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不是所有的医学院都有卫生系，我们入学时给我们的介绍是这样说的：1955年院系调整，全国的卫生系合并到六家医学院， 即哈尔滨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武汉医学院（同济医科大学）、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和山西医学院，被称作 “老六系”。山西医学院老院长邵象伊率领原江苏医学院的卫生系合并到山西医学院，据称邵象伊是全国卫生系仅有的两个一级教授之一。山西医学院肩负着为西北地区培养人才的任务，山西医学院卫生系早期招生的外省生源主要是西北省份，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我们的年级主任谢老师就是宁夏银川人，是卫生系留校的81级应届毕业生。
“于书记韩院长来看望大家了！” 谢老师向我们宿舍全体成员介绍说：“这是于书记，这是韩院长。” 我们报到后的第二天，谢老师就通知我们，傍晚学校领导要来看望大家，我们必须回到各自宿舍等待。山西医学院党委书记于文雄看着跟香港演员洪金宝很相像，不管体型还是脸型。我对于书记的最深印象是89学潮后在大会上向同学们保证不秋后算账，参加过学潮活动的都不写进档案里，同学们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院长韩德五是病理生理学副教授，接替退休的邵象伊任山西医学院院长。后来高年级同学介绍说韩院长是研究肝病的专家，出过一本专著《肝功能不全》。尽管当了院长，但每年仍然坚持给本科生讲课。记得他在课堂上提问了一个问题，下面没有人回应，他有点不高兴，大声质问：“你们生化都考了多少分？”这里的生化就是生物化学的简称。他讲的肝脏病理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紧密相关，所以才有了这么一问。课间休息时，同学们找他聊天，他说我们马上就要改成医科大学了，我在旁边插了一嘴，“改名干什么？山西医学院这名字多好听。”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未置可否。我一语成齑，一直到我毕业了校名也没改，八年以后的1996年才改称山西医科大学，他也在那一年卸任，不知是在院长任上还是校长任上退下的。但是在这八年里毕竟是他主导各项准备工作。听说硕士点和博士点数量要达到要求，这是硬指标，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一定是韩院长带领大家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确实，“老六系”所在的学校里，那时只有山西医学院没有变成医科大学，但必须承认，山西医学院也是实力最弱的，不管是学校名气、学校整体实力还是卫生系的实力。我刚毕业那年，陪着领导到北戴河参加一个由东煤公司组织的为期一周的“健康促进”学习班。东煤公司全称是东北与内蒙古东部煤炭企业集团总公司，地址在长春市，就相当于一个煤炭部在东北设立的一个办事处。我第一次去东煤公司出差问路时，老大爷介绍说，“那座最高最大的楼就是东煤公司”。学习班有两个主讲人，一个是上海医科大学黄敬亨教授，另一个是当时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卢明俊教授。课间我曾跟卢教授聊天，他说你们山西医学院的实力比较弱一些，我们还派过老师去支援，你们儿少的赵融教授就是从我们哈医过去的。儿少是儿童少年卫生学的简称，赵融教授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全国统编教材《儿童少年卫生学》的编委，他负责的章节是关于教室的采光照明和课桌椅的高度，学生视力、脊柱侧弯和发育，很多采用的数据是他自己发表的研究论文。但他没有给我们讲过课，我同班的一名男同学跟一个年轻的老师抱怨说我们都不认识赵融老师，结果旁边站着的一个白发干瘦的小老头就是赵融教授，只是说了句: “很遗憾，确实很遗憾！”不知以后他是否也会像韩院长那样坚持给本科生讲课。
