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老去
时间有了，精力却减，百无一用，就写写东西吧。
各地的武器都收缴起来后，传来了毛主席语录，那时已改叫最高指示，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没有理由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要大家团结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因为要革命就得服从最高指示，所以两个原来对立厮杀的派别就联合起来，不再是敌人，各单位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社会从无政府状态变成为由革委会领导的新形态。工厂和学校开始恢复运作。在中央的干预下，各省市原来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陆陆续续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和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那时叫＂全国山河一片红＂。以为从此可以安定下来，但紧接着又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把所有可能不服从共产党的人都发配到边远农村改造。所有的流动人口都要篩查。派出所可以随时进入你家清点你家人口，看有没有多出来的可疑分子。我家就有一次午夜过后，派出所来查户口，我从床上被叫醒，带着惺松的睡眼走出去让他们检查，来人拿着户口簿一个个点名，查完后没事又回去睡觉。曾经有过一个陌生人来找父亲，说是他乡下老家的谁谁的儿子，想在我家借宿一夜。因为没有单位介绍信，父亲也不敢收留，把他送走了。可见那时的环境是多么恶劣，如果留宿的话，那人被查出有事，父母会被以收留流亡人员的罪名抓入监獄。
一天母亲和五姨躲入房内低声说着什么，我们小孩子也听不明白。过了两天，母亲宣布说五姨将带我们兄弟姐妹及表妹等六人下乡去中山石岐度假。我看书时常看到作者说下乡度假是很有趣的体验，所以就很高兴地去了。我们去学校写了旅行证明，乘船去妈妈的故乡——中山。路途上看到很多戴着红袖章，拿着红白两色水火棒的纠察队员，在车站，船站检查人们的通行证明。我们也被检查多次，但因证件齐备，每次都顺利过关。船到石岐后，再转汽车去杬边五叔婆家，在那里受到了五叔婆和两个姨姨的热情接待。在五叔婆家第一天，就和她的邻居的一个年龄和我相若的小孩阿邦玩熟了。第二天他和两个小孩带我去田里挖番薯，挖了番薯用泥土包着，检些柴枝烤熟来吃。烤熟后的番薯一股焦糖香，又软又热，香喷喷的非常好吃！我在家里水煮的番薯没有这个好吃。吃完去河里游泳，玩了一天。第二天我们去捉鱼。捉鱼的方法简单野蛮，不用钓，不用网。把一段小河沟用泥土截流，两端封口，然后下去用面盆把水舀出泼去，水舀干后，鱼就在沟里乱跳，用手捉就是了。这天捉了十五、六斤鱼，除自己吃外，阿邦还把剩下的鱼卖给村民，赚了不少钱。
有一天是墟日，我们跟着一个姨姨去南蓢墟场趁墟。墟场里并不见到有很多人，摊档也少。随便走走看了一下，多数是卖菜、卖土特产的摊档。去一个摊档买了一碗叉烧粉吃，那叉烧是染成了红颜色的猪肉塊，猪肉味仍在，还算可口。但农村的叉烧粉比起广州的还是差了一点。
文革在农村的斗争也不遑多让。有一天傍晚我就见到农村造反派抓了一个人去斗争，斗爭完押着他回家，一边走一边打，打得他都站不起来了。最后把他扔到一间小屋子里，听到那个人说，"陈某某你公报私仇。"我不忍再看，快步走回五叔婆家。
一天我们正在玩，几个小孩跑过来说，村口有好东西看！我们于是一窝蜂似的跑去村口。我以为有什么东西看，原来是一辆半旧的解放牌汽车。这样的汽车我在广州每天都见到。农村的孩子们没有什么机会看到汽车，一辆汽车开到村子里就觉得很新奇。那个时候，农村孩子的见识比起城市的孩子真是差得远了。晚上，晚饭过后，孩子们就会一起走向村口的大树。在闪烁的星光下，听一个曾在外奔波多年，见多识广的老伯讲他的故事。他们不叫广州，他们把广州叫做省城。老伯唱歌，＂一德路，二沙头，三元里，四牌楼。……＂又唱＂西堤二马路，……＂，介绍省城的风光。虽然我对此非常熟悉，但乡村的小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久久不愿回家睡觉。
一星期愉快的农村生活很快地过去了，我们踏上了归程。可是回到广州，一进入我家的巷口，我就感到有什么不对。以前一起玩的孩子见到我就避开，我和一个叫灵生的孩子打招呼，他扭过头去装作看不见。带着疑问回到家里，看到家里一切都很凌乱，地上凿了一个洞，桌椅东倒西歪。得知父亲被抓去了，罪名是＂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造反派前两天到我们家来抄家、所以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妈妈嘱咐我不要到街上玩，不要和小朋友们爭执。大概率母亲早就知道父亲要被抓了，不希望我们看到父亲被斗爭的样子，送我们下乡避避风头。回到广州后这段时间，每当我看到《红灯记》电影里李玉和被抓的一段就控制不住要流眼泪，这就是感同身受吧。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只有家门口左边的邻居仍愿意和我家交往，其它的人对我们一概避而远之。
