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跳槽是一件稀松平常,甚至令人兴奋的事情。尤其是在本世纪初.com互联网雄起时期,跳槽换工作简直像换餐馆吃饭一样容易。
我有一位朋友,本科在国内学英语,来到美国后先读了一个MBA,然后在一个三人小公司打工。公司倒闭后,他索性随潮流去了当地私立大学学计算机。那时,几乎所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不论原本学什么,都一股脑转学了计算机。朋友学了不到一年,还没等毕业,就在纳斯达克找到一份工作,收入可观,福利优厚。
另一位硕士朋友在制药厂工作,最初在辉瑞,没多久就跳槽到新泽西另一家制药公司。对方不仅提供搬家费用和安家费,还给他加了20%的薪水。几年后,他又被猎头挖到了强生,参与新产品研发,薪资再度提升。在那些日子里,能任性跳槽意味着当时经济火热,意味着更多的机遇和涨薪。
然而,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美国人跳槽的频率骤然下降了。原因并非员工对现有岗位的热爱,而是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跳槽的人数减少,说明经济活动处于停滞冷却状态了。过去活跃的猎头市场如今冷却不少。很多不喜欢现有岗位的员工,常常缺乏积极性,但又不敢任性跳槽,很多人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每天按时打卡,却缺乏热情。数据显示,他们的效率比正常工作的员工低许多。近年来,许多人换工作并非出于主动选择,而是因公司裁员被迫另谋生路。更糟糕的是,新工作往往薪资不升反降。
这让我想起中国的往事。虽然中国老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但在过去的中国,调换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甚至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几年里,一个人中学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单位,基本就是一辈子的职业生涯,用土话说就是可以一眼望到头的工作。于是,大学毕业时,分配就格外重要了。同学都会使出浑身解数,讨好、走关系,甚至送礼。只要能进个好单位,未来的发展和地位就完全不同。
比如,一个分配到国务院或中央部委的人,仕途可谓平坦宽广,甚至有机会登上国家领导岗位。而若是分到小学当老师,职业顶点也就是小学校长。二者的差距,不仅是事业前景,更是生活水准和社会地位的差异,甚至找对象的条件都大不相同。
我记得八二年大学毕业分配工作的前几个月,同学们之间突然变得疏远起来,人人开始忙活起各自的前途了。系领导家门口也热闹得很,听说不少人送去礼物。我当时已经考上研究生,不参与分配。但我知道,我的一个好友特意带了一箱青岛啤酒去拜访系书记。后来果然见效。
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一切都绑在计划的轨道上。直到改革开放多年后,尤其九十年代初,人们才逐渐有了跳出体制、另谋生路的可能。当时那个词叫“下海”。我后来在深圳就见过不少当年敢闯的大学生,他们虽然后来未必都是高管,但凭借当年的勇气和眼光,手里往往早早有了几套房。要知道,后来深圳的房子价格,一个就能抵上一个人几十年工资。很多孩子的出国留学,靠的就是父母卖房。
我认识的一位学生,他母亲坦言,为了供孩子留学,家里卖了一套房,当时七百万元,学费之外还能让老公做些投资。学生的父母都是公务员,若仅靠工资收入,根本无力承担留学费用。幸运的是,他们早年选择了下海去深圳闯荡,并且知道投资房产。
回头看,中国人对跳槽的理解,与美国的轻松和频繁,完全是两个世界。如今,美国的跳槽频率下降,被视为经济活力减弱的标志。而在中国,能不能跳槽、敢不敢跳槽,本身就是社会体制变化的见证。
再放眼当下,人工智能的崛起,又为这个话题添了些新料。一方面,AI极大提高了生产率;另一方面,它让许多职业前景黯淡,重新洗牌。曾经热门的计算机专业,如今毕业生投出上百份简历,却鲜有回应。初级程序员的活,AI工具几秒钟就能搞定。
大神马斯克预测,到2030年,AI能取代大部分人类工作,届时,人们或许只需在家领取生活津贴,买房买车,悠然度日。掐指粗算一下, 2030年也就还有五年的时间,我们完全赶得上。哪怕这个未来再推迟十年二十年,我们可能仍有机会见证。
想到未来,或许跳槽这个词会彻底消失。因为人们根本不必再为谋生奔波,AI已经替我们打点好一切。生下来就能享受AI带来的福利与便利,不再为房子、车子、饭碗发愁。那时的生活甚至可以超过马克思设想的“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人不再为生计困扰,而是把精力用在吃喝玩乐、文化追求和艺术创造上。设想一下,那样的日子,也许比我们今天能想象的任何未来都要美妙!想到这些,我们没准晚上做梦都能笑醒!
2025.9.27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