八年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大武斗时最流行。武斗时，发动攻击的一方往往先整队朗诵一段毛泽东的语录，诸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然后齐声高唱《下定决心》歌。唱了几遍以后，歌声变为节奏短促的朗诵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朗诵声变得越来越急促时，犹如搭了箭的弓弦越拉越开，领队的高喊一声“冲啊！”箭被迅速射出，攻击者们就举着铁棍、长矛一窝蜂地冲上前去。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次武斗情景。文革后期我参加“学大寨工作队”，据一个老家在苏州的工作队同事告诉我，她见到她家乡一次中学生武斗，是一批学生去攻击另一批据守在一栋大楼里的学生，发起攻击时也是这个样子的。攻击的学生抱着炸药包要炸大楼；楼上的学生就用枪射击，当场死了好多人。
提起文革武斗，那时许多地方都用上了真枪、真炮，比起我们县的武斗要厉害得多。但即使这样，我们县在历次武斗中也死了二十多人。所以那些用真枪真炮武斗的地方，我想死伤必然更多。一九六七年十月，我为躲避本地区武斗去安徽马鞍山二姐家住了一个多月。一次免费搭二姐公司厂车到南京去玩，途中见到路边田野里一长排飘着白色纸幡的新坟。我数了一下，有六十多座。再开过一段路，又是一长串几十个新坟。同车者告诉我，这是南京最近一次大武斗死去的人。因为是不同派，死者分两处埋葬。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是不知道文革武斗，就是以为这武斗与小孩子玩家家一样，不会来真的。其实那时候参加武斗的人，真的是要有一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思想准备的。所以那时我虽不赞成武斗，害拍自己被卷入武斗，但对参加武斗的人却不敢藐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比我勇敢。当年武斗时两派都说自已是“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我始终怀疑那些因武斗而牺牲了的人，死得值得不值得？因为你说是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死的，但毛主席不认账，中共也不认账。固然，毛泽东曾说过“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说过“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这样的话，甚至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斗激烈时还有过发枪给左派的打算，江青因此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可是当“武汉兵变”发生后，毛泽东的态度就起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他出人意料地严惩了刚被捧为“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以及关锋、戚本禹；要求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大联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指责两派武斗都是由于“派性”作怪，要求两派都要“斗私、批修”。当年，许多地方的两派群众组织都为自己一派的武斗死者建了“烈士陵园”。然而文革结束后这些陵园就被当局统统铲平了。十多年前看报道，好像重庆有一个公墓中还存有“烈士陵园”的一角，但从照片看已荒芜不堪。至于到了现在还在不在，因为不见有人提起，我就不清楚了。
文革时期的流行歌曲，还有一首不得不要提一下，那就是《抬头望见北斗星》。这是文革前拍摄的《东方红》电影中《长征组歌》中的一首。一九六七年“二月镇反”发生后，在全国的造反派中十分流行。造反派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颇切合当时造反派的心情和处境。那年二、三月间，中共各地军队（主要是地方武装部），以贯彻执行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军委文件《八条》为理由，在公、检、法部门和保守派群众组织配合下，对造反派组织大肆镇压。全国除上海“工总司”等极少数几个组织外，几乎所有造反组织的骨干都以“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组织被勒令解散。造反派们在严重的政治恐怖下，吉凶莫测、前路茫茫，心情十分憋屈，就常常聚在一起大唱此歌，藉以抒发悲情愁怀，寄望毛泽东的搭救。在那时，被整的造反派总觉得这是坚持资反路线的党内、军内走资派联合起来搞的鬼，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对“一月革命”的反攻倒算；而毛泽东是被蒙蔽的。但文革后我看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说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就有镇压造反派中反革命分子的念头。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谭震林对毛说，造反派中混有好多反革命分子，想趁机报复共产党，毛深以为然。所以稍后军委这个《八条》，也只是投毛之所好而已。此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运动，主要矛头都是指向造反派的，证明毛泽东始终对造反派抱有戒心。所以，镇压造反派原本就是毛泽东的本意。然而造反派却把他当作救星，聚在一起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岂不太可悲、可笑了！
本来，全国造反派遭到这次镇压以后不会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然而造反派都被镇压了，毛泽东的文革没有社会基层力量的支持也进行不下去了。因为那些保守派本来就是反对“整走资派”的，而毛泽东发动文革最大的目的就是整肃党内“走资派”。这样，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初衷，从新将造反派扶植起来。经过不知怎样的一番策略调整后，到了四月头中央军委又颁布了一个《军委十条》。《军委十条》并不承认《八条》镇压造反派错了，只是说了“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将被捕的造反派释放，被勒令解散的组织重新恢复。然而即使做了这样的补救措施，造反派元气已经大伤，再也恢复不到“一月革命”时的盛况。而经过这样一番波折，保守派的力量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在农村地区，保守派的力量占绝对优势。而且，他们继续得到军队和地方党政当权派暗中的支持。因此到那年五月，保守派开始发动农民进城武斗，试图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彻底打垮造反派。许多地方军区公然出动军队配合保守派围剿造反派。于是武斗迅速升温。武斗的武器从长矛大刀迅速发展到步枪、机枪，甚至坦克、大炮，只差飞机没有用上，真正的成了一场内战。说实在的，当时造反派的生死真的掌握在毛泽东的一念之间。造反派都希望毛泽东继续支持他们。因此之故，在一九六七年、六八年那个武斗最激烈的年月，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成立了文艺小分队宣传自己的立场，争取群众的支持。而文艺演出的重头就是歌颂毛泽东。
