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关于毛泽东和中共在抗战时期实行汉奸路线的证据，除了上述尹骐和彭树华的揭露，还散见于一些历史档案和有关资料。这里就我见到的，将它们罗列於下，作为尹骐和彭树华揭发材料的佐证或补充。
（一）维基百科“潘汉年”条中的有关资料：
一九三七年九月，潘汉年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潘撤往香港。期间潘指示中共党员袁殊经杜月笙介绍与戴笠搭上关系，成为国民党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一九三八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成立“特别调查班”。袁殊此前作为报社记者与领事岩井英一长期保持信息互换关系，因而被招入作为情报员。“特别调查班”后来成为了專門搜集重慶、英美情報的情报單位「岩井公館」。 （《五重间谍袁殊的晚年生活》，界面新闻。）
一九三九年，袁殊按照军统指示暗杀七十六号负责人李士群，不料军统上海站站长王木天叛变导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以袁殊外务省情报人员身份说服日本“梅机关”首脑影佐贞昭，将袁殊转回外务省，要袁殊写下《兴亚建国论》，公开与日本人合作，并要求袁殊负责组建“岩井公馆”。潘汉年案中，许多人写信指责袁殊为汉奸，但袁殊坚称为潘汉年所指使。 （《五重间谍袁殊的晚年生活》，界面新闻。）
潘汉年在袁殊的介绍下以“一位叫胡越明的关心国事者”的身份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會面 ，岩井要求雙方情報相互交流，潘漢年答應會幫“岩井公館”在香港搜集情資 。（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P96-113。）袁殊称自己未经潘汉年同意即披露了潘汉年的真实身份，而岩井英一并未点破“胡越明”的身份，双方心照不宣地进行信息交换，这一点日后被指认为袁殊的“重大政治错误 ”。（《五重间谍袁殊的晚年生活》，界面新闻。）於是潘漢年開始定期向日方匯報重慶、國軍、英美動向，同時把日方情報交流原始電報傳回延安。（王朝柱：《潘汉年是怎样当上汉奸的》，《传记文学》第69卷第一期，一九九六年八月，P76。）
對於與日偽機關合作，中共解釋說是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鲁南：《中共地下党主持日特机关“岩井公馆”始末》，《福建党史月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攻佔香港，由於岩井與潘的合作關係，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員得到岩井領事館的護送，潘漢年移往上海並取得日方簽發的特別通行證 。隨後岩井英一協助潘與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机关长影佐昭帧會面。潘汉年在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後，日本外務省開始由機密費中撥款，向中共提供總額超過250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後來潘汉年提出雙方停戰的要求，岩井英一便讓影佐禎昭與其會面建立與日軍直接合作的基礎。（BBC中文网驻东京特约记者、日本学者童倩：《中共与日军共谋对抗国军》。BBC中文新闻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一九四三年四月，潘汉年在李士群安排下与汪精卫会面。根据王明回忆，“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佔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三月，P190-192。）在会见汪精卫时，潘汉年奉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此次会面被国民党宣传并攻击，导致毛泽东亲自发文为潘汉年辟谣此次会面，然而事实上会面确实发生了，只是潘汉年未如实上报。（凤凰网：《一九六二年最高法院院长谈潘汉年案》，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陈布雷（蒋中正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主管政治，蒋中正文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呈给国府中央的電報指出：「共黨潘漢年現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攏，在京滬江淮一帶公開活動與敵偽交往頻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化名）在南京與敵軍及汪偽洽商政治停止摩擦、軍事停止衝突、物資相互交換等 。」（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台北国史馆。）
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毛庆祥（蒋中正侍从室机要组组长）呈給國府中央的電報：「敵方（日本）極力獻媚蘇俄，企圖完成聯俄聯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國聯絡共產軍牽制国军作戰之兵力，現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攏八路軍毛泽东代表，而潘漢年早與汪偽正式談判妥協，且由汪偽介紹潘漢年與日軍領袖見面，東條認為此舉是與東軍聯俄互相配合之行動，但駐南京之日軍總司令長官畑俊六大將則堅持反對聯合 。」（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台北国史馆。）蔣中正電令：「有無潘漢年在偽方活動，交兩統（中統、軍統）局查報。」 （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台北国史馆。）
