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最后一里地：从川普“食用油”口误看地沟油产业链的制度裂隙

《文明系列制度资源篇（补章）》

制度的最后一里地：从川普食用油口误看地沟油产业链的制度裂隙

一、引子：一句食用油的制度意味

二〇二五年十月中旬，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他正考虑终止与中国有关的食用油业务，以回应中国自四月以来停止购买美国大豆的行为。这句话表面上似乎延续了历次中美农产品争端的语气，但其中的食用油一词，却隐藏着不同寻常的制度含义。

在国际贸易统计中，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真正食用植物油极少，全年仅数千吨，金额不足千万美元；而出口的废弃食用油即地沟油、废油脂（Used Cooking Oil，简称UCO）却超过百万吨，价值逾十亿美元。换言之，美国进口的食用油，事实上大多是中国处理后的废油原料，用于再精炼为生物柴油或可持续航空燃料。

川普的口误并非偶然。它在政治上可唤起民粹情绪，使农民相信他在反击中国；而在制度层面，则是对中国在废油产业链中最后一段即高附加值精炼环节长期拱手外让的冷峻提醒。

这句停止进口食用油，实质上点出了一个制度裂口：中国在掌握完整技术与设备能力的情况下，却选择出口半成品，把最后一里地的利润与话语权让给他国。

二、技术突围的速度与瓶颈

中国在废物处理与资源化技术上的进步无疑惊人。从上世纪末的进口设备阶段，到二〇一〇年代的全面国产化，再到今日输出东南亚与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在垃圾焚烧、污水处理、废塑料与餐厨垃圾处理方面均形成了可输出的体系。

废油脂处理技术本身并不复杂。油水分离、脱胶、加热脱水、催化转酯、脱色脱臭等环节，均源自化工与油脂工业的成熟工艺。若有政策支持与市场回报，中国完全具备在短期内建成规模化精炼体系的能力。

近年各地也出现了若干示范工程，将餐厨垃圾与废油脂集中处理，生产生物柴油或化工原料。其技术路径、工程设计与设备集成都可与欧洲并列。若以能力论，中国并不缺乏完成这条链条的条件。

真正的障碍，并非技术，而是制度。

三、制度缺位与末端放弃

地沟油问题在中国的治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它不是单纯的产业议题，而是食品安全与社会信任危机的象征。自二〇一〇年前后地沟油事件频发以来，政府对其采取高压态势：宁可过度防守，也不冒舆情风险。

因此，废油脂产业链在政策设计中被有意截断。上游收集、预处理、出口被视为安全区，末端精炼、燃料化、再利用则被归入风险区。对地方政府而言，承担再炼项目意味着潜在的食品安全问责、环保责任与民意风险；相比之下，将半成品出口给他国显然更保险。

在资金层面，废油精炼属于低毛利、高成本行业。若无补贴与政策激励，难以形成投资回报。中国在垃圾焚烧、污水处理等领域之所以成功，正因有财政兜底与PPP模式，而废油脂精炼并未纳入此类战略范畴。技术虽在，却无制度驱动。

此外，末端高附加值产品需通过国际认证体系，如欧盟的REDⅡ或美国的RINs、LCFS。认证费用高、流程繁复，标准掌握在欧美手中。中国企业若自行生产燃料出口，不仅成本增加，还可能在标准上被排斥。于是，出口半成品，由他国完成认证再转售，反而成为制度上最经济的选择。

四、贸易与话语的双重模糊

川普的食用油表述恰好击中了这一制度软肋。表面是贸易指责，实质是话语试探。

在美国公众理解中，食用油象征民生商品，政治动员力极强；而在能源与产业语境中，它又可指代废弃油脂，属于可再生燃料原料。川普以模糊词汇出击，既能向选民展示反击中国，又能在技术层面打击中国残存的出口链。

更重要的是，这种语义混用反映出国际制度的不对称。谁定义词汇，谁就掌握解释权。中国虽在生产端、技术端具备优势，却在定义端缺乏主动。欧美可以把UCO称为绿色原料，享受碳积分与税收优惠；而中国若在国内推动同类项目，却往往被视为废油再炼，在制度与舆论上遭遇防御性标签。这种话语差异，正是制度文明的潜台词。

五、产业链的现实逻辑

废油脂出口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制度与经济力量的合成结果。

其一，地方政府以风险规避为优先，避免舆情事故；

其二，企业以外汇与现金流为导向，出口收益快于内销；

其三，国家在政策层面尚未把此列入绿色能源战略核心。

结果是，一条本可形成闭环的技术链，变成了典型的前热后冷：收集、预处理环节活跃，精炼、燃料化环节沉寂。产业利润与碳信用在链条外被截留，中国成为绿色能源原料国，美国与欧洲则在末端实现制度性套利。

六、制度失语的象征意义

与稀土、半导体、能源装备相比，地沟油似乎微不足道。但正因为它平凡，更能反映制度深处的惯性。稀土产业能构成战略垄断，是因为国家把它视作安全资产；而废油脂被归入低端再生范畴，缺乏制度级关注。

这种分层决定了政策能量的投射方向战略资源获得垄断地位，民生废料被排除在国家战略之外。久而久之，最后一里地就成了无人区：既无资本动力，也无制度护航。

川普的口误在某种意义上提醒了这一点。中国早已具备完成这一里地的能力，却在制度结构中主动抽离。技术的胜利因此被制度的缺席所掩盖。

七、未来的转向与制度回声

若要重新夺回这条价值链，中国需在三个层面完成制度重构。

第一，政策归位。应将废油精炼纳入绿色能源与碳中和战略，给予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与碳积分激励，使之具备产业吸引力。

第二，标准自主。必须建立本国的可再生燃料认证体系，与国际标准对接而非附庸。唯有掌握标准，技术能力才能转化为价值能力。

第三，风险共担。通过保险、责任分层、信息公开等机制，使地方政府敢于承接项目，企业敢于投资，不再让舆论恐惧成为产业空白的理由。

八、制度余响

当下的地沟油出口，看似一段微不足道的贸易，却浓缩了一个文明的制度密码：技术能力可以速成，制度话语却难以速建。

从垃圾处理设备的出口，到稀土精炼的垄断，中国证明自己能在物质层面迅速追赶世界；但在定义权、标准权与末端价值链的制度布局上，却仍被旧体系约束。

最后一里地不仅是废油精炼的缺口，更是制度主权的隐喻。

技术可以复制，话语却需重建。唯有当中国能在制度上定义自身的资源与价值，地沟油才不再是被出口的废料，而能成为制度自信的再生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