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子罗衿
为亲身经历留下笔墨
终于，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导下的新语文课本出来了。新的课文不会出现孔融让梨之类的故事了，代之的是领袖诗词，歌颂领袖的赞歌，批判万恶的旧社会的批判稿，学习英雄的宣传稿，等其他宣传革命的选文。文革之后专家评价我们文革中用的第一版课本：“干巴巴的选文，没有写作，也没有练习，缺乏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训练。课文导读中除了思想政治方面的要求，完全没有语文能力的指导”。有了课本，班级的红宝书语录和老三篇的学习便重点放到每天上课前的自习中去了。
当时我只知道我们的新课本“全无古人”，古人都是反动的。后来又增加点新感觉，感到新课本只是将之前红宝书语录和老三篇那样的学习，变得更系统和更丰富，同时针对时弊。那时市场的供应不如之前了。但课本里有一篇宣传一位榜样人物的课文，主人公语重心长地教导那几位吃不下他请客端上来的难以下咽的菜的客人：汤里至少已经有几滴油了；引导客人们忆苦思甜，同时想想世界上的那三分之二。学完这样的课文后，我便感到满足于当时文革所造成的生活现状。我主动地、心安理得地忘掉那个橱窗里的沙琪玛。再次让我想起沙琪玛是近二十年之后出差上海在南京路上的一个橱窗再次看到沙琪玛。还有，在没有课本的时候老师曾经带领我们狠批过“驯服工具论”，我还以为从此以后可以随心所欲了。课文里有一篇《小车不倒只管推》，及时地纠正了我那自以为是的错误认识。课本里也有让我放眼去认识世界的课文，比如《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
没有多少意识形态联系的数学课在狠批了读书无用论后继续照常进行。新课本里在对教学和应用题的陈述之前，一般都会戴上一顶“广大贫下中农响应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之类的大帽子。我对数学的信心从来没有缺乏过。甚至还因为下面那样一类的应用题的求解让我在班里出了点名气：一辆快车要用多长时间能追上一辆已经提前一段时间上了路的慢车？或者同时起步但相隔一定的距离的一辆快车需要多长时间能追上前面那辆慢车？老师为班里不少同学一时开不了窍发了急，课堂上我被点名从座位上站起来讲解我的求解要点，这让我高光了一刻。还有后来那些数腿算动物数量之类的题目，在没有引入代数概念之前，只用单项公式直接一次性求解，的确有挑战性，但我也能应对自如。 以至于到了真地学到二元一次方程，这样的应用题用代数求解本可以简单直接，我还是热衷同时也通过表述二元之间的关系列出单项公式直接一次性作出求解。我觉得挺有趣的。多元的关系之间又可以颠三倒四地建立联系，然后通过数学公式表述出来，多有意思！怀着那本另类红宝书传授给我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我在数学上升华起自己举一反三的思维能力。
除了语文和数学，我们还有思想教育课。改造世界观融入到我们之前从未有过的日事日程。家庭成份被认为是个人世界观的基础。自从文革开始，班里同学都大眼盯着小眼地想知道谁是班里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每当发下的有关表格需要填写家庭出身的，如果只需要填写父亲一方，我便能因父亲的劳动人民出身表现得若无其事。个别情况需要填写父母双方的，我便千方百计地掩盖住我母亲的会惹上麻烦的出身不让任何同学知道。班里其他像我这样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都说他们的家庭出身是“干部”或者“职员”。他们真是幸运於家里的前三四代早就脱离了农村而且几代人的城里生活并不贫穷。班里剩下的都是家庭出身苦大仇深的。思想教育课说：改造世界观来自不断地斗私批修。如果出身不好，就需要更加深刻地多斗些私、多批些修。还好，家庭出身这点没在我们班造成同学间有人抬不起头的。
家庭出身不好只是反映了“地、富、反、坏、右”中的来自建国前历史缘由的前两项，剩下的后三项是建国后的运动产物。随着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还是让我们班先后蹦出了三位“可以改造好的子女”，而且都是女生。
第一位是那位能从我们家的二楼阳台看到她家洋楼后院的、胳膊有两道杠的、能歌善舞的那位有着爸爸在广播电台当高官的女孩子。文革爆发不久掀起打倒走资派的浪潮，她爸爸便首当其冲被带上大高帽、脸部手部被用墨汁涂黑，架着胳膊“坐小燕飞机”，拉上汽车全市游斗。爸爸被打成修正主义路线的鼓吹手让她一夜间跌入深渊。放学的路上，班里的一帮男生，不包括我，跟在她的屁股后高喊：黑爪牙！黑爪牙！打倒反革命黑爪牙！悲伤的她眼光中并无示弱，时而还回头怼这帮喊叫的。老师喜欢她，反复地对班级同学进行可以改造好子女的政策教育。老师把她树立成我们班可以教育好子女的榜样。
接着没多久，社会上砸烂公检法，那位比我大一届、带着三道杠、住在我家门洞相邻的二层小洋楼里的小女孩，同样的命运，从此从学校的舞台上消失了。
第二位是和我同楼、同幼儿园、同桌的中苏混血小女孩。69年珍宝岛事件的发生，让以往还能在每天都喊着打倒苏修的社会中相安无事的她，一夜间变成了焦点。放学后，又是班里的一帮男生，不包括我，跟随在她的身后高喊：打倒苏修！打倒苏修！委屈的她没有回怼，自己低着头、手按着背在身前的装着红宝书的小红书包，默不作声地走去。
第三位是位家庭劳苦出身的工人家庭的女孩子。她那位在文革武斗后期革命派大联合时当某派造反派头头的爸爸被全市通缉，通缉照片贴满各处电线杆。原本在班级里不显山不显水的她，又是被一帮班里的男生从后面跟着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同学们流传的故事中，她的父亲在睡梦中被抓捕时急起身，从他们家住的平房跳窗逃跑。面对同学的叫喊，平时不太说话、长得挺有点大骨架子的她，带着哭腔转过身没什么畏惧地跟那些男生对骂。
与语文和数学课不同，改造世界观、思想教育、灵魂深处闹革命，更多地体现在个人的积极表现上。班级里免不了总会有几个“彪子”把这个表现理解为积极向老师打小报告。正道的当然是多写思想汇报、发言时多举手；尽管那时我们文字的水平还不高、语言的表述还不强，这里的关键是“积极”。但总体来说，孩童时期人还是单纯，老师也不在这上特意做文章。整个一、二、三年级，我和这个“积极”没有关系。那个时间段里，就我们班而言，这个“积极”重点发生在固定的一小群女生身上。就我而言，也有点特殊之处。想到自己家庭出身还需要半遮半掩的状况，想到班级同学并不清楚文革中我家正发生的事情，同时我也记着那本另类红宝书学来的另一句话：人怕出名猪怕壮，我朦朦胧胧地明白我不要给我惹事。
都说这个年龄段是每个人开始奠基自己一生个人行为其背后哲学思维的起始之时。小小的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叫“辩证”，然而，朦胧中我一面的“打破砂锅问到底”，另一面的“人怕出名猪怕壮”，已经无形地“辩证”着我的思维，潜移着我的行为。辩证得好，让我平安，辩证得不好，便可能惹祸；当然人生的成长还和时运、能力、等其他方面有关。每个人都是这样成长的。只不过我们的特殊之处在于遇上了这场“史无前例”、“世无同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社会在大动荡。红岩小学，至少在我们低年级的班级里，学习秩序有幸能得到保证。学校不是世外桃源。文革中的每场运动都毫不容情地冲击着学校，让我们度过了另一样的学生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