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痛史
抄家痛史（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标志着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最初的批判文化学术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扩大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大革命”竟然一革就革了十一年；也很少人料到“文革”会演变成“武斗”；一大批自以为“老革命”的中共干部会成为“老反革命”和“走资派”；而早已战战兢兢的民族资产阶级，几乎一个不“漏网”地遭到抄家、批斗，补上了地主阶级在“土改”运动中被“挖浮财”这一课。
当年，我们家也未能幸免此抄家厄运。抄家给我留下了痛苦的记忆，至今无法忘怀。作为国家《宪法》明文列入“人民”范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文革中无端被抄家，这不仅是个人之痛，也是民族之痛、国家之痛；不仅是个人之耻、国家之耻，其实也是执政党中共之耻。这样的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毛泽东曾说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那么我们今后能否防止这样的事再次发生呢？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都不得不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然而，文革刚过不久，就有人说要“向前看”，说不要斤斤于个人的恩怨，似乎不忘文革这一段历史就是气量狭小，不识大体。文革成了讨论、研究的禁区。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好像忘了什么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古训，也好像忘了中共过去一直在教育人的“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列宁的名言。事实上，他们是在要求人们做选择性的忘记。这是毫无道理的。这绝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因此我坚决不认同这种“向前看”的主张。我以为，那些热衷“向前看”的人，若非糊涂就是缺心肝，又或者是心虚，因为当年抄家作恶很可能就有他的份。为此，早在好多年前我就想写一篇关于我家被抄家的文章，但当时只写了一个草稿，没有完成。到了二〇一六年，文革发生已五十年了，我才将它完成，但没有发表。最近我将初稿修改了一下发表出来，也算是对文革的另类纪念吧。
（一）
说到文革抄家，不能不先说一下红卫兵。因为当初执行对资产阶级抄家任务的，主要就是红卫兵。也不能不说一下中共发动这个抄家运动的目的。这场革命明明标榜的是“文化”大革命，怎么一开始就来了个抄家运动？未免让人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关于红卫兵，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他们并不陌生；但是，对于文革后出生的人了解的恐怕就不多了。因此这里就需要稍加解释一下。一九六五年，毛泽东经过长期密谋和准备，在十月由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姚文元撰写的、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据称，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党和国家“变修”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党内权力斗争。毛泽东要打倒国家主席和排名第一的党副主席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正式发动。五月底、六月初，北京市几所高干子弟比较集中的中学，如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师大女附中等学校，有部分学生开始组织一个小团体。当时，中共严禁民间结社，他们几个中学生敢大胆成立组织，当然与他们的高干家庭出身有关，也与他们早就从父母那里看到中共内部文件，知道“阶级斗争”的动向有关。他们将他们新成立的组织取名“红卫兵”，第一表明他们的“红色血统”，第二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他们公开宣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因此，红卫兵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表明它是个极左思潮的产物。
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使红卫兵组织一下成为全国城乡大、中学校中出身“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学生仿效的榜样。出身的优越感，党的最高领袖的支持，加上从小接受的阶级斗争教育，铸成了他们胆大包天，敢于横行无忌的作风。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代表，在百万人的注视下接受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代表宋彬彬赠送的红卫兵袖章，使红卫兵立马取得类似封建社会“御前侍卫”或德国希特勒手下“冲锋队”、“党卫队”那样的特殊地位。而毛泽东在询问了宋彬彬的姓名后说：“什么‘文质彬彬’，要武嘛！”也向全国红卫兵明确地传达了一个崇尚暴力的讯息。其实，还在毛泽东接见宋彬彬前十多天，宋彬彬，这个父亲贵为中共东北局书记的高干子女就已经与一批同样是高干子女的同学——包括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在“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口号下，对学校领导、老师们大打出手了。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在八月五日这天被她们打死的。所以，宋彬彬他们已经够“武”的了，而毛泽东还要他们更“武”。据说宋彬彬因此立即改名宋要武。一个杀人凶手，没有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反而荣耀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最高领袖”的检阅，其中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暴力革命”也就伴随着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在六六、六七、六八年这段时间内，“红卫兵”是毛泽东推动文化大革命，发挥宣传队、突击队作用最得力的工具。可以说，没有红卫兵，毛泽东的文革能不能顺利发动起来，能不能搞这么大规模，都是很成疑问的。红卫兵运动的掀起带来了三股以暴力为特征的邪风：
第一股是武斗风。自红卫兵出世，他们无论在批斗所谓的“牛鬼蛇神”，或“破四旧”和抄家时，都不乏暴力。虽然，这是违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 “要文斗不要武斗” 的规定的。但是，由于“伟大领袖”首先违反了它，提倡“要武”，而中共各级党组织和“公、检、法”又包庇、纵容红卫兵的暴力，因此红卫兵的暴力从来没有得到过有效制止。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市区一地，在恐怖的“红八月”中红卫兵就活活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打伤的不计其数，而打人者没有一个受到法律的制裁。相反，若有人胆敢反抗红卫兵暴行，立即会被“无产阶级专政”。北京曾有一对名叫李文波和刘文秀的老夫妇，因家庭成分小业主被红卫兵抄家。因红卫兵百般折辱他们，他们愤而反抗，用菜刀砍伤了红卫兵。结果闯下大祸，丈夫李文波被逼跳楼自杀，妻子刘文秀被“公、检、法”抓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中共还将这个消息立刻在报上公布。这无异是中共在公开表态支持红卫兵的暴力，以专政力量威胁人民不得反抗。所以，在当时这种社会环境下，面对红卫兵的暴行，除非抱定决死的勇气，否则只能逆来忍受。
第二股风是“破四旧”风。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公布“十六条”。“十六条”说：“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于是红卫兵立即走上街头，将他们认为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简称“封、资、修”的文物、典藉、古迹，无情的加以破坏、毁灭，其规模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知大了几百倍。许多代表中华历史、文化、艺术的瑰宝从此永远消失。
而这第三股风就是抄家风。红卫兵们在揪斗“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发现，那些“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家庭，不但有大量“四旧”物资，而且有金银珠宝等物。这不仅令他们眼红和垂涎，也促使他们迅速调整目标，在进行“破四旧”的同时，又发起一个专门为收刮钱财为目的的抄家运动。而中共也迅速发现了这一条“财路”。 各地党委纷纷举办“红卫兵功绩展览会”，展示红卫兵抄家的“丰硕战果”，鼓励红卫兵们更广泛、更积极地去抄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开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叫好，说“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于是抄家风就迅速刮遍全国城乡各地。那些抄家者像篦子篦头虱一样，要把他们眼中的“吸血鬼”、“寄生虫”所隐藏的金银财宝都篦出来。有些被抄的人家被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一拨一拨的抄了好几遍。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抄家运动虽遍及各类“剥削阶级”和“牛鬼蛇神”，但重点则是民族资产阶级，此外还有社会上“三名三高”（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人物和归国华侨和侨眷家庭。原因是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在地主、富农、官僚资产阶级被打倒以后，除了中共的高中级干部，就数民族资产阶级和这些人比较有钱了。而归侨和侨眷家庭普遍被抄，除了他们家中有外汇和“洋货”令人眼红，他们还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这是红卫兵来抄家的好藉口。
“抄家风”的高潮在一九六六年的八、九两个月。当时全国各地城市、乡镇、农村，被抄的人家究竟有多少，我相信中共有过统计。因为当时中共的党政机构、公安系统都还在正常运转，不统计乃是失职。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数字至今还不见公布。我在网上见过一个数字，说是一千万户。我以为这个数字是大大被缩小了的。当时全国八亿人口，去掉小孩和部分老人，即以四亿人算，按中共惯用的“坏人”占百分之五的比率计，“坏人”就有二千万，涉及的家庭就差不多有二千万户。这二千万户人家在文革中大多都逃不脱被抄家的命运。文革前我曾在我们县城城郊公社的一个大队“蹲点”。一九六七年初我又去这个大队住了一段日子。在大队部我看到堆放在那里的一些物资，都是些破破烂烂的箱子、碗橱，桌子。我估计这些都是从这个大队的地主、富农家抄来的。这些家庭其实早在“土改”运动时就被抄过家，现在已经是家徒四壁仍不免再次被抄，说明凡属“阶级敌人”的家庭一个也不会放过。但是，这些抄来的东西根本不值几个钱，在统计抄家“战果”时没有意义，因此我估计这些被抄的人家可能不会被计算在“抄家”户数之内的。如果这个推想符合实际，那么网上说的这个一千万户，应是单指为了在“经济效益”而被抄的人家，亦即是有别于地、富家庭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三名三高”、归侨、侨眷等人家。
而无论是一千万户、还是二千万户，这些被抄家的人家百分之八十以上属于地、富、反、坏、右、资的家庭应该不会太离谱。这些人是文革受害最大的群体，其受害时间之长，受害程度之深，均非文革中受害的“老干部”们所能比拟的。我以为这是后世欲了解文革抄家的人首先要弄明白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时至今日，这个庞大群体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形，还是被大众所忽视。除了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对此稍有揭露外，媒体报道较多、因而大众比较熟知的大多是一些“老干部”和社会上知名人士受迫害的情况。这中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因为“新闻价值”不同，其实也反映了中共的媒体，即使在最开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报道上仍划有一道明确的阶级界线。在他们心目中，地主、资产阶级遭到迫害、遭到抄家，仍是不应批评、谴责的。很不幸，我的家也是这一千万或二千万户被抄的人家之一，而且是属于没有“新闻价值”的家庭。于是我们这些家庭的悲惨遭遇，如果自己不说那就无人知晓了。如路边被人踩倒的一棵小草，一只被踩死的蚂蚁，没人会注意。然而佛说：众生平等。世界《人权宣言》也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藉或社会出身、财产、出身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难道不是吗？这棵小草，这只蚂蚁，它们原来也是有鲜活的生命和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凭什么他们的受害就可以被忽视呢？文革抄家，被抄去的不仅仅是财物，还抄去了他们应有的政治待遇、社会地位、人生尊严。以我本人为例，当时不仅家里金钱财物被抄走，还受到过搜身的侮辱。这一段人生经历，如果我们自己不说，无人会替我们说，这段历史就会从此被永远湮没。所以，我撰写本文的目的，还不仅仅是为自己的遭遇鸣不平，也是为整个文革受害的家庭群鸣不平。