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林蔚（蒋中正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調查報告《呈復奸偽潘漢年與敵偽勾結情形》：「潘漢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團上海辦事處主任，上海淪陷後仍潛伏於上海活動，據江苏調流室本年三月十三日報稱，南京偽方高級人員傳出消息，謂中共曾派潘漢年来甯洽談一次，內容結果汪精衛密不宣佈；另據偽特工消息，謂偽之與中共在滬人員有相當聯繫，偽特工並派胡均鹤經常來往蘇滬一帶，負責聯絡事情 。」（《革命文献——中共诡谋与异动》二，台北国史馆。）
陈恭澍（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特二区区长，一九三九年曾带人前往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号称军统第一杀手。）對中共與日軍聯手感到痛心，指责共產黨利用七十六号进行地下活動，直接、間接打擊國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員。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台北《传记文学》一九八六年，P309。）
（二）文革造反派揭批曾山一案。
一九六七年十月文革中，造反派批斗时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曾山。有人揭发曾山在抗战中曾经与日本人接触，要求日本侵略军“只打国民党不打共产党”，因而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造反派要他交代相关罪行，曾山说这是遵照延安的指示做的。抗战时期，曾山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和华中局组织部长等职，并协助项英组建新四军，对新四军的许多秘密不仅知情而且是参与的。现在曾山被造反派批斗，要追查他与日军的关系，周恩来就命令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必须保护好曾山。这个工作具体由办公室联络员孙宇亭负责。而孙为了弄清曾山的问题和责任，给造反派一个交代，在请示汪东兴和谢富治得到批准后，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结果被他查到四份电报，证实新四军与日军确有接触。其中包括当年曾山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电报上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亲笔签名，说明曾山与日寇勾结是得到毛泽东、党中央批准的。据孙宇亭后来说：此事虽然澄清了曾山的责任，但也无意中揭出了一件中共秘密勾结日寇的丑闻。周恩来因此大为震怒，下令追查相关人员的责任。最初，孙宇亭被定了个“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罪名。但是，孙仅是内务办公室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且是奉命行事，要他顶一个“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罪名，于法于理都难以服人，最后他受了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问，下放劳动。而孙的顶头上司严佑民（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则因此事而於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被关进秦城监狱。此后直到一九七二年四月曾山去世，严佑民才在九月被假释出狱。
据严幼民儿媳李海文刊登在二〇〇四年第十二期《中华儿女》上的一篇回忆文章说，当年周恩来下令追查孙宇亭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的责任，汪东兴、谢富治还有吴法宪三人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半夜突击审讯孙宇亭。其中汪、谢两人正是批准孙宇亭去查档案的当事人。当时汪东兴看了孙宇亭申请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报告和他和谢富治的签名原件，发现他和谢富治的签名都写在申请报告右边的空白处的，于是与谢富治商量：“如果把签名处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没有损伤。”谢富治心领神会同意照办。而此时的吴法宪则闭眼假装睡着了。于是汪东兴让工作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把剪下来的签字部分当场烧掉。这样，汪东兴和谢富治就把他们批准查案的责任和证据都赖掉了。然而孙宇亭仅是内务办公室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只凭他的身份而没有相当级别负责人同意，是不可能进中央档案馆查案的。当时的内务办公室主任正是谢富治兼的，而且那时侯汪、谢都是权势熏天的人物，他们不肯承担责任，把自己的责任摘干净了，于是内务办公室副主任严佑民就顺理成章地要成为汪、谢的替罪羊。而且，很有可能当初周恩来下令必须保护曾山的指示，就是由严佑民指派给孙宇亭的。因为作为一国的总理，似乎不太可能直接下令给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当然，也许也是为了保护无辜的孙宇亭吧，总之是严佑民主动站出来承担了批准查档案的责任。于是严佑民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李海文发表此文，除了揭露汪东兴、谢富治的小人行径和吴法宪的狡猾，目的当然是表彰自己公公的光明磊落。但此文也证实了当年发生的造反派揭露曾山通敌一案，是确有其事的。而孙宇亭的查案，又证实了抗战时期中共暗中通敌的有好多条线，不仅有饶漱石、潘汉年、杨帆等一条线，还有曾山等线。
