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庆功宴上的宾客和坐席

1911年的10月10日，作为武昌首义日，距今整整110年。不管学术界对包括这一历史事件在内的辛亥革命有何评论和争论，在我本人来说，还是要给予肯定，正像以前讲座时我提过的一样，两千多年专制社会，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之时，中国人的人命，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尤其不值钱，我也常因此而怀疑所谓的三千年或五千年文明是不是一种嘲讽的修辞？不过，这一次由王朝帝国而为民主共和，大体来说可以算是和平交接政权，虽然相比英国的光荣革命有些逊色，但是于中国自身来说，已经是破天荒的重大进步了。

正是基于这一点，10年前的今天，我就曾想表达一下心意，可是北京和台北同时在那纪念辛亥100周年，大有“上等货”和“二等货”握手言和、两岸一家亲之感。因为他们太热闹，我又不愿凑热闹，所以就一直默默等到今天。

中国人吃比较正式的饭，讲究个坐席，有个礼数，什么主宾、主请、主陪的，这些我都不懂，属于典型没文化那种，所以今天的庆功宴，这个座次安排，由各位行家帮忙，我只负责把列席名单拿出来。

今天的庆功宴，是私人宴会，我不准备大宴宾客，就一桌，十几个人。接下来我就开始发请柬了，并且还要给出邀请的理由。

第一个要邀请的是武汉的日知会、文学社和共进会，包括吴兆麟、刘静庵、曹亚伯、胡兰亭，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唐牺支以及熊炳坤、刘揆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很多人。之所以邀请这三个社团，是因为10月10日的兵变，从小范围发生到大范围响应，以及当天晚上就占领武昌城，他们此前的基础性工作做得非常好。

不过，在辛亥革命进行之中，文学社和共进会因为领导人问题发生内讧，共进会拥戴黎元洪，文学社拥戴黄兴，结果导致文学社力量大损，还造成湘鄂之间的矛盾。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就发生这样的内讧，实在是该打板子。鉴于这三个组织的人员太多，也两个组织因为内讧影响大局，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选择吴兆麟，因为他首先不属于这两个组织，其次他后来被黎元洪任命为鄂军参谋总长兼第五镇统制，级别也够。

第二个要邀请的是汤化龙。作为湖北省咨议局局长，也就是省议会议长，汤化龙的地位可不一般，等于是体制内的高官。他11日，也就是武昌首义第二天，就主动去找起义者，声明自己支持他们。这下那些群龙无首的联排长级们可乐坏了，马上推举汤化龙做领军的都督。可是汤化龙拒绝了，说自己不懂军事，而此时起义部队需要军事专业人才。那些低级军官们马上汇报说已经邀请协统黎元洪出山，可是还没谈妥，于是汤化龙去找黎元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促成黎元洪答应做起义的军事领袖。

汤化龙接下来还做了很多直接影响战局和政治局势，包括国际政治局势的举动，比如以湖北咨议局的名义通电全国，请求各省响应；比如将咨议局当成军政府；比如在10月14日深夜制定《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比如与黎元洪一起促成了海军反正；比如命令汉口各团体联合会负责协助维持武汉的社会秩序；比如与宋教仁一起拟定《鄂州约法》；比如陪同黎元洪接见国外记者，积极开展外交，成功地取得了各国的谅解，被视为交战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晚清以来，尤其是伟大的义和团事件，各国只要认定是暴力乱匪，是会武力介入的。这事，各位可能都没有社会革命的经历，不知道其中的厉害。

我个人认为，在辛亥革命前期阶段，功劳最大的就是汤化龙，可是主流历史学界一直说汤化龙的这些举动是“窃取革命果实”、“两面派”。每当看到这种说法，我很是为这些学者和教授们悲哀，一辈子读书、写文章，无非是意识形态的注脚。可是他们甚至都不动脑想一想，在1911年10月11日那天，谁能确定武昌起义一定会成功？这是“窃取”还是冒着全家被杀头、被株连九族的风险？历史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向前发展的吗？这种站在后来历史的角度去妄议历史人物的劣习非常有害，直接害了几代学者，以至于直到今天晚清民国史还不能恢复常态研究，非常令人痛心。