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将抄家和一系列文革错误行动归结为“极左思潮”泛滥。这样说自然也有一定道理。但仅是这样的认识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说，发生文革和抄家运动，这是中共坚持“共产革命”的必然结果。然而，共产革命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他们宣称的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富，全民共创、共享社会财富的极乐世界吗？非也！从共产革命的历史看，从一开始它就是一场煽动穷人用血腥暴力劫掠富人财产的社会动乱。而煽动者则乘机夺取政权，取代原来的社会统治者。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几乎是立即用暴力剥夺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全部财产。为了防止抵抗和报复，又将他们大量地予以肉体消灭。中共早期的“土地革命”以及建政初期的“土地改革”，也以杀戮为主要手段，以达到其公开掠夺地主财产的目的。一九五六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名为“赎买”，其实也是无偿掠夺。中共在几乎不花分文的情况下，以“公私合营”的名义吞占了原本属于民族资本家私有的工厂、商店。这次文革抄家也不例外。虽然，文革中对地、富、反、坏、右、资家庭抄家是一个普遍的行动，但重点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社会上“三高三名”及有“海外关系”的人家。个中原因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环顾当时整个中共社会，除了中共高中级干部，就数这些人家比较有钱了。所以这次抄家运动虽然也包裹了一层“阶级斗争”的外衣，但实际上是一场以收刮金钱为目的的公开抢劫。中共的收获是丰硕的。据一个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月初，全国红卫兵抄家上交国家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四百二十八亿元人民币，黄金一百十八万八千余两，古董一千余万件。其中仅上交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一项，就差不多等于一九六五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总额（一九六五年国家财政收入约四百三十亿元）。如果加上黄金、古董等物的价值，这个数字就更加庞大了。有人说其总价值达到二千五百亿元人民币。而这还只是红卫兵上交国家的数字，被他们中饱私囊的还不计在内。当年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每次接见过后工作人员都会在现场捡到红卫兵掉落的金条。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而以杀戮和掠夺开头的所谓“革命”，是决不会结出合乎“公平”和“正义”的果实的。“革命”胜利的结果，不过是胜利者在打倒了地主、资本家以后自己取代了地主、资本家的地位。这一点，已有无数的事实证明。
中共在文革中发动抄家运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政权。秦始皇一统江山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江山永固，万世一系。毛泽东也一样。他因为恐惧某些执政的共产党人因为地位改变而迷失了“继续革命”的方向，被地主资产阶级“拉出去，打进来”，成为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从而危及他的权力地位，危及共产党的江山。于是他在高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同时又提出“防修反修”的口号。他怀疑传统的文化在官员“变修”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坏”作用，於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把所谓“封、资、修”的思想文化统统铲除。由于中共在一九五六年的“对私改造”中，没有像“土改”对待地主那样予以彻底的剥夺，允许民族资本家保留了自己的住房和金银财物不予没收，部分资产阶级还能过着相对比较富裕的生活，这不仅令毛泽东和中共干部们眼红，也感到害怕。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手中的金钱不仅是他们对共产党员实施“拉出去、打进来”的“诱饵”，也是他们进行“复辟资本主义” 活动的经费来源。只有予以彻底的剥夺，才能使”红色江山”更加安全。于是到文革又补上了“抄家”这一课。
2024年3月24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抄家痛史（二）
（二）
“土改”时候中共对地主家庭抄家，那时我还太小，不懂。我对“抄家”的概念最初是从《红楼梦》书中得来的。在我读小学时，我在《红楼梦》连环画中看到了贾府被抄家时的画面：一群衙吏似虎如狼，掳袖擦掌，气势汹汹地涌入贾府，登堂入室，大肆搜掠；而贾府中人则俱各惶恐不已，畏缩一边，全无昔日的威风，如待宰之羔羊。贾府是皇亲国戚、数代功勋之家，见了抄家也是这样惧怕，可见抄家的恐怖真有慑人心魄之威、雷霆万钧不可抗拒之势，令我印象深刻。想不到十多年后我家也遭受了类似的经历。
文革中，无论是“破四旧”还是抄家，这些邪风都是从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首先刮起来的。其风源盖都出于中南海，然后刮向全国。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消息灵通，因此只须隔一、二天，上海的市区便会紧紧跟上。至于我所在的青浦是上海郊区县城，与市区虽相距只有四十公里，但一般人的思想却要保守很多，因此在行动上又要慢上一拍。而这一拍，往往要几天时间。记得当上海市区抄家的消息传到青浦时，我们还麻木得很，听这些消息仿佛像听天方夜谭故事一样，以为这些事离我们很远，与我们无关；也分不清“破四旧”与抄家的区别。那时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消息，说“破四旧”的人在上海骨伤科名中医石筱山家里抄出了好几百公斤黄金。好多金条是从方砖地底下抄出来的。有一张放在客厅里外表乌漆的枱子，竟然是用金皮包的。当时我们听了这些传闻，首先的反应是惊讶：竟有这么有钱的人家？连枱子也是金子打的！根本不去想“破四旧”何以会“破”到方砖地面的下面去？也不想一想石筱山只是个医生，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即使家中有几百公斤黄金，也是他多年劳动所得，凭他的高超医术挣来的，有什么理由去抄他的家？然后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想这样高不可攀的富贵人家现在也终于有遭殃的一日了。不想想人家即使有钱，又妨碍了你什么，值得你这么高兴？当然，更没有想到这抄家的命运不久也临到了我的头上。真如俗语所说的：“刀子不割到自己身上就不知疼”。后来回想，自己当时这种心态一如鲁迅写的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心态，除了愚昧，还有的就是麻木和自私：只要杀人者不杀到自己头上，怎么做都无所谓。而那种幸灾乐祸的快感，也正是人性中属于负面心理的妒忌心的反映。
大约在八月最后几天里，抄家风终于也刮到了青浦县城。那时候我在县血吸虫病防治站当临时工，全站员工正集中在站里关门搞运动。我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从五月底开始的。六月和七月上中旬，单位党支部发动大家写大字报，揭发、批判“牛鬼蛇神”。那段时间，单位内到处是群众贴的大字报。“炮弹”横飞，全单位正式职工加临时工一百二十来人，中“弹”的有十几二十人。尤其有几个被指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精神上受到极大伤害。全单位的气氛也十分紧张。到七月下旬以后，揭发批判停了下来，改为分小组天天读报，讨论。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七月十六日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消息见报后第二天，许多单位组织员工在中午午休时间去附近江河游泳，学习“伟大领袖”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的精神。我们单位也加入了这支游泳大军。先是去城西的漕江，后转移去南门外的太浦河。去江河游泳，游泳时间加上路上来回时间起码要二个多小时。这样，下午的学习就无形中放松了。大家的精神也趁机放松一下。单位领导大约因为上级没有新指示，也听之任之，并不多管。八月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后，学习立马又紧张起来。天天反复读“十六条”，人人都要谈学习心得，无人可以漏掉。这样上午、下午、晚上不停地学，很闷人。因此，中午休息时间大家都喜欢去街上转转，散散心，听听各种小道消息。那时红卫兵破“四旧”运动正搞的热火朝天，他们上街改路名，砸中山公园门前的石狮子，拦人剪“阿飞裤”、“阿飞头”、砍尖头皮鞋等等，天天有新闻。
一天中午，我和同事孙龙章一起上街溜达，回来时赫然发现单位大门两边墙上和对面原来铁器店的门板上都贴了好几条一尺多长的小标语。记得有一条标语写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另一条写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有谁说过这样的话。在过去封建社会，谁说要造反，那是要杀头的！因此我吃了一惊：“谁这么大胆，竟敢说这样的话！”但转而一想，既然有人这么大胆写这样的标语，或许也有根据。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一大堆，我绝大部分都没有读过，或许这话真是哪个人说的也不一定。但我又想，即使他们说过这样的话，那也是在鼓动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时说的，现在是共产党掌权了，难道他们还会允许人造他们的反？他们不是一直在喊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吗？可如果这个造反不是造共产党的反，那又能造谁的反呢？正在这样疑疑惑惑，我们在铁匠铺边转弯准备去街对面的单位食堂兼员工集体宿舍楼时，却又发现食堂门外、铁匠铺后的一户邻居有些异样。那是一户木匠人家，祖孙三代。夏天时他们常常在门外摆一张小桌子吃晚饭。往往老夫妻和儿子坐在小桌边吃饭，儿媳妇则坐旁边一张小竹椅上先喂小孩。老木匠满头白发、身材壮硕，有时会与也是胖子的儿子一起小酌几杯。儿子在县城木器厂上班，儿媳在徐泾公社一所小学当教师。徐泾离县城二十多公里，小木匠就天天用自行车送她上下班。我们去食堂吃饭经过他们门前，他们也会笑着与我们打招呼。看得出来，这是一家和睦、恩爱、有礼的人家。他家有两口棺材，原来叠放在楼下客堂靠墙壁处，凡路过他家门的都能看到，是老夫妇两人百年后用的寿材，很可能是老木匠自己亲手做的。但那天经过时，只见他家大门洞开，两口寿材却不见了。老夫妇两人垂头丧气各自坐在小凳上，木然无语。小木匠蹲在门口，满脸沮丧，见我们张口欲问，就向我们微微地摇了摇头要我们不要问。看这情形，我猜他家应该是被“破四旧”了。在当时，寿材绝对是属于“四旧”。那一刻，我还只是沉浸在对木匠家的同情之中，但孙龙章见了就已连连跺脚，一脸无奈地说：“完了完了，这样的人家也要抄，我家肯定被抄得一塌糊涂了！”孙与我是同乡，都是青浦西部练塘镇上的，家里是“工商地主”成分。我推想“土改”时他家已被抄过一次，所以对此反应极为敏感。可听他这么一说，我心中也掠过一丝阴影。虽然我家“解放”后没有受到过任何政治冲击，但我家毕竟属于资产阶级，而且有海外关系，这次运动规模这么大，来势这么凶，连老木匠这样的劳动人民家庭也不能幸免，我家仍能平安无事么？我心中无底。于是我也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天天担心家里会否传来不好的消息。那时在我心里，只要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但是，正如俗语说的那样，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要来的迟早会来。在抄家高潮的八月下旬和九月上中旬，我家没有被抄。但到了大约九月的下旬或十月的上旬，我的家终于也被抄了，而且前后被抄了几次。来抄家的是镇上商业系统的红卫兵。这里我说“大约”，一是因为事隔多年，确切的日期已回忆不起来。二是因为抄家时我并不在家，而在工作所在地的县城青浦，因为单位搞运动，期间我有一个多月没有回过家。我是抄家过后好多天回家休假才知道家被抄了。当时母亲和三姐给我讲了抄家的大概经过，但对几次抄家的具体日期，她们都没有说，或者说了我没注意到，现在事隔多年更无法说清楚，所以只能说“大约”二字。
据我母亲说，我家被抄也是“破四旧”开的头。这大约是八月底、九月初的事。来我家“破四旧”的是当地练塘初级中学的几个学生，带队的是我大姐的大儿子。那天他们来，进门不打招呼就直往楼上冲。我三姐那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夜校部毕业，因为文革，分配工作的事没有着落，就学校住住，回家住住，此时正好在家。见到这个外甥带人冲上楼心知不妙，但也不知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就跟着上楼。结果他们直冲到三楼，从床底下拖出两只装书的箱子，就往外搬书。我三姐不敢阻拦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拿了几捆书扬长而去。那个时候，除了毛泽东的著作，其他所有的书籍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毒草”。“革命小将”来破这些“四旧”，谁敢阻拦？第一次来“破四旧”没有将家中的书全部拿走，三姐为了保存剩下的书藉，就主动将剩下的书分了一下类，在自认为没有多大问题的书的封面上，用毛笔写了“供大批判用”等字样，希望下次有人来“破四旧”时或者会“手下留情”。又看到家里有些瓷器上面有花鸟、美人图案，也赶紧用砂石将它磨掉，说是“废物利用”。结果这批学生先后来了几次，把我家中几箱子的书都搬了个空。这些书大部分是我二哥在五十年代买的小说书，其中有上下两本道林纸印刷精装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还有我父亲留下的一套线装木刻大字本裴松之注的《三国志》，一套线装石印绘图的《聊斋志异》以及父亲从香港寄给我的好几本字帖。我工作以后也陆续买了一些书。其中有俞平伯和王惜时校对、并有脂砚斋评注的《红楼梦》，全套四本，包括两本曹雪芹原著八十回《红楼梦》、一本高鄂续写的后四十回和一本校对记，是难得的版本。一套范文澜注释的《文心雕龙》，里边旁征博引，注释详尽，足足有两大本，也很珍贵。还有如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王力的《汉语音韵》、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教授的《中国文学》等等，对我学习很有帮助的好书，统统都被抄去。这些书后来不知去向，即使到文革后期政府说要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也没有发还。只有一本特种印刷的沈尹默书的《二王法书管窥》——那是一九六五年我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买的，薄薄的一本字帖，要卖三元多人民币，差不多是同类图书价钱的十几倍，相等于我当时四天的工资——经我三姐苦苦哀求，说这只是一本字帖，讲怎样写字的，没有反动内容，才没有拿走。后来父亲从香港回来探亲，很喜欢这本字帖，我将它给了父亲带了去香港。