（三）《延安日记》中的有关资料：
伏拉狄米洛夫当年是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官兼塔斯社记者。他在日记中有不少关于八路军不抗日，以及延安与日本人暗中勾结的记载。伏拉狄米洛夫死后，他的日记经儿子伏拉索夫整理后，一九七三年由莫斯科文学通讯社出版。其中延安时期的那部分日记由奚明远、刘守世、高芠芠、黄志洁合译后，交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取名《延安日记》。由于伏拉狄米洛夫是国际共产派驻延安的代表，因此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共。除非中共能证明伏拉狄米洛夫是暗藏在革命队伍内的反革命，书中内容是故意对中共的造谣、污蔑，或者能够证明这本日记是有人伪造或篡改过的，否则日记中说的这些情况应该可信。又伏拉狄米洛夫既然是苏共派驻延安的，他当然也有责任要将延安的真实情况报告莫斯科。所以我相信与日记内容相符的报告，在前苏联共产党的档案中或许也能找到。只是目前好像还没有人去做这件工作。以下是从其日记中摘录的部分内容：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八路军及新四军早已放弃抗日行动，甚至连消极的行动都没有。中共的领导阶层视国民党为主要敌人，一味不择手段的全力抢夺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此等明显的自私行径，实危害全民抗日的大计，增加了中国人的牺牲，并激起与国民党的军事冲突。”
一九四二年九月（原著未注明具体是哪一天）：“八路军系与日军和平共存。日军在集结区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过冬，而八路军的部队就在附近悠哉悠哉的打发时间。在新乡地区，有为数仅约四五十人的小股日军占领着几个村庄，而被在人数上远居优势的贺龙的部队所包围。我问他们何以不去收复这些村庄，因为要消灭这些敌军简直易如反掌……我们下了马，请他们一起抽烟，他们才承认：‘上头告诫我们不要去惹他们。上级说，要是我们去消灭了这批日军，他们就会开来大批援军，到时候又该怎么办？因此，我们就不去碰它们，他们也不来碰我们。”
“中共的领导阶层并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以牵制华北的日军，这是不争的事实。”“就我们所知，八路军所最关心的乃是国民党的部队。中共部队所作的宣传，矛头均指向国军；将来的作战行动，当可知亦以国军为对象。如此一来，使得日军所采取的作战行动，几乎都能得心应手。延安曾经下令八路军，要不惜任何代价以保存实力，因此，纵令向前推进的日军兵力微不足道，八路军亦步步后撤。”
“前线之行，使我获得证据，确信中共领导层毫无抗日作战的意图；他们将此次战争看作是扎稳其本身地盘的大好时机。而且，此举的成功并非是靠他们自己的部队的努力，而是利用另外两起国军与日军的殊死战坐收渔利。” “如果日军大败国军，则中央政府的权力就会受到损害，而八路军的部队即可乘机蠢动，向该地区渗透。必要时，他们尚可与日军里应外合，消灭他们的战友——国军——而夺取政权。”
“日军来犯时即行后撤，毛泽东的用意是要等待国军与日军对抗局面转变至对他有利的时机。当此国难时期，举国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牺牲惨重之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荼毒下，国家面临存亡绝续的生死关头，此种策略，也未免过于阴狠毒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一份新四军的幕僚打来的电报。这份参谋报告绝对证明在中共领导层和日本远征军统帅部之间有着永久性的接触。这封电报，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关于和日军司令部接触的报告，是经常呈送到延安的。后来我查明共军参谋和日军部队之间的这种接触，已经维持了很长的时间，这种接触的重点是延安和南京（指汪伪政权）。”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延安一道接一道地发出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民兵等纷纷开进日军占领区。敌军已无斗志，不加抵抗，仅据守要塞，龟缩不出。中共中委会军事组狂烈蠢动，延安诸人通宵工作目不交睫，主要是争夺地盘和掳取日军武器，并阻挠中央军的前进。延安的秘密命令是要消灭一切向前推进的国军部队，并将其逐出新地区。”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叶剑英告诉毛泽东，说我知道新四军幕僚打来的电报的内容。这位中共主席费了很多口舌向我解释其理由。这是一件丢人的事实，所以，毛泽东强词夺理的多方辩解。中共和日军指挥部的关系是很久之前在极秘密之下建立的，只有少数高级人员知道此事。毛泽东的情报员（毛称他为‘联络员’）是配属在南京的岗村的幕僚里，在日军反谍报人员的严密保护之下，经常来往於南京和新四军幕僚之间。从中共主席那边提供的情报就放在新四军的幕僚里等着这位情报员（原来是日本人）来拿。而这位情报员所提供的情报，则由新四军幕僚立即用密码拍发无线电给延安。”
（四）陈公博的证词。
曾经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后来成为汪伪政府大汉奸的陈公博，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他在死前於狱中写的《危险的南京》一文中，也述及中共与日军勾结的一些事实。他说：“去年，即三十三年（1944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军默契。”“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罗斯基派名义为掩护，出面为共产党宣传。（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谷正之大使公然对我说：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按：陈公博文中所言苏北“清乡”计划日军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与《潘汉年传》中的都甲会见潘汉年一事不仅吻合，并且证明了有实质性的行动。