在邀请汤化龙的同时，我还想邀请一下同是湖北省议员的胡瑞霖。胡瑞霖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经科，时任湖北谘议局议员，1910年曾与汤化龙组织“汉口宪政同志会”，并联合各省谘议局派代表入京请愿。邀请他的理由除了他参与刚才提到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制定外，还有他关键时刻提议谘议局先垫付一万元（也有说5万元）。各位肯定没有起义的经历，不知道起义、打仗这类事情，表面上是军事，背后就是钱和政治。因此，胡瑞霖的举动对于起义人员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后来他也因此成为军政府财政局长。所以我决定请他。

第四个要请的人必须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近几十年来慢慢恢复了历史本真面目，很多主流学术界的教授们也承认他训练军队有方，本人思想开明，是当时的名将，而且早在辛亥革命革命前，就已经被共进会和文学社内定为都督。至于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可以说没有他的临阵指挥和巨大号召力，起义能否维持成果，以时间换得几个省独立，以及辛亥革命能否成功，都得另说。但是因为此前被国民党和历史教科书以及一些混账电影、电视剧丑化得太严重，一时间在公众层面，尤其是在那些看了几本历史书就自以为是的人那里，这个弯还不那么容易转过来。至于那些粉红和“国粉”，就更不用说了。我一个画家朋友，是国粉，我告诉他真相，他不接受，然后跟我吵架。国粉骂粉红的时候，都可能耐了，但是轮到自己时，就死活不肯转换脑筋，非说我故意黑同盟会、国民党，还举出黄仁宇、辛灏年、唐德刚等一些名流帮忙站台。我忍不住地怼他说：这些人都是很优秀的作家，可是并不是历史学家，老兄你需要有点专业精神。他当时被怼得没话说了。因为他们是他的天，我却说他们是看得见的天花板。我这个人修养太差，不应该当众揭底的，中国人讲究面子，讲究逢人只说三分话，我太不中国了，应该检讨。不过，我不想改正这个缺点。

回到正题。黎元洪被丑化，用今天的网络话说叫被黑，与“床下都督”一说有直接关系。意思就是黎元洪害怕革命，起义将领去找他时，他吓得躲在床下，而且后来的版本是躲在小老婆的床下，结果被起义军揪出来，用枪逼着参加了起义，成了领袖。

关于这个一看就是胡扯的歪理邪说（黎元洪健壮的身体根本不可能钻进床底下），具体从何时产生，我没有特别详细地考证，但综合此前的研究看，可能最早出自汉口英租界张振武出资创办的《震旦民报》上，主笔蔡寄鸥在社评中斥责黎元洪时就使用了“床下都督”、“逃跑都督”的说法，后来他又写了讽刺小说《床下英雄传》《新空城计传奇》。这本是民间写手的泄愤或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就像今天众多的网络写手和自媒体主播人一样，听风就是雨，胡编乱造都不眨眼。但是很多人，尤其是奉国民党为正统思想的人，却把小说当事实，写进历史著作，如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1935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文公直的《中华民国革命史》，1981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版的胡汉民的《胡汉民自传》等，1949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主流历史著作和那些狗屁电影和电视剧，包括很多人看好的《走向共和》，都是以讹传讹，众口铄金。

第五个要邀请的人，各位不但可能不熟悉，而且熟悉的也大多会反对我。这人就是第八镇统制张彪，也就是协统黎元洪的顶头上司。主流历史学家和学者们，都认为此人就是满清的权贵打手，甚至著名的冯天瑜教授也亲口对我说：“张彪在湖北新军将领中以贪腐著称，首义交火间顽强抵抗民军，民国后在天津恭迎宣统。此人没有多少再作评价之处了。”可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被民国政府聘为高等顾问，还授予陆军中将衔呢？与我这个疑问相关的是，张彪在武昌起义前后，究竟是个什么历史面孔？