大约在一九六八年前后，由江青主持的京剧改革开始“大放异彩”，其中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杜鹃山》、《奇袭白虎团》，以及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革命样板戏”的剧本开始陆续定稿并公开演出。那时候的文革新歌大多歌词粗劣，曲调难听，缺少音乐的美感，而且千遍一律不是歌颂毛泽东就是歌颂解放军。相比之下，有些京剧样板戏的唱段倒更动听一些。因此一时之间京剧大行其道，不少过去对京剧听不懂，不爱听的人，此时也爱听甚至学唱某些唱段。 特别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中的一些唱段，很多人都会唱上几段。京剧诞生以来已有一百多年，号称“国剧”，但事实上之前普及的面一直很有限，只有到了文革时期，京剧才得到了空前的大普及。唐代黄巢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我花开后百花杀”，我看借用在这个京剧样板戏上倒也蛮贴切。文革中所有剧种、剧目都禁止演出，唯有这京剧样板戏“一花独放”。
需要指出的是文革中虽然京剧样板戏“一花独放”，但也不是可以随意乱放的。因为这些样板戏的剧本都是由江青“钦定”的，更改一句台词，一个动作，甚至一个道具都不允许。演出稍有不慎就会惹来杀身之祸。一九六八年五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然后“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接踵而至。连续好几年每年“五·一”、“十·一”节日之前，全国各地都要召开一次大的公判大会，杀一批人，判刑一批人，以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实际是社会不稳定，中共以杀人来恐吓人民，不得妄动。有一次上海市一下就枪毙了五十多人。其中有一个叫谈元泉的，是静安区一个业余京剧团演员。他在演出《智取威虎山》时扮演杨子荣，因为在“打虎上山”一场中擅自加了一句引人发笑的台词，结果以“破坏样板戏”罪名判了死刑。这固然是由于当时上海市革会的头头们为取悦江青而草菅人命；但同时也显示了文革时期文艺界的“职业危险”程度。
不过，就在这严酷的政治寒冬，也有不怕死的文艺幼芽偷偷成长。我这里指的主要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创作的《南京知青之歌》和一些地下小说。《南京知青之歌》说不上动听，歌词也说不上优美，但它倾诉了远离家乡、上山下乡青年心中的苦闷，实际是对中共“上山下乡”运动的抗议，在知青中流传很广。据说文革中全国先后有一千六百多万知青上山下乡。我相信在这一千六百万知青中，不会唱这首歌的恐怕没有多少。此外，有一些所谓的“反动歌曲”也仍在偷偷流传。例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洪湖水，浪打浪》这些歌，因为曲调优美，文革前就广为流行，很多人在无人时仍会忍不住偷偷地唱几句。一九六八年夏天，那时我们县的武斗还没有停止，单位革委会也还没有成立，工作无人管。一天我和一个同事呆在集体宿舍中聊天。他比我要大十来岁，是一九四九年前的高中毕业生，妻子与我同乡，因此他就认我为半个“老乡”，平时也常在一起聊天。那天聊着聊着，他突然问我有没有听过《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我说我听说过其名，好像“旧上海”时期很流行，但没有真听过歌。他看了我一眼，从本来斜靠着的床上起身走到房间门口向外张望了一下，然后把门小心地关上，过来对我轻轻说：“我唱给你听。”于是他轻轻地唱了几句。这是一首三十年代的老歌，周璇首唱，日藉女歌星李兰香继唱，日本侵华时流行于中国和日本，“解放”后早已被禁唱。当时他唱给我听，我因不知道歌曲的创作背景，除了感觉曲调颇柔和优美，有一点“靡靡之音”的感觉，与当时的“革命歌曲” 风格完全不同，其他倒也觉察不出有何“反动”之处。不过我明白在这文革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唱这样的歌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因为经历了这件事，我和这位同事以后也算是有点患难与共的知心之交了。谁承想十多年后邓丽君的歌风靡大陆，由她重新翻唱的这首《何日君再来》竟然差不多家喻户晓，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我这位同事前几年已经作古，回想前尘，其音容笑貌仿佛犹在眼前。
一九七六年九月，让人高呼“万岁，万万岁”的毛泽东活了八十三岁去世了。十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共说“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获得第二次解放”。在我而言，我在这第二次“解放”中确实也获得了解放。一九七八年春我父亲在香港去世，我趁机提出去香港奔丧的申请，结果被批准了。这在文革中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有“海外关系”包括港、澳、台关系的人家，都属公安局秘密监督的对象，都是特务嫌疑，等闲都不敢提出“出国”的申请。那年四月下旬，我乘火车离开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上海，经广州到深圳，然后过海关，跨过人称“奈何桥”的罗湖桥。从此，我脱离了中共的统治，开始我新的生活。
此后，进入我耳朵的是香港电视中和大街小巷录音机喇叭中的粤语歌，大多是武侠剧中的插曲。大陆流行歌对我开始变得陌生起来。但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传到香港来的、崔健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那种如同老狼嚎叫一样粗犷沙哑的吼声，倾诉出大陆老百姓在中共统治下过了几十年，仍然穷得一无所有那种愤怒而又无奈的心情，令我心灵震撼。我个人觉得，在我离开大陆几十年中，除了这首《一无所有》，再也找不出比它更出色的歌曲了。
2024年2月29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歌声里的记忆（六）
二
算起来，我在大陆生活的时间前后共有三十多年，曾经会唱的歌曲也有一、二百首。这些歌都刻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就我个人而言，它们只是历史长卷中闪过的一个画面而已。然而，另有一支曲和一首歌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每当我唱它们的时候就会勾起我特殊的回忆，心中便会涌上一股难以言说的感受。
