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子罗衿
为亲身经历留下笔墨
文革初期，“造反有理”口号响彻云霄。在这股革命浪潮中，群众纷纷批倒批臭各级当权派，将他们赶下台。这是社会上的事儿和我们无关，造反夺权并不出现在复课闹革命后的小学的校园里。之前班级的“当权派”继续当官。这当然和老一辈教师依然喜欢传统的乖孩子有关。这点和我后来上中学遇到的文革中毕业出来的新一代年轻教师就不一样了。
我们班级为老师喜欢的乖孩子、也就是这些班级当权派小“精英”，妥妥地都是来自原先社会精英的家庭，还基本都是女生。比如那和我住同一栋家属大楼的两位女孩，班里做班长和班副；还比如那位大连电台高官的也曾有两道杠的女儿，都是不食凡人烟火的上乘人。不用说大连电台高官家的那位，她拥有独立的院子独享自由活动的空间；就是我们楼的那两位也是别具一格，当时大多数女孩玩的是跳绳，她们在楼前玩羽毛球和无网“网球”。当然，在文革爆发后这种高雅运动的氛围也随即消失。班级干部群里或许还有个把男生，但在男生的智力普遍不及女生的小学低年级里，班级基本上是女生的天下。
复课后的课堂，读书是次要的，宣传文革重要。班级开展起革命文艺宣传活动。那个时候社会上的红卫兵宣传队，都是身着一色黄绿军服，在热闹的街道口处找出一块空地，红卫兵们列队摆着冲锋的姿势，边唱边跳，宣传出一份勇往直前迎接胜利的精神。到了我们班级，精英们热衷的是美感性强的“一轮红日从韶山升起”的歌曲。教室内黑板前，精英们带领一队女孩，随着歌词中的“一轮红日从韶山升起……,” 站立着的身体也弯曲下来以形成个海面升起的半轮红日。这个时候的她们，双手双腿矗立在地面上，表现为半轮红日的顶端的肚皮呈半圆弧度凸立在上空。表演中不时就将肚脐眼儿裸露了出来。这次就轮到了曾经在全校“上海”游泳活动中被取笑的男生的我们开始取笑起女生了。她们选的曲目，需要男生配角的怕仅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不多几首，反正有幸被选上的也没有我们这一群小伙伴的份儿。
在那个时候，被时代狂热鼓动的我们也渴望投身在这场“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的运动中。回想幼儿园起所有的表演都没自己的份，心有不甘焉。一天课后小伙伴们来到我家，搬弄出一块空地，我们自己排演起《井冈山》的“黄洋界上炮声隆”。几个人弯下腰蹲着，形成前后相连的一串，有如一座连绵的山丘。接着，一个人以冲锋的姿势踏上最后一位弯腰的同伴后背，顺着连接的队列依次跨越到达最前面的人的背上，演绎从山底奔向山顶的阵势。紧接着挥动红旗，跳跃下来…..。我们轮流上阵。期间，不知哪位在背上奔跑时竟从裤管中滴下了一两滴尿，令大伙笑得仰天翻滚。我们这样自娱自乐，突然发现大人即将下班，即刻收兵，猢狲离散。那晚，因家里被搞得乱哄哄的，免不了被老爸训了一顿。
最后还是林副统帅理解我们，掀起了全民的“忠字舞”运动，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落下了。不过这时候是你想跳也得跳，不想跳也得跳。课堂上，我们从自己的书桌的座位前站立起来，原地一边唱着：“敬爱的…….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两手由胸部位置向左上方，左手会比右手高出个把手掌的高度，伴随在歌声的节奏中，往复地有节律地运动到头部左上方的位置；同时头部也会配合着向左上方微微地摇动，下腿部也伴随着原地上下律动的配合。中间歌词到了“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双手回转成掌面向上手尖相对地平端在胸前，然后再向各自一侧的斜上方对称地往复有节律地上下掀动。待连续的几句“知心的…贴心的….”填词重复唱过之后，剩下的歌声里，再将这段“对称上扬”的手姿转换回前面那个“左倾上动”的手姿。这首歌反复地唱几遍，可以将舞反复地跳几次。那时，文革前的课间眼保健操和儿童保健操都被取消，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跳忠字舞，每天都少不了。而且不仅在学校里跳，有一段时间街道搞“早请示”活动，还一早下到楼前去跳。唱歌跳舞从幼儿园起从来就没有份的我，这下子“能歌善舞”了。
在美国，看到人家的幼儿园和学校，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丑美，人人皆有文艺活动参与之份。想来，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延安文艺路线”——至于这种文艺服务于何种目的，暂且不论。
读红宝书，跳忠字舞，一时还没有上课教本，又说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对此小孩子想到的就是读了书还愚蠢。读书无用便成了虽然反复地被批判但却照样汹涌泛滥的思潮，连同带着学校的秩序也在颓废中。虽然我们是小学里最低的年级，社会的糟粕也照样无例外地会光顾进来。那个时候穿白鞋的，被称“小白鞋”，彰显一份非善茬子的意味。进一步如果是男生，会被称叫“小痞子”，女生侧是“小马子“。还好这些都没有发生在我们班上，但我们学年的四班被拆了，其中有四、五个学生被分到了我们班。他们住在那曾卖沙琪玛的南货商店和那个工学院操场正面的教学楼之间的一片区域里，紧靠着大连动物园，和我们住的区域没有半点交汇，以至于课堂之外相互没有交往。
虽然不像一班的学生基本全都是来自高大上的家庭，我们二班其实也没有几个真正来自社会底层的。或许如此，我们班级并没有冒出特别能闹的分子。班里一群男生最大的出息，在那位并不太上心管我们的第二任黄老师任教的时候，不过就是课堂上稍微明目张胆地搞点小动作，一下课就冲到厕所挤在长型小便池前站成一排比谁能尿得远……
虽然我们班没有出个把个“小白鞋”，但女生里确也出了一位挺有闹性的主。她是我们班里长得很漂亮的一位女孩，是个美人胚。她个性张扬，男生们叫她“小浪包”。因之我的数学有所突出，她便在全班扬言一定要当到我的老对。我们的教室由黑板正面排出四行桌椅，每行男女同桌，全班会定期女生顺时针而男生逆时针串行换座，同时变换同桌老对。这位小美人不知怎么就在我的同排处先挤占好了位置，待发生全班换座时就和我成了老对。成了老对她还能接着“浪”一番自豪，也不管在教室还是在路上。其实我和她并没有交往，我只不过成了她彰显自己敢说敢干敢浪的一枚棋子，虽然这本身并不是她的本意，而且甚至她还是美意。
文革前形成的这个本意为保护我们儿童视力和“青春”心理的座位轮换制度取消后，我长期固定的老对最终是那位住同一栋家属楼并曾经同一个幼儿园的中苏混血女孩。课上是同桌老对，课后是同楼近邻，在同一个学习小组。她有个和她一样长着洋娃娃那般大眼睛的婴儿妹妹。她的那领着高薪的苏联妈妈在中苏交恶后被空闲在家，说是科研保密不能让她参加。有几次，她妈妈在楼上叫喊在楼前玩着的她去买奶粉，她便拉上我陪着去那个派出所小公园上端街对面的小铺。她买的是那种当时费用不菲的瓶装炼乳。珍宝岛事件后受到男生们围攻的她一时间表现得沉默寡言，弄得同桌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和她交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