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里,一个观点可以成立,但它的反面也能成立;同一个道理可以适用,但它的对立面同样适用。 你以为这样会引发逻辑危机?不,在中国文化中,这反而是一种被津津乐道的“智慧”。比如,你刚刚听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结果转头又听人说“兔子不吃窝边草”,顿时愣住:到底是该利用近水楼台,还是要坚守兔子原则?
再比如,“好马不吃回头草”说得斩钉截铁,告诫人们要果断前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可同样的嘴巴,却能在另一场合振振有词地念叨“浪子回头金不换”,告诉你知错能改是最珍贵的品质。在这个思维体系里,不论你怎么做,都能找到合适的理由,证明自己是对的。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逻辑从来不是判断对错的标准,模棱两可、见风使舵,才是文化的真正精髓。如果把文化比作一座大厦,那么西方文化的结构框架主要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而中国文化则是由类比推理堆砌而成。前者追求自洽和连贯,后者则靠感觉和经验拼凑世界观。
类比推理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看似合理,实则漏洞百出,极容易犯逻辑错误。比如,古人观察到狗对主人忠诚,就说“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把狗的行为类比到人身上,宣扬孝道。可同样的文化里,又充斥着“狗东西”“狗腿子”“狗娘养的”,把狗当作卑贱的象征。那么狗到底是忠诚的楷模,还是卑劣的象征?没人觉得需要给出一个自洽的解释,因为中国文化不在乎逻辑一致性,它只在乎表达是否符合当下的需要。
同样,做人要讲骨气,所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当现实需要妥协时,又会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告诉你变通才是王道。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不需要逻辑,只需要学会随机切换立场,以确保自己永远占据道德制高点。
在西方逻辑体系中,矛盾律(Law of Non-Contradiction) 是基本原则,即一个命题和它的反命题不能同时成立。但中国文化里,这种基本原则几乎是不存在的,反而出现了一个更为灵活的替代品——“辩证法”。
但问题在于,中国式“辩证法”并不是一种严谨的哲学方法,而是一种高级版的狡辩术。举个现实例子:你指出某个领导作风腐败,官员会反驳:“不要只盯着个别现象,要看到大局!”但如果你表扬一个清廉官员,他们又会告诉你:“不要看个例,整个社会风气都很腐败!”于是你发现,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能用相反的理由堵住你的嘴。
再比如:当某人坚持原则时,他们会批评:“死板,不懂变通!”可如果某人灵活一点,又会有人说:“没有底线,毫无原则!”这种思维方式的本质就是——不要真正在乎什么是对的,而是要在任何时候都能让自己显得更有道理。
在这种文化氛围里,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人都在自相矛盾,但所有人都不觉得这是问题。当你指出矛盾,他们会告诉你:“这叫辩证思维,你太死板。”当你要求清晰标准,他们会告诉你:“中国文化讲究圆融,不是非黑即白。”当你坚持逻辑一致性,他们会告诉你:“灵活变通才是生存之道。”
可问题是,如果任何事情都可以说成对的,它的反面也可以说成对的,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标准可言?答案是——没有标准,一切取决于谁掌握了话语权,谁的声音更大。
逻辑的作用,不是让世界变得僵硬,而是让人们有一个稳定的判断标准,不至于随波逐流,被话术牵着鼻子走。可惜的是,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从未建立起真正的逻辑体系,而是依赖模糊、圆滑、随机应变的“生存智慧”来运作。 这导致了我们至今仍在用“辩证法”来掩盖自相矛盾,用“灵活变通”来遮掩规则的任意性。自相矛盾从来都不是问题,而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
耶稣给了人一套完整的、最正确的标准,我试验后,人家的应许是真的,马上五体投地地信了,结果更多的事实验证了我信对了。
没有耶稣的世界的观念、标准,是“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以赛亚书》34:11),沾满罪恶的泥污,但是人的思维已经是颠倒昏暗的,根本难识实情,还将那些“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格言化,以为是金玉良言,实则是人间垃圾,至好的也不过是小学水平(《歌罗西书》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