一支曲是电影《小刀会》中“弓舞”的乐曲。电影《小刀会》是一九六一年上映的一部歌剧，讲的是十九世纪中叶民间秘密团体小刀会响应太平天国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县城一年多的故事。全剧有很多段优美的乐曲，其中“弓舞”这一段乐曲是我最喜爱的。当时我看完电影不知怎的就能大体上哼唱它了。那一年夏天，我初中毕业，学习成绩也可说优秀，我渴望着能继续读书，却不能升读高中。因为我就读的这所学校是一所不正规的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这所学校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由刚成立的人民公社办的。因为“大跃进”失败，大饥荒来临，到一九六一年夏天学校勉强等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就停办了。我们这批学生的出路学校也不管。但就在这年年底，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万载分校却来上海招生，我就报名去了。这个分校的校址开始在一个叫仙源的山沟里。从县城到学校要翻越好几座大山，行车要几个小时。那天当几辆卡车载着我们吃力爬山去学校时，几个女同学望着旁边深不可测的山沟都吓得哭起来。这样交通不便的地方本来是不适合选做校址的，据说就因为仙源曾经是红军的老根据地，学生要接受革命教育，继承革命传统，才把这里选为校址的。学校来招生时，说学校有新建的三层教学楼，设备齐全。然而我们到后一看，根本就没有三层楼的教学楼，只是三排平房沿着山坡高低建筑而已，且格局根本不是教室，仅可作校舍。此外还有几间用作饭堂、厨房的棚屋。我们到达后，这几排平房果然都作了我们的宿舍。而教室则还毫无影踪。因此，一到学校我们就有一种被骗的感觉。最初，学校承诺三个月内开课，我们也期望三个月内真的能开课。但后来学校不再提开课事了，而是组织学生去深山里扛木板。冬季山中多雪，常常山下的、向阳面山坡的雪融化了，山里背阴的地方还是一片雪白。我们这些习惯生活在平原的人，上山感到吃力，但下山路滑，旁边就是深沟，更是胆战心惊。眼看开学读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困在这山沟里无聊兼苦闷，我就常常以哼歌来打发时间。
一天我正哼着这段“弓舞”，却听见下面一排校舍中传来也是这段音乐的手风琴声。我沿着山腰小路循声找过去，居高临下，透过窗玻璃看到一间宿舍内有一个女同学正在拉手风琴，旁边围着一堆人跟着手风琴在唱。这一排校舍住的都是从上海市区来的学生。以前我只知道同学中有一批市区来的学生，还听说这些上海学生中有好些是“阿飞”。我那时很保守，生活、活动只与我们几个同一个镇来的在一起，当然更怕与这些“阿飞”同学交往了。但此时我却起了好奇心。这个女子的年纪比我要大几岁，看上去文雅娴淑，绝不像是上海人说的“阿飞”。凭直觉，我估计他们都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既升不了学也不获安排工作，与我们一样，被街道、里弄骗到了这里。这天，我站在山腰小路上居高临下地看她们拉手风琴唱歌看了好一会，才回自己的宿舍。又有一天，天正下着小雪，我从自己的宿舍出来透风，在门前的小路上遇见了那个女子。我以为是路上偶遇，但当我经过她身旁时，她突然伸手拉住我的袖子，说她们要组织一个歌咏队，问我能不能也参加。我不知她怎么知道我会唱歌，其实我唱的很不好，而关键是我那时很怕羞，非但怕登台表演，更怕与不相识的女子讲话，结果我一言不发挣脱了她的手，立即跑回自己的宿舍，不敢再出来。
不久到了一九六二年农历新年，学校组织了一次文艺会。文艺会在饭堂举行。会上很多同学上台献歌献舞，但几乎都是上海市区来的。那个女同学自然也有表演。好几个同学独唱、合唱节目，都是那位女同学用手风琴伴奏。这些节目都表演得不过不失，获得了不少掌声。而真正引起我震惊的是一位人高马大的男同学。他唱了一首美国黑人歌曲《老人河》。当低沉浑厚的歌声从他嘴里流淌出来，感觉那声音不是从人的嗓子里出来的，而是从一只低音大喇叭里出来的。我甚至可以感觉到饭堂里空气的震动。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男低音的魅力。中国的男低音歌唱家好像并不多，我在电台播放的歌曲中，听过男高音、男中音，但很少听过男低音。我不懂音乐，也不懂评判歌声的好坏，但感觉上他比电台里播送的歌唱家唱的歌并不差多少。当他唱完后，礼堂里爆发出雷声般的掌声，很多人激动地呼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声浪大得简直要将屋顶也掀掉。我一边鼓掌，一边却禁不住深深地为他感到难过：这样得天独厚的嗓音、难得的人才，不去音乐学院深造，不去歌剧团表演，却来了这个荒僻的山沟沟，这不是糟蹋人才么！又有一位也是男同学登台，报幕的说他表演口琴技艺，并介绍他曾经跟随石人望先生学习过多年。随后这位同学用两把口琴调换着吹奏了几首歌，记得其中一首是《骑兵进行曲》。他在表演中运用了许多口琴特技，令我们这批从乡下小镇出来的“乡巴佬”大开了眼界。两年后我也学习口琴了，才知道石人望是我国最著名的口琴家。多年来我一直感叹这批市区来的同学中真是人才济济，卧虎藏龙，但上海市区的街道、里弄干部，恐怕是将他们当垃圾那样“清理”出去的吧？
春节过后不久，学校将所有同学分成两批，我们一批人迁移到了离一个叫麻城的小集镇六七里远的乡下一座祠堂里，学校准备在这里建造校舍，而另一批主要是上海市区来的同学却不知去了哪里。又过了二个月，因中央下达“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方针，学校建造教学楼的计划彻底停摆。学校上不了课，也不能留着这么多学生吃干饭，于是动员年幼愿回家的学生回上海。开始，我还想有朝一日能读上书而不愿回上海，但后来眼看读书无望，而母亲看到已经回家的其他同学而我却没有回来，非常着急，父亲也来信要我回去，到五月我也终于回了家。这次江西行，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家远行，也是一次失败之旅。我的求学愿望落空了。但是，这半年的江西生活，使我更多地了解了这个社会，也让我见识到祖国山河壮丽的一面。尤其冬季下雪的日子，看漫天飞雪，群山皆白；雪停后日出，红装素裹，气象万千。这是生长在江南平原地区的我从未见过的景象。那段日子后来也就成了我常常思念的岁月。几十年过去了，但每当我唱起那首“弓舞”，我就会回想起那段在江西的日子，也会想起这批不知姓名的上海同学，心中就会有一种自己也说不明白的惆怅。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但事实上能得到被“用”机会的人并不多。相比那些文革中受迫害的音乐工作者，我觉得他们至少还有过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可这几个富有音乐天才的同学，连这种机会都没有。追根溯源，不能不说都是中共阶级路线造成的。据我所知，这批上海市区同学稍后有部分也回了上海，但也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来。我不知那个拉手风琴的、唱“老人河”歌的、和那个吹口琴的同学，他们是否也都回了上海，还是一辈子留在了那群山之中？
除了上述的那首《弓舞》乐曲，在我生命中还有一首歌也有特殊的地位。那就是歌剧《江姐》中的《红梅赞》。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中共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发表，将“反修”斗争推到了最高潮。接着不久，赫鲁晓夫被勃烈日涅夫赶下台。赫鲁晓夫的下台，中共大肆宣传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反对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胜利。在此同时，《九评》中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此时却正在国内发酵。城市、农村正在分批开展“四清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气氛被搞得浓浓的。就在此时，歌剧《江姐》面世了。《江姐》取材于当时的当红小说《红岩》，讲的是被国民政府逮捕的共产党员在狱中坚持斗争的故事。剧中主角江姐死于胜利前夕，形象地体现了中共革命烈士如红梅一般不畏严寒，不怕牺牲，不争春光的崇高精神，与毛泽东写于一九六一年的词《卜算子·咏梅》所表达的精神境界十分相似，因此歌剧一出即轰动了整个社会。剧中有很多唱段被人传唱，而最有名、最得人喜欢、也最多人传唱的就是这首《红梅赞》。当时这首歌也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还清楚记得当年一次聆听这首歌时的情景：那是一九六五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在家里过完春节回到工作所在地的徐泾公社。