玮玮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们的爸爸是同事,大家住在一个院子里。玮玮与我同年,一个短暂的时间我们还是同班,小学四年级时我们走得最近,几乎总在在一起玩。玮玮的妈妈走得早,身后留下四个孩子,后来她爸爸续了弦,但玮玮的姥姥始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无微不至地替女儿照管着四个孩子。
玮玮是兄弟姐妹里最漂亮的,人们都说她像妈妈。她妈妈在门诊部药房工作,我总爱生病总去门诊部,可对玮玮妈妈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能因为个头矮小,够不到药房的窗口,所以看不到里面的人吧。我认识玮玮的时候她妈妈已经不在了,她的继母王阿姨我倒认识,只是互相礼貌的打个招呼保持着距离,玮玮对继母淡漠,我自然随她了。但玮玮的姥姥是我喜爱的,在她家玩耍时姥姥也来凑热闹,孩子大人扭成一团,笑得地动山摇的。姥姥晒得地瓜干好吃得一塌糊涂,在她家吃够了,临走时姥姥还一把把地放进我衣服兜里带回来,姥姥真好!没记错的话,姥姥是山东烟台地区人,跟诸葛亮同乡,说活带口音,很中听,我们常学她说话,亦是开心,在玮玮家总是很开心,时至今日我都忘不了姥姥,她就像是我的姥姥,我不认识自己的姥姥,我还未出生她就走了。有一年我回国正赶上玮玮也从美国回来,我俩见面东拉西扯自自然然就聊到姥姥,儿时场景的温馨固执地留在记忆的胶片上。玮玮提起姥姥的一段往事让我俩开怀大笑,文革时部里广播站由大宋把持,她天天在大喇叭里的第一句话是:“七机部广播站……”姥姥听后大惑不解,她拉着玮玮悄声问,“大宋挺文明的,怎么天天在喇叭里骂,七机部,王八蛋呢?”还有一次很危险,姥姥问玮玮,为什么广播里总是喊毛主席万臭无香,毛主席怎么啦?全家人被姥姥吓得半死,千叮万嘱姥姥再不要说了,否则全家都要下地狱。
玮玮也经常长在我家,她姐姐玲玲和我姐是同班同学,大家彼此相熟,甚至我家的亲戚她都认识,放暑假时,我三姨和五姨家的孩子也会来我家暂住,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凑在一起,俨然一座花果山。令我和玮玮终生不忘的一件事,是我们下象棋把我表哥赢了!我和玮玮都爱下象棋,两人半斤八两的有输有赢,但和我表哥下棋,除了输还是输,我们灰头土脑,表哥洋洋得意,我俩恨钢成铁。表哥是尖子,学习门门灵光,体育上蹿下跳,自己鼓捣无线电,自己鼓捣航模,似乎没有他不涉及的领域,要命的是他没事就跑到马路上看老头下棋,损招儿学了一肚子,加上他年长二岁,和他打擂台我们不输谁输呢。1964年的那个暑假,玮玮、我和表哥在我家凉台上对阵,知道反正得输,我俩下得心猿意马,一边下还一边唱歌,唱的是话剧《江姐》里的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表哥叫我们唱得脑子开始哆嗦,一再喝令我们禁声,可惜他的抗议在两个十岁的孩子身上毫无作用,在江姐“一片丹心向阳开”之下,表哥竟然被我们将死啦!你们大概很难理解我俩当时的兴奋与高兴,就跟见到毛主席似的,那叫一个幸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俩都开始缓慢痴呆了,那局棋大树一般始终长在心里。我表哥也没忘,一提起就狠狠地斥责当时把他唱糊涂了才输在我们手下,让他耿耿于怀威严扫地,不就是下牌棋嘛,笑死牛皋气死周瑜的闹出如此大效果。
后来,玮玮去了另一个班还是另一个学校我记不住了,不常见了在一起玩自然就少了,但大家始终都是好朋友。文革开始后,玮玮和年纪大些的孩子一起混,然后索性跟着他们一块儿混入内蒙兵团,她后来怎么从兵团混出来我记不清了,直到她混进武汉华中工学院后才有了音讯,可我又忘记她混进哪个专业啦。她浪迹江湖时我一直在北京坚守,其实我也愿意在外面混,而且我也很会混,后来我终于混到欧洲,多少也是对年轻时遗憾的补偿吧,不混则以,要混就出国门越人种。
大学毕业后,玮玮回到北京,好像分到五院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大家才重新开始见面。到北京后不久她结了婚,住在中关村科学院的宿舍,她公公是有名的科学家,姓戴,哪门子科学家我还是忘了,我为什么不作科学家,很可能就是记性差的缘故,否则早已功成名就。玮玮不然,她是个脑门透亮的,学啥都门门儿清,学会之后立根指头就出大影。在研究所上班时她嗅到改革风,立刻开辟新领域作贸易,她虽然不摆地摊儿,却总能搞到货,都是南边来的新鲜玩意,台词也不过那么几句,“所里有人出差去广州给家人买的,尺码不对没法穿,我帮他卖出去。”大家都知道她是倒婆,但谁也不去说破,做戏就得齐心不是,再说东西稀罕,价钱可以接受,何乐而不为之。现在我德国家里还有一件超常大背心,就是当年从玮玮手上流过来的,都四十年了,居然不破,什么质量啊,现在没地儿找去。不知道玮玮小打小闹的发了多少财,当出国大潮涌来,地皮儿刚打湿,她就拉家带口的取道玻利维亚混进美利坚合众国。漂亮的玮玮,瞪着两只大牛眼,仗着脑门透亮,从小到大总能走在时代的前头,你不服都不行啊。
