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麟与王统照在青岛
芮少麟
小引
文革后，笔者将1985年先父政治嫌疑案平反后写的《抗战胜利后芮麟与王统照在青岛的往来纪实》文稿，向省市政协文史办提交，2008年该文稿辑入上海远东出版社重版先母黄哲渊的《离乱十年（1937--1946）》一书。随着时代演进，将它网上展出，供读者参阅。
青岛地理位置优越，早年城市建筑风格欧化，素有东方瑞士之称，是反侵略抗战前国内文人荟萃的向往地。二战时青岛饱受敌伪蹂躏。胜利之初，尽管条件所限，不少仁人志士仍对青岛战后文化复兴，有过美好愿望与设想，并为争取文化出版自由，做过不懈努力，然当今史料记载，却见诸极少。随着对全民族文化事业认识加深，及国家对先父政历蒙冤的澄清昭雪，乃至新世纪山东省志出版库对先父母早年在青岛创办乾坤出版社业绩的确认，和先父长篇山水风情录《神州游记（1925-1937）》在上海出版，抗战胜利后父亲与著名文学家王统照先生在青岛文化交往史料的披露，也顺理成章了。
王统照年长父亲十一二岁，他俩年齿不同，籍贯各别，经历有异，但在那段历史岁月，却有着诚挚情谊和友好往来。这与他们对文学创作的长期耕耘探索，及对政治腐败厌恶的共同点，感受相通分不开。本文依据上海图书馆、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市图书馆馆藏出版文字，展现史实，望能对现代作家王统照先生那段时期思想脉络的观察，及同期中国的文化活动等，增加关注。
一、父亲与王统照的结识
先父芮麟，字子玉，号玉庐，江苏无锡人。1929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1930年任无锡民众教育馆馆长，是早年活跃于长三角地区的社会教育活动家，也是民国三、四十年代名彰文坛的文化人，与海内著名文人易君左、林语堂、邹韬奋、钱振铨等都有交往。父亲说他三十年代初期即与王统照先生在上海相识。
1930年12月，父亲的长篇诗评《新诗之变迁及其趋势》在上海光华书局的《读书月刊》发表，文坛瞩目。1931年春，光华书局为适应文学青年对学习原理及指导创作之需，特邀文艺理论界的郁达夫、钟敬文、赵景琛、朱介民、傅东华、洪深等二十余人分别执笔撰写《文艺创作讲座》的各类专题。该书的“诗歌作法讲座”部分，拟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孙俍工先生与父亲分题撰写（见《读书月刊》二卷一期，1931年4月）。在此前后，父亲为社会教育及文学创作事宜，较多奔走于沪、宁、杭、锡间。有一天，父亲在上海四马路的读书月刊社和陈独醒等几位浙籍文化名人约见时，与刚从日本归国的王统照先生不期而遇。
父亲早年出版文字中曾立有“余尝蓄大愿三：尽交天下好男儿，一也；尽读天下好文章，二也；尽游天下好山水，三也”的夙愿，对鲁籍文化名人王统照先生，更是久怀慕蔺。这次偶遇，时间虽不长，却谈吐相契。1935年秋，父亲高等文官考试及格，雁塔题名后于1936年春至青岛市教育局任职，在青岛前海栈桥与王统照先生晤面并小叙过一次。抗战军兴始，王僻居孤岛，父亲投笔鲁西敌后抗战，后混迹陪都，两人在战时，各自东西。
二、《青声》的创刊与王统照《结局》译文的刊出
1945年10月底，父亲受国民政府考试院之命，抵青岛市政府设置人事处，曾在国立青岛临时大学中文系兼教，而王统照先生抗战胜利后回青岛任《民言报》副刊主编。在当时交通不畅，内战风雨飘摇日盛，而文化封闭的青岛，他们旧友相逢，除畅叙八年抗战文坛友人的离别之情、谈论文化故旧的境遇变迁外，都还有一个想为推动青岛战后文化复兴，做点事业的愿望。在彼此敬重切磋时代诗文的基础上，他们筹划完善这一设想，相辅而行，逐渐建立诚挚情谊。
1946年春，王统照先生曾与父亲相商，拟由他俩出面聚集几位志同道合者，创办一个出版社，发行文学刊物，以推动国统区的战后文学研究。然几经奔波周折，因青岛地域有限，人选难觅，及内战形势愈显，措款缺口大，这一计划只得在苦笑中告终。