那天也许我到得太早，办公的地方还没有别的人，就一个人到外面街上去瞎悠转。那天天色阴沉，朔风凛冽，公社大院前面的场地上空无一人，只有竖立在公社大院围墙边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这首《红梅赞》。高亢激扬的女高音在空中激荡，此时好像是特地播放给我一个人听的。这首歌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但那天我立在寒风中静听，忽然心中若有所感。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满一年，从小受中共政治宣传影响却没有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心中正澎湃着一股政治热情。那歌词中“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在我看来那是何等高尚的精神境界！不正是我学习的榜样吗？革命需要献身精神，《红梅赞》成了对这种献身精神最好的诠释。我自问没有江姐那样视死如归的勇气，但也暗暗立志，要努力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做一个时代的革命者。这年十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拉开序幕。第二年春中共发动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同时开展群众性的揭批全国各地“小‘三家村’”和“黑帮”分子的运动，我就以满腔热情投入，结果却伤害了一个不该伤害的同事。虽然我很快觉悟了，但已追悔莫及。事后分析，我的那种所谓革命激情，有一部分就是在那时候听《红梅赞》种下的祸根。不过虽然如此，《红梅赞》作为一首歌曲，我至今仍喜欢它，只是对于何谓“革命”，理解已有不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快《江姐》不演了，《红梅赞》也不唱了。原因是有人揭发写作《红岩》的作者，以及《红岩》书中一批原来作为英雄、烈士歌颂的人物原型，竟然都是叛徒。《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因此被逼得自杀。随后，毛泽东的党中央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为契机，发出“揪叛徒”指示。于是全国凡地下党出身者全部受到审查。刘少奇的“白区党”差不多成了“叛徒、特务”的同义词。期间被冤屈的不知其数。如我们小镇一位姓车的中学校长，因为“解放”前是一位地下党员，结果也被迫害致死。当时，谁都看出毛泽东是将打击白区党作为打击刘少奇的手段，社会上才兴起了如此大的波澜，但谁也不敢道破。因为这还牵涉到党内不同派系的权力斗争。此后直到文革结束后好几年，白区党被平反，歌剧《江姐》才又重新面世，《红梅赞》才又播唱。一支歌、一部歌剧、一本小说，如此深地被卷入党内斗争，在当时文字狱遍地的中国大陆，还是很具典型意义的。
2024年3月5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歌声里的记忆（七）
三
说完了因歌声回忆起的中共从一九四九年建政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段历史，心中也有几点感想顺便想说一说。
第一点：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不断。如果说建政初期发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还有一定客观理由，那么发动其余运动的理由就不那么充分了。尤其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为什么要发动“反修斗争”包括中苏论战，为什么要开展“四清运动”然后又发动文化大革命，几次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中间除了权力斗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那就是毛泽东的个人野心。他这个野心，先是想取代苏共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发展到文革又想当马克思、列宁之后第三个“伟大导师”，树立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第三块“里程碑”。而最初引发毛泽东野心的契机则是斯大林的去世。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七十四岁的斯大林因脑溢血去世。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虽然有很高威望，在国际共产领袖中也有一定声望，但相比斯大林还是差了一大截。当此时也，毛泽东虽心中对斯大林有诸多不满，也只能暂时隐忍。然而等到斯大林去世，毛泽东的个人野心就开始急速膨胀了。他觉得赫鲁晓夫这个“十月革命”以后才入党的矿工，无论资历、威望、功绩都不及他远甚，所以斯大林死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这个“头”由他来当才合适。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时做了一个揭露斯大林时代各种暴行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浪潮。毛泽东以为机会来临，先是在苏联要不要出兵平定这两国的“动乱”上试探苏共领导集团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两个国家发生的明明都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的人民反共民主运动。中共驻波、匈使馆发回来的报告也是这样认为的。但身在北京中南海的他却武断地说波兰的是“民主运动”，匈牙利的是“反革命暴乱”。当时苏共要出兵镇压波兰的民主运动，毛泽东强烈反对。他对赫鲁晓夫说：“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迫使苏共打消了出兵计划。然而，稍后当匈牙利民主运动蓬勃开展时，苏共不想出兵了，毛泽东却又强烈要求苏联出兵，把苏共领导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上。经过这轮试探后，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就派彭真去南斯拉夫见南共领袖铁托，游说铁托由中、南联手召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取代苏共地位。此阴谋遭铁托拒绝才未得逞。但毛泽东不死心，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趁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机会，一向不肯出国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会议，与苏共在会上“别苗头”。因为苏共领导害怕核子战争，认为“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毛泽东就故意大唱反调，说：“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二十七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这种视人命为芥草的态度，引起与会者一片愕然。（关于这个观点毛泽东以后说过多次。