（五）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中的记载。
据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其《庐山会议实录》中的记载，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在毛泽东的号令下清算彭德怀的历史“罪行”，回顾抗日战争时期党内路线斗争时，林彪检讨了他当年参与“平型关战斗”的错误，说打那场仗“吃了亏”，是“头脑发热”，还推卸责任说“是弼时作的决定”。此时毛泽东插话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接着林彪又指责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毛就接着说：“三个师只三万二千人，号称四万八。当时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彭德怀听后只得检讨“百团大战”的错误，说：“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但毛泽东不依不饶，责骂彭说：“你彭德怀那不是爱国，百团大战是在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 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军对我们力量的注意；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在八月二日的会上，毛泽东又说：“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互相利用……准备条件消灭之。”
按：“百团大战”打日本，竟被毛说成是“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这些种论调与张国焘等揭露的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如出一辙。这说明毛泽东在抗战之初即指示中共和八路军实行“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方针是确有其事，而且几十年后仍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2025年6月20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9）
（六）来自毛泽东本人的证据。
中共和日本侵略者勾结最有力的证据，还得说是来自毛泽东本人。当年抗战爆发，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大力鼓吹抗战，表示愿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但在私底下，却将日军侵华看作是打击、削弱国民党和发展共产党力量的绝佳机会。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策略和“三国论”的方针。抗战八年期间，中共就是照此方针执行的。对此，中共当然一直是竭力否认的。但是，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就提到这个讲话，并有部分内容的记载。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所说的话，也与张国焘《回忆录》中记述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就证实了毛泽东对抗战确实是这样的观点：在日、蒋、我（中共）三角关系中，若我积极抗日就是在帮蒋介石抗日，这样的爱国是在爱蒋介石的国；反之，为了削弱蒋介石的力量，有利今后的夺权斗争，除了趁机发展自己的力量，还可与日军做某种程度的合作。
再从中共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共几个元帅的传记、以及五大野战军的《十大虎将》等著作来看，说有这个讲话也绝不是无凭无据的空穴来风。我曾仔细查阅过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 1893-1949》，发现几乎在整个抗战中，没有一个由毛泽东或由毛泽东和朱德联名以“八路军总部命令” 发出的、明确指示八路军各部队如何打击日本侵略军的电文；相反，大量的电文是指示如何以开展“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为名去发展“敌后根据地”，指示各部队如何在污蔑国民党不抗日的借口下驱赶国民政府地方政权，以及袭击坚持敌后抗日的国民政府军的。如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电报说：“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他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作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投降前几天以及投降后，毛泽东为了抢占地盘，才下令八路军进攻日伪占领区，但仍在命令中规定要尽量避免与日军正面交战，主要是找伪军打。
