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子罗衿
为亲身经历留下笔墨
我幼年的记忆始于妈妈送我去幼儿园的那一天。那之前，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妹妹上过婴儿园，之前爸妈是否也送我上过婴儿园？我就毫无记忆。模糊的幼小记忆中，家中有姥姥和弟弟。弟弟总由姥姥背着。广东人通常会使用一块布巾把婴儿背在背后，照顾孩子的同时还能腾出手来做其它的家务。60后的弟弟出生没多久便遇上大灾害年代，城里粮食开始供应紧张，姥姥不得不带着弟弟回广东农村老家。双职工的父母必须把我送到单位的幼儿园。那时比我小两岁的弟弟还不会行走，所以我应该是在三到四岁时开始上幼儿园的。
幼儿园设在独占一块地的一座红砖瓦房里。瓦房形状像个“凹”字，“凹”字上面朝南，“凹”字两端用作小朋友的睡间，房间宽敞。两端之间一条长长的走廊连接。走廊南侧开辟出多间大小各异的房间，中部拐出一条走向房子正门的通道，通道将“凹”字型瓦房空间对称分开。通道东侧走廊上第一间是厕所，尽头拐角有一间大澡堂，走廊上其他的房间供小朋友用餐和白天活动。房子正面延伸出一个红砖墙围着的宽敞的院子。院外西侧是一所中学操场延伸过来的空旷地，正面是大连“南山”北面的山脚，东侧是一片山脚下的荒地。院子的大门位于东侧砖墙的正中。瓦房北面后墙也是一片荒地，不远处有成片的居民楼房，向城区方向延伸。这所幼儿园坐落在城区边上一处宁静的山脚下。
还记得第一天去幼儿园的情景。当时我坚决不去，最终是妈妈不由分说将我抱出了家门。我家住在一栋四层日式的单位家属楼，位于市区中心区域的斯大林广场和一所工学院之间的主干道（中山路）上。在向斯大林广场方向上，家属楼和一座独户二层小洋楼紧连着，接着是一座坐落着一栋微型派出所的开放式小公园，派出所在公园内的另一端。妈妈带着我从家属楼门洞出来，走到派出所，然后左转向南一路小上坡走向远处的“南山”。近半个小时步行的路，到了山脚下便到了幼儿园。那个时候，没有公交车开往这处偏僻的地方。我看着妈妈带着我，两个街区后跨过一条宽敞的斜马路（高尔基路），绕过一片菜地，路过一间豆腐坊，接着一片平房，然后一群楼房，最后走到柏油马路的尽头。荒地边上连接一段单一的不长的弯转土路，尽头便是幼儿园东墙的大铁门。妈妈一会抱着我，一会牵着我的手，而我一路上一直呜呜哭着，同时也好奇地一路注视着这个我从未踏足过的道路两侧的天地。最终妈妈将我送到了幼儿园。
当天上午，阿姨把小朋友们带到院子里玩。刚来的我既没有朋友，又想回家，于是一进院子我便独自来到院子东墙边，凝视四周。突然，让我发现院墙上那两扇大门铁链连接得不紧，两扇大门中间有一个缝隙。我立刻跑向那里，侧身钻出了门缝，然后全速朝外奔去。我首先跑出了土路，接着在柏油马路上一路下坡狂奔，经过豆腐坊直至菜地尽头，右转，再横向越过菜地跑到下一个地角，左转，继续沿着柏油马路下坡奔跑。那时，“南山”周边区域即使在白天也没有什么人员和车辆，一个三四岁的小孩路上狂奔，一路上竟没人注意。即使过那条唯一的宽大的斜马路（高尔基路），也没有遇到状况。我一边惊慌地跑，一边时不时回头看。当快要到家门口那个派出所小公园时，我看到两位穿白大衣的阿姨远远地在后面追来。我匆匆地从公园的上端斜穿过去，直达小洋楼的正面，接着两步便到了单位家属楼前。我成功地独自地逃回了家门口！
当我逃到家门口时，我便以为自己已经不再是幼儿园的人了，便不再感到慌张。我们的大楼分四个大门洞，我家的大门洞紧靠着那座二层小洋楼。门洞的大门通常锁着。刚巧，当我跑到门洞门口时，门突然开了，里面走出来的也恰巧是姥姥，身上还背着弟弟。我没注意姥姥突然看到我当时的表情。姥姥之后便牵上我的手领我一起上街。但没走出多远，两位阿姨气喘吁吁地赶到，不容分说地一人抓住我一只手，拉我回幼儿园。这次的路上我没有哭泣，一路上脑子里兴奋地回放起刚才沿途奔跑时的景象，一遍又一遍。我突然觉得我能认路了，开始有系统的记忆了。那年，我还不到四岁！