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二次讲话时又重申说：“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亿人口剩九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讲话》中再次说：“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不要怕。无非是天下大乱，无非是死人。人总是要死的，站着死，躺着死都行，不死就干，打死一半还有一半。”）因为赫鲁晓夫在会上说了苏联计划在十五年内，在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上要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不甘示弱，也立即表态说中国要在十五年内在钢铁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上赶上并超过英国。为了兑现这个“豪言壮语”，毛泽东人还未回国，国内就已开始鼓吹起“大跃进”来了。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制定一条名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全面的“大跃进”运动于焉正式开始。
“大跃进”弄虚作假大放粮食高产“卫星”、不计成本全民大炼钢铁、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建立农村人民公社，其失败是必然的。更由于在“大跃进”、“大炼钢”和“人民公社运动”运动中各级干部大刮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五风”，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打击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结果造成农业生产大倒退，引发长达数年的全国大饥荒。全国六亿人民极少有不挨饿的，期间有大批人饿死。由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红旗》杂志副主编、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承认单一九六〇年一年全国就减少人口一千万。而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则承认一九六〇年的人口损失为二千五百六十一万。我也曾根据中共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推算，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人口数比正常年份应该有的数字，少了至少四千五百万以上。当时，国民经济已被破坏到“崩溃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向与会代表宣布：毛泽东“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党中央工作由）就是少奇同志主持。”一九六二年初，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发言打破毛泽东为“大跃进”成绩与错误定下的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的框框，指出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会上发言，要求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他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毛泽东对于权力被刘少奇夺取，对于被追责，心中十分不甘，千方百计思谋如何东山再起，如何复仇。毛泽东是怎样复仇的，几年后我们都看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首先将彭真打倒，罪名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之首。其实这四个人全无瓜葛，毛泽东将他们四人纠在一起加一个“反党集团”之名，与五十年代初的“高、饶集团”和五七年的“章、罗联盟”一样都是捏造的。然后他又以“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将刘少奇、邓小平打倒。刘少奇最后死于河南开封秘密监禁中。其死状之惨，难以言表。而文革并未因刘少奇被打倒而就结束，接下来又出来个“林彪反党集团”。文革整整搞了十年多，到毛泽东死了才结束。十年中批斗“黑帮分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月镇反”、武斗，“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整人的运动不断，不知坑害了多少人！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胡耀邦说十年文革是一场浩劫。其实，这场浩劫早就开始了，至少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就开始了！
这里顺便还要说一下的是毛泽东是如何东山再起的呢？这恐怕也是好多人感到好奇的。据我观察，他是借助了以下三个办法逐步成功东山再起的。
一，借助“反修”斗争重树威望。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做了反斯大林报告后，毛泽东这个中国的“斯大林”就敏感地感到了某种威胁。当年，在他主持下曾以中共政治局名义发表过两篇婉委表示不同意见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荒谬地为斯大林辩护，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说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对苏共提出警告说：若因为斯大林犯了一些错误“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当时全党附和他的观点，这就种下了后来“全党反修”的祸根。此后，由于赫鲁晓夫与美国关系越走越近，提倡“走议会道路”，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在一九六〇年四月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公开举起“反修”的大旗。北戴河会议后刘少奇主政。他竭力修补中苏关系，使原本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得到缓和。但是，毛泽东却在此时纠集了一批秀才发动中苏论战，发表了一系列大块文章，不仅再次点燃“反修”斗争的大火，而且绑架了全党跟着一起“反修”，把“反修”和阶级斗争的气氛搞得浓浓的。而毛泽东则通过这场反修斗争，俨然把自己打扮成了坚持马列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带头人，从而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
二，他拉拢林彪，依靠林彪掌握军队，保证军队忠于他个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林彪在军队中推广学习毛泽东著作，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毛泽东则也吹捧林彪，号召“全国学解放军”。由于得到军队的支持，毛泽东不仅稳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也保证了文革的顺利发动。