这里不是专门讲张彪的地方，但是简单普及一点重要信息是有必要的。一个是1906、1908年的两次秋操，用今天话说就是阅兵演习，南、北新军到一起竞赛，张彪都得到朝廷的嘉奖。这表明在军事业务素质方面，张彪很优秀。那张彪何以这么优秀呢？我只说一点，各位可能就明白。张彪曾三次到日本考察学习，回国后组练“新军”时，先后聘用了30多名外籍军官担任教练及顾问，其中有一战时德国军队参谋长鲁登道夫、日军顾问寺西秀一等名将。尤其是他还办理湖北武备学堂，等于说武昌起义的那些新军，基本都是张彪的学生。中国有一句习语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在今天自然没人当回事，我也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但是在当年，还是有一定分量的。看看袁世凯之于北洋新军的地位就可以做参考。

第二个材料是张彪纯粹是本土被提拔的，跟段祺瑞、冯国璋、吴禄真等留过学的人不能比，能做到第八镇统制，除了自身素质高，还跟张之洞的慧眼识英才有关。当时有所谓张之洞最为倚重的文武双臂之说，文是梁鼎芬，武是张彪。张彪自身学识不够，当然对张之洞敬仰有加，难免不受影响。张之洞这个晚清重臣很值得研究，因为表面给大家的感觉是一本正经地维护大清，但是在默默无闻地纵容革命党方面，又是一个思想开放、识大体的晚清掘墓人。

第三个材料是当年起义人许兆龙的一篇回忆文章《蓝天蔚》，其中写道：有一天深夜，张彪巡营时发现一个兵营宿舍灯火通明，走进去看大家正在学习，不但当场表扬，而且还拨了专款用于学习。许兆龙为此评说：“汉满不两立，是我们当时之主义，我们不能因私废公，跟张氏走死路。但我们未忘张氏私情，当辛亥年武昌首义，率军围攻湖广总督衙门时，曾令攻击部队，不得火攻张氏私宅（张氏之私宅在总督衙门右侧之包头堤）。及攻下总督衙门后，即派兵防守张宅，不准乱兵游勇和坏分子侵扰，并给予张之家人衣食等等，以酬张氏昔日优待我们之情。”

列举这几个材料后，我想我有理由说：当新军起义时，也就几百人，后来增加到约4000人，一个材料说，当时连兵带军校的学生一共七八千人。维护大清的兵力也有三四千。另一个材料说，起义的满打满算也就5个营，武昌当时一共有22个营。对于具体战史，我没有专门研究，暂时就按照数据小的为标准。那么，如果张彪当年真心想维护大清，站起来振臂一呼，那三四千士兵积极响应，起义的队伍能否那么轻易地占领武昌城，是不好说的。可是张彪当时就对手下说：自己人不能打自己人，然后边打就边撤退了。

或者是不是可以说，作为体制内的军事高官张彪，以退为进地协助了另一个体制高官汤化龙，并进而帮助了起义军呢？尽管这个假设在主观层面能否成立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论证，但从客观结果来说，是可能的。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要宴请张彪同志。

第六个要请的人，可能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那就是湖广总督瑞澂。我要请他的理由是，那边一起兵，这边他就弃城逃走了。你说，张之洞、张彪、汤化龙、黎元洪等汉臣心猿意马可以理解，但是瑞澂是满洲正黄旗人，属于党内嫡系，说得更严重一点，大清是你们家族的呀，怎么能不抛头颅洒热血呢？不是平时经常说“万死不辞”吗？怎么一经考验就节操碎了一地呢？恰恰是基于这一点，我今天要宴请这样“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阴阳两违，欺上辱下”，且“情节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影响极其恶劣”之徒，因为他们若不这样，或者完全是相反的状态，辛亥革命能否成功，还得划个问号。从历史的大义角度讲，瑞澂总督是以牺牲自己一生名节成就辛亥革命的人，我认为不应该遗漏了这样的有功之臣。当然，我这样说有些小人之心的厚非，因为瑞澂到底为何不坚决抵抗，我并没有深入研究，只能基于现象做评论，就像那些大街小巷的历史评论家们一样。做这个补充性的说明，是因为我知道在晚清立宪上书时，瑞澂曾站在立宪派一边的。