什么叫“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泽东在发这个电报时，距离红军改编为国民政府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八月二十五日，一个月也不到。朱德和彭德怀在红军接受改编的当日发表《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就职通电》，信誓旦旦地说：“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当时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八路军隶属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受司令阎锡山指挥。时阎锡山正在组织太原会战，迎击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两路日军的夹击。可是，毛泽东在此时就指示八路军要独立自主，那摆明了就是要八路军不接受国民政府和阎锡山的指挥啰！所以，所谓改编红军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共同抗日云云，不过是为摆脱红军被国民政府军彻底歼灭命运而施出的“金蝉脱壳”的掩眼法。那么什么叫“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呢？顾名思义就是要红军分散躲到交通不便的深山去，那里日军一般到不了，国民政府军也撤退到其他地方去了，于是八路军可以放手在那里发展根据地，扩大武装，等蒋介石被日军打败了或打得两败俱伤了，中共就可以出来争夺天下。这个根据地，后来又加了“敌后”两个字，称为“敌后根据地”。这就目的性更明确了，到敌后去发展根据地。为什么要到敌后去呢？因为当时日军进攻速度很快，国民政府军虽然竭力抵抗但仍常常要吃败仗，不得不后退。然而日军也兵力有限，对广大攻占区也不能处处派兵占领。这样，派兵去这些面积广大而又交通不便的农村、山区，就成了中共渗透、发展为根据地的理想之地。以上，就是毛泽东所谓要开展“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真实含义。毛泽东不是一直说国民政府军不抵抗、时刻想投降吗？看看这个电报，看他对阎锡山组织会战的态度，究竟是谁不抵抗，谁散布失败主义，不是清楚得很吗！
同样，在关于新四军战史的大量记载中，与日本人交战的记载几乎不见，所有作战、策反的对象几乎都是国民党军队，包括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地方武装。新四军在抗战中发动过好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投入的兵力动辄数万。但这些军事行动都不是针对日本侵略军，而是针对正在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国民政府部队的，其中部分军事行动是为了抢占国民党部队的占领区而发动的。这种指示在《毛泽东选集》中也可找到多处。如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东南局的指示，其中就是这样说的：“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的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见《放手发展抗体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711-712。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一版。）同日，毛泽东和王稼祥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指出：“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逄先知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
毛泽东指示中提到的顾祝同，时任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主持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五省的抗战；冷欣时任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南行署主任和江南挺进第二纵队司令等职；韩德勤时任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当时，第三战区的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已被日军占领，但在乡村地区和部分小城镇还是由国民政府军和政府领导的地方部队、游击队等武装占据并在那里行使政府职能。毛泽东的电报，就是要新四军在八路军的配合下把这些国民政府的势力排挤掉，成为中共的所谓“抗日根据地”。他们要在那里扩大军队，建立政权，征收税项等等，实际是以抗日为名与国民政府争夺地盘。他们斗争的对象很明显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而不是日本侵略军。必须指出：当时还是中共自称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部分军饷还是国民政府发的。新四军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编制归第三战区管辖，受顾祝同指挥。可是毛泽东却把顾祝同等人称为“顽固派”，要新四军不受其限制，“独立自主”地扩张军队，扩张地盘。这个精神，完全符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策略和“三国论”方针的宗旨。由于毛泽东和中共对国民政府和国民政府军是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计划，双方起所谓的“摩擦”也是很难避免的了。一九四〇年十月发生的“黄桥战役”，新四军歼灭韩德勤之第89军一万一千余人。十一月，刘少奇又发动“曹甸战役”，出动十个团的兵力歼灭韩德勤部八千余人。新四军对于国民政府军一系列的攻击，清楚地表明新四军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叛军和日本侵略军的友军。第三战区的国民政府军在忍无可忍情况下发起反击，予以制裁，这就是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的“新四军事件”。中共称为“皖南事变”。在外敌入侵、国家存亡悬于一线之际，中国军队却自相残杀，这完全是毛泽东想趁抗战之机，发展壮大一党力量，伺机夺取国民党政权的策略所致，是毛泽东的“三国论”所造成的恶果。
