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斯克的访谈说起 ——生产范式三次转移与两百年制度道路的尽头

从马斯克的访谈说起

生产范式三次转移与两百年制度道路的尽头

导言

最近，马斯克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普及速度。他的判断并不修辞化：在肉眼可见的几年内，相当比例的人口将不再需要从事任何实质性工作。生产、运输、决策与维护，将由高度自动化的系统完成。

这段话真正的震撼，并不在于失业，而在于它第一次明确动摇了过去两百年所有制度争论共享的一个前提劳动是社会存在与分配的基础。

一旦这一前提开始松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与国家、自由与计划之间的长期对立，就需要被放回一个更深的背景中重新理解：生产范式本身正在发生变化。

一、第一阶段：劳动中心型生产范式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以劳动为核心的生产结构。

在这一阶段：

人类劳动不可替代；

资本围绕劳动配置；

制度围绕劳动分配构建。

英美自由资本主义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底层逻辑：

没有劳动，就没有生产；

没有参与生产，就缺乏社会正当性。

英美道路选择用市场与价格机制协调劳动；

大陆道路则更强调国家在劳动动员与资源集中中的角色。

但无论哪一条路，就业都是社会成员资格的前提，劳动伦理都是道德评价的核心。这正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所有制度冲突的真实背景。

二、第二阶段：组织中心型生产范式

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决定性变量开始转移。

劳动依然存在，却不再是系统瓶颈。真正拉开国家与文明差距的，变成了组织能力：

是否能够整合资本、技术与制度；

是否能够在复杂系统中保持效率；

是否能够持续完成产业升级。

这一阶段，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明显下降，制度竞争转化为组织竞争。

美国的成功，来自资本市场、科技体系与国家规则的高度耦合；

苏联的失败，并不在于国家主导本身，而在于组织僵化、激励冻结与技术停滞；

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则是在国家主权与动员能力未被放弃的前提下，重新引入市场与资本的工具性功能。

在这一阶段，人类劳动被不断压缩、标准化、系统化，但仍是生产链条中的必要节点。

三、第三阶段：程序中心型生产范式

马斯克所描述的未来，指向的是一次性质完全不同的转移。

当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系统开始接管设计、决策与执行时，生产第一次出现了脱离人类劳动而独立运行的可能。

这意味着：

劳动不再是分配的依据；

价格不再可靠反映稀缺；

组织本身逐渐被程序替代。

社会第一次面对这样一种现实：

即便相当比例的人口不从事任何实质性生产，系统仍可持续运转。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失业社会，而是后劳动社会的开端。生产逻辑与分配逻辑开始分离，过去两百年的制度语言因此同时失效。

四、两条文明大道的重新审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回看历史，两条长期分叉的制度大道显现出新的轮廓。

欧洲大陆这条大道，以黑格尔为思想源头，将国家视为理性秩序的承载体。德国、俄国、苏联、中国，构成了一条以国家主权与组织能力为核心的实践链条。苏联的失败，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这条道路的失败；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绝不能被轻率判定为终点或误入歧途。这条道路的特征是：国家始终被视为文明推进的结构性工具。

英美自由资本主义大道，则以个人与市场为起点。美国将其推向极致，形成了高度自洽的资本技术制度体系；而英国，尤其是法国，却在福利国家化过程中出现偏移，用转移支付替代增长，用国家抚养替代产业升级，走入一条高成本、低活力的制度歧路。

这两条道路，在价值层面长期对立，但在程序中心型生产范式下，却面临同一个现实挑战。

五、当劳动不再是前提，国家重新出现

在第三阶段，国家并未消失，反而以新的形态回归。

它不再是生产指挥者，也不再只是市场裁判；

而逐渐成为分配接口、规则制定者与秩序兜底者。

在高度自动化条件下，市场无法再通过就业完成分配，资本也不再需要通过雇佣劳动实现扩张。国家的角色，从如何组织生产，转向如何在无需劳动的条件下维持社会连续性。

这在结构上，反而更接近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

不是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理性秩序的最终承载体。

六、人尽其能，物尽其需的非理想化实现

如果说人尽其能，物尽其需曾长期被视为乌托邦，那么在程序中心型生产范式下，它可能以一种并不浪漫的方式部分实现。

基本生存权被制度化；

劳动从义务变成选择；

少数人从事创造、治理与探索；

多数人被技术系统维持基本存在。

这并非道德理想的胜利，而是技术条件逼迫下的现实安排。正如所言，类似阿猫阿狗般活着，并非贬义，而是对一种去劳动化生存状态的冷静描述。

结论：制度的尽头，不是胜负，而是边界

回望两百年，人类并非在理念上反复摇摆，而是在不同生产条件下不断调整制度结构。

今天，人工智能第一次迫使人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当劳动不再是社会存在的前提，制度还以什么作为正当性基础？

也许，两百年前分叉的道路，不会在价值上统一，却会在功能尽头相遇。

那不是意识形态的胜负，而是文明在新生产条件下，对自身边界的一次重新定义。

制度余响

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是制度失败，

而是继续用旧语言解释一个已经改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