跟我一样,玮玮在家行三,小时候常随她家人叫她小三,我家阿姨也称我为三子,因此我俩有缘分抹泥吧。我发现排三的孩子胆子都大,再加上我们都是属蛇的,因而还加上分狡猾,凭借这两条强项,玮玮三十多年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财源茂盛。我在德国也是三十多年了,还穿着她当年2元人民币卖我的、四十年不破的大背心,同是行三同是蛇,蛇比蛇缠死人啊。六十岁那年,我和玮玮都特地赶回聚会,因为时间有限,我在北京只待了七天,和玮玮交换了不少情况,她还特地去我家看望我妈妈,把老太太的情况也都套走了。那时的老妈耳朵好使,大家从七机部聊到航天部,哪个王八蛋都没拉下,聊了个欢天喜地,还是从小的交情不走味啊!那次我得知,玮玮摇身一变开始做房地产,她四处寻摸购买一些陈旧的房屋,然后从新设计翻修焕然一新后再次出售。她自己设计改造旧房,有跟自己多年合作的装修队,因为彼此信任,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忙碌但有秩序,生意做得四平八稳。回到德国后,我有时打电话问候她,她正在路上奔忙,鬼知道她到底折腾了多少房地产,只知道她精神旺盛兴趣盎然乐此不疲。
每次玮玮跟我提起她的房地产时,我都能感觉出她的眉飞色舞,一个破旧的东边丑姑娘,丛她手里一过,成了西边的美女,玮玮很是为自己骄傲。我虽然记不得她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却知道肯定不是建筑设计,原本一个门外汉到了美洲后,居然顺势变成了行家里手!如数家珍这句话放在玮玮身上按说恰到好处,然而偏偏不行,当我提及她的家珍— 女儿和丈夫— 一定能给帮不少忙时,她马上大声喝倒彩:
“他俩,就知道自己玩,啥忙都帮不上。”
“那还不是你给惯出来的,你太能干了,别人做事你看不入眼。”我替她分析形势。
玮玮嘿嘿一笑表示默认,笑声里仍旧藏不住对自己能力的骄傲。
2016年,我有了手机,我们开始用微信通话,玮玮也会电话给我,我俩不搞房地产,不过是东拉西扯聊闲天。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北京,我俩又凑巧同一时间回国,一如既往,她又来看望我妈妈。那时她发现肾脏上有个阴影,回来做详细检查,查过之后说问题不大,她松了一口气。她告诉我,在美国她学了个什么功,名字我忘记了,只记得做地道了,人进入功态,就飞到云里啦,我听得很向往。她还介绍我买个桑拿小帐篷,简单易行效果好,我也照办了,回家后安放在卫生间,我先生立刻爱上了,没事就坐进去蒸蒸,一直到把蒸锅用坏。
大约也是在那一年,玮玮患上了癌症。一天我们通话,她说她和小戴去瑞士滑雪,刚到那儿两天她就发烧倒下了,本来以为不过是重感冒,回来一查才知道是癌,并且已经扩散。我听她说在瑞士度假,刚想责问为什么到了我的家门口都不肯屈尊光临,但听到下文我无法出声。玮玮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她和疾病整整争纠了七年,这七年里,我们每一次通话自然免不了说到她的病情,她叙述时声音中气十足,语调高低有致,好像病的是隔十条街远的邻居,我对她说,就凭这等心态,我死了你还活着。
玮玮做了多少次靶向、手术,我记不住了,我忘性勤奋,只是无论多少次治疗多少次受罪,玮玮说起来总是一如既往如同说十条街外的邻居。玮玮大将军般的镇定,哲学家般的淡然和英雄般的无畏,就像我俩十岁时执拗地唱红梅赞赢了一盘棋一样,半个世记后,她执拗地把疾病生死踩在脚下,就算病入膏肓,她的意志始终站立。玮玮做事做出了名声,即使病着也有人来找她帮忙,丈夫和女儿坚决抵制,玮玮坚决接受,自然又是她胜了。
“人家喜欢我的设计,我很高兴,跟年轻人在一起,听他们说说笑笑,也让我跟得上形势,比躺在床上生病强多了。”玮玮笑呵呵地对我说。
玮玮去做事后情绪好多了,家人后来也看到这点,任她金蛇自在舞。年复一年,和她同期患病的一个接一个的走掉了,她作为一个奇迹始终保持着记录。她询问医生,应该再如何治疗?医生反问她:
“其他的都走了,你是唯一留下的,你问我,我倒要问你,你是怎么做的?”
玮玮略微沉思回答:
“我什么也没想。”
医生感叹,“大概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想的缘故吧。”
一个被疾病折磨得如此严重的人,竟然如此放得下,单凭这一点就不是等闲之辈。
临终前二个月,玮玮来叫我,她大概觉出路就要走到尽头,来和我告别了。
“我现在瘦得吓人,肋骨一条条的突在外面,我去泡温泉时,人们都不敢看我,问我怎么啦为什么这样瘦。”
“我脑子不平衡了,总摔跤,上次摔断了大腿骨,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
“你倒是推着步行车走啊!”听到她走路无依靠我气急败坏。
中华民族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了,她居然不愿使用让人看上去衰老无力的器械,这个固执的老太太,要强胜于要命!
我们通过话不久,她回国了,回国不久,她走了。
人生70不算短,在我们这届里,她又抢了个头牌,她总是走在大潮的前头,她最后一次弄潮二年已过,我却始终忘不了的怀念着玮玮,在另一个世界里,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旧习不改的,什么都不想的弄潮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