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栗子
老在异乡，怀旧当作补品
玮玮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们的爸爸是同事，大家住在一个院子里。玮玮与我同年，一个短暂的时间我们还是同班，小学四年级时我们走得最近，几乎总在在一起玩。玮玮的妈妈走得早，身后留下四个孩子，后来她爸爸续了弦，但玮玮的姥姥始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无微不至地替女儿照管着四个孩子。
玮玮是兄弟姐妹里最漂亮的，人们都说她像妈妈。她妈妈在门诊部药房工作，我总爱生病总去门诊部，可对玮玮妈妈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能因为个头矮小，够不到药房的窗口，所以看不到里面的人吧。我认识玮玮的时候她妈妈已经不在了，她的继母王阿姨我倒认识，只是互相礼貌的打个招呼保持着距离，玮玮对继母淡漠，我自然随她了。但玮玮的姥姥是我喜爱的，在她家玩耍时姥姥也来凑热闹，孩子大人扭成一团，笑得地动山摇的。姥姥晒得地瓜干好吃得一塌糊涂，在她家吃够了，临走时姥姥还一把把地放进我衣服兜里带回来，姥姥真好！没记错的话，姥姥是山东烟台地区人，跟诸葛亮同乡，说活带口音，很中听，我们常学她说话，亦是开心，在玮玮家总是很开心，时至今日我都忘不了姥姥，她就像是我的姥姥，我不认识自己的姥姥，我还未出生她就走了。有一年我回国正赶上玮玮也从美国回来，我俩见面东拉西扯自自然然就聊到姥姥，儿时场景的温馨固执地留在记忆的胶片上。玮玮提起姥姥的一段往事让我俩开怀大笑，文革时部里广播站由大宋把持，她天天在大喇叭里的第一句话是：“七机部广播站……”姥姥听后大惑不解，她拉着玮玮悄声问，“大宋挺文明的，怎么天天在喇叭里骂，七机部，王八蛋呢？”还有一次很危险，姥姥问玮玮，为什么广播里总是喊毛主席万臭无香，毛主席怎么啦？全家人被姥姥吓得半死，千叮万嘱姥姥再不要说了，否则全家都要下地狱。
玮玮也经常长在我家，她姐姐玲玲和我姐是同班同学，大家彼此相熟，甚至我家的亲戚她都认识，放暑假时，我三姨和五姨家的孩子也会来我家暂住，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凑在一起，俨然一座花果山。令我和玮玮终生不忘的一件事，是我们下象棋把我表哥赢了！我和玮玮都爱下象棋，两人半斤八两的有输有赢，但和我表哥下棋，除了输还是输，我们灰头土脑，表哥洋洋得意，我俩恨钢成铁。表哥是尖子，学习门门灵光，体育上蹿下跳，自己鼓捣无线电，自己鼓捣航模，似乎没有他不涉及的领域，要命的是他没事就跑到马路上看老头下棋，损招儿学了一肚子，加上他年长二岁，和他打擂台我们不输谁输呢。1964年的那个暑假，玮玮、我和表哥在我家凉台上对阵，知道反正得输，我俩下得心猿意马，一边下还一边唱歌，唱的是话剧《江姐》里的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表哥叫我们唱得脑子开始哆嗦，一再喝令我们禁声，可惜他的抗议在两个十岁的孩子身上毫无作用，在江姐“一片丹心向阳开”之下，表哥竟然被我们将死啦！你们大概很难理解我俩当时的兴奋与高兴，就跟见到毛主席似的，那叫一个幸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俩都开始缓慢痴呆了，那局棋大树一般始终长在心里。我表哥也没忘，一提起就狠狠地斥责当时把他唱糊涂了才输在我们手下，让他耿耿于怀威严扫地，不就是下牌棋嘛，笑死牛皋气死周瑜的闹出如此大效果。
后来，玮玮去了另一个班还是另一个学校我记不住了，不常见了在一起玩自然就少了，但大家始终都是好朋友。文革开始后，玮玮和年纪大些的孩子一起混，然后索性跟着他们一块儿混入内蒙兵团，她后来怎么从兵团混出来我记不清了，直到她混进武汉华中工学院后才有了音讯，可我又忘记她混进哪个专业啦。她浪迹江湖时我一直在北京坚守，其实我也愿意在外面混，而且我也很会混，后来我终于混到欧洲，多少也是对年轻时遗憾的补偿吧，不混则以，要混就出国门越人种。
大学毕业后，玮玮回到北京，好像分到五院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大家才重新开始见面。到北京后不久她结了婚，住在中关村科学院的宿舍，她公公是有名的科学家，姓戴，哪门子科学家我还是忘了，我为什么不作科学家，很可能就是记性差的缘故，否则早已功成名就。玮玮不然，她是个脑门透亮的，学啥都门门儿清，学会之后立根指头就出大影。在研究所上班时她嗅到改革风，立刻开辟新领域作贸易，她虽然不摆地摊儿，却总能搞到货，都是南边来的新鲜玩意，台词也不过那么几句，“所里有人出差去广州给家人买的，尺码不对没法穿，我帮他卖出去。”大家都知道她是倒婆，但谁也不去说破，做戏就得齐心不是，再说东西稀罕，价钱可以接受，何乐而不为之。现在我德国家里还有一件超常大背心，就是当年从玮玮手上流过来的，都四十年了，居然不破，什么质量啊，现在没地儿找去。不知道玮玮小打小闹的发了多少财，当出国大潮涌来，地皮儿刚打湿，她就拉家带口的取道玻利维亚混进美利坚合众国。漂亮的玮玮，瞪着两只大牛眼，仗着脑门透亮，从小到大总能走在时代的前头，你不服都不行啊。