在我这个外甥几次带人来我家“破四旧”抄书的过程中，小镇上关于抄家的气氛也迅速紧张起来了。各种有关抄家的传闻满天飞。一些原来以为与“反动政治”不搭界的人家，这次也被抄了。本来，“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我家都不沾边。虽然父亲以前开过一爿出售土布的小店，家庭成份属“商”，但小店早在一九五一年就关门了。大哥原来在上海一家纱厂“学生意”，上海“解放”前夕老板将工厂搬迁去香港，他们很多员工也跟随工厂一起去了香港。此后，我父亲和二哥分别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二年也经政府批准去了香港。政府能同意我父亲和二哥去香港，这本身就可说明我家没有政治问题，否则怎能获得批准？可是，我家所在的是一个乡下小镇，公开的、大众所知有“海外关系”的人家，大概只有我们一家，很引人注目。这不由得母亲不心慌。于是她就像当时许多胆小而又不甘心财产都被抄走的人那样，将不多的几件金饰偷偷分散藏到水缸里、灶膛底，也有一两件金饰无处可藏，只得悄悄丢到家门前的市河里。
俗语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我母亲虽没读过多少书，这个道理也是懂的。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此时更是低调，最好大家都忘记了她这一家。但外甥伙人来“破四旧”，弄得小镇上几乎人人皆知。母亲恨得牙痒痒的，却也无计可施，只好眼睁睁一次又一次看着这个外孙来“破四旧”。偏偏这时候镇上有一个泼皮穷光蛋对我家也动起了龌龊念头，天天用一套渔民扒螺蛳的工具到我家门前的市河里东扒西扒，至少要扒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罢休。一天他说从河里扒到了一只金戒子，于是消息立刻传偏了全镇。谁丢的戒子？我家自然成了最大嫌疑。后来听人说，他拿了戒子到银行，银行鉴定说不是金的，是铜的。但不管是金的还是铜的，我家已成大众目光的聚焦点。我母亲又气又恨又怕，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却遇顶风浪”。这种“一日三惊魂，夜夜不得眠”的日子过了一段，终于也没有逃脱被抄家的厄运。
来抄我家的是镇上商业系统的红卫兵。现在有一个误解，以为红卫兵都是学生。其实，在一九六六年九、十、十一月份，即社会上出现造“当权派”反的“造反派”和保当权派的“保皇派”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以前，有不少工厂、商店等单位，在单位当权派的支持下也成立过“红卫兵”。其成员大多是出身成份好的青年党、团员和职工。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一是仿效学生中的“红卫兵”组织，为保卫党组织和单位领导人免受文革的冲击；二是利用他们去做一些领导不便出面做的事情。如对单位职工抄家，党组织自己不便做，就由“红卫兵”来做。因此这种红卫兵组织说白了就是当地党组织的保镖和打手，所有行动都是有人指使的。来我家抄家的“商业红卫兵”就是这样性质的红卫兵。
那天，一群“商业红卫兵”突然涌进我家里。为首的向我母亲宣布，你家属于资产阶级，他们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号召，来执行“革命行动”的。然后，勒令我母亲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出家中所有的金银首饰、现金、银行存折、公债等物，不得违抗，否则就是抗拒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罪加一等。母亲当然不敢抗拒，领着他们到二楼房间开了五斗柜的门，将现金、银行存折、公债券等拿出来交给他们。但是，金银首饰丢的丢，藏的藏，一下子已拿不出来。红卫兵问金银首饰藏在哪里？母亲不肯说。这批红卫兵就开始动手，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房间里找不到东西，他们经验老到地到厨房把水缸敲破，并将原来小半截埋在地下的水缸连根拔起来，把砖砌的灶头整个地扒掉，结果找到了原来母亲偷偷放在水缸和灶肚中的几件金饰。这一次抄家结束时，除了带走抄到的金饰，以及现金、公债、银行存折，还将一些比较好的衣服、家中仅有的两条毛毯、以及一些零零星星属于“四旧”的东西也都带走。
因为第一次抄家抄获的金银首饰数量不多，几天后第二次又来抄。这次来，除了将原来抄过的地方又抄一遍，将我家中的地板也一块块撬了起来，要看看地板下面是否藏有东西。在墙壁上用鎯头东敲西敲，听见声音有异，就把墙壁敲破，结果在墙上敲出了好多个大洞。这批来抄家的人在我家整整折腾了一天，搞得满脸尘土，却没有收获，离去时都有点愤愤不平。于是又来了第三抄家。
这一次，带队的一来就亮出了底牌。他对我母亲说：你家至少有二斤多金子。“解放”前有一次强盗来镇上抢东西，你们曾把一盒金子放到你娘家。这事有人可以证实，所以抵赖是没有用的，不说也是没有用的，抗拒更没有好下场。你们必须把这些金子交出来！不然，我们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挖出来！母亲不知是气昏了还是因为素来脾气刚硬，就是不说话。他们又向我三姐进行威胁恐吓，逼着她说。结果我三姐顶不住压力说出了藏金的地方，是在三楼屋顶的大樑上边。那批抄家的把藏金起出来后一看，只有七块小金块，是每块一两的（十六两一市斤）那种金块，共七两。抄家的人既感到兴奋，又不满足。他们又对我母亲和三姐软劝硬逼一番，看一时再逼不出新的东西，就带了这七两金子的“战利品”收队回去。因为怕我们还有藏金，临走时将我母亲等全家人都赶到门口原来做店面的只有十二三平方的堂屋里住，只允许拿出两条棉被和一只烧饭的行灶，以及放米的米桶。
2024年3月29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抄家痛史（三）
家里被抄家，我在县城一无所知。当时因为文革，全站员工集中搞运动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放假了。本来，我还不能回家，是单位要我回去征求母亲意见同意不同意我去新疆，我才回家的。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政府曾几次动员上海地区城镇的无业青年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一九六六年的九、十月间，社会上又来了一波动员。当时我已在县血防站当临时工二年多，却也算作“无业”而属动员对象。单位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态度。那个时代，公开拒绝是不行的，最多是找一些借口，强调一些家庭的“特殊情况”，请求领导高抬贵手不去新疆。我以父亲在香港，母亲身体不好为由，表示去新疆父母亲可能都不会同意。领导要我写信去香港问父亲意见。不久父亲回信，是直接寄到我单位地址的。单位一位兼站长办公室秘书工作的党员，拿了我的信给我后却不走。我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更明白父亲信怎样写的并不重要，关键在领导的一念之间。于是我将信当他面拆开，先看了一遍，然后交给他看。果然，父亲来信强调母亲身体不好，我是母亲独子，不同意我去新疆。可单位不罢休，又要我回家征求母亲意见。没有办法，我就在第二天上午乘船回了一次家。结果就撞上了被抄家这个尴尬的局面。
那天我回到家还没有进家门就看到，我母亲、三姐、还有三个妹妹，全家五个人都侷处在门口那一小间屋内，地上杂物凌乱，地板被撬起后没有钉牢，只是马马虎虎地拼在一起。一张方桌、一个烧饭的行灶，已占去房间三分之一地方。通向里面灶间和去楼上的穿堂腰门关着，上面赫然贴了一张封条。以前腰门里面半间屋因为太暗，父亲特地请木匠在腰墙上做了两扇窗。现在这窗上也交叉贴了两张封条。两边墙上都是一个个被敲破的窟窿。见到这个情景我脑袋突然轰的一声，好像被人猛击了一棒，又好像有人在我耳边猛敲了一记大锣一样发晕，脚下无力似乎要倒下。我努力撑住，定了一下神，明白家里也被抄家了。这一段日子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母亲坐在一张骨牌凳上，面容憔悴，看见我回来，默然无语，只微微点了一下头。三姐轻声问我：“你怎么也来了？”我看了看她，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就没有回答她。我进了门，在一张靠墙的凳上坐下，呆呆地看着屋内情景，脑子里一片空白。等我歇了一阵，母亲才开口说话。母亲用很轻弱的声音对我说：“正要托人带讯，叫你们不要回家，结果你们两个都来了（另一个是指我三姐）。”此时我已恢复思维，觉得家已被抄，去不去新疆已是小事，为免母亲更加担心，我就只说我是回来看看的，不巧碰上了。
那天早上我从县城乘轮船三个小时到家，此时早已过了吃中饭时间。我至今想不起这天这顿中饭有没有吃，若吃了是怎样吃，吃什么，印象中好像大家就是这么枯坐着，不说话。一直到了下午二、三点钟光景，母亲才又开始说话，把从“破四旧”到抄家的经过大概地对我说了一遍。三姐则在旁不时插一句二句话。她又向我解释她所以将藏金地点说出来的原因。她说：“当时压力很大。再说他们是有备而来，有人去告了密，不说也不行。不说，保不定他们还会采取些什么行动。我又想，反正这些金子现在不能卖又不能当钱用，放着也是放着，就想不如说了。说了也许就可以解脱了。”我听了三姐所言，也无话可说。我明白，这样的情势，不说肯定是过不了这一关的。不过以我的脾气，我是不肯说的。你们有本事就自己抄吧！我也不是心痛这点金子没了；而是气上不服，凭什么轻巧巧一句“你们是资产阶级”、“我们是革命行动”，就比强盗还霸道，“理直气壮”地将人家辛劳节俭几十年积累的财产一朝掳掠而去？我更痛惜的是，父亲辛勤劳累了大半生的积蓄，就此尽付东流水了。
对于家里有藏金，我也是知道的。这些金子还是父亲去香港前藏起来的。一九五六年父亲去香港时母亲正在生病，因通行证签证快过期才不得已离开。父亲很不放心，因此隔了一年多，父亲拿到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后，在一九五八年又特地回家来看看。就在这次回家时，父亲把藏金的事告诉了三姐和我。父亲藏金事原来只有母亲知道。这次父亲也告诉三姐和我，可能是因为我前母所生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已在外独立生活，不在家乡，而三姐是我母亲所生的第一个女儿，也是家中最大的子女，我则是我母亲所生的独子，这是父亲所以只把藏金事告诉三姐和我的缘故。父亲还告诉过我，这些金子是“解放”前，因为物价飞涨，钞票贬值太厉害，他托我叔叔家的一个堂哥陆续去换来的。这些几乎是我父亲辛劳大半生的全部积蓄。我也明白父亲当年失业也不肯变卖黄金的用意：那时我们几个姐弟年纪还小，如果他有什么变故，以后家庭经济就靠这些金子来支撑了。
我在这里说这些金子是我父亲辛勤劳动的积蓄，而不承认这是什么“剥削”所得，是因为这些金子上确确实实留有我父亲奋斗生活淌下的血汗。由于父亲去香港时我还是一个不太懂事的大孩子，父亲从没有亲口对我说过他的往事，我也没有机会听他说他的往事。我对我父亲的历史的了解，是从我母亲、哥哥、姐姐等人的谈话中，点点滴滴拚凑起来的。
父亲出身在一个读书人家庭。县城南门有一片房子聚居了不少与我们同姓的本家，可见当时也曾是一个大族。据我大姐说，我曾祖或高祖做过什么官。祖父是一个秀才，但早逝。因此我祖父这一房很早就衰败下来。父亲幼年只读过很少书，十岁时就被家里送到上海十六铺一家衣妆店当学徒。过去，我常在一些“忆苦思甜”的文章中看到有人回忆当年当学徒，每天天不亮要起身替老板、师傅端洗脸水、倒痰盂、倒夜壶，晚上端洗脚水，吃的是老板、师傅吃剩的残羹剩饭等等，受很多苦。我没有听我父亲说起过这些。但我想他既然也是学徒，做这些活，受这些苦也是免不了的。学徒出师以后父亲做了些什么，我不清楚。小时候我跟父亲去上海，还有本县的朱家角等地，他与那里的几家衣妆店很熟，我猜他是否在那里打过工，或与他们有过生意上的往来。
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后进攻周边地区，青浦县城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南门一大片房子夷为平地。我家的房子也遭了殃。据文革后新修的青浦县志记载，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十一月七日和八日，日军飞机曾三次轰炸青浦县城。我估计我家老屋就是在这三次轰炸中的某一次被炸掉的。县城不能居住，祖母带领全家迁移到练塘镇上。三个儿子各自贷屋而居，祖母与我父亲住在一起。父亲迁居练塘后不久，结发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五个孩子，中馈乏人，就继娶了我母亲。
我从我姐姐的一篇《我的父亲》的中学作文中知道，在抗战时期父亲曾以跑“单帮”为生。那时，从家乡练塘镇去上海可以先乘“绍兴船”到铁路沪杭线上的石湖荡车站，再转乘火车去上海。这种“绍兴船”我小时候也乘过，依稀记得每人船资一角二分人民币。这是五十年代初的价钱。那时候去镇上书场听一场评弹八分钱，加一壶茶四分，也是一角二分，所以不算贵。当然也可步行去石湖荡。练塘到石湖荡这段路有十二华里，步行约二个多小时。姐姐在作文中说：为了省那几个船钱，父亲经常背了货物走路而去。因为走路费鞋，他就赤脚走，等到了石湖蕩找个河边水桥洗洗脚把鞋穿上，然后上火车。虽寒冬腊月也一样。这条路我读初中时候也走过多次，是与同学去石湖荡看火车。路还算好走，都是一公尺多宽的泥路；但途中要经十二座小桥。这些小桥大多有一丈半多高，在三四丈宽的河面上用三条一尺多宽的木跳板搭建而成，也有是用四五根毛竹拼成的桥板搭的，旁边扶手仅是一根毛竹。整座桥空荡荡的，胆小的不敢过。尤其毛竹搭的桥，因为滑，桥板弹性大，下雨天或冬天桥面结了冰霜，人很容易掉下水去。而父亲还要背了货物过桥，着著非常不容易。有时货多父亲一个人拿不了，会拉了大哥一起去。当时大哥只有十几岁，只是个大孩子。后来，我又在一本《上海通史》的《经济篇》分册上知道，日军占领上海后封锁城乡物资交流，于是催生了一批以“跑单帮”为生的人。他们从乡下将上海城里需要的物资贩运进去，又从城里将乡下需要的东西偷运出来。肩扛手提，来来去去都要穿越日军的封锁线，不仅很辛苦，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有时甚至是生命危险。所以，赚那一点钱也是十分的不容易。但风险大相对利润也较大，为了生活铤而走险，其中有些人就因此发了一点小财，成为小康之家。我想父亲也是这样才一点一滴地积到了后来自己开小店做生意的本钱的。
大约是在日寇投降前一二年吧，那时侯父亲已慢慢积了点钱，刚好有一户人家，夫妻两人都是好吃懒做又吸食鸦片，将祖上传下的财产都花费光了想将房子卖掉。我父亲知道了就把这房子买了下来，除供一家老小居住，还用临街的一小间店面开了一家土布店。土布的来源，除了向当地农民收购，自己也买了几架织布机，在近镇边的乡下找了一块空地，搭了一个草棚，让我大哥大姐等人在里边织布。千百年来，织布一直是中国农村妇女必备的生活技能。《木兰辞》中“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那个传说中的花木兰是南北朝人，距今已一千多年。而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农民身上所穿的衣服，大多仍是用自家织成的土布所缝制。那个历史上有名的纺织业祖师黄道婆，就是我们青浦毗邻的松江县人。在“解放”前，我们这一带农村的纺织业也是很发达的，很多农民家中都有一张织布机。农家妇女除了忙田里活、忙家务，再有空余就纺纱、织布。她们织的土布除了供家里人穿着用，有多余的还会拿去集市卖了换油盐酱醋什么的。所以布的来源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样的布质量不一，花色也不多。后来我父亲想法学会了染纱技术，去上海买进原纱自己将纱染成各种颜色；又自己设计图案，将纱配色后再交给农妇按图样织成布，父亲则支付她们加工费。这样质量有保证，布的销路也就更好。小店以我父亲为主，母亲协助，两人一起经营。有时父亲不在家或去染纱，小店就靠我母亲一人支撑。而家务和照顾小孩则大多委托保姆负责。就这样，我父母克勤克俭努力创业，开始有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家里的几两黄金也是在那个时期置下的。不过好景不长，中共建政不久，一九五一年的一月中央政府颁发《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禁止私人棉纱、棉布买卖。小店只好关门。父亲失业后几年找不到工作，急得走投无路。那时我大哥在香港纱厂工作，认识一些人，就写信叫父亲不如试试申请来香港，说那边工作还比较好找。结果我在五十多岁时还向政府申请去香港谋生，于一九五六年获政府批准。以后我全家就靠父亲寄来的外汇维持生活。
