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津出版社
为了汉语的尊严
在“痛失”的大悲中挺身而立……（代序）
唐 云
从2020的大疫开始，中国就像一个已经倒立的巨大沙漏，无数珍贵的生命像沙子一般不断沉落，无可挽回地被拽向生命的另一极。这个沙漏是无底的深壑，留不住任何生命的迹象，而且看起来也没有倒回来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是怎样一双魔手让沙漏倒立，也知道沙子的陷落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耻辱的刻度，但我们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伟大的国度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空腔。这不是一个象征性的修辞，因为每时每刻我们能够真切而具体地感受到的，不单是一个个生命的消失，更重要的是这个民族曾经粗壮的血脉、充盈的智慧以及社会活力也在消失，甚至连活着的趣味都在慢慢消失。当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在惊叹其房市、股市和汇市这三大支柱的疲软与崩塌的时候，更让人揪心的是，明面上的经济衰退，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的苦难与贫病，还有那堕入深井的希望与梦想，还有对未来深深的恐惧。可预期和可猜想的结果都无一不指向那唯一但不可描述的抉择：要么大道同行，要么独坠壑渊。
我之所以这样绝望而感伤的原因在于，我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不断痛失的时代。不说在我们还抱有希望的那些年月，曾经许下的诺言与曾经鼓涌的理想现在已经痛失殆尽，就算是在近年努力握住的那一丝一毫的温暖或者蕴藉也已经痛失，我们不但失去朋友和亲人、失去同道与先贤，而且也失去站立起来的勇气或者支撑自己的理由……我们回到苟活的土壤，不甘地躺下，尽管繁星满天，我们连睁眼的兴趣都没有。
无边无际的空洞与茫然……
野夫和我一样，经历了这一场惊世骇俗的痛失。
这个情感充沛如滔滔大江的秉笔者，神经的痛感比我们更为敏锐，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一次次披衣夜耕，又一次次摔笔而泣，日渐瘦弱而佝偻的身影被灯光投射到白色的墙壁上，然后又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最后让我得以率先目睹这一篇篇泣血的哀啼，在这破晓时分或更为漫长的子夜。
我在这几篇不多的文稿中读到了一个时代的双重痛失，在其绚烂而深沉的行文中读到了近乎哲学迷思的构筑，死亡的幽暗以及虚妄的绝望。他的文字依然如前一般是感性的，文体是纪实而抒情的，但背后是密实的理路和深刻的思索，我因此而看到了一个新生的野夫，他不仅仅是航行在文学波涛上的感性作者，又是一个在历史纪元里刻画一个时代的携刀人，只是他深藏锋芒不露戾气，将对时代的深痛与大悲，默默地刻进可能的岩石或者大地，使之永不湮灭。
这里，我所看见的双重痛失，包括一个国人——无论他是贤者或者庸人，无论他是精英还是平民——首先是失却了身份的自认，我们在这暂居的土地上找不到自己的确证，活着的过程只是一个偶然，人生的努力都是白耗。身份、职业等都取决于偶然因素，所有自由的前提都被预先抽空。而失去身份的国人，当然也就失去了他的尊严！
在《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中，野夫追忆张思之先生，我们看到山高水长的情谊，看到现代侠客一般的大律师不凡的经历，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思之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律师，一个连一桩获胜的案例都没有的失意律师，他揶揄自己突然在审判四人帮时成为主辩律师的戏剧性，也怀疑他日夜奔走在各个人权案件里的真实价值。野夫从张思之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吊诡的窘况，完备的现代法律体系需要律师辩护这重要的一环，而中国法律仅仅把律师辩护作为一个漂亮的牌坊，但就算是不相信这个牌坊的人，到头来也寄希望于斯。这就令人想起法庭上的薄督，这个在位时任意践踏法律的高官，一旦被对手击倒，还是在无望地祈求法律的公正——不惟张思之无法确证自己的身份，位高如薄督者也一样无法确证自己，审判席上的薄督明白，他们最得意的红色基因救不了他，红色血脉也救不了他，因为在这里，所有人的身份都是他赋而非自抉的，而他赋的身份随时可能被收回。
