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老去
时间有了，精力却减，百无一用，就写写东西吧。
在我的印象中，文革是这样开始的；一天读中学的姐姐放学回来，在家中大叫，＂造反，造反！＂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一齐上来喝止她，“造反不能乱叫的。” ＂要坐牢的。＂可第二天，哥哥放学回来时也叫造反了。几天后，父母也不再制止，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过了一个星期，家里买了一张毛主席像，挂在客厅正中央。两天后再买一副对联，贴在毛主席像的两旁。＂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再过了一个星期，读小学的我也不用上课了，老师说，今天不用上课了，现在可以回家。以后什么时候再回来上课，等学校的通知。同学们一哄而散。街上已可以见到穿着旧军装或蓝衣服，手臂上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袖章上写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旗上写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歌跳舞地号召造反。街上喇叭不断地播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在马路边走过时天上有时会＂呼拉拉＂地掉下一大堆传单，上面写着揭发谁谁，打倒谁谁。我们小孩子什么也不懂，捡张传单看两下就扔到垃圾筒里去，但看到大人们也是乱哄哄地在争抢传单的。
同学们都住得很近，走个五分钟十分钟就到了。在家呆了两三天，一些同学就闲不住了，来家里串门说也要组织一个战斗队。在小勇同学家外边的楼梯上开了个会，算是战斗队成立了。第二天一个同学不知从哪里拿了一大堆传单来，叫我们代替散发。我们就走上小勇家四楼楼顶的天台，向马路下面撒传单。看着下面的人抢呀抢呀地拾传单，觉得真好玩。过了两天，战斗队又开了一个会，说我们的战斗队要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有同学问，为什么要改呢？毛泽东思想不是挺好么？回答是，主义比思想高级一点，厉害一点。毛主席和马克思，列宁一样厉害，马克思，列宁叫得主义，毛泽东也可以叫主义。我是晕呼呼的，管他叫什么， 我不懂，没有参加他们的讨论。其实那时侯大家都是小孩子，懂得什么？都是从他们的哥哥姐姐那里听回来的。过了几天，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就不参加他们的活动了，那战斗队无疾而终。
然后全国范围的大串联就开始了。读初中二年级的哥哥也要去，虽然乘火车都不需要买票，但听说火车上挤得水泄不通，根本没有办法上去。只好退而求其次，几个同学组织了个＂长征队＂，要走路去北京。从广州走路去北京？我们都抱有怀疑。但他坚持要去，就让他去吧。读初中一的姐姐则每天回学校，学校成为接待站，接待那些从全国各地来串联的年轻人。那时广州的街头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穿着蓝衣服，操着普通话的北方人。那时侯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没走出过省的地界，广州的一切对串联来的年轻人都很新鲜。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座到处都是骑楼的南方大都市。看到菠萝，问＂这是什么？＂看到香蕉，问＂能吃不能吃？” 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趣的笑料。例如知道了香蕉可以吃，就一口咬下去，蕉皮也不剥掉，等等。大串联起到了全国大交流的作用。