“黄桥战役”是抗战中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一次严重的军事冲突，也是导致“新四军事件”的前因之一。而这个“黄桥战役”就是毛泽东中央授意、发动的。早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王稼祥就以中央军委之名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于危境。”从而指示他们：“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军力求缓和，对韩德勤部在有利有理条件下，即当其进到我军驻地时，坚决消灭之。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 电报还指示“陈毅部队，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四月十五日，毛泽东、王稼祥电报通知刘少奇、项英，说八路军“第115师彭明治、吴法宪支队约一万二千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北前进，估计约三个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然后在七月十二日再次指示东南局，说“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以上电文见《毛泽东年谱（1893-1049）》）中共后来将“摩擦”的责任完全推到国民政府军一边，是猪八戒“倒打一耙”的伎俩。
一九四〇年八至十月彭德怀在华北发起“百团大战”，目的是破坏日军的交通线，主要是正太铁路、平汉铁路、同蒲铁路和白晋铁路。因此此战又称“破袭战”。参与战役的部队号称一百零四个团，实际参战部队包括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共约二十万。毛泽东知道后大发雷霆，说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还作为彭的历史罪状翻出来批判。可是，差不多同时期新四军发动的对国民政府军的战役，规模也不小啊，也是动辄数万人，早在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前好几个月毛泽东就在准备“黄桥战役”，怎么就不怕暴露新四军的实力了呢？两个战役两种态度。所以不难看出，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不愿八路军去打日本人，他领导下的军队只能去打同是中国人的国民政府军。这就是毛泽东对抗战的真实态度。
2025年6月23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10）
中共执政后，为了掩盖他们不抗日的真相，曾捏造事实说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在抗战中打了多少仗，消灭了多少日军、牵制了多少日军，说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但这些都是空洞的数字，没有具体的战绩。就我见过的几本中共抗战史，除了抗战初期的“平型关战斗”、“夜袭阳明堡”和稍后的“百团大战”等极少数的几个战例，说不出更多的抗战实例。中共曾出版过五大野战军的所谓《十大虎将》系列传记，这些人应该是中共最具代表性的战将。但就是这些战将，在他们的战史中极少有与日本军队打仗的战例。他们绝大部分的战绩，都是在抗战前、抗战中和抗战后与国民政府军作战时立下的。当国民党政府正在艰难地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并被中共讥笑为“节节败退”时，毛泽东和中共在延安及各“根据地”却忙着搞“大生产”运动和整肃异己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五四月二十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结束，整整搞了四年。毛泽东正是通过“延安整风”才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所以大家可以开动脑子想一下：如果中共真是抗日的，它哪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精力搞“大生产”？如果中共真是抗日的，日本人能允许中共安安稳稳地集中了数以万计的党政军高、中级干部搞整风运动？
抗战时期，日军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实施了长期的大规模轰炸。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八年二月至四三年九月，日军对重庆共进行了二百十八次战略轰炸，出动飞机九千五百十三架次，投放炸弹二点一六万个。炸死一万一千九百多人，炸伤一万四千余人。直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由于太平洋战场形势逆转，日军才停止对重庆的轰炸。然而，日军对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只在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进行了两次轰炸，此后就再也没有针对中共驻地的轰炸了。据中共的一篇文章说，这是因为中共发明了土法制造的高射机枪，日军飞机不敢来了。这当然是白痴将别人也当成白痴来骗，编出来的白痴笑话。即使以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解放日报》的“统计”，说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九日，日寇飞机空袭延安共十七次，共投弹约一千六百九十枚，炸死二百十四人，炸伤一百八十四人，那也与重庆遭到的轰炸天差地远，甚至比延安周边陕西、甘肃、宁夏国统区的城市挨炸的次数也少。其中轰炸西安，从一九三七年至四四年，据不完全统计共轰炸了一百四十五次，出动飞机一千一百〇六架次，投弹三千四百四十枚，炸死二千二百四十四人，炸伤一千二百四十五人。