那天下午，母亲和三姐向我说了被抄家的经过，其中也说了有人告密一事。据母亲说，“解放”前，镇上常有土匪来抢劫。（当地湖泊众多，河江纵横，交通不便，是土匪藏身的好去处，因此历来匪患颇盛。淀山湖边属于昆山县的金家寨就是一个有名的土匪窝。据说那时候金家寨的农民绝大部分都干土匪营生，平时拿了锄头是农民，丢了锄头换了刀枪就是土匪。）我们家因为房舍浅狭，又在街面，藏不住东西。外婆家地方大，后面还有院子，院子后面是大片稻田，随便找个地方就把东西藏了。因此有几次听闻土匪要来了，母亲就把家里的金子和贵重东西拿到市河对面外婆家交舅舅保管。家有藏金，这是极机密的事情，一般外人是不会知道的。所以来抄家的人说是有人揭发的，我们就怀疑是舅舅家人告的密。后来，有一个我们熟识的人偷偷告诉我们，说镇上商业红卫兵早就想来抄我们家，但一时吃不准政府对华侨家属的政策，不敢动手。此时正好你舅舅家的二女儿和大媳妇去告密，说你们家有二斤多黄金，还告了二次。这才使商业红卫兵下了决心来抄了你们家。而这也是红卫兵拿到了七两黄金后仍不罢休，还要继续追查的原因。这件事让我感到十分寒心，也感到有点悲哀。若说这种事是不相干的人做的，那也无可奈何；若说是至亲骨肉的人做的，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下这样的毒手？难道这个社会真的是“亲不亲，阶级分”，真的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清朝的曹雪芹借《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嘴说出中国人的通病，那就是外斗外行，内斗内行，惯于窝里斗。王熙凤说：“似我们这样的大家族，外头人从外面杀进来，一时是杀不干净的；必要自己人先从里边杀起来才杀得干净。”（大意）一个家是如此，一个国何尝不是如此！试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如中共那样总是挑动一部分人去杀、去斗另一部分人的？
那天不知是否极度紧张后的疲倦，大家都不想再说话，于是都枯坐着。我记不起三个妹妹当时是在家还是躲了出去，因为家中的气氛实在太压抑人了。这时，突然有几个人闯了进来。为首的一个男青年脚有些不便。母亲向我使了一个眼色，我立刻醒悟到抄家就是这批人来抄。据那为首的青年自我介绍，他们是镇上的“商业红卫兵”，他本人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抄我家是因为我家是资产阶级。因此抄我家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接着，他又向我交待“政策”，说了一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话，要求我们把还藏匿着的财物交出来。我和母亲都没说话。三姐则向他们再三解释，说所有的财产都已交出来了，连你们抄不到的金子都已主动交出来了，还有什么可藏匿的？就这样软磨硬顶了好一阵，这几个商业红卫兵估计也弄不出什么东西来，就又教训了我们几句打退堂鼓走了。等他们走后，母亲告诉我那天领头来抄家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小青年。但我明白，这个小青年也只是个幕前的喽罗，幕后策划指使的另有人在。
2024年4月4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抄家痛史（四）
晚上，母亲要我和三姐明天都回自己的单位和学校去。我们也觉得留在这里不好。以前温馨的家，此时已觉得如同地狱般的难受，但又担心母亲一个人怎样应付这个局面，三个妹妹毕竟还小。母亲说她不怕，反正家也抄过了，他们要的东西也都拿到了，她一个妇道人家又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能把她怎样！于是决定了明天早上我和三姐一起乘早班轮船离开练塘。睡觉时，没有床，只有两条被子，母亲、三姐和三个妹妹在已被撬起过、没有钉平的地板上打地铺。我没有地方睡，就在一张原来就放在门口的破藤椅上躺了一夜。那天晚上，我突然发起高烧来。母亲听见我梦中说呓语，连声问我怎么了，我被惊醒后忙说：“没事，没事。做梦。”
第二天早上，烧已退下。我和三姐胡乱吃了一点东西，各拿了自己的行李，就悄悄离开家门，到码头去等候乘轮船。根据我以前从“革命回忆录”和一些小说得来的经验，我很耽心镇上的红卫兵是否会轻易放我们离开。因此从家里到轮船码头，我们一路小心低头避人而行。到了轮船站也是拣了一个角落静静等候。从我们镇上到县城青浦，每天有两班轮船往返。头天晚上从青浦开来的船，放掉客人后就开到一个离码头不远的地方过夜，第二天早上到时候再开到码头接客。那天我们等到轮船开来接客，其他乘客都上船上得差不多时，我们也走出轮船站准备上船。可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出来几个人把我们拦住，不准我们上船。看样子他们是一直在暗中监视我们，知道我们要离开就早早派人守候在这里了。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虽心有不忿却也不敢抗争，也只得任他们在众目睽睽下将我们押走。这时，我才切身体会到被人像罪犯一样押着在街上走是什么感觉。我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放在大庭广众中展览，人的尊严顷刻间荡然无存。那时我真恨不得突然天塌地陷，将这里的一切，包括我一起埋葬！
这几个人将我和三姐押到下塘街供销合作社一个农副产品门市部，从一个大门进去，穿过一条长弄，又进一个侧门，上楼到了一间光线暗淡的房间。我估计这里可能是商业红卫兵的一个据点。这座大房子原来的主人叫龚仰之，做过练塘镇商会的会长，“解放”后被中共枪毙，家产全部被中共没收。这房子后来成了供销合作社的地方，一排七八间门面房做门市部，后面几进深的一大片房子，却不知都做了什么用途。这房间里面有一张写字台，几张椅子，已另有一男一女二个人在等着。我们到后他们就命令我和三姐站到靠墙的地方，将我们的行李包拿去放在桌子上打开。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他们就一件一件地仔细察看，用手摸索，看里面有没有夹带东西。接着这一男一女上来分别对我和我三姐进行搜身，连鞋子也要脱下来检查。搜查我的那个男的，小学时曾是我的同班同学，其实即使不同学，多年来住在一个小镇上大家也都认识，而今天竟然来搜我身。我看他搜我身时的表情有点尴尬，目光躲躲闪闪；而我则觉得非常悲哀和愤怒。我在心里吼道：这是什么世界？我有何罪？要受这样的人身侮辱！
搜身自然什么也没有搜出来。他们的用意我当然明白。在他们而言，始终不会相信我们会老老实实将所有财产都交出来，必然还有藏匿的。尤其是他们抄到的金子总共也不过七、八两，与有人密报二斤多金子的数量还差很多。他们猜我们或者会乘机转移，于是来这么一手。其实，我家根本没有那么多黄金，这是告密的人也清楚的。他们故意夸大黄金数量，无非是撺掇人来抄我们的家，乘文革运动之机来泄他们的私愤。
突然袭击没有收获，他们只好放我们走。但船早已开掉，我和三姐只能先回家再说。本来中午还有一班船，但因确不定他们是否还会再来拦截，就没有再去乘。中午时分，我发觉有人在门口探望。一看，是我单位的同事黄琪旌。他虽不是领导，但是是“四清”中“社教”工作队培养的预备党员。他的工作从来与练塘这些地方无关，因此我直觉他是单位领导派来的。而他这么快就赶到练塘来，我估计是昨天下午或晚上镇上什么人与我单位通过气。他向我招招手暗示我出去。我就走到门外。显然，他已知道我家被抄的事了。他一开口就直截了当地问我：被抄去的金子是你父亲从香港带回来的，还是原来就有的？我不知他这样问的用意是什么，也不知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就照实说是原来就有的，不是从香港带来的。他又问我什么时候回青浦？我说本来今天早上就要回去，可是被人拦住了不让回。他皱了一下眉头，没有说话。然后向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我谈话结束，就掉头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三姐又试着去码头乘船，这次没有人来拦截。我和三姐就这样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三姐到青浦后直接乘车去了上海学校。我回单位。我原以为单位领导会来问我被抄家的事情，但没有任何人来问，甚至也没有人来问我母亲同意不同意我去新疆的事。但这件事关乎我今后一生的去向，虽然单位领导不问，我却放心不下，内心一直惴惴不安。后来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这次动员，我们单位有两位临时工去了新疆。这两个临时工都来自一个叫商榻的小镇。当时全站临时工还有二十多个，来自全县八、九个小镇，其他镇来的临时工都没有去新疆，而单单商榻来的两个全都被动员去了。可见这“动员”也是政府做的假戏，谁去谁不去，是单位领导与地方政府早已商定好了的。我们没去的人都是“陪绑”，虚惊了一场。
那天我勉强挨到晚上学习结束，回到宿舍人就感到浑身无力。半夜里我又发起高烧来。第二天早上同宿舍的人都去上班了，我却烧得昏迷不醒。这次生病，我足足发了一个多星期高烧，在床上也足足躺了一个多星期。烧发起来的时候，昏昏沉沉全无知觉。我那一间宿舍住有五六个人，其间没有任何人来问过我一声，或跟我说过一句话，仿佛这个宿舍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一样。但我不怪他们。因为对于我这样一个刚被抄家的人，政治上与我划清界线保持距离，是普遍的一种“明智”的做法。我甚至高兴他们不理睬我。毕竟，在当时大陆这个环境，在人们普遍的意识上，被抄家总是一件不光彩的、甚至有严重政治麻烦的事情，我不想害人，同时我也有点害怕人家问我抄家的事。宿舍所在地没有食堂，我也病得没有食欲，因此我不记得这一个多星期中我有否吃过饭之类的东西。我只记得因为口渴，有一次或二次，我挣扎着去街上茶馆打了一瓶开水，买了一包天津鸭梨回来，觉得口渴或有一点饿的时候，就喝一点水或吃半个梨。
文革以前，我们县的人民医院在朱家角镇，县城只有一所红十字会医院。房子是原来哪个大户人家的住宅，共产党将它没收过来做了医院。因为格局所限，无发展空间，因此前两年又在东门外汽车站北面新造了一个医院，改名为县人民医院，文革开始时刚搬迁完毕。文革前，我们单位有很多临时工，平时都分散在各公社工作，在本单位集体宿舍没有床位。现在要搞运动，员工集中不下乡，于是就都借住到这原红十字会医院里来。这房子十分老旧，有几层进深，房间虽不少，但阴暗潮湿，光线很差，若一个人进来，即使在大白天感觉也是阴森森的。而且既然作过医院，难免会有人死在里边。因此刚住进来时我很有一些害怕，进出都是结伴而行。但这时，从早晨到晚上很晚，只有我一人留在这空荡荡的地方却不再有害怕的感觉。那时已夏尽秋至，白天渐短。其他人因为参加运动，常常要到晚上九点以后才回来。要是有人早上出去时把外面中间穿堂的电灯关掉，就要到晚上九点后有人回来了才会再开亮。我一个人躺在房间内，有时清醒，有时昏睡。傍晚醒着时，我就看着从天窗里射进来的光一点一点昏暗下来，最后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宿舍里有电灯，我却不想开。这黑暗像一张可以触摸得到的、巨大的、丝质的幕布，从四面轻轻地温柔地裹着你，让我觉得舒服，感到安全。有时，我觉得传说中的死神就在我身旁，它俯着头在半空中默默注视着我，那温柔的黑丝绒幕布就是它的翅膀。我不知道它要对我说什么，或者要对我做什么，但我已不再觉得死亡可怕。与外面喧嚣的世界比，死亡倒是一个静谧安宁的所在。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自杀。那一定是他们觉得死了比活着更好。我也突然明白古人为什么会有“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这样愤怒的呼喊，那一定是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无道到了极点。而现在的社会也正是这样的社会。不过，我不想自杀。我想过好多种自杀的方法，觉得哪一种方法都不好，死前要承受痛苦，死后还要遭受额外的侮辱，被人说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我对自己说：顺其自然吧，如果这次真的要病死，那就死吧。我也不再怕鬼，觉得如果真有鬼，以后在阴间也是一种生活，或许不再受欺侮，也不会孤独。
当时，有些单位也抄员工的家。但我们单位没有。后来才知，单位党支部不是不想抄，而是准备抄却没有来得及抄。据单位党支部书记张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时向造反派的一个检查，说当社会上抄家风达到高潮时，党支部也曾拟定了一张抄家对象的名单。他说了一些人的名字，其中也有我。但可能因为当时县级的企事业单位都没有成立红卫兵之类的组织，而党组织又不便公开出面对单位的员工抄家，甚至也不便由共青团组织出面，于是一直在观望形势，不敢将计划付诸行动。不料后来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他们已自顾不暇，抄家一事就不提了。单位没有对我抄家，这总算没有令我二次受辱。
2024年4月11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抄家痛史（五）
行笔至此，人们也许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原来应该是至亲的舅舅家会在文革中诬告我们？现在，让我来揭开这个谜底。俗语说家丑不可外扬，但今天我不得不要扬一下家丑。因为在这件人伦悲剧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悲剧，那就是一件本属寻常的亲戚间的小矛盾，有些人因为受到中共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的蛊惑，于是变得是非不分、恩将仇报、落井下石，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来。而要说清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尤其要说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五反”运动和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即中共所谓的“三年自然灾难”对我们两家关系的影响。
我母亲出身在一个世代以制橹为业的手工业者家庭，到舅舅这一代至少已是第三代。练塘地处太湖下游，那里河道纵横，湖荡密布，居民无论劳作、出行都要用到船，否则寸步难行。当地农民除非赤贫，一般都有自己的船。而行船必须用橹，橹是船的动力来源。所以在我们这一带制橹修橹与造船修船的手工业都是颇为发达的。我舅舅一家几代人就靠制橹、修橹为生。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一共生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小儿子有病早逝，留下我母亲和舅舅两人，关系一向是很好的。舅舅从小就跟外祖父学制橹手艺。制橹是很吃重的力气活，一个人干不行，必须要有帮手。又因为是手工业，传统还兴带徒弟。这些人都是要由主家供饭的，所以家中吃饭的人，除了家人还总有好几个外人。碰到买树请解树师傅来开橹胚，家中吃饭的人更多。可能手工业者花力气多，大多喜欢吃，我外祖父也喜欢吃，而且请来帮手的师傅也不可怠慢。因此这家中负责买菜、烧菜的人就很重要。外祖母虽然非常善良但能力较差，于是我母亲很早就担当起了“内当家”的角色。我母亲除了负责买菜，会烧一手不错的菜，还会做糕、糰子、粽子，这些是请解树师傅来解板时必备的“点心”。后来舅舅结了婚，舅妈是农村来的人，烧的菜总不合外祖父的脾性，非我母亲烧的菜他不吃。就这样，因为外祖父喜欢我母亲，离不开我母亲，一直不舍得她出嫁，到三十岁我母亲成了“老姑娘”，外祖父才不得不将她嫁给我父亲做了填房。也许是这样的经历，养成了我母亲能干而又倔强的性格。