这悲剧性的现状当然不仅仅是在法律领域，扩而广之在整个社会上无不如是。在《没有死亡，只是消失——2020断想》中，野夫悲切地写到：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个国家恍惚又迅疾恢复了它的日常欢宴。能被公众叫得出名字的逝者，可能不会超出十个。而其他哪怕是那在册的四千多魂灵，也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国家秘密。至于那些倒毙于途，或者自绝于野的人，他们仿佛不曾生也不曾死过。当他们说死四千人等于一个没死的时候，我只能苦笑。因为在他们的传统里，即便是曾经有过的四千万亡灵饿殍，那也是可以等于一个也不存在的。
生而不幸，死而无名，这是一个民族中每个个体真实的一生，就像那些被埋在黑矿坑下的生命，他们最后只是一份裹着黑炭灰的泥土，永远不见天日，就像铁链女，她叫冬梅或者春梅都毫无意义，在天朝上国的大叙事里，仅仅是一堆符码被编进庞大的乌托邦城墙，堆砌出我们自己都无法出入的城堡，除了红码绿码和黄码，我们的脸、我们的步态和骨骼早已被录入某个系统，系统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亲人是谁，但最终我们什么都不是，只要轻轻一点鼠标，我们的脸、我们的步态和骨骼就再也不见……扎米亚金写的《我们》就是我们，在他的笔下“我们”是一个个编码。《我们》是1960年代的作品，编码里只有性别年龄，放到现在，编码里应该增加我们的面相、步态和骨骼等信息……
野夫记叙的沈昌文先生，是那个令人尊敬的出版家、编辑家，我们这些读书人几乎无人不知。就我个人而言，自1990年代以来，最喜欢的杂志就是《读书》而且没有之一，至今还收藏着几十年来的全部《读书》杂志，这都得拜沈先生所赐。然而在书界和编辑界可谓呼风唤雨的沈先生，野夫清楚地看到他“更像是‘妾身未分明’的体制大丫鬟……很多朋友都知道，他爱用迅翁‘跪着造反’这个词自嘲。其实，他推出的一些人和书，原本只是想让这个党的天下，看上去或者努力下去，慢慢变得文明友好，他是真不想造反的老臣肝胆而已。之所以要始终跪着，精明的上海老头当然心知肚明——那站着的早都推出去砍了。”模糊身份的自许，也许可以让沈先生暂安一生，但野夫更是看到了沈先生模糊自己身份和姿态的原因，因为有人随时可以推人出去“砍了”！
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这样写道：历史中有许多黑暗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生活于这样一些时代并由它们所塑造的人们，很可能总是倾向于要么厌恶世界和公共领域，尽量地忽略它们，要么越过它们，跑到它们背后——就仿佛世界只是人们可以躲藏到它背后的一种表象——以达成与他们的同伴的相互理解，而不考虑在他们之间存在的世界。阿伦特在书中写了几乎与她同时代的那些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莱辛、卢森堡、雅斯贝尔斯、本雅明等，即使在黑暗时代，她也无不充满希望地看到人类智慧的不灭和反抗精神的不朽，但她终究还是没有看见东方大陆上一批连自己身份都不能确证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她可以指责西方暗黑时代那些政治冷感的人，但她断然无法理解律师被强行指派的法律体系、编辑家天天写检讨的出版制度，也断然无法理解在“平庸之恶”之外，那些平庸者本身又是何等的卑微轻贱，野夫告诉她，不但卑微者无法表达，“苟且偷生的我辈，斗志冰销的我辈，在病毒横行的时代，我是连为他们说几句的力量似乎也已耗尽。”
身份失落必然导致性灵的失落。在无法确证自我的时候，人们无可奈何地滑向世俗的泥潭，而性灵的高贵则必然在于一个境界之上，在于与天地万物、江河日月的独特关联，苟活的人群无法仰望星空，而世俗的尘烟则往往蒙蔽心灵，只有站在历史和未来的关节处，才能自觉到自我的存在。野夫在《哲人其萎，王者曰归》中，追忆了他的朋友、独行者王康的一生，那个他引以为同道的民间哲人。在苍茫浩渺的绵绵追思中，野夫给予了王康恰如其分的评价，在他看来，别人给王康的那些标签都无法真正为他定位，野夫注重的是王康身上那超拔的勇气和对时代睿智的明断、深刻的思考。这个四十岁即参与《八九宪章》起草的人，后来竟因此成为一个“通缉犯”，但关键的是，这个流落四处的人居然在幽居和流亡的途中写出了《俄罗斯启示录》这部不凡而又不能面世的著作，又在“那一个春天”里，和朋友拍摄制作了电视政论片《大道》……野夫不像那些人一样给予王康“华美的中国人”的评价，而是，他认为王康是中国近代史上“康梁”一样的人物，因此野夫不惜篇幅引用了王康致钱学森百年纪念会的公开信，以彰王康之铮铮铁骨。在王康的身上，野夫似乎寻找到了自魏晋以来中国士大夫的那一种傲然之骨和浩然之气，并在开篇即描述了王康组织《浩气长流》大型艺术活动的过程，不惜浓墨重彩渲染这一民间盛事，这正是王康不失中国性灵的体现……但是，我们还是失去了王康——王康最后出走美国并病逝于彼。让野夫痛彻心扉的是，王康这样始终将自己的命运与自己故土连在一起的人，最终都不得不远走他乡。他引用王康“流亡者为乡愁折磨，少数人认他乡为故土。个別好汉则把整个现实世界看成废墟，宁与亡灵为伍。”的感慨，深感在王康失去生命之前，我们就失去了这位性灵中国的承载者。