三，在一九六〇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央常委决定要毛泽东“完全休息”。他表面答应但实际没有休息。他以搞调查研究、讨论人民公社体制为名，派调查组到全国各地调查，促成中央在一九六一年分别召开“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从而又成功地逐步参与到中央决策工作中来。到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振臂一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全党震动，结果毛泽东又重回党中央领导地位。
关于毛泽东重回党中央领导地位，我曾看到过一个史料：即北戴河会议中央常委们决定让毛泽东“完全休息”，原来还有一个方案是让毛泽东当一个“名誉主席”，然后永久离开党中央第一线领导岗位的。但是周恩来不同意，说“主席还是主席”，结果就留了一个让毛泽东重回政坛的缺口。如果这个史料属实，那么毛泽东所以能东山再起周恩来是立了大功的。我以为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后来周恩来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他始终是毛泽东最得力助手一事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关于毛周之间的真实关系，我认为他们之间有合作也有分歧。总的是合作多过分歧。首先，若没有周恩来的全力配合毛泽东要顺利发动文革是不可能的。在对付刘少奇的斗争中，他们是完全合作的。而在后来的毛、林斗争中，周也是配合毛泽东的。
总之，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个人野心，就不会有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也不会有后来的大饥荒。而没有“大跃进”的失败和大饥荒大规模饿死人，毛泽东不会在北戴河会议上被赶下台，也不会有“七千人大会”。而没有了这些，大概率地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中苏论战”和“四清”及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连串的事情是环环相扣，有着因果关系的。而所有这些运动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又都与毛泽东的个人野心有关。
第二点：在毛泽东个人野心发展的过程中，与之相伴的则是中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或者更正确地说，个人崇拜是毛泽东发展个人野心的工具。从上述的回忆中我们基本上可看出：一九五八年以前中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算有节制，因此歌颂毛泽东个人的歌曲虽有但不多。到了一九五八年，对毛的个人崇拜开始有升温迹象。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渐渐多起来，还出现了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歌曲。而这又是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后的国内形势，以及毛泽东开始在国际上挑战苏共权威的动作是吻合的。此后因为“大跃进”的失败和大饥荒的发生，毛泽东的权力暂时受到限制。但从一九六三年起，这个个人崇拜的势头不但继续而且上升越来越快，终于在文革时期达到最高潮。究其原因，与中共严密的舆论控制和保护毛泽东形象的措施得力有关。大饥荒发生时，广大人民因为资讯缺乏，中共帮着毛泽东欺骗人民，说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他们并不清楚饥荒发生的原因和毛泽东应负的责任。与此同时，中共发动对“苏修”的大批判，在国内广泛开展“反修”教育，以及军队推广“学毛著”运动，这一系列措施都有助于提升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而“四清运动”的开展，严厉查处“四不清”干部，又让广大人民对中共的不满都转嫁到了基层干部身上，认为“皇帝好，不好的是下面的贪官”。于是在这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下，结果毛泽东的威望不降反升。而在这个“崇毛热”不断升温的过程中，大量颂扬毛泽东歌曲的出现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看问题：即从社会上出现颂扬毛泽东歌曲的多少，就可看出对毛个人崇拜的温度有多高；而崇毛的温度有多高，社会上的极左思潮就有多厉害；极左思潮有多厉害，人民的苦难也就有多深。
第三点：所以，造成毛泽东统治时期个人独裁越来越严重，整个社会越来越左倾，极左思潮泛滥，尤其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越来越厉害，终于带来文革这一场“浩劫”，说起来中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社会上所有那些为毛泽东、共产党“歌功颂德”的人，包括哪些音乐家们，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说李劫夫这个人。
前面提到过李劫夫，他是原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据《维基百科》介绍，他一九三七年五月去延安，三八年九月加入共产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抗日牌”“老革命”。在延安时期他就创作了好多抗日歌曲，其中《歌唱二小放牛郎》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林彪部队九纵任文工团团长，有一首流行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就是他创作的。一九五三年，李劫夫被任命为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一九五八年东北音专改为沈阳音乐学院，李劫夫续任院长。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开始时李劫夫曾被列入右派名单，幸得省委宣传部长保护才侥幸逃脱。李劫夫为什么会被列入“右派”名单原因我不清楚，但从毛泽东这个“引蛇出洞”的“大战略”看，若不是过去领导上对他有“右”的看法，则很可能是他对中共忠心了过头，真的以为在帮党“整风”，结果上当了。但不管是哪一种原因，从“反右”的整个过程看，它完全是一个预设的圈套，反映了执政党言而无信、阴谋构陷人、毫无道德底线的本质。李劫夫遭此风波虽侥幸脱身，但应该从此对中共、对毛泽东的所谓“革命”有所了解，与之保持距离。然而他并不因此觉悟，反而更积极地投入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在五八年一年中为毛泽东四首诗词谱曲，成为最早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并成绩最突出的音乐家之一。由此我们可见李劫夫为人的一斑。按理，这样赤胆忠心忠于毛泽东的人，应该得到中共的信任才是，但到了一九五九年，他又因为“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错误”被沈阳市委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直到一九六二年因邓小平主持“甄别”，将所有五九年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一风吹”，这才得以恢复正常人身份。