当时卫生系采用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全国统编教材里几乎都有山西医学院的老师作为编委参加编写。记得当时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第二版编委里有两个山西医学院的讲师，而别的学校都是教授，我们年级的同学们就感慨我们比人家差了一截。我给大家打气说：“谁说我们不行？我们非常行，我们的讲师就能和他们的教授一起编书了，那我们的教授不就更厉害了？”确实，当时教研室里好几个教授，不知道为什么是两名讲师参加教材编写。其中之一的王英华是教研室主任，待我们上这门课时他已经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了，他是一个很有活力也很自信的一个人，似乎晋没晋上教授对他影响不大。我同班的一名女同学的妈妈就是该教研室的一名职业病学教授，王老师显然认得这位女同学，要给她分配一项科研任务，她赶紧说自己不行，王老师批评她说：“哪有自己说自己不行的？”另一个是冯友，当时是山西医学院的副院长，是冯国璋的孙女，冯巩的姑姑辈，我入学后不久她就调走了，估计是脱离了这个学术圈。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是卫生系最核心的课程之一，是“赶英超美”必备的配套措施，以使我们在极端落后的生产环境下尽可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护劳动工人的身体健康，使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可持续性发展。比如，太钢的耐火材料厂在50年代车间粉尘污染非常严重，浓度最严重时，劳动卫生老师是这么描述的：“伸手不见五指”。所以防尘是职业病防治的重中之重，老一辈的劳动卫生学工作者就总结出“革、水、密、封、护、管、教、查”的八字方针，车间环境大幅度改善，尘肺发病率急剧下降。关于职业病学，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讲的一个案例，一个小女孩喝下一小瓶的金属汞自杀，住院观察发现什么大问题也没有，只是当她放屁的时候从后窍喷出很多细小的汞豆，因为水银在肠道里吸收率极低，最后从肛门排出，只有当水银挥发成汞蒸气从呼吸道吸收才能造成中毒。这就是说，针对毒物的接触途径采取措施是防治的焦点。后来从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又分离出一个专门研究毒物的卫生毒理学教研室。扁鹊说“上医治未病”，其实“未病”是不需要“治”的，所以说到预防疾病，有人建议用“防制”而非“防治”。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是研究工作环境的卫生问题，而环境卫生学是研究空气、水、土壤、住宅等生活环境的卫生问题。在我的大学（二）里我曾提到太原空气污染状况的调查。上面提到金属汞在肠道吸收少，但汞排放到水里，可以和甲烷形成甲基汞，就容易被肠道吸收了，而且还有生物放大作用：水里低浓度的甲基汞被水生浮游生物摄取浓缩，小虾米吃浮游生物后体内甲基汞的浓度又高于浮游生物，小鱼吃小虾米后体内甲基汞的浓度又高于虾米，大鱼吃小鱼后体内甲基汞的浓度最高，猫吃了这样被污染的鱼就发病了，人吃了也发病，这就是水俣病，最先发现于日本的水俣湾而得名。日本另一个又名的环境污染做成的疾病叫痛痛病，被镉污染的废水排到稻田里污染了土壤，大米就含有了镉，人吃了这样的大米，造成痛痛病，据说是骨头痛，我没得过，不知是什么感觉。日本经济也是经历过高速发展期，也经历过严重的环境卫生问题，而中国的高速发展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据说曾引以为戒。
另一个核心课程是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很多人都知道一些饮食与健康的相关知识，比如，腌制蔬菜的前几天和腐烂的蔬菜一样都含有亚硝酸盐，可造成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引起缺氧性中毒，腐败的富含蛋白的食物含有高浓度的胺，两者一起吃下去就有风险合成亚硝胺，一种公认的致癌物。火腿里加入亚硝酸盐可以防腐耐储存，也可使肉色变成好看粉红色，还能掩盖肉类腐败产生的异味，主要是蛋白降解生成的胺的味道，如果火腿坏了，或者用不新鲜的肉做火腿，蛋白将降解成胺类，亚硝酸盐就可能和胺反应生成致癌物亚硝胺。营养学讲到三大能量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当时认为碳水包括淀粉和糖是最为经济、最为安全、效率最高的机体能量来源，当时国人的糖尿病、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发病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低脂高碳水饮食，结果三十几年后的今天，碳水化合物成了大家眼里的瘟神。从进化的角度讲，麻雀先祖产生基因突变能够产生淀粉酶以后，麻雀就开始在人类聚居区以捡拾甚至偷盗人类的谷物而生活，因为麻雀也能消化谷物了，不知麻雀们是否比它们的先祖们更容易得糖尿病。