青岛时系国民政府辖属特别市，是当时输送内战兵员军火的重要港口。内战和民族分裂阴影，将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八年取得胜利的喜悦顿时冲淡。王统照先生看到副刊园地，并非是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场域，百感下辞去报社职务，应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校长之聘，任职中文系教授。父亲也在当时发表的《胜利后重返青岛》一诗中忧心忡忡地写下：“百战归来喜欲颠，人生去住果由天。当年故旧惊星散，祖国山河庆瓦全。痛定回头余涕泪，忧深北望半烽烟。高歌敢作升平想，萁豆纷纷犹自煎！”等诗，由此不难看出他们痛感国事日非的沉郁心情。
1946年秋，父亲的抗战诗集《莽苍苍行》经考试院提交“考试及格人员著作审查委员会”评审后，获优等奖，并在宁、沪版报纸连载。王统照先生阅后，对父亲在“误入名场十二年，一官匏系倘由天。何时脱却樊笼去，涉水登山好放颠”、“清狂只合老江湖，世路悠悠客梦孤。十载为官堪自慰，风怀依旧一寒儒。浪吟自笑太痴生，佳句当前眼便明。不向仕途争得失，千秋角逐是诗名”、“健翮依然奋不飞，残灯明灭影依稀。一官冷落贫如昨，千里迢遥梦独归。幻到人情慵侧目，吟成鱼鸟共忘机。征袍掷却飘然去，还我江南老布衣”等诗篇袒露的意念情怀，尤加赞赏。当时，父亲因地位环境的激励，依然踌躇满志，想为青岛战后的文化振兴，做点有益工作。他向王统照先生诉说，意欲拿出自己的优等奖金及稿酬做基金，以召集在青岛的高等考试及格同年创建“青声月刊社”的设想，希望得到包括王先生在内的“本外埠学术界人士的协助与合作”，王统照先生欣然赞同。他们在常谈中既看到“过去，也曾有好多知识青年及文化工作者想打破这沉寂，办周刊，办月刊，企图提高学术研究的空气。可是，不只一次的尝试，每一次都不幸失败了”的前车之鉴，又对“在读者与作者都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办杂志实在是一件冒险的事，其难于维持长久，乃为各种必然的逻辑”等，进行了讨论。了（《青声》创刊词，1947.2）。
王统照先生对父亲这种“明知办杂志是要赔钱的，为了企求打破青岛文化运动的沉寂，为了提高青岛学术研究的空气，决定创办这个小小的刊物——青声”的勇气及为争取学术自由为宗旨的做法给予了鼓励，并以向父亲热心介绍北平名作家景修先生等人撰稿，和多次向《青声》月刊著文帮协，以示支持。
经半年筹办，1947年初春，《青声》月刊社在青岛成立，父亲任社长兼总编辑。当父亲与王统照先生促膝谈心时，对中国从抗战胜利进入全面内战境地，及当局对民众施压扼杀文化学术自由等愈演愈烈的专横行为，由初始的不理解，变得感触日深，他们油然而生的民主反战之心，渐趋明朗。父亲不顾文网严酷，将王统照先生译毕十个月之久，外地它刊，不便采用而愤以相示的《结局》译文，收载于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青声》创刊号上（父亲后得知该文系三十年代文友郑振铎先生辗转托交王统照先生盼译发表的）。
《结局》是德国文学巨匠托马斯?曼的反战名作。王统照先生通过介绍原文作者，寓意深刻地在小序里写道：“这是去年在美国《自由世界》上所登的一篇名文。作者乃德国现存的文艺著作界的伟大人物，被纳粹放逐出国寓居美洲已经八年。他早为希特勒主义向全世界发讣文——他的自由思想，明确观察，为人类的热情，为公道与正义的激动，都借他那些著作表现出来。此篇作于去年五月德国降服的时候。想想有思想、有至诚、有名望的老文人，眼见故国被一群荒谬野心家领入地狱，且使他国共遭苦难，他下笔写此心中是何滋味？——尤其他后两段，真够得上‘沉痛’‘悱恻’！足为狂妄国家的‘殷鉴’”。在该篇译文的后记中，王统照先生又说明“今年一月间（指1946年1月——笔者注）有一远戚K君持印有此文的杂志相示，盼我译出。因为他老先生的评论、立意、遣词不易追译。我看过两遍，用两晚上的功夫译出，置于书中，忽已三月。今检出誊清刊布与留心战后德国情形者等读。