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现代性的奇迹之年:1776
——从《国富论》《罗马衰亡史》《独立宣言》
本文为《文明系列·制度文明篇》特别章。为纪念7月4日,
一、三本书,一年间:时间轴上的文明共鸣
1776年,三件标志性的制度事件几乎在数月内发生:
2月:吉本开始出版《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
3月9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
7月4日:美国发表《独立宣言》
这并非巧合。它们分别从历史、
二、苏格兰启蒙与制度自觉的形成
斯密、休谟与吉本,同属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核心圈层。
休谟主张“习俗即制度”,否定社会契约论;
斯密强调分工、市场与制度框架之间的互动;
吉本在罗马衰亡中发现了制度内部的腐败机制。
他们不是孤立的学者,而是一群试图将文明转化为制度语言的“
三、制度现代性之奇迹:从帝国沉落到新国崛起
吉本记录的是“帝国如何衰败”,斯密建构的是“市场如何自律”,
他们形成了现代制度三问:
制度为何失败?(吉本)
制度如何运作?(斯密)
制度如何合法化?(独立宣言)
这是制度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政体的“同步写作”。
四、从通信看文明感知的温度
斯密与休谟终身通信,休谟临终前告诫他:“别把我写成圣人。”
斯密读吉本的书称其“惊世之作”,吉本回信:“你那本国富论,
这不仅是友情,也是制度思维者之间的“精神联合体”。
五、我们今日所继承者
1776年留给我们的不是三本书,而是三重提醒:
休谟提醒我们:制度存在于人性与习俗之间
斯密提醒我们:制度必须通过规则运作
吉本提醒我们:制度必然腐朽,除非能自我纠正
而美国的《独立宣言》则将这三者汇聚,
今天我们回望1776,并非出于怀旧,而是出于现实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