哥哥走了，姐姐也经常不回家。虽然她的学校很近，走路不到五分钟，但她仍要住在学校的红卫兵接待站，接待那些从全国四面八方来的新朋友。我则跑到巷子里和小伙伴一起玩弹棋子，拍烟纸三角等游戏。后来看到一些小伙伴家里养着热带鱼，什么红剑，黑么，孔雀鱼，很是漂亮。受其影响，我也热心地养起热带鱼来。白天到处跑，去越秀山脚，去西门口，去珠江边到处找那些养鱼、卖鱼的人家。那段时间，广播电台经常播的毛主席语录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现在回想起来，忽然明白。那是为那些造反派打人，杀人制造舆论呀！社会开始动荡起来，大字报到处都可以见到。我们这些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只是在街上玩，爬树，爬旁边中学的围墙，翻墙过去玩，在校园里追逐奔跑。还喜欢养金鱼，养鸡。虽然不用上课，但我们不会感到无聊，寂寞。说起养宠物，那段时间我养过金鱼，热带鱼。还有鸡，鸭。有的时候我会和小伙伴去三元里捞红虫给金鱼吃，捞浮萍和小鱼给鸡鸭吃。那时侯三元里农村路边的田基旁，小溪中有很多螃蟹和小鱼，用罩箕一捞就一大把小鱼。文革后期开始使用农药，那些小鱼，螃蟹就不见了，至今消失无踪。家里还养猫，乌龟。乌龟平时躲在枱下，床底。但下雨天它会爬出来走去天井，抬头望天，接受雨滴。
我们巷里有一个大朋友叫启明，是个中学生。他挤上火车去了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红卫兵大检阅，那时侯叫伟大领袖。回来后我们去见他，问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感觉怎样，他说，＂好幸福呵，好幸福呵。＂可只是重复这一句话，多一句都不会说。傻傻耕耕，我在心里说。虽然我还小，仍然觉得他说的不是真心话。那时的宣传，无论是收听广播，或是看报纸讲述看到毛主席后的描述说的都是＂好幸福呵＂，是不是真的？其实他离毛主席几百米远，只看到个影子。
小孩子都是很喜欢模仿的。大哥哥姐姐们去了串联，我们也想去。但我们这么小，能去哪儿呢？几个同学就想出来了，串联去佛山！现在还记得去佛山的路线。小伙伴集中后乘汽车去黄沙，然后在黄沙坐轮渡跨过白鹅潭去石围塘，在石围塘火车站买票，好像还要凭学校介绍信买票的。还在车站看着火车头加水，加完后火车开动，半小时就到了佛山。到了佛山后走路去祖庙，参观祖庙之后买了几个小陶瓷乌龟等艺术品，再和同学们一起去买了一碗粉作为午餐，吃完就坐火车回来了。
接着，破四旧活动开始，家门口也要刷对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每个家庭里有关文化的旧东西，书籍，报纸杂志，唱片，佛像神像，都要砸烂或烧掉。我们家里也有很多关于爱情的抒情唱片，也只好砸烂。妈妈的一个朋友知道，说太可惜了，冒险拿了一些回去收藏。（这些唱片文革后再拿出来播放，不知多么珍贵，播放时家门口会有一群人站着听。）过了几天，一个街坊也被揪出来批斗。批斗的罪名很奇怪，她家门口的大字报标题上写着＂科学怪人张君庭＂。我们小孩子不懂为什么斗她，到现在也不懂。＂科学怪人＂算是个什么样的罪名呢？但那个时候是没有道理可以讲的。红卫兵说你有罪就是有罪，大概就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哥哥回来了。他的＂长征＂队只走到湖南长沙，天气渐冷，知道不能再走下去，只好掉头回来。带回来一盒卤猪耳朵，一股骚猪耳油味，我只吃了一片就不吃了，但家里人却说好食。哥哥回来后没有参加战斗队，而是和几个同学一起在家里玩电烙铁，买些零部件装配收音机，或者打打纸牌。像他们这样待在家里不参加运动的人那时侯叫＂逍遥派＂。
就这样扰扰攘攘了几个月，整个社会都动荡起来了。街上到处都是大字报，人们分成两派在辨论爭吵，都认为自己才是最忠于毛主席的，是最革命的。爭吵到头脑发热，就产生肢体冲突，就打起来了，这就是“武斗”的开始。各个单位都揪斗单位的领导，厂长，局长，校长，市长省长，统统都变成牛鬼蛇神，都要被批斗。以前挺威风的领导人物，现在都老老实实，低头哈腰地站在台上接受批斗。工人、农民每天都要用很多时间开会，聆听讨论＂毛主席语录＂，后来就改叫＂最高指示”。不再把精力放在生产上。人们的争吵打架被叫作革命， 革命是高于一切的，生产可以放一边。全国的工厂很多都停止运行，让位于辩论爭吵打架，文斗武斗。不久之后，老师，演员和一些知名人士也被揪出来斗争。这就是1967年的中国。那个时候，姐姐参加了一个派别的组织《红卫兵战歌》，每天晚上去文化公园宣传表演，十一点多钟才回家。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在武斗成风，没有秩序的社会半夜回家，是多么危险。姨妈是和我们在一起住的，她每天晚上都不敢睡觉，守候在门口等她回来。后来，形势日益紧张，广州到处都有武斗，姐姐的《红卫兵战歌》宣传表演也就停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