他不为自己是德国人便蔑弃正义感；也不因为德国人现时所受的痛苦便对列强大肆嘲侮。平心而论，希特勒与其党徒因为(是字，疑版误遗漏)造成这场人类祸患的领导，而德国人在那次‘民族觉醒’运动中的空虚热狂，没曾走上革命的大道，自不能不分执其咎。这里有民族性，历史，政治环境与夸大心理，复仇观念，混合酿造，终于成了空前的世界灾难！作者明鉴分析，深入腠理，绝非一般耳食者所能及，除理论外，文字之周密条理，价值尤高，到底是出自伟大作者的手笔！三十五年初夏雾季，记于海滨隅寓”。王统照先生几经周折努力，通过发表《结局》译文，以提醒抗战胜利后的国人，对时局发展引起注意。父亲则在《青声》创刊号“编辑后记”中，直言不讳地向国统区读者介绍“王统照先生所译《结局》，立论警辟，文字犀利，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值得我们细细地咀嚼”。 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借德国的历史和法西斯统治的最终结局，隐喻时局及现实，相互配合，艰涩隐晦地将内心蕴蓄的厌恶内战、追求光明的民主向往情绪，表露出来，其意义有一定的前瞻性。
三、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时期
1947年春，大城市的学生爱国反暴政示威游行，进入高潮。当局对学生游行，以维稳的镇压手段实施，五月十八日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工人学生罢工罢课集会和游行示威。各地军警特务为强制维系社会稳定，殴打逮捕甚至屠杀爱国学生的事件，层出不穷。这种特务恐怖和法西斯血腥镇压形势，激起广大市民群众的反抗义愤，也受到每个正直爱国者的严正谴责。期间，父亲与王统照先生交往频繁。他们念及“五四”时代冲击旧世界及给现代文学发展带来的生机，亦对比面临学潮中的学生情绪激昂、教授议论愤然之情景，他们更是以文化人特有的民主理念，幻想当局能对学潮和安定民生，做出让步的可能性，因此，他们用各自的社会言行，经历了这段时代历史的洗礼。
在青岛以山东大学爱国学生为主体参加的“六二”学潮中，王统照先生发表了一些追念“五四”运动的文章，还在学校的师生集会上为员工索讨欠薪的正当要求，慷慨陈词，主持公道，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深表同情。然始料未及，他竟被迫违心辞去教职。为转圜此事，父亲找赵太侔校长说情，赵言此系当局情治单位高压所为，校方无可奈何。八月间，父亲又奔走于官场各方，执意为王统照先生的民主言行和不公正待遇伸张，然续聘之事，未得解决。
在此期间，父亲对学生和教授们参加反威权爱国民主斗争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行动，不与官方立场合污，亦不洁身自好，不袖手旁观，而是从正义感出发，蔑视刚刚颁布的反动法令禁纲，利用个人社会地位和文字影响，对民主运动由衷表示了同情支持。父亲在1947年6月15日出版的《青声》一卷三期的《尤悔录》里发表《纪念“五四”》的短文云：“青年人永远是可爱的。中年人不肯说话，老年人不肯说话，青年人却勇敢地说话了。中年人不敢行动，老年人不敢行动，青年人便率先行动了。青年人是站在时代尖端的。‘五四’虽已过去二十八年了，但‘五四’精神，今日依然需要，并且需要再接再厉，发扬光大。”父亲目睹民生凋敝，在该刊的《山雨欲来》中，还指出：“社会的大变乱，莫不由于大多数人的活不下去。这几天最怕开口、最不肯出头的读书人——河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的教授们，竟先后罢教了。最安分最怕事的小市民——无锡、杭州、上海，许多产米区的穷人们，竟纷纷发生抢米风潮了。这是说明活不下去的人们，已经不愿再沉默地挨饿了，他们要以行动来代替沉默了……”。这耿直话语的刊印，在当时继青岛“六二”学潮形势下，深为知识分子阶层和爱国学生赞许，亦更是清寒出身的父亲1935年1月游历太湖马迹山表露心迹时“我不论在何时，不论在哪里，将永远站在劳苦大众一面”历史文字的一脉相承（见上海图书馆藏芮麟著《东南环游记》，1935年）。