第七个要请的人是在湖南响应起义的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选择他的理由是，辛亥革命前，他与湖北共进会孙武、居正等商议两湖起义，订下盟约：“长沙先发难，武汉立即响应；武汉先发难，长沙立即响应”。等得知武昌起义后，他与陈作新10月22日最先响应武昌起义，并攻占长沙，次日建立湖南军政府，被推举为都督。而且10月28日 ，他还派出支援湖北的军队。无论是焦达峰信守诺言响应武昌起义，还是顾全大局派兵前去武汉，都对压力很大的武汉起义军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和帮助，也对其它省份的独立和起义起了促进作用。基于此，我认为应该邀请他入席。

第八个要请的是张绍曾。理由是虽然已经有湖南、陕西、江西、云南、陕西等省的几处起义和独立事件发生，但对京城的触动还不是很大。10月27日，驻守滦州的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卢永祥、蓝天蔚等四个协协统发布通电，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政纲”。具体内容我这里不多说，大意就是逼着北京政府迅速立宪。两天后，10月29日，张绍曾扣押了运往南方的军火，包括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滦州兵谏”。要知道滦州事实上京城的北大门，战略要地，“军区司令”如此大胆妄为，京城自然要恐慌，于是皇室一面赶紧电令刚刚南下的袁世凯速回北京，一面派海军大臣载洵去疏通，一计不成后又派吴禄贞去疏通，结果张、吴联合，要一起起兵攻打北京。就在滦州兵谏之时，山西的阎锡山起义，宣布独立。这一北一南，给北京的压力可想而知。虽然后来张绍曾被南调、蓝天蔚被免职、吴禄贞被暗杀，山西的起义军被曹锟的部队击败，局势一度有所恢复，但是对北京政府所造成的压力和影响，可以说间接促成了南北和谈。

第9个要请的是一队外国人，也就是各国驻守武汉、北京的公使，包括英、法、俄、德、日、美、意等十余国。鉴于病毒流行，和我本人资金不是很充裕的情况，免于他们赴宴，但感谢牌或感谢辞，要以我个人名义向他们所在国驻华使馆发去。邀请他们的理由是，在起兵之初，他们判断不好形势，以为义和团又来了，于是开始准备兵力介入，但是随着汤化龙、黎元洪等军政府要员的安民手段和宣传，各国终于意识到这次兵变跟以往不一样。这里给两个材料，一个是10月11日、12日，美国驻华代办卫里（E. T. Williams）向政府报告：“那里的外国人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革命党人有意避免攻击外国人”。13日，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向总统报告：这是“中国发生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迄今外国人的利益一直受到悉心尊重，这就将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区别开来，并表明了领导层的智慧，努力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另一个材料是，10月17日上午，英、俄、法、德、日五国驻汉口领事推举英国领事葛福向鄂军都督府递交会衔公文，承认起义军为国际法上的交战团体，各国将严守中立。后面的南北和谈，各国领事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包括到底选择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时，也都有他们的身影。可以说，辛亥革命能够成功，没有各国的中立和间接帮忙，也很难说那么顺利地成功。因为如果前几天按照瑞澂的告诫，说乱匪闹事，各国都很紧张，差点就炮轰起义军了。