我们在幼儿园一周六天住托。幼儿园按照年龄分大、中、小三个班，有四、五位阿姨和一位厨师照看我们。从毕业照上看我们班有近20位小朋友。当时幼儿不懂数字，上完幼儿园我也不知道班级里到底有多少个小朋友。日常大家黏在一起玩的就四、五位。没有在一起玩过的，也不会主动去认识。我们那栋家属楼在幼儿园同班的有三对男女，其中一对竟然是在上了小学后通过毕业照才发现之前就"同学"过。然而，幼儿园的“同学”是“同处但无学”，没一起学过一个数和一个字。有点文化含量的事情就是一起跟着喊：“解放军叔叔好，一枪打死个美国佬”。我幸福的幼年时光，就是一周六天的每一天都与一群不长心、没有肺的小朋友，在幼儿园里无忧无虑地尽情玩耍。
早上醒来后，小朋友们先聚集在一座水槽旁，阿姨用毛巾为每个人脸上抹上一把，被称作小猫洗脸，就跑去吃早饭了。吃饭时，矮矮的饭桌排成一排，小朋友们挨在一起坐在小座椅上，手里端着那种摔到地上也就掉点瓷的白底色小铁碗吃饭。一碗稀饭后小朋友们手中的铁碗加金属勺子能敲打得桌子当当响。早餐通常还会有半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则有小馒头，配以各种蔬菜、豆腐，有时还会有一些肉片。我不记得有吃过粗粮。在大灾害到文革前的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的食物已经算相当不错的了。晚上，每位小朋友都会分得一快糖，有时会是饼干。睡觉前，我们沿着室内的四周墙壁坐成一周，听坐在房间中央的阿姨给我们讲诸如大灰狼那样的故事。故事结束后阿姨领我们前往寝室就寝。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自己吹嘘，说我们这个幼儿园是在大连除了八一幼儿园之外最好的。不过有一点是真的，我们这个幼儿园的孩子牙医诊疗在市内医院是出了名的。虽然说小孩会换牙，因而幼儿时不必太担心牙齿卫生，但医生们仍然会对晚上睡前分糖吃摇头。在那个年代，糖是一种相当“贵重”的零食。小朋友们吹八一幼儿园最好，是认为那里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如玩具枪、玩具车、玩具娃娃等供小朋友们玩。我们幼儿园不提供玩具。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购买一件玩具是一件大事。大连商店（现在称作大连商场）有一个专门的玩具部，正对着二楼后角的进口，众多个玻璃柜台排成一个“回”字形状。每当爸妈带我去那里，我都会围着这个“回”字柜台群转上好几圈。我曾经买过一把玩具手枪，带到幼儿园后就不见了。我让妈妈去询问，阿姨说我违反了规定，把枪收走后放存在一个盆子里，然后就不见了。我一直怀疑是其中一位阿姨把我的玩具枪盗给了她那个小我一班的儿子。上小学后，我曾经带着几个同学跑到幼儿园外面的围墙，试图找那位阿姨讨要回那把枪。
幼儿园没有玩具提供给大家玩，我们男孩子们玩模拟战斗游戏时，就会用手指比作枪，相互瞄准，然后嘴里发出“屁、屁”的叫声，装作真的在战斗着那般。院子的一个角落被用绳子围成了一块三角地，地势比周围高一些，上面长着高高的植物。我们不太清楚那是草还是种的麦子，但那是个玩打仗的好地方，可以边开枪边蹲藏。而玩家家则常常是在院子里更多的地方进行，小伙伴们找石子、拔草梗、捡棍子、搓泥巴，有的扮演爸爸的角色，有的扮演妈妈的角色，认真投入，乐此不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