外祖父去世后，舅舅子承父业。他的手工作坊生意也不算差，雇了一个帮工，收了两个学徒，虽赚不到大钱，但也衣食无忧，算得上小康之家。这样的状况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就慢慢有了变化。一九五〇年爆发“抗美援朝”战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共发动“三反”运动。紧接着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又发动了“五反”运动。“三反”是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主要针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 “五反”是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改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主要针对私营工商业者。在“五反”这个运动中，几乎所有的私营工商业者都被“查出”犯有“偷税漏税”等罪行，不仅要补缴税款，还要罚款，而且都是数额巨大。中共威胁不缴罚款者要坐牢判刑，严重的可处死刑。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都被这一招整得倾家荡产，也有人因此而自杀的。我舅舅也不例外，说是查出了不少偷税漏税，不仅要补交税，还被罚了一大笔罚款。舅父倾其所有缴不清罚款，因担心坐牢，急得走投无路。全家人也惶惶不可终日。
我父亲本来也开有一家小土布店，但是早在“五反”前一年就已关门歇业。原因如前述，是因为中共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发了个《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即日起禁止私营厂商销售棉纱、棉布。因此，“五反”时我家小店已经关门一年多，父亲正处在失业状态。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家当时已不算商户而因祸得福，还是因为我家不是查税的重点——据我后来看中共副总理薄一波的回忆，说当年“五反”查偷税、漏税，主要查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的这二、三年，重点是查一九五一年的账。原因是中共认为在这一年对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宽松了一点，让资产阶级赚到了一些钱，认为有油水可捞。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一文，收录了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至五二年三月的几条有关指示。其中第五条之“一”也说：“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说明重点也是一九五一年。——总之，这次“五反”运动对我家打击不算大，家中还有一点钱。这时，是我母亲叫我父亲拿出钱来帮舅舅缴清了罚款，舅舅才算过了“五反”这一关。这笔钱当时说好是借的，但实际上此后近十年时间舅舅没有还过分文，我们也没有去要过。非但不去要钱，还时常要帮他们一把。原因是舅父经“五反”打击以后经济上一直翻不了身。因为经济困难，舅舅还曾把六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送给了人家。也是我母亲知道后心有不忍，想方设法打听到孩子送在什么地方，用钱把他们赎回来还给了舅舅。据我回忆，在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难”后期，即一九六二年以前，舅舅家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
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以后，两家的关系开始有了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失败后发生了长达几年的大饥荒。那几年中，几乎人人吃不饱饭饿肚子。饿死的人也不少。严重的饥荒在我们家乡是从一九五九年夏天开始的。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年夏天政府粮管所供应的粮食，大米供应突然减少，以黑豆、红薯干等物充数。食油、食糖等计划供应的物资供应量也减少。商店里鱼、肉、蛋、蔬菜等副食品顿时成了稀罕物，并且很快地要凭票证供应。自由市场上的副食品价格则突飞猛涨。这种情形到一九六〇、六一年更加严重。我记得当时自由市场上的胡罗卜本来二、三分钱一斤，那时要五角一斤。而当时镇上一般人的工资一天不过一元左右。一只鸡要二十多三十元，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在那几年中，我们与舅舅家一样，也是饿肚子艰难度日。我母亲、我四姐因为营养不良还得了浮肿病，脚上的皮肤亮晶晶的，用手指一按就是一个坑，久久恢复不了。一九六二年春，中共开始允许海外亲友寄食品包裹回国以缓解灾情。我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开始从香港寄食品来给我们，我家的状况才稍有好转。但是，中共规定一个包裹只能寄一斤食品。一斤食品如猪油、大米、花生等，在香港购买只要几毫或几元港币，并不贵；可是邮寄费和包装费却是食品价格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我父亲那时在香港收入也不多，所以也无能力大量邮寄，只能顾及自己的家。母亲收到食品包裹，当然也先要顾及自己的子女，因此分赠舅舅家的也就有限。在那时，我们就听到舅舅家的怨言，埋怨母亲给的太少。
当然，单是这样，我想舅舅家与我们的关系还不致破裂。但一九六三年九月发生的一件事却令两家的关系急转直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九六二年，我三姐从青浦县高中毕业。学校推荐她报考上海外国语学院。她自己也以为依她的成绩和在学校的政治表现，升大学应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放榜结果她竟然名落孙山。当时她还不明原因，以为是考得不好而不录取。母亲原意想让她等待街道分配工作去赚钱，也好减轻一点父亲负担。但一则因三姐读书心切，还想着要读大学；二则当时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正在“调整、下马”阶段，本来在工厂工作的也要动员回农村，以“帮助国家度过困难时期”，根本没有工作可分配，于是母亲同意了她第二年再考。可是第二年又没有录取。这才知道大学招生标准从前一、二年起就有了变化。像她那样家庭成分资产阶级又有海外关系的，基本上一律不予录取。她十分沮丧。但就在此时她在报上看到一个消息，说上海外国语学院办了一个夜校部，大学没录取的学生可以再次报考。后来到文革中才知道，这所夜校是中共上海市委委托市委文教负责人杨西光出面开办的，目的是从统战角度按抚一下上海的资产阶级。因为那两年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绝大多数被大学排斥门外。当时，三姐看到这个招生消息立刻赶到上海去报名考試，结果被录取了。据学校说，学生学习三年毕业后，不列入全国统配计划，但由上海市政府安排工作，一般去向是当中学外语老师。这对这批青年人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因此母亲也很高兴。但是，由于这是普通高校放榜后再考试招生的，放榜后没几天就到了开学日期。学校规定如在开学日期前没有报到的，取消读书资格。又因为这是匆促之下开办的夜校，学校不设住宿。我们在上海市区没有亲戚，因此首先住宿就是一个难题。不过这个难题通过朋友关系很快找到了一家肯让我三姐寄宿的人家，问题得以解决。可是，寄宿人家每月要付十多元食宿费，还有开学买书等也要一笔钱，这都是在家庭经济预算之外的。我们家的家用是每月由父亲从香港寄来的。因为汇款的日子没有到，母亲手头的钱不够供三姐去读书。写信给父亲去要吧，一封信上海香港来回至少要半个月，时间上是无论如何来不及的。三姐第一年高考没录取，现在眼见有书读了，却凑不够钱去报到，自然十分着急。母亲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可以借到钱，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去向自己的亲哥哥开口。母亲后来对我们说她当时的想法：她说她知道舅舅家生活一直很苦。但近两年来子女陆续大了，除了最小的一个女儿还在读书，其余五个都已在工作，虽然工资都不高，但经济状况与前比已有改善，就算不是还以前的借款，让他凑个十几二十元帮外甥女去读书，应该也是可以的。现在是临时急用钱，只要目前难关解决了，等父亲寄钱来后还他也可以，而且以后也不会再去向舅舅开口。但是万万没有料到，舅舅听了我母亲说明来意后，以为母亲是去讨债的，非但不肯凑钱应急，反而暴跳如雷，拍台拍凳地破口大骂。母亲是个脾气刚硬的人，见舅舅这样不讲理，心头火起也不肯相让，结果两人大吵一场，母亲哭着回家。钱自然也是一分都没拿到。
母亲回家后气愤不过，认为舅舅不该不念亲情、旧情，恩将仇报，恨恨地说了一句：“救人救只落水狗，翻过头来咬一口”，她要我写信给舅舅在无锡工作的大女儿，要她评评理。母亲为什么要写信给大侄女呢？因为这个大侄女小时候差不多是我母亲带大的。母亲对她有一份特别的感情，现在觉得受了委屈，就要找这个侄女去诉说诉说。而我家自父亲去了香港后，家中书信来往一般都是我写的。那时我边听母亲说边写。当时我听到母亲说“救人救只落水狗”这句话时也感到说得太重了，有点不妥，但拿不定主意，就问母亲是否这句话也要写上去。母亲正在气头上，断然说：“写上去。” 当时我虽然已是十六、七岁的人了，却还是不太懂事，不知权变，竟然真的把这句话写进了信里，寄给了我的这个大表姐。这就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俗语说：“相打无好拳，相骂无好言。”母亲在气头上的话怎好当真？所以这是我的罪过。无论如何，舅舅是我长辈，我不该将这种大不敬的言语写进信里。后来听说我大表姐接信后哭了一场。我估计很可能就是这句话大大地伤了我表姐的自尊，伤了舅舅家人的心，令他们颜面无光，从此怀恨在心。结果到文革就釀成了告密抄家这场大祸。
以上，就是我家与舅舅关系从好到坏的全过程。至于三姐去读书的钱后来是怎样解决的，我现在已记不清楚，好象是母亲先把家用的钱拿出部分交三姐去用，那位介绍我三姐去上海寄宿的朋友也借了几块钱给我们，这样两下里凑凑终于让三姐如期去上海报到上学。
且说自我家被抄家并且知道是由于舅舅家人去告密后才抄的家，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作为至亲的舅舅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同时我也仔细地检讨了我们一方应负的责任。最后归结起来，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无非是以下两个：一个是社会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属于个人方面的原因。下面先说社会方面的原因。
社会方面的原因，主要当然是因为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发生了红卫兵运动和抄家运动。但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共长期宣传的阶级斗争观念，资产阶级被妖魔化了。而我舅舅家人主动告密怂恿红卫兵来抄我家，显然也是因为受中共阶级斗争观念的蛊惑。此外，显然也与中共的阶级斗争观念已经严重地破坏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和伦理观念有关。从文革前几年起，中共就一直在宣扬“亲不亲，阶级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要求人们“划清阶级界限”，“大义灭亲”。至于传统的道德观、伦理观，如古人说的“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以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些话，早已被看作“封建主义糟粕”被批判、抛弃。流行的观点就如舞台剧《白毛女》宣扬的那样，不是穷人欠富人债，而是富人剥削穷人，富人欠了穷人几千年的债。地主黄世仁向佃户杨白劳讨债，就是向劳动人民反攻倒算。根据这样的逻辑，不要说穷人借了富人的钱可以不还，就是没收富人的全部财产瓜分也是天经地义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熏陶下，很多人无论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渐渐变得六亲不认，以阶级划线，以“大义灭亲”为荣了。我以为这些都是诱使我舅舅家人去告密的社会方面的原因。
至于个人方面的原因，我以为这跟当事人的性格、还有普遍的人性等都有关系。先说当事人的性格。凭心而论，我这个舅舅读书不多，平日不苟言笑，既不善言辞也不善交际，是一个十足十的老实人；但是脾气暴躁，且往往是没来由的脾气。我小时候听母亲说，我大表哥还在一、二岁的时候，一次舅舅在干活，大表哥摇摇晃晃从一端走来经过他面前，不知怎么就惹他来气了，放下手中工具，一把抓住我大表哥的双臂提起来就往外扔，扔出一丈开外，扔过一个小天井“噗”地一声掉在地下，周围看到的人都吃了一惊。幸而落地的地方是泥地，没有被摔死，要是差一二步落在石头台阶上，那就要出大事。舅舅这样的性格，可想而知遇事难免会因冲动而分不清是非，只顾顺着自己的心情走。而我的母亲呢？小时候只读过一年书，基本不识字，普通的家庭妇女，其见识当然也只是一般的小市民见识，说不上“深明大义”，也不会“婉转陈词”这一套，但基本的为人道理是懂的。她性格刚强，吃软不吃硬。这样两个人凑在一起，一言不合，结果原本可以好好商量沟通的事情弄到以大吵收场。这就不能不说是两人的性格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性格，我认为也与普遍的人性有关。有时候我想，在大饥荒岁月，为什么母亲不多给一点父亲寄来的食物给舅舅家？这样或许就不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了。而没有不满，则后来母亲去商量筹措给三姐去上海读书的钱，或许也不会一提这话就惹怒舅舅，后来或许也就没有去恶意告密这一件事了。但是，我想了一下，现实中很难做到。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不是圣贤。在那场延续数年的大饥荒中，食物就是生命。人人饿的半死不活，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也有不少人饿死，人人想的是如何多吃到一点食物。当时全国好多地方如河南、安徽、四川、甘肃、山东等地还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剧。当时母亲宁愿自己饿的得浮肿病。也先要顾住自己的孩子，尽量先让自己孩子吃得饱些。这些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一九六二、六三年，饥荒情形稍有缓和，但食品仍然十分匮乏，肚子还是吃不饱。那时我父亲可以从香港寄食物来了，但限于经济能力，寄来的食物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我母亲像照顾自己子女一样照顾舅舅家，那也是强人所难了。所以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是“天注定”的，非人力可以挽回。然而，追根溯源，造成大饥荒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是中共各级官员；还有，当初“五反”时逼得舅舅家倾家荡产的也是毛泽东，也是中共。（毛泽东发动“五反”的目的是为了给“抗美援朝”战争筹措战费。关于这一点我另有文章专门论述。）可是，舅舅家人不恨毛泽东，不恨中共，却恨我们，则我们也无话可说了。我只能说中共的骗术高明。后来我知道了“斯德哥尔摩症”这个名词，就想他们得的可能也是这种病症吧？当年，好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他们处处受压，前途暗淡，却不敢恨中共制度的不公，于是反过来恨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不做工人、贫下中农而去做地主、富农、资本家？为什么不去参加共产党而是参加了国民党？为什么不安分守己做个小老百姓，而要去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结果当了“右派”。为了表示自己愿意追随中共革命，他们与父母划清界限，甚至“大义灭亲”。我想他们这种想法与我舅舅家人的想法，其实都是一个病症。