第十个要请的是同盟会。对于邀请同盟会，我有点犯难，因为教科书或主流历史研究著作上所写的，辛亥革命就是孙文等同盟会领导成功的，共进会、文学社都归同盟会领导、汤化龙是“两面派”、黎元洪是床下拉出来的、滦州兵变只是小插曲、各国领事都是大清的帮凶，那你说这庆功宴不就是同盟会大小领导的内部聚会了吗？我不是否认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比如起初黄花岗等几次起兵，比如10日晚何贯中、李济深等试图将漕河铁桥炸毁以延迟清军南下，比如黄兴接受黎元洪委派成为前线总指挥，比如宋教仁与汤化龙一起研究草拟《鄂州约法》，比如陈其美等在上海发动起义，比如各省的同盟会会员响应武昌起义在本省、本市发起武装起义等，不一而足，功劳也不可谓不大。按理说，请上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居正、孙文等几个人也不多。

但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也必须说，比如武昌起义第四天，谭人凤与居正到达武昌首先想到的革命领导权问题，谭人凤甚至鄙视“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比如黄兴和宋教仁得知武昌起义后，犹犹豫豫到10月28日才抵达武汉，一路上探讨的是如何夺取革命领导权，他们的意思是让黎元洪成为黄兴的下属。而且于11月2日秘密策划推举黄兴为湖北湖南大都督，试图凌驾于黎元洪之上。11月13日，宋教仁不辞而别去了南京；比如革命的关键时刻，同盟会人以“电报事件”等借口迫使汤化龙辞职隐居上海；比如陈其美同李燮和在上海争夺沪军都督；比如陈其美先在1911年12月12日杀害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陶骏保，后在1912年1月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比如宋教仁、陈其美等在12月4日召集各省留在上海的代表开会，选举出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制造闹剧，等等。

所有以上行为，当年都造成极恶劣的影响，这是我犯难的原因所在。不过，比较权衡我也做了宽大处理后，决定给他们三个名额，即黄兴、宋教仁、孙文。排名按先后顺序。

第十一个要请的人是张謇、赵凤昌。这两个人中，张謇各位都比较熟悉，他是晚清最后一任状元，晚清立宪派的重要推手，商界精英。本来武昌起义时，张謇忧心大清政府，10月30日之前还一直敦促各省长官出面催促大清立宪。但是11月6日，他打电报给袁世凯，劝他尊重国内大多数人“趋于共和”的现实，回北京争取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立共和政体，“能做中国的华盛顿，行民主共和于中国”。11月8日，他又分别给铁良和张人骏写信，劝他们断然放弃武装反抗。在12月1日南京光复中，张謇功劳卓著。张謇不仅来这些虚的，还以江苏省议会名义送革命军牛50头、酒千瓶，还以通海实业公司名义送6000元、面粉千袋、布千匹，犒劳江浙联军。财神就是不一样，支持革命实实在在。我也曾多次想过，什么时候自己能这么有钱呢？

赵凤昌，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但是专门做这段历史的学者、教授们都不会漠视他的存在，而且也知道他是张謇的朋友。赵凤昌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绝对是晚清、民国初期的重要术士，辛亥之前的重要业绩就是庚子事变时促成东南互保。对于武昌起义，他从10月10日当晚就开始关注起来。之后他得知北京政府派荫昌、萨镇冰前去镇压武昌起义军，他急忙找郑孝胥给萨镇冰写信劝他不要炮击武昌。他听说北京政府新任命唐绍仪为邮传大臣，他赶紧写信给唐绍仪建议他暂时不就任；他听说大清政府正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他赶紧给外务大臣梁敦彦写信劝他阻止借款。之后，他在上海的惜阴堂住宅，成了南北各界重要人物的聚集地，黄兴、张謇、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李平书、庄蕴宽、章太炎、蔡元培等悉数聚集在这里。南北和谈中，赵凤昌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我引入个材料：当时北方代表团成员冯耿光在回忆文章里写道：他把北京发来的电报给唐绍仪后，唐绍仪兴奋地说：“北京回电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冯耿光觉得奇怪说：不是伍廷芳在谈判吗？为什么先打电话给赵凤昌？唐绍仪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事实也确实如此，唐绍仪被任命为和谈代表后，第二天致电赵凤昌：“明日赴汉口开议，请公约东南人望如张季老、汤蛰老赴汉会议为幸。”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何黄兴说：张謇和赵凤昌等人为“缔造共和，殚尽心力”。包括后来的南北和谈进入僵局之后，也是赵凤昌和张謇从中斡旋后，双方继续谈判。