其实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和血液里的红细胞都依赖葡萄糖提供能量，所以血糖不可太低，否则低血糖反应甚至晕倒。当食物来源的葡萄糖不足时，肝脏就得加班产生葡萄糖以维持血糖水平，如果血糖还低或者合成葡萄糖的原料不足，肝脏就再加班用脂类合成酮体以供大脑，因为大脑可以部分利用酮体。红细胞是两面凹的圆饼状，这比一个球形的红细胞更有韧性，不至于一跺脚一捶胸红细胞就破裂而造成溶血症状或者黄疸，而红细胞维持这个饼子状是要消耗能量的，而红细胞只能用葡萄糖产能。又要下一个周期的低糖饮食了？好可怜的肝儿啊。
以上几大卫生学是一大类课程，另一大类是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卫生学也叫预防医学，老教授们总结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根本不同是：临床医学是守株待兔，坐等患者上门，而预防医学是主动出击，走出去找风险人群，采用的基本方法和传统的传染病流行时的防制方法类似，所以叫流行病学。首先要找出传染病在时间、地点、人群的分布情况，如果把地点叫做空间，人群叫做人间，那我们就把疾病的分布也叫做“三间”分布。最著名的流行病学调查，有人简称流调，是反应停事件。很短几年突然出现大量的短胳膊短腿的婴儿，通过流调，发现这些患儿的母亲在妊娠期间绝大多数都服用过反应停，用流行病学老教授的话说，不用特别高级的检测仪器，只用简单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比较几个百分率，就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实这是最最简单的现状调查，也叫横断面调查，但也结合了第二种流调叫做病例对照调查，畸形婴儿是病例组，正常婴儿是对照组，两组一比较，找出不同点。第三种叫队列研究，也叫前瞻性调查，选择人群或者患者跟踪调查一段时间后，看发病率变化。临床药物试验就是一种队列研究，将患者分成两组，一组用药，另一组用安慰剂（不含药物成分但表面看不出来），比较两组的治疗指标，如果用药组明显好于安慰剂组，则药物有效。
除了以上的两大类课程以外，我们还有卫生化学，实际上就是分析化学，怎么采集生物样本，像头发、指甲、呼出气、唾液、血粪尿，等等，怎么根据检测指标处理这些样本，怎么选择检测方法进行检测。我们也学习医学心理学，也就是保护工人身心健康的“心”。还有社会医学，介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三级健康保健网和三级预防。另外就是卫生经济学，授课老师就是政治课时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的教授，讨论治疗保健预防的经济效益和投入产出比，为我们将来进入管理层为领导算经济账做一小小的铺垫。
后来越来越多的医学院都有卫生系了。山西医学院卫生系还以“老六系”自居，估计另外五所学校都不屑于自称“老六系”了。煤炭部委托山西医学院卫生系为煤炭企业培养职业病防治人员，估计是考虑到山西省是煤炭基地，山西医学院卫生系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教研室还设有一个煤炭卫生研究所。每年除了我们30个外省的学生外，另有10个山西的学生也是煤炭部委托培养的，必须分到煤炭企业。当时是企业办社会，煤炭系统的矿务局都有自己的卫生防疫站和职业病防治所，都是卫生系毕业生的对口分配单位。其实有很多卫生系的学生不喜欢这个专业，都想将来当临床医生。当时有人调侃地编了个顺口溜：“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防疫站的。”这就是我们卫生系毕业生的未来归宿。卫生系后来改称预防医学系，事实上我们很多卫生系的同学们都没有奋战在预防医学的第一线去“治未病”，而是退居二线做了临床医生去“治已病”。我同一年级的5名来自辽宁的同学，我是唯一一个在矿务局防疫站工作过的。这也应了我们卫生系负责学生工作的刘书乾教授给我们总结的：卫生系的学生“能治能防善管理，分到哪里都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