2024年4月17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抄家痛史（六）
（三）
自被抄家，各种苦难开始络绎不断地降临到我们头上。
首先是房子。我家自被镇上商业红卫兵抄家后，房子被封掉。只留门口十一、二个平方左右的一小间房让我家人居住。不算在外工作或读书的三姐、四姐和我，单我母亲和三个妹妹，就有四个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有好几个月。没有床，寒冬腊月也只好打地铺睡。后来终于解封了，却同时宣布房子已被没收。镇房管所的人来说：有两条路供你们选择：一，你们可以继续住在这里，但每月要交八元房租（是八元还是十元我已记不清）；二，如你们嫌贵，也可以自己去找房子住。可自己找房子，去哪里找？再说，母亲也希望着有朝一日这房子能还给我们，如果今天搬出去，那就是“扫地出门”，今后要回来希望就更渺茫了。无奈之下，母亲咬着牙答应付每月八元的房租，继续住在老家。当时的八元人民币，可不是一个小数。在我们小镇上，一般职工工资三十多、四十元左右。我们对门的张阿姨做清洁工，天天早起倒马桶，一个月工资只有八元。我那时当临时工，每月工资也只有二十八元。那时我父亲每二个月从银行寄一次钱回来给母亲作家用，每次三百元港币。当时汇率是一百元港币兑人民币四十二元七角，平均每月人民币六十多元。这六十多元除了供母亲和三个妹妹的生活费和读书费用，还包括还在读书的三姐的部分生活费用。这样算下来，平均一个人的生活费也就是十三、四元。所以每月交八元多房租，对我母亲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自被抄家，我们全家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最苦的是母亲。文革前，母亲做过街道小组长。这个微不足道的职务当然不足以证明母亲就是政府信任的人了，但至少可证明当时政府没有将她当敌人看待，否则是不可能让她当街道小组长的。但抄家后，母亲就开始被街道列入地、富、反、坏、右等“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行列，一度被罚每天扫街。因此，抄家成了我家属于“人民”还是人民“敌人”的一个分水岭。街道每次开大批判会，不论是批刘少奇还是批林彪，她都要被“上批下联”批一下，常常被人指着鼻子斥骂。一次我问母亲：街道开会批判你，批判些什么呢？母亲说：“也批不出什么来。我是做手业人家出身，又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能有什么可批的！”“那他们怎么批呀？”母亲有些苦涩也有些轻蔑地说：“他们要我站起来，不准坐，指着我叫：‘你是资产阶级，剥削分子’，‘你们有海外关系’，‘你男人在香港’。我有时忍不住就顶几句：‘我男人是在香港，但那是政府批准去的，不是自己跑出去的。’主持会议的人见我顶他们，但也无法驳我，只好骂我态度嚣张，要我老实点。”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是宁折不弯的人。
文革中，学校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开始即不上课，高中、大学不招新生，小学生到了应该毕业那一年自动升级成为初中生。到一九六八年底，全国已经积累了六六、六七、六八三届至少上千万的、城镇居民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升学无望，就职无门，游荡在社会上成为中共担心的“不安定分子”。在社会秩序正常时，工矿企业和城市商业至少可吸收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但那时因为文革加上武斗，生产不正常，根本就无力吸收新人。那时毛泽东正急于结束文革，解决这批学生的出路成为当务之急。于是这位“伟大领袖”心生一计，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发动了一场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于农村户口的毕业生，那里来，那里去，无条件地回自己的生产队当农民。）无特殊原因基本上城里一个不留，当时叫做“一片红”。 而“上山下乡”又分两条去路：一条去农场，当农场工人；一条去农村“插队落户”，即落户农村生产队，与普通农民一样靠挣工分养活自己。那时全国绝大多数农村都不缺人，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是与当地农民争食。所以这个政策实际是将应由国家负担的“包袱”甩给了农民。当时，我两个妹妹一个是六六届初中，一个是六八届初中，在这种形势下当然也只能随大流去“上山下乡”。但由于她们的家庭出身，即使“上山下乡”也要受到比一般人更差的待遇。
那时农场都是国家办的，去农场也算是当了国家职工，有最低工资保障；而插队落户靠劳动挣工分吃饭，什么保障也没有。因此，“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很多人认为与其去农村“插队落户”，还不如去农场好，都争着要去农场。我两个妹妹当然也想去农场。但是被学校管分配的老师断然拒绝。一个老师轻蔑地对她们说，你们没有资格去农场，只能去“插队”。什么原因呢，后来听人说才明白，原来农场大多设在边疆地区。当时上海地区学生去的农场主要有云南、黑龙江、内蒙三个地方的军垦农场。中共怕有人叛国投敌，因此对去边疆农场的人要进行政治审查，其中内部有特别的一条规定是有海外关系的学生不准去。既然边疆农场不准去，那就本地插队吧。当时学校说：本地插队的有本公社和邻近的小蒸、蒸淀两个公社，共三个地方可选择。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别原因，都选本公社的。因为离家近，照顾家庭方便。我两个妹妹当然也选本公社。但学校公布的分配方案是我两个妹妹都去小蒸公社。她们很失望，商量后向学校提出，说母亲身体不好，否能一个去小蒸，一个留在本公社插队，这样离家近一点方便照顾。结果也被学校拒绝。开始她们想不通，既然是有三个公社可供选择，怎么她们就没有选择权而必须服从分配？同样是“插队”，只不过要求一个插在本公社照顾母亲方便一点，怎么连这一点也不能通融？她们不服气，想再去向学校反映。结果有人提醒她们，说这是有人专门在刁难你们，难道你们还看不明白？虽然要求留本公社的人比较多，可能名额上分配不过来，但你们两姐妹有一个去小蒸也交代得过了，为什么两个都要去小蒸？还不是因为你们好欺负。所以你们再去说也没有用。话说回来，即使你们有一个留在本公社了，若他们专门挑一个最远、交通最不方便的、分配水平最差的生产队让你们去，岂不是以后日子更难过？小蒸虽远一点，但不属他们管，说不定你们处境反而会更好一点。这才解了她们的心结。
两年后，我最小的妹妹七〇届初中毕业也开始面临上山下乡问题，但这时的去向“行情”已起了变化。边疆农场都不肯去了。原因是边疆农场地处荒僻，物资稀缺，生活艰苦，农场低微的工资常常还养活不了自己，需要家中不时接济；而且交通不便，回家探亲路远迢迢，路费就不是一笔小数。算起来家有一个子女在边疆农场，整个家庭在财力上就会感到吃紧，若有两三个子女在边疆，那简直要倾家荡产。所以后来很多家长宁愿选择子女当地插队。而当当地插队成了“香饽饽”后，眼看着我最小的妹妹也是当地插队，学校管分配的一些人心里又不平衡了。或许他们想：你们这种剥削阶级家庭，怎么在这一点反倒被你们占了便宜？于是他们不知用了什么手法，硬把我小妹妹分到了去内蒙农场的名单中。我小妹妹不肯去内蒙，以有风湿病不宜去内蒙这种苦寒地区为由推搪，还给他们看了医生证明。但他们根本不予理睬，强横地说不去也得去。他们自己说服不了我妹妹，就要驻校军宣队上门来逼。一天，一个军宣队员找上门来，责问为什么不服从分配不肯去内蒙？我母亲突然想起两年前两个女儿想去边疆农场不准去的往事，就想试一试是否现在政策变了，就主动对那位军宣队代表说：“我女儿她父亲在香港，而且身体不好……。”那个军宣队代表一听香港两字，立刻追问：“她父亲在香港？”母亲回答说：“是的”。那个军代表听到我母亲肯定的回答后，立刻拉下脸来，气呼呼地一言不发就转身走了。大概他也明白上了学校的当了。从此学校再也不说要我妹妹去内蒙的话了。最后，我小妹妹也被分配去了小蒸公社。
这件事后来母亲告诉了我，我突然悟到任何事物真的有两面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古人诚不我欺。 “海外关系”在当时几乎就是“特务关系”、“里通外国”的代名词，人人望而生畏，但在某种情况下，它又是一种对我们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铠甲，是一种可以用来以“毒”攻毒的武器。我还悟到，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想改变家庭成分或改变中共的阶级路线都是不可能的，但从这件事，再联想到文革前中共的某些政策，如大饥荒时期街道街长陪着笑脸上门要求我们海外亲人多汇外汇回来支援国家建设，以及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县委统战部每年要召开一次侨眷联谊会活动等动作，说明中共对“海外关系”，除了利用，还是有一些忌讳的。由此看来，有“海外关系”的人家比起其他地、富、反、坏、右、资等全部被中共控制了的人家，其实还是多了一条活路，多了一个希望。如下围棋一样，我们这种人家若断了海外关系，被对方团团围住没了通“气”口，那就真正的成了一盘死棋，可以任由人鱼肉。因此，当社会上几乎人人畏惧与“海外关系”沾边时，我却希望保持这种关系。
那时候，不管有理无理，几乎什么人都可肆无忌惮地来欺负我们一通。有一次星期天，那时已经是一九六八年或六九年了，我正好回家休息，有一个女人气势汹汹地骂上门来。什么原因呢？说来可笑。我最小的妹妹——那时学校停课几年，她小学也没有毕业却已算是初中生了——她有个女同学，因为天热就在街边的市河里游泳。我妹妹和其他几个女同学正巧经过，就站在岸边看，取笑了她几句，说她不会游，像狗爬；又说她一个女孩子也学男孩子在市河里游泳，不知羞。这女同学回去向她母亲哭诉。一起看游泳的女孩有几个，这个女人不找别人，就单找上我家，满口污言秽语骂人。我向我妹妹问明原因后，觉得妹妹笑这个女同学在市河里游泳不知羞，确实不对，也是脑筋守旧；但这个女人为这一点小事就上门来闹，也太过分。我猜她来闹，大约是以为我们家被抄过，已是低他们一等的“贱民”了，所以别人取笑她女儿可以，我们就不行，于是就骂上门来。我叫妹妹不要怕，然后对这个女人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小姑娘在河里游泳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在青浦的游泳池里，男的女的还都在一起游泳。旁边也有好多人看，游得不好也会有人笑他，但没有人说连看也不准看，笑也不准笑的。不信，你也可去青浦看看。所以你这是少见多怪了。为这一点小事，你根本就用不着这么来闹的！”我这么一说，她就答不上话来，嘴里虽还在哆囔，却已经讪讪地往回走了。不料刚走出了我家门几步，这个女人突然又回身指着我骂：“你父亲在香港！”她终于忍不住露出了敢来吵闹的“底牌”。我也不肯示弱，立即高声地回答她：“我父亲是在香港，那又怎么样呢？”因为她根本没有道理，我的气势又压倒了她，她气怔怔地看了我一会，就灰溜溜地走了。
2024年4月23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抄家痛史（七）
以上这些被人欺负的事，果然令人气愤，但一般还不会有严重的政治后果。可有些情形却就难说了，是分分钟会陷你于风险莫测的政治陷阱的。如那时候我舅舅对我外婆很不好，一次还竟然用手敲我外婆的头，骂她可以去死了。我母亲知道后气愤不过去与他理论，有一个镇政府的干部知道了就说这是“阶级报复”。要知道，在当年“阶级报复”是一个令人恐怖的罪名。很多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偶有小故，如工作出现差错、与人纠纷等，就被人扣一只“阶级报复”的帽子，整得死去活来。前不久我县朱家角镇有一个妇女就因“阶级报复”罪被枪毙。她是怎样的“阶级报复”呢？据我单位一位家住朱家角的同事说，这个被枪毙的妇女原来是个“小业主”，夫妻俩开过一家小店，因为脾气比较犟，嘴巴也不肯饶人，就得罪了一些人。文革中很多地方将“小业主”也作资本家看待，她所在街道就趁机拿她当资本家批斗。她不服气。街道干部见斗不服她，就以“反动气焰嚣张”为由将她隔离起来审查。（街道居民委员会并非司法机构，也非地方一级政府，但在文革这样无法无天的混乱年月，连这样的组织也可以将人关起来“隔离审查”。可见当时社会无法无天、混乱情况一斑。）看管她的是两个待业在家的女青年。这两个小女子不知是因为要得到街道干部的好评，以便将来优先获得安排工作的机会而表现积极，还是因为年轻浮躁，反正是“拿了鸡毛当令箭”，对这个被看管的女小业主十分苛刻。一天，其中一个女青年一边逼她写检查，一边又不停地训斥她。也许是那个女小业主嫌她欺人太甚，一时怒火中烧，忍无可忍，失去理智，就用写检查的圆珠笔去刺那个女青年的脸，结果不巧刺在那个女青年的眼眶里。这只眼大概是报废了。这就闯下了大祸。这个女小业主立即被逮捕。其时又适逢“一打三反”运动的风口浪尖，结果她以“阶级报复”罪被判处死刑。“国庆”前数日，县城专门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枪毙了这个女小业主。而类似的事情我也碰到过一次。虽没有上面说的那件事那样凶险，但构陷者居心也是够阴险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就在那次公判大会后不久，我们单位组织人下乡“促生产”。我和一位黄某和一位叶某三人一组，被分派去朱家角公社。当时单位革委会成立不久，两派的“派性”还很严重，单位领导为减少矛盾，总是将同一派的人分在一起工作。但实际上同一派的人相互之间也会有矛盾。我们这三人之间有些什么矛盾呢？这要从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说起。一九六九年春，我们单位在工宣队、军宣队操纵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原党支部书记兼站长张宜被结合进革委会担任临时召集人，而原来的两派群众组织则各推二个人为委员。我们这一派有两个造反队，两个造反队头头本来是最佳人选。但由于在成立革委会前，其中一个头头王某被调去县城新成立的镇卫生所当负责人，这样除了另一个头头许某，就需要再推选一人进革委会。结果引起造反派内部几个人的明争暗斗。其中就有这次与我同行的黄某和叶某。这个叶某，年纪比我大两三岁，出身好，造反精神足，是我们单位内最早起来造反的人之一，做过造反队的小头头，本来也是进革委会的合适人选。但问题在于他平时为人做事总是嘻皮笑脸不着调，给人的感觉不稳重，做事刁钻，因而就没有人提他的名。他就常常在我们面前发牢骚，说什么“我是看破红尘无所求”等等。但越这样就越没有人推荐他。我当然知道他想进革委会，但大家都不推荐他，我也不便表态。再说，我早就知道中共对有关政权的事十分敏感，而我家庭成分不好还有海外关系，平时我就对这种事常采主动回避态度，此时也不想捲入太深。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早已提出“整党”和重建各级党组织的事。从将来的趋势看，等单位党支部建立起来以后，一切权力都会归党支部。造反派除非入了党，否则进了革委会也没有用。可单位内的党员都是对立派的，造反派想入党要这些党员举手同意，这是难乎其难的事。所以从根本上我就对建立革委会的事不热心，对叶某进不进革委会的事自然也不愿去多管。或许是因为这样，叶某就对我有些不满。
