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倪庐
三贵街上的思默楼
芷子口述 ｜开平撰文
上世纪6、70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从“牛棚”获释回家，看到我既没有上学（因为我家庭的缘故，我不能继续升学）也没有工作，为我担心，就拜托他在牛棚时的棚友、我哥哥的同学刘国辉，帮我找一份工作。刘国辉正好认识一位工厂的厂长，就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我去试试运气。
工厂在水陆洲，现在叫橘子洲。1949年前曾经是外侨居住区，英国和日本的领事馆、海关税务司等都曾在那里。
从我家去那里要先搭车、乘船，还要走一段路。我那年15岁，非常听爸爸的话。为了鼓励和关爱我，爸爸要我五哥陪我去。
到工厂后，我拿着推荐信一个人进去，五哥在大门外等我。那是一家区办工厂，只有几间房，但名字很大气: 长沙玩具厂。我见到厂长，她姓易，个子不高，短发剪得整整齐齐，衣服也整洁干净，精明能干的样子， 脸上挂着微笑，令人感到亲切温馨。
易厂长看了刘国辉先生的信，当场就说，你来上班吧，今天就开始。
我马上出来告诉五哥：我被录用了。五哥很高兴，一个人回家去了。路上买了半斤肉，要回家庆祝一下。
厂长把我分配到绘画车间，就是画玩具娃娃。绘画车间连我共四个女生。另三个女生，两个还记得她们的名字：赖蕾和徐秋芳，还有一个名字忘了。这三个女生都是十几岁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个个都很漂亮哦！而且都还能背一些唐诗宋词之类的。后来才知道是她们的父亲在家教她们的。赖蕾 ，小名蕾蕾，四人中年龄最大，当年也就17、8岁，是我的师傅。
进了厂才发现，没人叫易厂长。大家都尊称她易娭毑（娭毑，汉语拼音Ai Jie）。“娭毑”是湖南话， 就是祖母。于是我也叫她易娭毑。
在蕾蕾小师傅的指导下，我开始了画娃娃训练。蕾蕾先教我调色，开始只能画比较粗的线条如衣服，练习后慢慢才能画嘴巴、眉毛和睫毛。我们四个女孩子很快成为好朋友。我的父亲母亲那时有好几顶“黑帽子”： 反动学术权威、资本家……，我因此是“黑五类”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 ）的子女，被称为“黑崽子”，过去没有人和我交朋友，走在路上还会被“革命小将”扔石头。现在有了三个好朋友，心里好高兴。
慢慢地我发现，像我一样，原来她们三人也是“黑崽子”。蕾蕾和秋芳的父亲都是“右派”。那位想不起她名字的女孩子，家里有“海外关系”，这在 当时也是一个大罪名。不仅“黑崽子”在工厂上班。“黑崽子”的父亲，像是蕾蕾和秋芬的右派父亲，也在工厂上班。这家小小的工厂里，工人几乎不是“黑五类”，就是“黑五类” 子女。
当时“黑五类”和他们的子女很难找到工作，没有工作单位敢收留“黑五类”或他们的子女。我叔叔是右派分子，就没有地方敢录用他，只能去拖板车，赚一点微薄的辛苦钱维生。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这样的工作单位收留了这么多黑五类。我也不知道易娭毑哪来的勇气、智慧以及善良的人性，收留了我们这些人。是的，我感觉易娭毑彷佛有一对天使的翅膀，温暖地保护了我们。
易娭毑收留这些人，不仅使他们有一份收入，让他们的家庭能够维持生活。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他们，使他们至少暂时避开社会上的“风雨”，躲避被批判斗争的遭遇。在这里工作，还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就是现在的医保）。更难得的是，他们在易娭毑这里受到了尊重，有一种做人的尊严，其中有的人还成为工厂的技术骨干。 易娭毑从不对他们直呼其名，而是尊称他们为师傅。当时无人这样称呼右派分子。
如果没有易娭毑的睿智和爱心，真不知这些“黑五类”和他们的家人如何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易娭毑对任何人一视同仁，说话彬彬有礼、和颜悦色。从来没有看到她骂人或对人发脾气，但是每个人都尊敬她。
我们的工厂在湘江边上。夏天，江边常有漆过桐油的小木船，在太阳下晒干。一天，我们几个女孩子吃了午饭后，到小木船里睡午觉。江水轻轻地拍打着小木船，船舱里又很凉快，不知不觉睡过头。下午上班晚了，回去时恰好被易娭毑看到，她没有一句责怪， 可是我们比受到了责怪还难受，从此再也没有在上班时间上小船梦游了。
忘不了人生中第一次领到工资。当时我是合同工，月薪21元人民币。前面说过，从家里到工厂，要搭车、乘船并且走一段路。蕾蕾怕我在路上把钱丢了，用针线把放钱的口袋密密地缝起来。不仅小偷偷不到， 就是把衣服扔掉，钱也掉不出来。 回家后，妈妈用剪刀仔细地把线拆了，拿出钱。钱全部交给父母作家用。父亲在“文革”中被“打倒”，工资停发，我每月21元的薪水，帮助家里渡过艰难的岁月。
易娭毑还到我家做过家访，要我父母放心：你们的女儿在工厂很好。 父亲热情地再三挽留她留下来吃饭，她微笑着婉拒了。我们那时候也没想过要送礼给易厂长。易娭毑也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东西。
当时，易娭毑是厂里的唯一的领导。她要花尽心思、想方设法让这家小小的区办工厂生存下来。那是个全民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她却很有商业头脑。易娭毑觉得只做玩具效益不佳，要开辟新路。她看到市场上有卖手指部份涂胶的布手套，布手套变成胶手套。手套增加了用途，也更卖钱。于是，易娭毑带领右派分子技术人员到上海的工厂取经。在她的带领下，工厂增加了新产品。收入增加后，雇用了更多的工人，效益也更好了。我们搬离了只有几间房子的小厂房，新厂房在长沙市南门口一幢四层楼房内。当时在南门口，这幢楼算得上豪楼了。
易娭毑还更上层楼：做有机玻璃的家具把手。这需要更多的技术，厂里的工人虽然大多数是“黑五类”，但他们都很聪明能干，其中还有好几个大学毕业生呢。
有机玻璃的产品成功了，工厂也更加发展了。这时区政府要加强对工厂的领导，派来一位党支部书记。他的名字忘了，我们背后都称他的外号梁点点，当面还是叫他梁书记。梁书记是来自农村的复员军人，比较粗鲁。我亲眼看到他对易娭毑说话很不礼貌，但易娭毑仍是和颜悦色地回答梁书记。易厂长为人处事的态度，常使我想起“大家闺秀” 四个字。
不过，和梁书记相处久了，发现他只是嘴巴上凶，说话态度令人害怕，其实他心地还是蛮善良的。梁书记来了之后不久，易娭毑就退休了，永远离开了她一手创办的长沙玩具厂。那时也没有什么退休欢送派对，总之，有一天，易娭毑不再来上班了。
后来我出国留学、求职、上班。在职埸多年，遇到过多位老板，甚至自己也成为别人眼中的老板。但是，没有一个老板，包括我自己，可以和易娭毑相比。
我们从来都只叫她易娭毑，至今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来自哪里。可是她优雅、和蔼可亲的仪态、她对“黑五类”的关爱、她的勇气、她善良的人性、她的爱心、她的商业头脑、她对我们犯错的容忍，让我知道什么才称得上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当时中国并没有“老板”这个称谓，但我现在更想称她“我的老板”，My Boss。她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老板，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老板，也是我永远的易娭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