跟我一样，玮玮在家行三，小时候常随她家人叫她小三，我家阿姨也称我为三子，因此我俩有缘分抹泥吧。我发现排三的孩子胆子都大，再加上我们都是属蛇的，因而还加上分狡猾，凭借这两条强项，玮玮三十多年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财源茂盛。我在德国也是三十多年了，还穿着她当年2元人民币卖我的、四十年不破的大背心，同是行三同是蛇，蛇比蛇缠死人啊。六十岁那年，我和玮玮都特地赶回聚会，因为时间有限，我在北京只待了七天，和玮玮交换了不少情况，她还特地去我家看望我妈妈，把老太太的情况也都套走了。那时的老妈耳朵好使，大家从七机部聊到航天部，哪个王八蛋都没拉下，聊了个欢天喜地，还是从小的交情不走味啊！那次我得知，玮玮摇身一变开始做房地产，她四处寻摸购买一些陈旧的房屋，然后从新设计翻修焕然一新后再次出售。她自己设计改造旧房，有跟自己多年合作的装修队，因为彼此信任，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忙碌但有秩序，生意做得四平八稳。回到德国后，我有时打电话问候她，她正在路上奔忙，鬼知道她到底折腾了多少房地产，只知道她精神旺盛兴趣盎然乐此不疲。
每次玮玮跟我提起她的房地产时，我都能感觉出她的眉飞色舞，一个破旧的东边丑姑娘，丛她手里一过，成了西边的美女，玮玮很是为自己骄傲。我虽然记不得她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却知道肯定不是建筑设计，原本一个门外汉到了美洲后，居然顺势变成了行家里手！如数家珍这句话放在玮玮身上按说恰到好处，然而偏偏不行，当我提及她的家珍— 女儿和丈夫— 一定能给帮不少忙时，她马上大声喝倒彩：
“他俩，就知道自己玩，啥忙都帮不上。”
“那还不是你给惯出来的，你太能干了，别人做事你看不入眼。”我替她分析形势。
玮玮嘿嘿一笑表示默认，笑声里仍旧藏不住对自己能力的骄傲。
2016年，我有了手机，我们开始用微信通话，玮玮也会电话给我，我俩不搞房地产，不过是东拉西扯聊闲天。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北京，我俩又凑巧同一时间回国，一如既往，她又来看望我妈妈。那时她发现肾脏上有个阴影，回来做详细检查，查过之后说问题不大，她松了一口气。她告诉我，在美国她学了个什么功，名字我忘记了，只记得做地道了，人进入功态，就飞到云里啦，我听得很向往。她还介绍我买个桑拿小帐篷，简单易行效果好，我也照办了，回家后安放在卫生间，我先生立刻爱上了，没事就坐进去蒸蒸，一直到把蒸锅用坏。
大约也是在那一年，玮玮患上了癌症。一天我们通话，她说她和小戴去瑞士滑雪，刚到那儿两天她就发烧倒下了，本来以为不过是重感冒，回来一查才知道是癌，并且已经扩散。我听她说在瑞士度假，刚想责问为什么到了我的家门口都不肯屈尊光临，但听到下文我无法出声。玮玮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她和疾病整整争纠了七年，这七年里，我们每一次通话自然免不了说到她的病情，她叙述时声音中气十足，语调高低有致，好像病的是隔十条街远的邻居，我对她说，就凭这等心态，我死了你还活着。
玮玮做了多少次靶向、手术，我记不住了，我忘性勤奋，只是无论多少次治疗多少次受罪，玮玮说起来总是一如既往如同说十条街外的邻居。玮玮大将军般的镇定，哲学家般的淡然和英雄般的无畏，就像我俩十岁时执拗地唱红梅赞赢了一盘棋一样，半个世记后，她执拗地把疾病生死踩在脚下，就算病入膏肓，她的意志始终站立。玮玮做事做出了名声，即使病着也有人来找她帮忙，丈夫和女儿坚决抵制，玮玮坚决接受，自然又是她胜了。
“人家喜欢我的设计，我很高兴，跟年轻人在一起，听他们说说笑笑，也让我跟得上形势，比躺在床上生病强多了。”玮玮笑呵呵地对我说。
玮玮去做事后情绪好多了，家人后来也看到这点，任她金蛇自在舞。年复一年，和她同期患病的一个接一个的走掉了，她作为一个奇迹始终保持着记录。她询问医生，应该再如何治疗？医生反问她：
“其他的都走了，你是唯一留下的，你问我，我倒要问你，你是怎么做的？”
玮玮略微沉思回答：
“我什么也没想。”
医生感叹，“大概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想的缘故吧。”
一个被疾病折磨得如此严重的人，竟然如此放得下，单凭这一点就不是等闲之辈。
临终前二个月，玮玮来叫我，她大概觉出路就要走到尽头，来和我告别了。
“我现在瘦得吓人，肋骨一条条的突在外面，我去泡温泉时，人们都不敢看我，问我怎么啦为什么这样瘦。”
“我脑子不平衡了，总摔跤，上次摔断了大腿骨，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
“你倒是推着步行车走啊！”听到她走路无依靠我气急败坏。
中华民族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了，她居然不愿使用让人看上去衰老无力的器械，这个固执的老太太，要强胜于要命！
我们通过话不久，她回国了，回国不久，她走了。
人生70不算短，在我们这届里，她又抢了个头牌，她总是走在大潮的前头，她最后一次弄潮二年已过，我却始终忘不了的怀念着玮玮，在另一个世界里，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旧习不改的，什么都不想的弄潮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