比西安更西的兰州，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起到四一年八月，日军也对兰州进行了三十六次轰炸，出动飞机六百七十六架次，投弹二千七百三十八枚，造成伤亡一千四百二十六人，都远比延安厉害。这就显示出了日军对国、共的区别对待。日军何以这样优待中共？虽然延安是小城市，不可与西安、兰州比，但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啊，是中共所谓的“抗战中心”啊，论政治重要性远比西安、兰州重要，仅次于重庆而已，如果中共真是积极抗日的，真是所谓抗日的“中流砥柱”，日军会这样优待延安吗？联想到抗战伊始，红军甫接受改编，毛泽东就密令八路军与国民政府战区司令不告而别，去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几乎与此同时，潘汉年指示手下特工袁殊不仅参加汪伪政权，担任汪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成为日本驻沪总领事岩井英一领导的日本外务省驻沪战略情报系统的成员。因此我想是不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共就开始了与汪伪和日军的秘密交通，日本侵略军已与中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呢？否则，何以解释中共能这样放心地在延安搞“大生产运动”，搞“延安整风”运动；何以解释日军不怕国民政府的战斗机和高射炮，仍持续不断地轰炸重庆，何以日军的飞机可以越过延安去距离更远的西安、兰州、银川等地轰炸而就是放过延安？
毛泽东在搞“延安整风”那段时间，也是中国处于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抗战中，国民政府军打了二十二次大型会战，一千一百多次大型战斗，牺牲了二百多位将军；而中共除了夸大战绩的平型关战斗和所谓的“百团大战”，再也拿不出像样的战绩，以致后来只能靠童话式的“地道战”、“地雷战”来骗人。而就是这少得可怜的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这两次战斗，还遭到毛泽东多次的批评，说过早暴露了中共的军事力量。当平型关战斗结束时，中共向蒋介石谎报战绩，说歼灭日军一千余人。蒋介石被蒙骗过去，还发了嘉奖令。“百团大战”结束时，八路军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日发表过一份《百团大战总结战绩》，说从八月至十二月共毙伤日军20645人。但当时日军的战报则说整个战役中日军战死467人，失踪33人，负伤251人，合计751人。两者的数字差了几十倍。战后，日本政府经过调查，将百团大战中死亡日军人数改正为302人。至于整个二战期间，日军阵亡了多少人，死于哪个军队之手，日本也有一份阵亡将士统计名单：有318,883人死于国民政府军之手，有126,607人死于苏军之手，有851人死于中共军队之手。其中百团大战中死亡302人，平型关战斗中167人。所有死者均有姓名、年龄、履历、部队番号、家乡地址，以及死亡地点和死亡原因等详细记录。显然，这是一份有真实凭据的名单，不像中共的只有一个空洞的数字。
在整个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仅有二名将军战死。其中一名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他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日军“扫荡”太行山区时，在指挥八路军总部机关之一部“转移”行动中（注意：是转移，而非主动出击。）被日军炮弹炸死的，勉强可说是死在“抗日”战场上。另一名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这位彪悍的将军是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一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围攻所谓的“土顽”，即国民政府地方武装部队和平建国军时，被冷枪打死的，并不死在与日本人作战的战场上。这与国民政府军在抗战中牺牲了二百多位将军的数字比较，谁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就不问可知了。
那么中共后来说的，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民兵在抗战中共打了多少多少次仗，消灭了多少多少日军，这些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这些数字最早是一九四四年六月，有一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中共为抓住这个机会，计划通过记者团的口和笔去宣传中共抗日的“功绩”，由时任八路军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安排手下紧急联络各根据地突击“统计”、上报、汇总，然后在八月三日的记者会上由叶剑英公布出来的。当然，这些数字有多少可信度，那就见仁见智、因人而异了。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污蔑蒋介石是“摘桃派”。其实真正的“摘桃派”不是别人，正是他毛泽东自己！中共利用抗日的机会，钻到所谓的“敌后”，大肆发展一党所有的军队，扩展一党所有的“根据地”，养精蓄锐，为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争天下创造了实力基础。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曾说：“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看当时的战场实在也是那种情形，颇为滑稽：日军为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用装备相对精良的军队攻击守卫国土的国民政府军。政府军不敌，屡败屡战而仍不得不步步后退。然而日军攻下了大片土地，却因兵力有限而无法处处派兵防守。