遭此教训，李劫夫仍不醒悟。他不顾“大跃进”引起全国大饥荒，全国饿殍遍地的事实，反而在六三年创作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吹捧毛泽东。由此可见，这李劫夫若不是个糊涂虫，就是一个为名利甘心出卖灵魂的人了。一九六六年三月邢台发生地震，李劫夫到灾区抗震第一线创作，根据洪源作的词，又谱写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首歌。文革开始以后，李劫夫大量创作毛泽东语录歌。为毛泽东个人崇拜推波助澜。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十首毛泽东语录歌，其中有八首是李劫夫谱曲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知名音乐家都遭到批判、审查，唯独李劫夫受到江青保护，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革命音乐家”之一，红透半边天。不过，投机太甚总有“押错宝”的时候。到了“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共查出李劫夫曾替林彪的一首诗《壮志坚信马列》谱过曲。虽然这首诗、这首歌都没有公开发表过，仍说他上了林彪“贼船”。于是他就难逃被整肃的命运了。一九七一年十月他被关进“学习班”隔离审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学习班”里心脏病突发死去，终年六十三岁。此时离林彪“自我爆炸”已经五年多了，可对他的审查还没有结束。李劫夫的心脏病究竟是原来就有的，还是被无休止的审查折磨出来的，无人知晓。但从李劫夫一生的经历看，再一次应验了法国革命家维尔涅说过的这句话：“革命会吞噬自己的儿女”。
平心而论，李劫夫和文革后自杀的于会咏一样，都属有才华的音乐家。于会咏是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虎上山”一段音乐的作曲者。这段音乐至今受到广大听众喜爱。李劫夫一生作曲二千多首，其中不少歌曲在社会上也曾有过广泛的影响。然而他们一个被整死，一个自杀，这样的人生结局，未免让人感到惋惜。而再联想到文革初期和文革前历次运动被整的音乐家如贺绿汀、马思聪等，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专家”、“大师”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曾想积极靠拢中共，并按照中共的要求改造自己，创作作品，为所谓的“革命”贡献自己的才华。他们之中有人也曾风光过一时，但鲜少有好下场。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投身的所谓“革命”，其实是一架“绞肉机”而已。进了这架机器，不是去绞别人的“肉”，就是自己被绞。我曾看到过两张照片，一张是中共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还有被称为“文艺沙皇”的周扬，和毛泽东在一起交谈的照片。站在照片中央的翦伯赞敞开上衣衣襟，正在开怀大笑，一副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的样子。还有一张是吴晗站在临时搭建的、在批斗大会上常见的那种高台上，正在气势汹汹、义愤填膺地发言，大约是在批判什么人。看到这两张照片我很感慨，我不清楚这两张照片是在什么时候拍的，但我知道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吴晗是著名的“左派”，还知道在文革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吴晗，以及翦伯赞、周扬都曾整过不少人。我想信他们在拍这两张照片时，肯定都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他们也会被人批斗，甚至被斗得命也没有（吴晗文革中被捕死于狱中，翦伯赞自杀）。至于李劫夫过去有没有整过人我不清楚，但昧着良心去歌颂一个独裁者，为虎作伥，最后落此下场似乎也不意外。
古人说“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中共一统江山，生活在大陆的人无论有怎样的本领，绝大多数人的出路自然要向中共求取。因此生活在大陆的音乐家和所有艺术家、专家、学者们一样，为中共政权服务也是可以谅解的。但除此之外，我认为人还是要有一定的道德底线的，是非罪恶也是有客观标准的。为求个人功名，跌穿道德底线，混淆是非罪恶标准，美化妖魔，为虎作伥，终究是不行的。 周扬经过文革终于有所觉悟了。他后来几次诚恳地向过去受到过他迫害的人道歉，据说也得到了人们的原谅。俗语说“人孰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然而，我以为人若能一开始便坚守普世公认的价值观、道德观，坚拒名利权势的诱惑，不做周扬，不做李劫夫，更不做吴晗、翦伯赞，及早远离“妖魔”、远离所谓的“革命”，岂非更好！或有人问“什么是普世公认的价值观、道德观？我分不清。”那么我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教你，那就是牢记孔夫子说的一句话：“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照着做就行了。
2024年3月11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歌声里的记忆（八）
前面说过，我在大陆时曾经会唱的歌曲至少也有一、二百首。但我自问不是个懂音乐的人，连音乐的基础知识也知之甚少。所以若有人要我评论哪些歌好，哪些歌不好，严格来说我是没有资格的。但是，我既然会唱那么多首歌，几十年来又常常在哼唱它们，自然也有个人的好恶，慢慢也就形成了我个人对歌曲好与不好的看法。当然，我很清楚我的看法不一定准确，在真懂音乐的人看来，我的这些看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但这也没有办法，每个人的见识都受到其本人的学识、爱好所限。懂得欣赏“阳春白雪”的人会嫌鄙“下里巴人 ”的粗俗，但只会听“下里巴人”的人或许也不懂欣赏“阳春白雪”，那也是强求不来的。
那么我的好坏标准是什么呢？由于歌曲是由歌词和曲调两个部分组成的，因此好的歌曲，我以为第一，歌词所表达的情志必须是出于真情，而且这种真情必须是高尚纯洁的；文字能充分表达出这种真情，而且使用的文字要既雅又训，不能太粗俗，如好诗一样。《辞海》说“歌”就是“能唱的诗”。《文心雕龙·明诗第六》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既然是“持人情性”，“义归‘无邪’”，当然粗俗的不行，下流的更不行。这里附带说一句，《诗经》三百篇，在古代其实都是能唱的歌。
第二，曲调必须是优美的，且是能够配合歌词内容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歌的乐曲本身也有单独表达感情的功能。有人将音乐比喻为无言诗，是音符化的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曲的创作同样需要作曲者付出内心的真感情。而且，这曲调所表达的感情与歌词表达的感情不仅要一致，最好还能相互激扬。如果这两个标准都能达到，那必然是一首好歌无疑。犹如美女，天生丽质又加上衣着打扮入时、言谈举止得宜，这样的人受人喜爱是肯定的。不过这样的好歌如稀世美玉，可遇而不可求。所以若两个标准能达到一个，那这首歌也算是很不错的了。
第三，各民族文化传统不同，表达感情的方式也稍有差别，因此不同民族的歌曲风格也会有所不同。如果创作的歌曲能将自己的民族风格也充分表现出来，让人一唱那首歌就能体会出这个民族的特色，感受到那个民族的感情脉搏，如西班牙歌曲《鸽子》那样，则这样的歌曲就更完美了。