王统照先生赋闲后，深居简出，在物价飞涨日子里，经济日趋艰窘。父亲不避嫌言，不以境遇取人，为接济友人缓解困境，他多次力促王统照先生“随便写点什么，先从《青声》弄点钱救救急要紧”，王统照先生从学术角度论述人类食物进化与文化发展关系的《食物进化之历史观》一文，就是在此背景下写成，并由父亲在《青声》一卷四期至二卷二期上，分三次连载。此外，《青声》篇幅有限，父亲还将王统照先生在青岛学潮中的辞教一事，向上海文化界友人，澄清原委，并向《上海文讯》社朋友推荐刊用了王先生的多篇学术长文。当先父母拜望王先生时，王统照先生感慨地对我母亲说：“玉庐先生不以世态炎凉待人，大不易！”，这句话不只是他对父亲的谢意，更显露出王统照先生苦闷悲愤的心理状态之一斑。在1947年“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风潮后，王先生与父亲的交往，愈加推心置腹。
四、《青岛市杂志联合刊》的创刊
抗战胜利后，人们出于对歌舞升平的空泛幻想，青岛的文化事业一度兴盛，新出刊物达三十种之多。在文化方面，父亲也利用各种场合，倡议当局重视《青岛市志》的纂修、《青岛年鉴》的编辑、《崂山志》的重修，及青岛市文献委员会的组织，青岛丛书或青岛文库的编印，青岛市立图书馆关于青岛文献参考室的设置等，并于1947年8月发表了他的《当前青岛文献工作的三大课题》一文。然随时局变化，内战连绵，和平无望，物价暴涨，国统区文化界被逼走投无路，许多报刊相继告停，父亲对保存与发扬青岛文献的愿望也随之落空。在这种形势下，当局为配合时政宣传，不得不给新闻事业单位，打上几针兴奋剂，诸如文化贷款，配给纸张等，才使奄奄待毙的各报，得以苟延残喘。但文化界的杂志业，则因出版者情形复杂，不仅登记审查慎严，且无贷款及纸张配给优待。
为团结力量，促进文化发展，要求改善待遇，1947年12月由《会计》月刊、《影剧》周刊及《青声》月刊等杂志社发起组织“青岛市杂志业商业公会”，父亲被推选为理事之一。由于杂志业公会是文化人的松散社团，实际上各社刊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彼此相轻，很难真正团结力量来推动青岛文化发展。一些刊物为迎合商贾贵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需求，刊登荒诞低级趣味文字的倾向，日趋严重，顿成一种时代颓废文化的特点倾向。
1948年新春过后，王统照先生在来我家闲谈时关切询问了青岛市杂志业公会情况，并向父亲提议是否能由多家社刊联合出版一刊物来真正发挥作用。父亲认为此意甚妥可行，即与其他六位理事相商，拟发起各杂志社集资兴办“联合刊”的筹划。经酝酿，青岛市以《会计》月刊为代表的二十四家杂志社的发行人决定出版《青岛市杂志联合刊》。其总体内容的确定，由《会计》月刊的吴雁南等负责向各刊及社会上征集选定，发刊词由《青声》月刊的芮麟和《影剧》周刊的姜铭琛负责执笔起草，联合刊的经费虽名为共同出资，但由《会计》月刊及《青声》月刊先行垫付。后，其他各刊也只象征性地进行了负担。
联合刊发刊词的撰写，既要体现联合刊推动青岛文化事业发展的宗旨，又要考虑各杂志发行人的接受程度，父亲可谓脑汁绞尽。他曾请王统照先生以读者身份对发刊词初稿，予以评论和斟酌，王先生也率直提请父亲注意发刊词应力求暴露文化时弊，争取撰写自由，取得读者支持的原则。在联合刊发刊词定稿讨论时，为顾全各杂志业同仁要求，虽添加了以免贾祸的应时文字，但发刊词的刊出，毕竟令当时的广大读者大为深省，反响强烈。发刊词写道：
“本来国家大事，不须小民挂齿。至有关军事、政治、经济等自有专家们在研究探讨、决策、施行，以救亡。而目前的一团糟，也许不久会在大人先生们的宏猷良谋下抢救过来，重庆升平！
”如此说来，青岛市的杂志联合刊，真是一件多余的事。尤其是纸张狂涨，工人每月增薪，读者购买力逐日减低，并且编辑们一言不慎，文字最易贾祸。执笔者、发行人都不免大倒其霉，甚者则非砸即囚，如此这般，司空见惯。说句干脆而沉痛的话，还是停刊关门大吉的好。