日军只能占领一些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结果被中共钻了空子。中共派部队打着“抗日”的旗号，钻到了“敌后”远离日本人的乡村、山区去发展根据地，发展中共一党所有的军队。那些地方虽然仍有国民政府留守的政权或小支武装，但国民政府大部队撤走了，已不是中共的对手，很快被挤走或消灭。于是日本打下的土地成了中共的根据地。这其实也是一种“摘桃”行为。所以从某种角度看，毛泽东能够从延安窑洞搬进北京中南海，实是拜了日军侵华“良机”之所赐。而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对来访的日本人表示感谢之意，良有已也！是知恩图报也！如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时，一九六一年与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谈话时，毛泽东都对日本人说了感谢“皇军侵华”的话。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访华，在与毛泽东会见时田中代表日本政府对当年侵华一事向毛泽东道歉。田中角荣说：“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可毛泽东赶忙打断田中角荣的话，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毛又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黑田寿男偕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再次访华，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提到日本侵华一事时，再次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日本侵略中国，毛泽东却说日本皇军是中共的“大恩人，大救星”；还说没有日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这就将毛泽东在抗战中依靠日本人削弱国民政府力量伺机夺权策略的底牌全部公开了出来。所谓“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毛泽东也清楚地坦白了抗战中中共要对付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蒋介石。
以上毛泽东的这些话，在文革中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文革后中共官方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等书藉中都可以看到。有人辩称这是毛泽东独特的说话风格，并不是真的感谢日本皇军。但是，正如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样，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为日本侵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牺牲了四百多万，人民死亡一千七百多万，经济损失以一九四五年美元价值折算就达六千五百亿美元，假如日本不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就不会遭此无妄之灾。又据历史学家考证，抗战爆发前十年是二次大战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最快的十年，要不是日本侵华打断了这个进程，到四、五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很可能会步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因此，日本侵略对中国的伤害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毛泽东作为中国抗战胜利后取代国民政府执政的一国最高领袖，不对昔日的侵略者提出抗议，要求赔偿，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日本人表示感谢，声明不要赔偿。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他所谓“一穷二白”的中国，并非阔气得不需要赔偿了。所以，毛泽东说这些话，他究竟是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说话，还是站在中共一党的立场、仰或他一人的立场说话是十分明白的。如果不是毛泽东刻意置民族利益于不顾，骨子里对日军侵华帮助他夺权成功感恩戴德，何能说出这样不顾廉耻的话来！请问那些为毛辩护的人，世上难道还有这样独特的说话方式？对照毛泽东对侵略中国的日本皇军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谢，相反对于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蒋介石、国民党却除了污蔑就是仇恨，好多抗战有功的国民党将领在中共执政后被以“反革命”罪枪毙，其爱恨立场何其鲜明！看八年抗战时期的国、共、日三方关系，在大部分时间中，中共和日本侵略军属于一种暧昧的友军关系是无可抵赖的历史事实。所以，天公地道地说句话，毛泽东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汉奸！他和汪精卫相比，不过是一个明一个暗而已。而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污蔑，很多话是连汪精卫也说不出口的。虽然，毛泽东这个汉奸，勾结日寇的勾当做得很隐密，但到今日，即使在中国大陆也已有不少人知道。我相信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包括清算他卖国当汉奸的罪行，这个日子一定会来到。
2025年6月26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