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制度视界 史识即兴随笔
邹英美美德, 制度文明笔记，海外原创，即兴随笔，笔落于Lake Michigan与The Pacific Ocean之间。
《文明系列制度财政篇（特别章）》
罗斯福的税收制度地图与川普时代的财政主权
前言
美国现代财政史上，只有两个时代真正改变了国家的财政主权结构。
第一个是罗斯福的新政与战争财政，税率从79%一路推到94%，构成美国财政史上的制度极限。
第二个是川普时代的财政主权重组，以减税、关税和美元体系作为三条同时推进的制度线索，把美国带入新的财政竞争时代。
两者相隔近百年，但共同点极其清晰：
当美国认为国家命运受到威胁，财政主权便会被重新定位，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重排。
本章将同时展开两个层次：
罗斯福如何在19361944年构建高税制地图，以及川普如何在20172025年彻底改变美国的财政主权方向。
一 罗斯福的税收制度地图：从79%到94%的制度背景
1
罗斯福税制的本质不是反资本，而是战时财政的国家征召。
1936年《富人税法案》将最高边际税率从63%升至79%。
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大萧条后美国需要整合资本以支撑国家重建。
2
第二阶段来自二战。
1942年《税收法案》把最高边际税率提高到88%。
进入战时，美国财政开支暴涨，军事工业和国家实验室的投入达到史无前例规模。
高税率是战争财政的自然结果。
3
1944年《战争税收法案》把最高边际税率推到94%，形成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名义税率。
但其目标群体极其有限，只有不到0.1%的顶端收入者真正触及这一边际。
更重要的是，实际税负远低于名义税率，通过扣除、企业化结构和信托机制，实际有效税率多在40%50%区间。
4
高税率制度在财政史上的地位具有例外性。
美国学界普遍称其为战时财政例外制度，而非可持续制度。
罗斯福从未计划让94%税率成为和平时期制度，而是将其视为国家动员与国家生存状态下的临时结构。
5
从制度角度理解，罗斯福的税制不是杀富济贫，而是资本义务化。
即让资本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贡献额外收益，以确保工业能力与兵员补给体系不中断。
因此，罗斯福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反市场者，他依然依赖资本体系来支撑国家机器。
6
因此，美国财政史对罗斯福税制的主流评价是：
他把资本纳入国家动员体系，而没有摧毁资本本身。
这是一种罕见的极端状态下的国家资本协作制度。
这就是罗斯福税制地图的本质：
极端税率、例外状态、有限适用、资本义务化、国家优先。
二 罗斯福时代的制度逻辑：高税率为何不会被继承
1
战后，美国立即将最高边际税率从94%降至70%77%区间。
原因很简单，高税率的长期成本远高于短期收益。
它会削弱投资激励、破坏再投资复利链、导致资本外移。
2
高税率的最大杀伤力来自复利的断层。
当利润无法滚存，资本积累就会失去长期动力。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美国民主党的所有加税主张，都远远达不到罗斯福时代的程度。
3
罗斯福税制只能存在于两个条件：
国家生死攸关
战争财政全面动员
离开这两个条件，高税率就会变成摧毁资本复利机制的制度陷阱。
罗斯福实践证明了一点：
国家可以让资本短期让渡收益，但无法长时间压制资本的复利结构。
三 川普的财政主权：一个与罗斯福完全不同的制度时代
四
川普时代的财政逻辑与罗斯福正好相反。
罗斯福通过提高税率获得财政主权，
川普通过降低税率、提高关税、扩张美元主权来重建财政主权。
两者分别代表了美国历史上截然不同的两种财政时代。
五 川普第一任期（20172020）：财政主权的第一次重组
川普的核心行动有三条线：
1
2017年减税法案将企业税从35%降至21%，是美国税制近40年来最大幅度的结构性减税。
目的不是刺激短期消费，而是恢复资本的复利滚存能力。
2
以关税代替财政扩张，对中国施加体系性的贸易压力。
这是贸易财政的回归，关税成为财政武器，财政进入主权层面。
3
利用美元体系作为美国的长期财政锚。
减税减少财政收入，但美元体系的全球吸附能力在补全财政缺口。
四 川普第二任期（2025）：财政主权进一步中央化
2025年后，川普的财政主权进入新的结构：
1
创世使命将科研体系国家化，其财政开支不再依赖传统税收，而是依赖联邦主导的资本驱动。
科研本身成为财政能力。
2
关税体系在2025年全面扩张，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关税，目的在于让全球产业链为美国财政提供外部输入。
3
AI、能源与军工结合，形成产业财政，即未来财政能力部分来自 AI 能源体系的产出，而不是传统税收。
川普时代的财政主权，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财政的制度创新：
税收不再是核心，主权工具才是核心。
四 罗斯福与川普：两个制度时代的财政比较
罗斯福：
以税率为财政核心
通过高税率征召资本
财政=国家生存需要
制度是动员式、强制式
川普：
以主权工具为财政核心
通过减税、关税、美元体系与产业国家化来重构财政
财政=国家竞争能力
制度是吸引式、再组织式
罗斯福代表旧财政时代
川普代表新财政时代
两者共同点是：
当美国需要重整国家能力，财政主权就会被重新结构化。
不同点在于：
罗斯福依赖税率
川普依赖主权工具
制度余响
罗斯福的高税率告诉我们，国家在极端状态下可以通过税制征召资本。
川普的财政体系告诉我们，现代国家可以不依赖高税率，而依赖主权工具本身来重构财政能力。
两者相隔近百年，却共同构成了美国财政主权的两极结构。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November 2024
Executive Summary
The desire to reform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and put American industry on fairer ground vis-à-vis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been a consistent theme for President Trump for decades. We may be on the cusp of generational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ial systems.
The root of the economic imbalances lies in persistent dollar overvaluation that prevents the balanc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is overvaluation is driven by inelastic demand for reserve assets. As global GDP grows,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burdensom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finance the provision of reserve assets and the defense umbrella, as
the manufacturing and tradeable sectors bear the brunt of the costs.
In this essay I attempt to catalogue some of the available tools for reshaping these systems, the tradeoffs that
accompany the use of those tools, and policy options for minimizing side effects. This is not policy advocacy, but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financial market consequences of potential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rade or financial policy.”
https://www.hudsonbaycapital.com/documents/FG/hudsonbay/research/638199_A_Users_Guide_to_Restructuring_the_Global_Trading_System.pdf
Stephen Miran, Former Hudson Bay Senior Strategist
Stephen Miran was Senior Strategist at Hudson Bay Capital. He currently serves as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Previously, Dr. Miran served as senior advisor for economic policy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where he assisted with fiscal
policy during the pandemic recession. Prior to Treasury, Dr. Miran worked for a decade as an investment professional. Dr. Miran is also
an economics fellow at the 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He received a Ph.D. in economic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and a
B.A. from Bosto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