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月兰 编辑:小花荣
1969年,知青三年探亲假时间到了。这是我望眼欲穿的时刻。不问路途多么遥远艰辛,都挡不住我回家的脚步。
我向祝提出回徐州探亲,他答应帮我办手续。我没提让他陪我回家,他也没有要随我走的意思。
我默默地打点着行李。
一床被子,不知为什么要带被子,里边裹着一件皮袄筒子,十斤葡萄干,几件我换洗的衣服。祝禅仁把背包打的方方正正,就像解放军行军时背的背包一样,找来一双鞋,插在背包的外边。
我头戴雷锋式棉军帽,脖子上围着长围巾,脚穿毡袜,外蹬大头棉鞋。上身穿着衬衣、线衣、毛衣、棉衣。下身穿衬裤、毛裤、棉裤。最外边是一件棉长大衣,
天太冷,零下三十多度,不得不这样装扮。
我穿上棉大衣,把十个月大的女儿裹在怀里。那时我已怀孕七个多月,女儿正好坐在我隆起的肚子上。我把大衣最下边的两粒扣子扣上,用带子把女儿拦腰捆在我身上。行军包背在背后,还有四个旅行包,一个包里装着女儿换洗的棉袄棉裤还有尿布 ,一个包里装着牙刷牙膏洗脸用毛巾还有孩子用的几个围嘴布小手绢。第三个包里装着路上吃的馍馍、咸菜、熟鸡蛋,还有买来的好几个馕及一小袋白糖和一大袋奶粉。最后一个包里是一个装满开水的保温瓶 ,还有奶嘴奶瓶、一双筷子和一把小汤勺。
我把系在一起的四个包,分别搭在左右肩上,只有这样,我才能腾出两只手来掏钱买票,检票上车,掏纸给孩子檫鼻涕······
祝找了辆向伊宁市送货的大卡车。我带孩子坐驾驶楼,祝带着行李坐在车厢。
那年的雪真大,平地有半米深。养路工人把公路中间的雪向路两旁堆,在路两旁形成一米多高的雪墙,中间铲出一条能过一辆大卡车的路。工人们每隔十几米远在雪墙处又挖一个大雪洞,为相对而开的卡车错车用。
我坐在驾驶室向远处看,整个天山山谷,成了银色世界。雪填平了一切,覆盖了一切,像一个无边无际白色的海洋。散落在远处几座孤零零的房屋,像是雪海中的小帆船。不远处,几枝芦苇从雪中探出脖子,脖子上的芦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从伊宁市上车,三天才能到达乌市,长途客车把我们娘俩送到乌鲁木齐市。
三天的汽车路程是怎样撑过来,又如何从汽车站到火车站的,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在乌市火车站等候上火车的情景。
乌鲁木齐发往上海的火车检票口设在车站广场南边。已有三三两两的人坐在那儿候车。
我在人群中间找个较大的空地儿。
先把两肩上的四个包放在地上,一手揽着孩子,一手从包里掏出尿布铺在地上,把孩子从身上解下来放在尿布上坐好。褪下背后的行军包放在孩子身旁。我坐到行军包上。天气太冷,急忙把孩子抱到我的腿上,裹在怀里。我一只手揽着孩子,一只手打开装食品的包准备吃午餐。
孩子早就饿了,一直哭闹不止。我急忙把保温瓶、奶粉、奶瓶、汤勺、茶缸,一件件的从包里掏出放在地上。
先用保温瓶里的水冲好奶粉再放点糖,温度适中后递给孩子让她自己抱着喝。我往茶缸倒些水,掏出已干裂的馍,咬下一块咀嚼着,端起水送下去。自己吃了些后怕女儿没吃饱,又给女儿喂了个鸡蛋。吃得差不多了,最后扒开女儿屁股上的尿布,发现不但尿湿了,而且还拉了。我用那块湿尿布给孩子擦擦屁股,扔了,换块新的。棉裤也湿了,不敢再扔。路上已换过一条,包里只有一条干净的棉裤了,还有三天的火车路程呢。
吃饱喝足,把地上的东西再归拢到四个提包里,抱着女儿,坐在背包上打盹。
忽听人声吵杂,我赶快起来,把女儿放在地上,先背好行军包,把女儿抱在怀里裹好,扣好大衣的最后两个扣子,再用带子把女儿绑在在自己的身上,謄出手来,把四个包分别搭到左右肩上,随人群向检票口涌去
开始检票了,人群更挤。我被拥挤的人群架空,双脚离开地面,被夹裹着向前蠕动。我感到呼吸困难,人也昏昏沉沉。直到检票口,脚才踏到地面。冷风一吹,清醒过来,急忙伸手掏票。
那时,我不知道有照顾母婴先上车的规定。如果知道,哪会受这份罪。