“可是事又不然，偏偏这般硬骨头的穷汉们要联合起来出版。因为我们是小民，也正因为我们是文化工作者，我们不能就这样轻轻地放弃了自己的岗位，脱卸了自己的责任。我们虽不是什么专家之流，高谈阔论可以博取政府，一步升天，更不是什么满腹经纶的大人先生，一执教鞭可以使‘天下摄然，民安其生’。虽也不免有时忧国而复忧家，却难得登呼庙堂之上，发抒伟谟宏论。纵然有所见地，可以扺掌而谈，也不过三五知己在茶余饭后，发发牢骚而已。其于个人素愿何？其于所负文化使命何？也正是因此在二十四个单位杂志社的同仁的商量之后，为了各人所负的使命，应有的责任，即使各人本身都是小民，可是小民也应该在行宪后，各尽其为主人的责任。况乃自负为文化工作者目睹国事蜩螗、社会不安、民命如蚁、饿莩载途的今日，我们为主人的文化界的同人，宁能一言不发，宁能袖手旁观，宁能看火烧到身边无路可走，也一同跳进火坑算完？为了这些，或不仅这些，我们不能不振奋起精神，联合起力量，重整旗鼓，大张挞伐，为青岛市的文化事业争一口气，为青岛市的文化工作者辟开一条坦途。我们相信在这一条坦途上终于会生出灿烂的自由之花，光辉的幸福之果。……”
《青岛市杂志联合刊》1948年6月20日出版，在内容上兼收了《军人，流氓！强盗！》、《救灾义选原来是玩歌女》等多篇暴露性诗文，直言不讳地鞭挞了腐败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映现出当时的文化界要求民主进步发展的愿望。联合刊的发行，是四十年代后期青岛市文化界人士反对当时文化桎梏的一次自发联合行动，它在内战期间的风雨飘摇几个特别市中，亦是较为鲜明突出的刊物。尽管后来父亲出面应付过当局主管机关对《联合刊》背景的查询，《联合刊》杂志也终因诸多原因，而与《青声》月刊等杂志一样，殊途同归，停刊了事，但王统照先生对青岛民主进步文化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却使父亲一直铭记在心。
五、王统照先生替先母《离乱十年》一书作序
抗战胜利后，王统照先生出于对时局的忧愤，他同期的文学作品以含蓄凝练、寓意深沉为特点，直抒胸臆的文字不多。王先生文风严谨，一生鲜为他人的著作写序，而替母亲的《离乱十年》一书作序，却慷慨应允。这既是他对乾坤出版社在艰辛条件下为中国的文化出版发展，做过努力的赞佩，亦是他对先父母在文化事业上的执著追求，表示敬重和情谊难却的支持例证。
1947年春，在《青声》月刊建社同时，先父母共同创办的乾坤出版社，亦成立了，这是中国抗战胜利后国内唯一的一家夫妇出版社。在短短两年内，他两人包揽创作、编辑、校核等一应事务的乾坤社，出版过诗集、山水游记、传记文学等体裁的七本书，其中先父母的个人著作即达六种，一时名震青岛，在当时的中国，亦属罕见。
先母黄哲渊，1937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离乱十年》是她继《产妇日记》后写的约二十余万字的战时回忆录，是乾坤社最后出版的一部书。创建乾坤出版社是先父母对振兴青岛文化之宏愿相连的。尽管他们也看到“在这一个民穷财尽的局面之下，出版事业是极难得到发展的一条路”！然而母亲在《离乱十年》中追忆“但是玉（指父亲）和我，偏偏在这一种工作上，有浓厚的兴趣”、“玉唱我随，鼓足勇气，宁可家里没有买菜的钱，也不能使喜欢的工作半途而废；他天天为出版事业发愁，却很少为衣食住行费过心”。她又说：“安贫乐道，是我们读书人应该有的本色。我们到了儿女成行的年龄，家庭的责任，一天一天的大，生活的担子，一天一天的加重，按常情常理来说，应该在这一个时候，努力想办法发财，应该趁着这个时期，奠定经济的基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致富的问题，我们却常常共谋如何发展出版事业。在我们两个人的头脑中，已建立了一个理想中的乾坤出版社……”。