以上三点中，我以为第一点是最重要的。贺绿汀先生在《谈音乐创作》时说：“音乐是人民思想感情的直接流露，好的音乐之所以能感动人，也就是因为它有真实的感情。”那么怎样的感情才是真实的呢？刘勰在《文心雕龙 · 明诗第六》中说：“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所以好诗的标准就是要发乎真心，出于“自然”。这也是好诗、好歌的标准。而所谓“自然”，以我理解也就是不乔揉造作、无病呻吟。根据这个标准衡量，那些出于“奉旨填词”、“奉旨作曲”，为着宣传目的，把歌曲当作“打击敌人的武器”而创作的作品，因为违反自然，不是出于真心，即使写得工巧华丽、慷慨激昂，也算不得好歌。中共建政后出现的歌曲，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属于这一类歌。
我这样说，倒也不是要全盘否定大陆的歌曲。在我感觉中，有些歌是可以不朽的。比如《康定情歌》、《四季歌》（电影《马路天使》插曲）就是这样的歌曲。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那首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这首小调的曲子简直是天籁，出于自然，无比优美。四段歌词中的前三段也很好；就是第四段，加了歌颂共产党的内容，十分煞风景，且与前面三段的内容也不相配。我不知是否是后来有人加上去的。前些年我听到一个版本把第四段歌词删掉了，这就很好。还有几首歌虽然也是歌颂中共的，但作者在创作它们时，可以看出确是出于真心的讴歌。如《歌唱祖国》那首歌的作者王莘先生，他对祖国的热爱，对新中国的欢呼、期盼，我们从唱这首歌中就可感受到他的那份真诚。可惜的是他没有看清楚建立这个新中国的政党的本质，结果歌颂错了对象。这首歌我小时候就会唱，而且十分喜爱它，可是五十年代后半叶起这首歌唱的人就少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捕消息公开后，这首歌又流行起来。那时全国各省市奉命组织大游行，电视实况转播。电视屏幕上还出现一段黑白电影记录片，是五十年代初庆祝“国庆”的游行队伍实况，与现在的游行实况做对照：同样是庞大的游行队伍，人们同样高举着红旗，同样高唱着那首《歌唱祖国》。电视的编导者以这样的方法来凸现主题：打倒“四人帮”，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但当时我看了心中就泛出一丝苦笑，想如果现在是“第二次解放”，那么第一次“解放”是真解放还是假解放？一九四九年建立的那个政权如果真的那样好，还用得着“第二次解放”吗？而且稍后人们就发觉，这第二次“解放”也是假的。否则，那里还会有“六·四天安门事件”！又如那首《解放军进行曲》。只要细细体会“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句歌词，就会感受到作词者公木先生在写这首歌词时，一定底气十足、坚信不疑，觉得这支军队所进行的战争全是为着这个可爱的祖国，为着解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受苦受难的各族人民的。当你唱着那首歌时，也会感受到作曲者郑律成先生在作曲时，一定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觉得自己所属的这支军队，毫无疑问地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堂堂正正的仁义之师。可惜，他们的激情都枉费了！想想无数解放军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竟然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打江山，就觉得他们的血白流了。这支由人民的子弟组成、名曰“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其实一直以来既不属于人民、也不属于国家，而只属于中国共产党一党所有；甚至也不属于全党，而只属于少数党的寡头。这几个寡头，先是为了夺取天下，大打内战；后来为了家属的利益，不惜出动军队，用坦克、机枪、开花弹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平民。军队沦落到成为少数特权家庭的家奴、打手。到现在，几乎无官不贪，民间怨声载道，经常有大规模民众抗暴事件发生。而这样一个腐败透顶了的政权，由于有军队的支撑至今仍维持着不倒。这样的结果怎不令人浩叹！难道当年解放军们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为之欢呼的新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所以，这些作者实在都是“明珠暗投”，才华枉费、心血枉抛啊！不过，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当初歌颂错了对象，但我仍认为不能因此而否定这几首歌的作者在创作这些歌曲时的用心，因而也不能否认这几首歌的确是好歌。在中国的音乐史上仍应有它们该有的地位。
当然，大陆的好歌还不止上面说的几首。如果以创作年代来考察大陆的歌曲，我认为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还有一些好歌，越往后好歌越少。究其原因，我以为不外以下两个：一是中共的政治对文艺创作的干涉越来越厉害。政治干涉的表现又是多方多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力度越来越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并且要求文艺工作者们：“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将文艺当成阶级斗争的武器，这是根本违反文艺创作的规律的。从艺术创作的本质来讲，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若然作者在创作歌曲时，要服从这样那样的戒条，一心想着要使作品成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阶级斗争的武器，还要小心谨慎地推敲每一句歌词、每一个音符，小心不犯意外的“政治错误”，那他在创作时内心的感情必然会受到束缚和限制，他在作品中表达的感情，就很难说仍是出自内心的真感情。很难想象，假若徐志摩不死而生活在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他仍能写出如《再别康桥》这样轻灵的诗来；同样很难想象，假如贺绿汀不是在一九三七年而是在一九五七年，还敢改编创作出如《四季歌》、《天涯歌女》那样的乐曲。这是“解放后”好歌越来越少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政治运动越来越频繁，知识分子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以后几乎每次运动知识分子都是打击的重点对象，他们的社会政治身份，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到文化大革命的“臭老九”，不仅“斯文扫地”，连做人最起码的尊严也被剥夺殆尽。在这样的政治环境，我们还能苛求他们创作出好歌来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乏聪明才智，如果中国的音乐工作者们能生活在创作自由的天地里，我想他们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2024年3月16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