至于那个黄某，是解放初成立单位时的老员工，学徒出身。文革初期被人贴过大字报，说他有反动言论，一时也沦为“牛鬼蛇神”。造反初期他不动声色，等造反成了潮流后他就也参加了进来。“一月革命”时他在造反队内表现比较积极，但做事比较极端，一些明显有违常人道德或礼貌的事，别人不会做他就会做；平时流露的思想意识又很小市民，一度是对立派口中的“混进造反派的坏人”。这时他也想进革委会，当然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于是他就拼命拍许某的马屁，天天伴在许某身边，见了许某低头哈腰表示绝对服从。许某吩咐什么事，他就学电影《清宫秘史》中的太监“小李子”，用 “喳”的一声做回答，又或者突然立正敬礼，学军人喊一声“是”，种种丑态难以一一描述。一时人们看他如同看小丑一样。我见不惯这种令人作呕的事，更因为年轻脑子简单，受一种理想主义的支配，觉得进革委会的人选，应该各方面都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至少作风要正派吧，似这样的人怎能进革委会！我这种看法，有时在几个谈得来的人中也表露过，或许被黄某知晓，就此对我怀恨在心，而我却不知道。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黄某后来竟然成功地成了单位革委会委员。
按当时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精神，进革委会的人是先要经群众酝酿推选，再经上级批准的。实际并非如此。黄某成为革委会委员，在我们造反派群众中事先没有经过讨论，也无人推荐他。甚至他成了委员后，开始知道的人也极少。他是怎样成为革委会委员的呢？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他走了驻我们县“工宣队”某个主要负责人情妇的门路，由情妇吹了“枕边风”吹进去的。当时对筹组革委会权力很大的是“工宣队”和“军宣队”。我们县的“工宣队”都是由上海市区各工厂派出的，大多是“工总司”成员。这一位“工宣队”负责人从市区来青浦，不知怎样的就和县城的镇卫生院的一个女医生发生了婚外恋。而这种事又如俗话说的那样：“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黄某知道了这个秘密以后，他就去走这个女医生的门路。也不知他是怎样去说动这个女医生的，结果是黄某如愿以偿，进了革委会。然而仅仅几个月后，那位工宣队负责人由于奸情败露就被撤销职务调回上海原厂劳动思过。那个女医生也无颜再在本地工作，因为丈夫在广州部队工作，经组织安排也调了去广州。按常人推想，这个黄某既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进革委会的，事情败露后虽没有撤他的职，至少也应该有点自知之明，做人要低调点。然而他却仍然自我感觉良好。这次一起去朱家角工作，他对叶某还算客气，对我就处处以领导自居，并开始寻找机会对我进行报复。
我们到朱家角后，住宿在公社血防组的办公室，地点在放生桥北面东井街现在称为“阿婆茶楼”的那座楼上。当时这座楼是空的。楼下一大间，是街道开会的场所。楼上南北隔了好几个房间，被公社血防组占用了。公社血防组将我们三人安排在楼上向南临河的一间房间内。这里风景不俗，推窗外望，下面是宽阔的漕江，河上往来船只川流不息。左边不远处就是上海地区跨度最大的五孔石桥“放生桥”。河对岸，是朱家角镇商业最集中的北大街，也叫“一线街”，街道狭得站在楼上窗前，好像两边的人可以手拉手一样。乌沉沉的瓦屋、白色的粉墙，挨肩叠背，鳞次节比。据说那都还是明清时期的老建筑，古味盎然。十月天气，江上阵风吹来，凉爽宜人。白天，公社血防组组长老蒋上午陪我们去几个大队转转，下午就回乡下自己的家去了。文革中很多机构工作不正常，老蒋能上午陪我们下乡走走已经很不错了，我们也不能强求。像其他几个组员连人面也不见，老蒋也不解释这几个组员为什么不来。因为无人陪同，我们只能在镇上各条街胡乱走走，消磨时光，等在公社食堂吃过晚饭在街上再转一会，然后回到这楼上睡觉。我们三人在文革中都是同一派的，按理我们呆在一起是有很多话可说的。但也许是成立革委会时各人心思不同，此时关系也变得淡薄了。说话不投机，常常是各自早早睡觉。我因为有看书的习惯，晚上总要看一会书再睡，所以要比他们两人睡得晚些。
一天，可能是十月十日吧，反正那天是星期五，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我刚看完书睡下不久，却突然听到楼下突然人声鼎沸，来了好多人。由于楼上楼下只隔了一层木地板，传来的声浪很大。开始嗡嗡营营、杂乱无章的声音吵成一团，听不清楚，只听到其中有大声斥骂人的，有拍桌子骂人的，也有帮腔的，还有一个细声哭泣的女人声音，和声音略高带着哭声申辩的另一个女子声音。是发生了什么家庭纠纷来这里调解的？开始听不明白。我看看叶某、黄某，他们睡着一动不动，不知是否已入睡。此时我反正被吵得睡不着，就躺在床上静心细听起来。这一听，渐渐听出了名堂。 原来，下面闹的与我前面说那个被枪毙的女小业主同时判刑的一个案子有关。那时，在一九六九、七〇、七一这几年，“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一个接一个。中共在“五一”、“十一”“元旦”等大节日前都要召开公判大会，大杀、严判一批所谓的“反革命分子”。这次“十一”前上海召开全市公判大会，一次就判了好几十个“反革命”案，杀了一批人。其中除了那个被押到青浦来枪毙的女小业主是朱家角人，在这次公判中还判了朱家角中学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案，涉案的有几个老师，都被判了徒刑。而楼下的这一幕，主要是街道干部们要驱赶涉案的其中一个老师老婆的妹妹，不准她在朱家角停留安慰她的姐姐，是属于这次公判大会的后续风波。
那晚我听声音辨析：那个大声斥骂人，声声“我们街道”的，估计是街道女街长之类的人。而这个拍桌子的男人，开口闭口“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应该是当地派出所的公安干警。还有一群附和着训斥的人，估计是街道里的“积极分子”。那两个哭泣的女子，细声哭泣的女子应是丈夫被判刑的，她本人也是朱家角中学的老师。而另一个带哭音申辩的女子则是那个女教师的妹妹。从她们的语言中得知，那个女教师的妹妹在安徽插队，这次来朱家角探亲，碰上姐夫被判刑，就想留下来多住几天安慰安慰姐姐。但被当地街道干部和派出所不容，要赶这个妹妹回安徽去。我猜其用意是要彻底孤立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老婆。这在当时也是常有的事。这次，街道和派出所夜间将她们姐妹俩弄来，就是为逼迫妹妹离开朱家角而进行的暴力威胁。那个妹妹说：“我来探亲探望我姐姐，我不是“四类分子”，难道我连探亲的权利也没有了？”那个女街长则高声咆哮：“不准就是不准！我们街道不欢迎你来朱家角。你明天就必须离开这里！” 女街长接着高声叫道：“大家说，我们欢迎不欢迎她来朱家角？”。其他人就轰然答应：“不欢迎，滚回去！”那个男公安则拍着桌子威胁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安徽什么地方插队。我们都知道。你不听劝告，不肯离开这里，就是同情你姐姐，对人民政府判你姐夫刑有抵触情绪。你同情反革命分子，这是什么性质问题，你自己考虑！我警告你，明天天一亮，你必须立即离开这里回安徽去。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轻饶你！”
这时，我发现叶某、黄某其实都没有睡着，也在听。但我们三人谁都不出声。可能楼下的人也没有察觉楼上还有人在旁听。我一边继续屏息静听一边默想：按法，即使那个反革命丈夫有罪，但他的老婆是无罪的呀，老婆的妹妹就更加无罪了，这些人怎可以这样对待她们？丈夫被逮捕判刑，妻子必然精神受打击，妹妹来住几天安慰安慰姐姐，也是人之常情，何必要这么赶尽杀绝呢！而且，即使姐夫是反革命，但姐姐不是呀；妹妹同情的是姐姐不是姐夫，怎么到了这位公安干警口中，说“你同情反革命分子”，好像这位姐姐也成了反革命。很明显，这个街道干部和公安干警这种株连无辜的做法是违法的。但是，文革中这样违法的事情多如牛毛，根本无地方可以申诉。我同情那对姐妹，但我也不敢为她们主持正义，帮她们说话。因为楼下这批人根本不是可以对之说理的人，共产党也不是可以对之说理的党。在那种社会中，尤其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时候，即使一个人出身好，政治上无辫子可抓，也是不敢贸然去干涉这些人的行动的，不然很容易就会被人扣上一顶“同情阶级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何仿我是这样的家庭出身！说难听一点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有资格去主持正义！我有点恨自己软弱，恨自己“明哲保身”，但我既然没有这个勇气去和“无产阶级专政”抗争，也就只能选择沉默。那一夜，楼下一直闹到很晚才收场。我则心潮起伏，几乎一夜没有睡着。我不知道黄某和叶某听了楼下的那一场“暴力戏”以后会有怎样的想法。但我万万料不到黄某竟因此而受到“启发”，对我起了坏念头。
第二天星期六。因为交通不便，按照当时单位内不成文的惯例，家不在青浦县城的人，可以在星期六中午后即启程回家，到星期一中午前回单位报到。这天上午老蒋没有来，我们三人自己出去转了转回到住宿地方，还不到吃中饭时间。黄某突然板着脸对我宣布：“下午你可以离开这里回家，但不准回青浦。星期一在中午十二点以前回到这里报到。也不准经青浦再到这里。”我问他，“为什么不准回青浦？”他凶横地说：“不准就是不准，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这种态度，是中共政工人员对待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文革初期“牛鬼蛇神”的态度。我突然明白，他是在学昨天晚上楼下那一幕。我向叶某望望，希望他出来说句公道话，毕竟他也曾是我们造反队的头头之一，都是同一个造反队的“战友”。可是叶某斜倚在床上， 一言不发，静看黄某这样欺负我。叶某这样的态度颇出乎我所料，但再想一下就知道了原委。他是在为当初成立革委会我没有推荐他而在还我颜色。我实在估不到就为了这一点事他竟然就记恨在心。当初造反派中没有人推荐他，他不找自身原因，却迁怒于我，如此胸襟，可见当初大家都不推荐他确是有道理的。面对这样的形势，我看得很清楚：黄某这样做，无非是以他的“革委会委员”的身份在欺压我，是在报复我当初不赞成他进革委会的“一箭之仇”。而他之所以敢这样对待我，无非是抓住了我的资产阶级家庭成分、有“海外关系”、还有被抄过家这些“软肋”。在黄某刚对我“发威”时，我还存过一丝希望，希望叶某能站出来主持最起码的一点公道，帮我说几句话。待见到他如此寡情薄义的真面目后，我知道这个局面只有靠我自己去应付了。
怎么办？我站在窗前，面对漕江想了又想，直觉如果这一次屈服了，被黄某的阴谋得逞，以后他就会时时处处欺压我，我以后在单位内永远也抬不起头。因此我必须要粉碎他这个阴谋才行。我必须反击，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但怎样反击？弄得不好，说不定会被他反扣一顶“反对革命委员会”之类的帽子。而革委会是反对不得的，尤其以我这样的家庭成分，若被坐实了“反对革委会”的罪名，就很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是黄某的用心险恶之处。昨天晚上那对姐妹不敢反抗，就是因为她们的身份是“反革命分子家属”，腰杆子硬不起来。黄某估计我的腰杆也硬不起来，不会反抗。但是他有几点估计错了：第一，他低估了我反抗的决心。第二，楼下那对姐妹的丈夫、姐夫是才刚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如果她们反抗，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是在反抗“无产阶级专政”。而我的问题是家庭出身，社会上像我一样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有一大把。即使被抄过家，也已是二、三年前的事情了，人们一般不会将我反击黄某的行动看成是“阶级报复”。第三，血防站是县级事业单位，因为血防卫生工作常常需要发动群众，所以我们的工作性质既像技术干部，又像行政干部，一般员工大多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这与街道是不同的。明显违反政策的事，不会有很多人支持。我估计叶某虽没有站出来为我说话，但也不会认同黄某的做法。至于单位革委会负责人张宜是老干部，他过去的表现使我相信他不会像街道干部那样没有政策水平。第四，黄某这个人在单位内人缘不怎么好。对立派过去一直称他是“坏人”。这次他用卑鄙下流的手段钻进革委会，不仅对立派的人不齿，同一派的人也不齿，全县卫生系统知道的人也很多，因此不要说威望，连起码的人望也没有。他这样对待我，估计也不得人心，不会有多少人支持。他若以“反对革委会”的罪名来整我，成功的机会也不大，毕竟他个人不能代表革委会，他在血防站也不是可以一手遮天的人。而且，文革初期就批判过“反对某个党领导就是反党”的谬论，大家对这一点还是能分辨清楚的。总之，我不仅需要反击，估计取得反击胜利的概率还很大。主意拿定，我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我不但要反击他，并要将他击败，使他不敢再以我的家庭出身问题整我。于是我睬也不睬黄某，拿了自己的行李就离开这座楼，去汽车站搭车回青浦。
到了单位内，我先找到张宜。我直截了当地问张宜：“我究竟算不算‘阶级敌人’、‘四类分子’，要被管制行动？”张宜看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怒气冲冲地说话，开始有点莫名其妙，就问我怎么回事。我把黄某在朱家角不准我回青浦的事告诉他。张宜立刻说这是不对的。但他也不敢过多指责黄某，只说青浦是单位所在地，单位员工出差后回单位是天经地义的。有了张宜这样的表态，我决心乘胜追击，到工宣队去“告状”。驻卫生系统的工宣队在原县卫生科的地方办公。工宣队一个姓朱的负责人正坐在办公室门口，以前开大会我见过几次。我就先自我介绍，说我是县血防站的，我是来揭发坏人的。老朱不认识我，但因为听我说是来揭发坏人的，他也只好接待我。此时将黄某塞进革委会的那位县工宣队负责人的“风流韵事”已经“东窗事发”，被调回上海。现在我去工宣队“告状”，所告的人又与这件事有关，所以我直指黄某是混进革委会的“坏人”，是通过不正当关系钻进革委会的。老朱因为事关工宣队的丑闻，也奈何我不得，只答应会去调查。其实，说黄某是“坏人”，我自己也觉得有点过份，但此时形势所逼也顾不得这些了。我做了最坏打算，如果工宣队包庇黄某，我就准备写大字报贴到街上去，让大家来评理。
这样一圈下来，我还赶上下午的轮船回练塘。这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悲愤莫名。我为自己的出身悲。不但为自己悲，也为朱家角那对姐妹悲，为世上与我一样因为家庭出身而处处遭人欺负的人悲。我又感到愤。如果打击来自对立派，还可理解；而打击竟然来自自以为同志、战友的人！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人心的险恶，人情的浇薄。一个人，一旦手中有一点小权，就要用它来谋私利，用它来报复人。这样的造反派与“走资派”又有什么两样？甚至比一些所谓的“走资派”更坏。还有，人与人之间竟然可以这样薄情，昨天还是同志战友，今天就如同不认识的路人。我感叹这个社会为何到处是不公不平，不正不义！我想起曾经去过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深山老林，真想从此离开这个处处陷阱、人鬼莫辩的世界，即使独处深山与野兽为伍，也要比与这种蛇蝎心肠的人在一起要安全些。