推推搡搡中检过票,人们都向各个车厢跑,我也踉踉跄跄的跟着跑。进了车厢,找到自己的位置,先把四个包放到地上,用脚踢到座位底下,再把女儿解开放到座位上,把身后的背包褪下央求别人帮忙放到货架上。最后,把女儿向坐位里边推了推,一屁股坐下,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
突然,肚子疼痛起来,吓得我,连呼吸都停顿了。 我屏着呼吸,任凭腹中的孩子拳打脚踢。
一阵疼痛过后,他渐渐地安静下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毕竟不一样,女儿是我从高处向下跳,逼着她提前来到人间,而腹中的孩子只是被人群挤了挤,可能只是表示一下抗议。果然,疼痛没有继续。
我安下心来,环顾四周,吵杂的车厢、满满当当的乘客、山南海北的口音、横七竖八的行李、来来回回走动的人群。
我怀抱十个月大的婴儿,身怀七个月的身孕,不足半平方米的硬座,三天三夜的旅程。其中的艰辛、无奈和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象的。
好在有回家的渴望作支撑,一切艰难困苦都能忍受。
记忆最深的是到达家乡后的情景。
倪萍主持的《等着我》宝贝回家节目,赚足了全国人的眼泪,尤其等待开门、亲人相认相拥泣不成声之时,把每个人的心都揉碎了。
我在徐州下火车时就恨不得一步跨到家门,等待家门的开启,等待与母亲相拥,等待把三年的心酸、痛苦融在毫不顾忌的嚎啕中。
火车半夜到达徐州。下火车时,列车员手拿话筒对下车的旅客高声说:“这儿正在武斗,请大家不要出去,请到候车室里等候。这儿正在武斗,请······”
我抱着孩子,背着大包小包,随人群进了候车室,随即就听到外边不断的枪响。
我只有待在候车室里等待天明。
由于路途太远,不知能不能准时到家,事前就没通知父母让接站。在决定探亲时,只告诉他们一个大概到达的时间。
我支边走后,父亲又调到一个新的矿井,我只知地址不知其路。
天亮了,枪声已停。我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地址告诉蹬三轮车的师傅,让他把我送到桃园煤矿,我父母的新家。
到了桃园煤矿工人村村口,我下了三轮车,把孩子抱好,再把大大小小的行李挂在身上,向几个蹲在村口正说话的中年人走去。
他们停止说话,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其中一个说:“肯定是北方来探亲的家属,看她的穿戴。”
我到家的时间正好是农历的二月初二,徐州地区的人们已脱掉厚棉衣换上毛衣。可我还里三层外三层的捂着。一路上的颠簸拥挤,大头棉鞋被踩得变了形,棉大衣下摆挂了个口子,棉花露了出来。棉帽上的扣子不知啥时间掉了,帽子上的两个护耳耷拉着。小辫子开了一个,半边头发乱蓬蓬的垂下来。这行头就告诉人们来自何方和路途遥远。
我走近他们,向他们打听我父母亲的住址。
其中一个中年人站起身来说:
“跟我来吧。”我跟着他走过十几排房子,他指指一个巷口说,进去吧,就在这巷子里。
我的心狂跳起来,踉踉跄跄向前奔。刚拐进巷口,一个女孩看见我,转身就跑,边跑边喊:“邱大娘,邱大娘。俺邱大姐回来了!”
可能是母亲向邻居述说过我要探亲的消息,也可能是我的着装让这个女孩猜出了我。
我泪水朦胧的目光追随姑娘的身影,看到正在门口一张桌子上擀面条的母亲。
三年不见,母亲苍老了许多,满脸的皱纹,头发已经花白。
母亲直起身子,看到蓬头污面,衣衫不整,大包小包,怀揣孩子的我,扔下擀面杖,小跑着向我迎了过来,我不管不顾地大放悲声,和母亲相拥在一起。
邻居们围拢来,她们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帮着摘下我身上的包,接过我怀里的孩子,相拥着走进我朝思暮想的家。
这日子过得太惨了。
“好在有回家的渴望作支撑,一切艰难困苦都能忍受。”朴素而感人的动力与情怀。
读得我泪目。。。。。真的像拍电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