父亲是一个技术知识分子，是个机械工程师。他一直很支持共产党。大陆易帜时，他是完全可以离开大陆的。那时很多人劝他去台湾，去香港，他却要留下等待共产党的到来。＂要建设新中国＂，他对我讲。他相信共产党清正廉明，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饶强大的国家。中国的富强是他的梦想，他要成为建设这个梦想的一分子。他对我讲，解放军刚进城的时候，是多么的纪律严明，朝气蓬勃。解放军军区的一个总后勤部长，进城后很快就找到了他，肯定他留下来建设祖国的行动。这个部长对父亲说，打天下是我们的事，但建设国家就靠你们了。例如一头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驴，它对革命有很大功劳，但它能建设国家吗？不能。建设国家靠的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他的一番话使父亲非常感动，决心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把国家建设起来。刚从战乱中走出来的中国，百废待举，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参加建设。那个时候，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错的，父亲的月薪是二百多元。那时中央的部长们的工资据说也是两百多。更重要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尊重。父亲出差去北京的时候，曾和那位部长一起打地铺，促膝谈心。他们的谈话坚定了父亲报效新中国的决心。父亲努力工作，四处奔波。奔走于几个省之间，在一片空地上设计和建造起两、三座工厂。也算履行了他的建设新中国的承诺了。记得有一个星期天父亲要回工厂加班，我问他：＂爸爸，星期天你去加班工作但又没有加班工资，这不是吃亏了吗？＂父亲说加班是工作需要，是不应该考虑是否吃亏的。＂国家给了我们好的生活，好的工作，我们就应该努力工作报答国家啊！＂可现在像他这样一个尽心尽力工作的人也被抓去坐牢了，我真是不能理解。
父亲被抓走之后，母亲里里外外独自负担起整个家庭的责任，我们都感受到了社会的压力。每个人都小心避免和外界产生矛盾，兄弟姊妹不再争吵，互相帮助，好像一下子都长大了。
回到广州没过多长时间，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又下来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所有学生都要回学校报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报纸，这指令不知是怎样传达到每个人的呢？记不清楚了，可能是广播吧。我回到了学校，得知我们要升上中学了。尽管缺失了两年的学习，也不再有考试，全班同学一起升上了同一间中学。文革开始时读中学的哥哥姐姐则要去农村，去做农民并＂接受再教育＂，修理地球。尽管很多人不愿意去，但在高压逼迫和欺骗下还是去了。尽管戴着大红花说是下乡光荣，下乡的汽车上却是哭声一片。有人跳下车逃跑又被捉回去，汽车在锣鼓声和哭声中驶向农村。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中走入了中学的大门。那个时候中学仍有很多被斗争的“牛鬼蛇神”老师住在牛棚，这些老师可以被红卫兵随意打骂，如在监牢一般。现在突然大批学生到来上课，教课的老师不够用，只好去牛棚里面“解放”一些老师出来，以应付教学的需要。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这些新学生的到来，解救了大批住牛棚的老师。尽管是被“解放”了，这些老师出来后，仍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学生上课时偷走出教室去玩，老师也不敢管。有些调皮捣蛋的学生甚至在老师转过身去写黑板的时候，用粉笔头扔老师。
我在中学时最讨厌的和记得很清楚的事是最高指示的下达。有时在午夜十一、二点钟已经睡着了的时候，外边的大喇叭响起来，“最高指示＂，＂最高指示……”
每听到这个声音，我们又要起床，睡眼惺忪地回学校去参加集会。有时还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最高指示的下达。有一次还庆祝到第二天的凌晨五点才能够回家，一个晚上的睡觉休息就没有了。除我们之外，还有多少广州市民被这些嘈吵声破坏了睡眠？
官方的正式说法文革是十年，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毛泽东的死亡结束。那是广义的文革。在我看来，文革应该是在1968年10月就结束了。因为那时停止了武斗，社会基本上恢复了秩序，只是极左思想仍然泛滥，对毛泽东的吹捧甚嚣尘上，各省市是在所谓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运转的，社会仍然不正常。这样的情况延续到1976年后邓小平重出江湖才逐渐停止。（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