第二天中午，我刚吃过中饭，黄某突然来我家里。显然他是早上乘轮船特地来的。他说他是来向我道歉的，请我原谅他。但他没说清楚道歉的原因，他究竟做错了什么而要向我道歉。所以我没有接受他的道歉。他见我不理睬他，就灰溜溜地又赶搭来时的轮船回青浦去了。星期一中午我也回到青浦后才知道，因为我这一告状，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许某觉得不好向自己同一派的人交待，因为黄某进革委会他也是有责任的。他怕事情闹大，就狠狠地骂了黄某一通，要他立即向我道歉。而黄某在我不理他的“禁令”回青浦后，大概头脑也清醒了些。当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高潮虽已过去，但还没有宣布结束。“清队”有一个主要目标是清除造反派中的“坏头头”。黄某在本派中人缘不怎样好，在对方一派更是他们口中的“坏人”，他可能也在怕一不小心真的成为“混进造反派内的坏人”，被人“端出去”，再加上许某一顿痛骂，这才不得不迅速低下头来向我道歉。
这次反击我胜利了。但我明白这样的胜利是侥幸的。我清楚知道，在当时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声浪甚嚣尘上的社会，像我们这种人对于各色各样横逆而来的欺负，很多情况下是无力反抗的。不然，你很可能会“自取灭亡”。但是，我又以为：即使处在不利的环境下，人也还是要有一点骨气的，不能总是消极地逆来顺受。关键是要能够审时度势，尽量利用各种矛盾，然后在有理有节的情势下给以适当的回击。否则，真的会人人都可以骑到你头上拉屎拉尿。
2024年4月28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抄家痛史（八）
（四）
一九七二年秋，我父亲在相隔了十四年后再度回来探亲。当年，因为政府不准私人经营棉纱、棉布业，父亲失业几年后不得已在五十四岁那年申请去了香港，在一家布厂当一名小职员。当年父亲去香港时母亲正在生病，由于通行证上期限所迫，不得已忍痛离开。父亲放心不下，一年多后在一九五八年秋季就回来探亲。此后一直要隔了十多年才再回来，原因是一九五八年后发生了连续几年的大饥荒，父亲要留在香港寄钱寄食物救济我们；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国家陷入动乱不敢回。这一年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父亲认为形势有了好转，於是就大着胆又回来了。关于父亲要回来探亲，他事先没有告诉我们，倒是镇派出所的人来说我们父亲要回来了。估计原因是香港的中旅社向国内作了通报。那时港澳同胞回国都要经中旅社办有关手续。那时，有一些知名美籍华人在尼克松访华后也纷纷回国探亲访友。中共那个时侯正拼命想要拉拢美国对抗苏联，所以对这些人都视如贵宾。据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这些人还未来，政府就已对他们的亲属优待有加，不仅发还以前抄家没收的房子，还帮忙整修一新。个别人因家在乡下，交通不便，政府还迅速给修了路。这种事，我知道是做给这些有社会影响力的“外宾”看的。我父亲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不起眼的普通老人，没有统战和宣传价值，不会有这种特殊待遇，所以我们对此也不抱什么奢望。我们只暗中希望，因为父亲要回来，镇政府是否会将没收的房子还给我们。但事实证明了这是妄想。父亲回来后看到了家中被抄后的破败情景，暗自伤心却也不敢说什么。父亲一回来，当地派出所就来人通知，要父亲把来往香港通行证等证件交给他们保管，说等他走时发还。这情形与五八年那次回来一样。因为通行证被收掉，弄得我们个个心神不定，担心到时候不放父亲回香港。父亲也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在家中闷闷地呆了六个月。总算派出所没有食言，在父亲准备动身回香港前两天把证件发还了。至于抄家的事，镇革委会毫无表示，我们也不敢去问，怕落个“反攻倒算”的罪名。
那时父亲已七十多岁，年龄大了，更思乡心切。一九七四年春，父亲在隔了一年后又回来探亲。在此之前，我已听单位内一位家在上海市区的同事说，市区有的街道已开始落实文革抄家政策，如发还房产等，而且范围较广，不像七二年那次只是针对少数特殊对象。但因为他们所在的街道也还没有“动起来”，所以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落实政策，具体的政策“杠杠”还不清楚。我听了觉得有点希望，也暗自高兴。因为从大形势来判断，“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共为了挽回人心，做了一些顺应大众心理的事情，如临时工转正，低工资调整等，所以落实文革抄家政策也在情理之中。本来我想这次父亲回来，镇革会或许会有所表示了，结果仍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仿佛上级根本没有这种政策。父亲在家住了六个月以后仍然失望而归。
大约一九七五年的时候，我又听说中央有文件下达，要求对文革初期被抄错家的人落实政策，其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因“海外关系”被抄了家的，要归还他们的财产。听说王洪文在上海市革会内部也有一个讲话，说要加快落实政策的速度。那时他已经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我没有见过这些文件，但有人告诉我说中央确实有这个精神，而且上海市区有很多人家已经落实政策了。然而练塘的“镇革会”依旧无动于衷。母亲与我商量，要不要去镇革会问问。我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不要问好。因为越是小地方，天高皇帝远，有时候事情越不好办。只要有一个人从中作梗，一件本来很容易解决的事情也会解决不了，或会拖上一年、几年。再有，“林彪事件” 后中共中央发过一个文件，说凡是在中央公布“林彪事件”之前，因攻击林彪而被判刑的人一律不准平反。理由是“林彪事件”公布前没有人能预知林彪会出事，因此当时攻击林彪就是属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性质的现行反革命。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而这样的文件竟然出自中央，可见这个党颠倒是非到了何种程度！在这样的社会中，中央有没有真的落实抄家政策的文件，我们普通百姓无法亲眼见到；即使真有而如果当权者不承认，我们也没有办法证实。如果我们去问了，若被反问一句“你是从何得知的？”到时加你一个“造谣”或“刺探国家机密”的罪名就反而不妙。再说，中央既有这个文件，镇革会早晚终究要落实这个政策的吧！因此劝母亲不如再等等。当时我这样想固然是胆小怕事，但我对这批共产党干部的品性也太了解了，通人情、正直的干部固然有，但肚量狭小、惯于弄权作威作福的也不少，要是撞上这样的人，他们节外生枝刁难你，事情反而更难办。上次母亲为舅舅敲外婆头骂她怎么还不死，母亲去与舅舅理论，被一个镇革会干部说这是“阶级报复”，可知他们是怎样惯于以“阶级斗争”来看人看事的。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期。一次我回家，母亲对我说：镇革会叫人来传话，说希望我们将抄家被抄去的黄金结算成人民币后，主动上缴给国家。母亲问我怎么办？我想：当初你们凶神恶煞一样来抄家，挖地敲墙扒灶头，说穿了不就是眼红这一点黄金吗？现在说落实政策，我们钱还没有到手，却已要我们“主动上缴”，那还叫落实政策？文革搞了那么多年，特别是林彪“折戟沉沙”后，毛泽东的威望一落千丈，文革的败象已显露无遗。中央在各方面“落实政策”，说穿了就是在体面地“认错”，以挽回人心。在这样的形势下，这些人还在搞逆势而行的小动作，岂非太不识时务了！因此我对母亲说，宁可他们不给我们落实政策，也不要主动表示上缴；如果上缴了，与不落实政策有什么两样？上缴了，说明他们抄家还是抄对了。否则何需上交？他们自己月月拿国家的工资，是否也上交过一分一釐？上面有政策要归还抄家物资，看他们拖到什么时候。母亲也同意。就这样，我们不表态；而他们竟然也不再提落实政策的事。
就这样，落实政策的事一直拖到文革结束后才解决。一九七七年春天，我父亲生前最后一次从香港回家探亲前数天，镇革会才又来人通知，说根据上级政策，文革初期你们家被抄去的黄金、金饰将发还给你们。但黄金实物一律由银行收购，共作价八百元人民币，迟下银行会来通知你们。至于其他被抄走的衣物、书籍等下落，来人只字不提。我猜测，镇革会在我父亲即将回家探亲前才给我们“落实政策”，并不是巧合，而是镇革会已经知道了我父亲回来的消息，才匆忙作出的决定。 因为落实政策是中央的决定，他们长期不执行已经没有道理，而若等我父亲回家后再落实政策，就显得更被动了。至于镇革会做出这个决定，是不是还有上级有关部门的干预，那我就不知道了。果然，那天上午镇革会来人“落实政策”，下午银行就来人通知去取钱。银行定的黄金价格是每两人民币九十九元，以当时汇率合港币二百三十二元。半年多后我去了香港，见到香港金行挂牌的金价在每两八百多港元，合人民币三百四十元左右。算起来，中共的黄金收购价大约只是国际市场价的三分之一还不到。
二天后，镇房管所也来人通知，说根据上级精神，从即日起将房子归还给我们。我母亲问房管所的人，这十年来交了近千元的房租，这笔钱是否也应该还给我们呢？那人说要回去研究研究。又过了二天，来了一个人说，他们查了记录，这十年来他们为维修这房子也花了差不多一千元，与所交房租相等，因此是“两清了”。确实，这房子在抄家时墙壁、地板都被破坏过，后来整修是也花了一点人力、物力的。但这整修是十分马虎的，只是将翘起不平的地板钉钉平，将敲破的墙壁用纸筋石灰修补一下，并没有像样的整修。此后十年中，房管所也极少再为“维修”这座房子而花多少人力、物力。文革是中共发动的，房子被破坏是因文革抄家造成的，按道理说，整修费用应由政府负责。即使这笔费用要由我们来付，所有这些开支，以当时的人工、物价估算，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二百元。但房管所“耍赖”，你又能将他们怎样呢？难道拒绝接受房子？还是打官司？那个年代只有官告民，而没有民告官的。于是只能做一下阿Q，自己安慰自己了。我对母亲说：以前交的房租看样子是要不回来的了。相比有的人家抄家后房子被没收，现在政府说归还，但房子已被别人占去，要人家搬走也是一件大费周章的难事，说归还实际是一句空话。我们的房子没有别人家住进来，省了好些麻烦。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至此，这一件历时十年多的抄家悲剧才算告一段落。后来，我去了香港，在香港的报章杂志上看到，有些人家文革初期被没收的房子，文革后政府说要归还，但房子已经被别人占用了，当地政府又没有具体的措施，一直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仍然没有归还的也还有不少。
2024年5月6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抄家痛史（九）
（五）
自我家被抄家后，最痛苦最内疚的恐怕要数我外祖母了。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女儿，都是至亲骨肉而竟发生自相残杀的事情，做母亲的怎能不痛苦！舅舅家人去告密，外祖母事先并不知道；就算知道她也阻止不了。在我们小时候，因为母亲一个接一个生孩子，外祖母就常常来帮忙做些家务，带带小孩。我最小的妹妹生下来时因为早产，浑身青紫没有体温，又正是冬天，以为救不活了，外婆把她捂在胸前，用棉衣紧紧包裹，坐在床上整整捂了三天三夜才把小妹妹救活。一九五六年我父亲去香港以后，母亲身体不好，有好几年外祖母一直住在我家，帮我母亲照顾家庭。因此我们姐弟几个都与外祖母亲。“三年大饥荒”期间，外祖母也在我家断断续续住了一段时间。直到文革前二年，她说年纪大了，执意要回舅舅家住，我们才让她回去。后来舅舅家与我们关系破裂后指责我们说：“在她做得动的时候帮你们做；做不动了就推回来。”这真是冤枉之言。我们绝没有因为外祖母年老了，做不动了就推她回家。我三姐就曾跟我商量过要将外祖母留在我家养老送终。但外祖母执意要回舅舅家。当时外祖母已八十高龄，我认为老人可能有老人的想法，以传统观念来说，也许只有儿子的家才是她自己的家，我们这里再好也是女儿女婿的家，一般老人都有“叶落归根”的想法。因为这样，她执意要回去，我们也就没有阻拦。当时我们想：虽然舅舅家生活条件不如我家，好在舅舅家就在市河对岸，走二分钟路，过一座桥而已，我们经常过去看望她，走得勤一点也是一样的。此后，我母亲和在家的三个妹妹，三天两头轮流走去看望外祖母，每次去总带一点她喜欢吃又吃得动的东西去。这是镇上很多人都看见的。我工作后，后来常有出差机会，有两次到太仓县，那里的特产是肉松，我看到商店里有供应，而我们本地没有，就每次都会买一包带回来给外婆吃。所以，这种指责是不符事实的。那个时代中共宣传的是“亲不亲，阶级分。”但事实上真正的亲情是隔不断的。我家被抄家后，有一段日子我们的确不再去舅舅家了。但过了一段日子，因为思念外祖母，我母亲和几个妹妹又开始往舅舅跑，只是绕过舅舅他们住的地方，直接去外祖母住的地方。
一次我回家休息和一个妹妹一起去看望外祖母。她与小孙子单独住在后边院子中一间原来做厨房的小屋里。烧饭的灶头拆掉了，安了两张单人床。外祖母坐在床上被窝里，我坐到床边与她说话。外祖母瞪着两只已经几乎完全失明的眼睛，抓住我的手，抚着我的手背痛苦地对我们说：“当初你舅舅有急难时是你们父亲母亲救他们的呀！他们不该这样对你们的呀！”我听后十分心酸，却不知说什么好。隔了一会，外祖母又说：“去告密的不是你舅舅、舅妈，是那个二女儿和大媳妇。唉——”我们相信这是可能的。因为当时舅舅家的二女儿和大媳妇都在镇上的商业系统工作。这个大媳妇也是二女儿介绍给她大哥的。听人说，这两个人的作风都很“泼”。而“泼”，正是那个时代所谓“思想先进”的女子的一种典型作风。此后，我又去看过几次外祖母。一次我带我的未婚妻去看她，她十分高兴，像老树皮一样的脸上绽开难得一见的笑容，向着我未婚妻站立的方向问道：“这是永成的新娘娘吗？”我未婚妻就过去坐到她床边，拉住她的手，说：“是的”，并依我们的叫法叫她“娘娘”。娘娘欣喜地说：“永成也有新娘娘了！永成也有新娘娘了！”又以略带歉疚的神情对我未婚妻说：“我现在没有钱，等以后我有了钱，要送你一个红包。”我妻子只见过娘娘一面，但以后每当我们提起娘娘，她就说娘娘好。一九七八年三月，外祖母去世，享年九十多岁。那时母亲刚巧随父亲去了香港探亲，不及送终。我们在家的几个姐弟都去参加了外祖母的丧礼。
与我们家始终保持良好关系的还有我舅舅的小儿子，即使我家被抄家后也一样。他和他的妹妹当初因为家穷被送给人家，后来是我母亲去赎回来的。他曾多次对我说，他始终记着这份情。当时城镇居民煮饭、烧水都用煤球炉，每天生炉子要用鉋花、木块等引火物。他在船厂工作，就常常乘工作之便收集了，隔一段日子就买一麻袋给我母亲背来，省了我母亲不少麻烦。这一背就背了差不多二十年。外祖母在世时，他与外祖母住在一起多年，对外祖母也多有照顾。这是我们始终感谢他的地方。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文革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我也早已去了海外。记不清是我哪一次回家探亲，母亲对我说：“你舅舅已经过世了。你舅妈来过一次看我，说她已经信了耶稣了，又说以前的事都已过去了，大家都不要计较了。”我问母亲：“你是怎么回答的？”母亲迟疑了一会，然后低声答道：“我没有说什么。”我看母亲的眼里似乎有泪水。我想她在想舅舅。毕竟，舅舅是她唯一的亲哥。这人的感情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啊！现在，我舅舅、我母亲都已作古，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从新开始曾经有过的亲密的兄妹之情吧！
文革抄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悲剧。在这场悲剧中，无论是抄人家的红卫兵还是被人抄的人，其实都只是一群受人蒙骗、受人支配、卑微可怜的小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怨的确可以不再计较。但是，文革抄家运动作为一场社会性的罪恶，它的发动者、指使者的罪恶却不应不被追究，更不应被忘记，而应该永远被记录在史册上，作后人之鉴。
2024年5月12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