王统照先生目睹乾坤社的工作，尤为赞赏先父母的人生情操，对《离乱十年》的写作，始终关心备至。他茶余饭后来我家闲坐时，常称先母是父亲“文化事业上必不可少的贤内助”，询问“书写得怎么样了……”1948年夏，《离乱十年》稿毕，先父母婉辞了有关方面出于安抚需要，欲将书稿在青岛影响最大的《民言报》连载结集的建议，约请王统照、冯沅君、萧继宗等诸位先生作序，以两代人渴望和平、停止内战为主题内容的画图为封面，借资将书稿付梓印行。
1948年7月，王统照先生阅毕校样，欣然作序。在其序言里他阐述了对文学创作的观感，语意深长地指出文学作品“有无意义，并不在事的琐屑与伟大，而在作者的人生观与其情感的真实与否。譬如杜甫诗里，尽多对于小鸡白鱼江花茅屋的描写，尽多命儿子树鸡栅叫童竖摘苍耳的感怀，并非一首首一句句全是‘致君尧舜上’，‘许身稷与契’那样话。然而极琐极细甚至极俗的事，都变成了他的好诗。又如卢梭的《忏悔录》，高尔基的《母亲》等震惊世界文坛的不朽之作，虽时代不同，思想各别，然而这种著作里，其为身边琐事则无以异。他们并不板起面孔，俨然以大道以训言教诫世人，使读者望而生畏。反之，把自己的幼年或青年壮年的生活，琐琐碎碎，和盘托出，甚至就连世人俗见以为不可告人的冲动情热，亦复述出，为什么感人？为什么价值永在？”
王统照先生在序言里还表抒了他对抗战文学创作的期望：“抗战八年中，多少人流离死伤，艰辛苦痛，整个说是一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悲壮史诗。就这其间播荡浮沉的个人说，我想每个有心的中国人，俱有其永久记忆的宝贵经验，纵然所处地方不同，所经过的生活不同，所负的任务不同，但除却毫无心肝者流，如果总集起那漫长的岁月中的己身经历，笔记出来，岂止是自己的记录？无论如何想法，总与那个伟大的时代，以及社会人心的变动，在在有关。但胜利已过三年，至今则连这等直抒胸臆、并记述当时情况的著作，并不多见，更不必说因八年血战而启引出的划时代的伟著了。自然以种种关系，执笔与印刷，都有许多困难，可是我们的创作力，甚至翔实的记述文章，也如此缺少，不能不令人兴叹！”。
关于对母亲的《离乱十年》一书，王统照先生序言里评介：“哲渊女士以每日公暇与理家务照顾儿女之余，以半年工夫写成此书，校样印成，出以相示，使人读去不易释手。她本身与玉庐先生的经历以及情思踪迹，变化错杂，抛开文笔不论，其中情感之真切，风物之描绘，前敌抗战之窘苦，后方生活之艰难，虽处处以个人为基，而在在都有此一时期中国与强敌抗衡的社会缩影。除此外，作者的热诚真感，尤其是超乎文字以上的特点。哲渊女士以有限时间，并没意匠经营，有意的使成为文学上的著作，但就娓娓而谈，平直叙述，已足动人。不妆点，不弯曲，不矫饰，自有明白如画的长处。原是内容的生动，比起有意修饰的布局文词，实更重要。何况一切都是真实的记录，恋情与战斗，个人与国家，打成一片，结为一体的生活表现，此中自有真境。盼望这类记录当时身经的抗战期中的著作，能够多多刊出，给那场伟大悲壮的史诗，多留下几部插曲，也使人不易把那段艰苦的岁月，被当前的纷扰忘却。即使是身边琐事，是这样的有关国家民族的身边琐事，则琐细中固有其价值所在。作者与玉庐先生必属略写阅后所见，遂拉杂写此，视作‘常谈’便好”。
毋庸讳言，王统照先生对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爱国思想和文学创作理念，乃至他与先父母在抗战胜利后气息相通的友好情谊，从这篇序言的字里行间，即见一斑，也显示出他对“不易把那段艰苦的岁月，被当前的纷扰忘却”的寓意。
上述史实，以父亲芮麟为侧面，概括绘抒了他与王统照先生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段交往。1949年建国后，除一九五七年六月先母曾被作为特邀代表，出席过青岛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外，因历史变迁，先父母销声文坛，潜心执教，而王统照先生应邀赴省垣，任职山东省文化局，与先父至此天各一方。
（笔者时系青岛市第八、九届市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