王康也没有身份，他是这个时代被剥夺了身份的众多豪侠的代表，随着这一代人的沉默或者湮灭，我们的希望也似乎随之消失……
《甲午飘零纪事》关乎一件重大叙事。它的“重大”在于一个国家叙事对此长期的严密的遮蔽，又因遮蔽而象征着它的万丈光芒。野夫的这篇“纪事”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个大叙事的全貌，也进一步看见遮蔽者的胆怯与蛮横的嘴脸。
野夫以一个参与者、飘零者和归案者三重身份的角度，详细描述了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25周年研讨会，一个民间的小范围的研讨会竟然引起当局如临大敌的恐慌与围剿行动，是时运所致也是执政代际更迭之后的必然结果，是历史逆向而行的明证，是一人只手欲遮天下目的妄念。对此，野夫以自己的飘零为一个时代留下了难得的的注脚，是刻在潮水消落带上最深刻的印记。虽然野夫也无法确证自己的身份，但清楚自己的使命，在结尾处他申明：
我辈深深地爱着这个祖国，终此一世，愿意扎根于此奋争，去伸张作为人的权利。愿意披肝沥胆，忍受人所难堪的屈辱和艰辛，去努力打造一个文明社会。而这一切，只是基于我们不愿在21世纪还被奴役；不愿我们的子孙，还将像我辈一样，卑怯地活在自己的祖国。
这可能是野夫得以在痛失之后还能够坚持自我的原因所在。但我依稀觉得他的表白随着沙漏不息的运转会越来越勉强，同时我又觉得他这样的写作正在变得越来越稀缺而显得意义重大。一代写作者有一代写作者的使命，但到了我们这一代，完成其使命的道路何其艰难只有写作者们自己知道，正在被下架的野夫，和他的老师易中天以及众多被下架的学者、艺术家一样，如飘然于天地之间的沙鸥，找不到栖居之所，因此当他书写施明德的时候，就明显地将两岸知识人的处境和生涯进行了比较。两岸知识人所奋斗的目标显然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自由与尊严的获得，大家所受到的迫害与酷刑也高度一致，连关押知识分子的监舍都如出一辙，但两岸的结局如此大相径庭，难免会引起我们无限的遐思，人杰施明德可以瞑目于民进党再度获选的第二天，那么我们呢？哪一天才是我们离开的最好的时刻？
当然，野夫的眼光关注的不仅仅是两岸而是整个世界。《布拉格怀想》不过是一个即席演讲，但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的这段历史已经深深地刻进了他的意识，他追慕昆德拉、哈维尔，也歌颂捷克民族那不屈的品格。他深刻地知道，只有被神护佑的顽强的民族才可能出现哈维尔这样的杰出抗争者，而哈维尔为之奋斗的民族一定配得上那些奉献与牺牲。尽管野夫同样也深刻地知道，举着馒头随时准备蘸牺牲者之血的民族，不一定值得拯救，但他依然认为“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参与到国家转型这种不朽功业之中，我认为是一种荣耀，是真正为子孙造福的成就。”
从这里我们回头再看我前文引用的那一段文字，又会觉得这样的表白永远不会勉强，因为此豪迈情怀来自孔孟的入世思想，来自为天地立心的胸臆，又来自人类所有殉道者“我不进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灵魂升华……
有人在离去，有人在悼亡，但我们恰处于无常的节令，离去与送别就异常密集，好像历史进入了一个丧葬时代，也像冰河时代再度来临，又像洪水时代，水位正在疯涨，猛犸象和恐龙必将灭绝，而诺亚还没有得到打造方舟的启示……
我不知道我们何以能够得到拯救，因为我们看不到陆地再度升起的迹象。
野夫几乎将这一个集子做成了一个悼亡集，有那么多的同胞离去，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唱着挽歌，但我们不得不强压着哭腔，不让哽咽被人听见，只让眼泪滑过经风霜而冰冷的脸颊，然后捧起这部书，慢慢阅读，以体验野夫心头的苦，笔端的愁，在浩瀚无边的悲苦中，看见他给予这个时代的温存与念想，也看看他笔下的亡人给我们这个国土留下的那一点点光亮，这，已经足以照亮脚下的路了！
有谁还能在不断的痛失中傲然挺立？我也像野夫一样引用这句不朽的经文吧：
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服侍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