所以我请客，自然不能漏下他们俩，否则内行会笑话我连业余选手都不是了。

第十二个要请的人自然非袁世凯莫属。要说老袁实在不容易，从起先的坚决效命于大清皇室，到后来力主君主立宪，再到后来同意民主共和，这个过程中他要不停地调整思想，顺应形势，这实在是不容易。至于辛亥革命的功劳，我这里不想多讲，但我很负责任地说：没有袁世凯的大智慧，从晚清到民国，不会那么顺利，代价也不会那么小。

本来一桌十二个人，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很遗憾，因为放眼望去，座中一个女性都没有，实在太男权中心主义了，所以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说，也应该加进去一个女性。这自然是玩笑话，这样庄重的场合，我岂能为了点缀风景、凑人数而不讲原则。我要邀请这个女性，实在是很重要，我甚至可以如果缺了她，这宴席就失去了三分之一意义。

这个女性就是大清国的隆裕太后。为什么要请隆裕太后呢？我以为在大清向民国和平交接政权中，作为大清守江山的拍板人，隆裕太后最终选择放弃，完全是无奈之举，而不是没做努力就轻言放弃。来看两则材料：一个是10月20日的清廷上谕：“现将孝钦显皇后所遗宫中内帑内拨银二十万两，由内务府发交袁世凯派委员在湖北一带核实振济，以惠灾民”；一个1912年2月9日《大公报》：“皇太后屡颁内帑，经袁内阁知会度支部，作为购买爱国公债款，并填给收单进呈。兹查所收之款，第一次内帑黄金七万九千九两五钱，第二次内帑银一百万两，第三次内帑银二十万两、金八万两，共计折合银元一千零十六万二千九百十元。”

打仗要花钱，国库没有钱了，自己把自己的家当全拿出来了，没有私心，她对得起大清的列祖列宗和活着的八旗子弟。即使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看到此情此景，也会原谅隆裕太后的。同时，隆裕太后也对得起四万万中国人，因为如果她强令搜刮民财，尤其是来个“打黑除恶”，查没大户的财产，再选派那些对大清忠心耿耿的将领杀赴前线，与装备很差的各省起义军一决雌雄，历史也许就会改写。

我想可能不仅我这样认为，当年隆裕太后抑郁而终时，袁世凯亲自举哀致祭，副总统黎元洪更是在唁电中称赞隆裕“德至功高，女中尧舜”。

我想这时引用一下正式退位诏书的一个底本，就当是草稿好了。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值得一看：“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现将新定国体，无非欲先弭大乱，期保乂安。若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两害相形，取其轻者。此正朝廷审时观变，恫吾民之苦衷。凡尔京、外臣民，务当善体此意，为全局熟权利害，勿得挟虚矫之意气，逞偏激之空言，致国与民两受其害。”

这样的话，虽然未必是出自隆裕太后之口，虽然也难免会有人说：这不过是做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不敢反对这种观点，但是我总是想，如果当政者哪怕假意说出这样的话来，也还是挺让人欣慰的，总比什么“不惜一切代价”“永葆江山”之类的野蛮话要好很多。

好了，今晚我要请的民国功勋就这些。至于如何安排座次，就看各位的了。安排好后，告诉我一下，让我学学传统文化。同时，也辛苦草拟一个邀请函，给上述被邀请的人快递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