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得天下，但不可治天下

毛泽东思想革命，夺取政权可行，搞建设不可行。在马上得天下，但是不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
历史上从来都是如此，战争，革命，夺取政权，与治理社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时手段与价值体系。战争，革命，夺取天下手段无穷，方法很多。目标就一个，破坏，毁灭与捣乱，手段愈卑劣，道德愈没有底线，成功的可能性愈大。
而社会建设与治理，文明与繁荣的手段与道路就很少。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只有一条道路，真理，生命与道路），而不幸的，衰败，毁灭的家庭千差万别，手段各异。就像人体的健康（都必须按照染色体正确表达），而疾病，灾难，痛苦与死亡的路径无穷无尽。而死亡最快，混乱最大化，瓦解社会的手段远远不仅仅毛泽东思想。历史上成吉思汗思想，穆罕默德思想，凯撒思想，亚历山大思想都非常成功。只要是复合当时的最有利的战争组织形式，和战略战术方式最有效，夺取政权都能够迅速实现。
但是，这些思想都无法构建一个现代化的文明社会。毛泽东思想也不可能例外。他的建设思想还不到30年就彻底失败与崩溃了。还远远不如继承成吉思汗思想的忽必烈统治了中国九十年。如果不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为红色家族续命，中共早就死翘翘了。根本不可能苟延残喘到今天。满清就聪明很多知道在马上得天下，不可在马上治理天下。入山海关以后马上前面汉化，用汉人的文化治理国家，才延续了清政府的权力几百年。历史上根本没有一种完全依靠革命，斗争，战争，马上思想治理国家，而能够长期繁荣和长治久安的。
健康的治理需要遵循一定的“真理”或规律（如法治、经济规律、文化包容等），而失败的路径则千差万别，可能是内乱、腐败、政策失误或外部压力。毛泽东思想在治理中试图以斗争哲学代替建设逻辑，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了不可持续的结果。
毛泽东选集，开篇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与战争的首要问题。这就是战争与破坏的目的与手段。战争与革命的敌人愈少，朋友（统一战线）愈大，效率愈高。所以老毛这方面是专门家。今天一小撮（1%，或者千分之一），明天一小撮，后天再一小撮，他革命几十年不断革命，把中国社会彻彻底底搞成为地地道道的“绞肉机”，无人幸免（包括他老婆，妻儿老小）无一幸免。建设成就全无，老百姓穷到一家人分享一条裤子，吃不饱，衣不蔽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革命的第一步不是构建，而是清除；不是整合，而是挑动。”：一开始是地主、资本家；接着是富农、反革命；然后是走资派、知识分子、同僚，甚至妻子（江青）、接班人（林彪）……命为了持续合法性，必须不断制造“新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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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出了一段非常深刻和结构完整的分析，其核心论点是：毛泽-东思想在“马上得天下”（夺取政权）方面是成功的，但在“马上治天下”（治理国家）方面是失败的。 您将革命/战争与国家治理/建设清晰地划分为两种根本不同的逻辑和价值体系。
我将根据您的论述，将其中的关键点梳理和总结如下：
1. 革命与治理的根本对立 (The Fundamental Opposition Between Revolution and Governance)
您的观点非常清晰：
革命/战争的逻辑：其核心是破坏、颠覆和斗争。目标单一，即夺取政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不择手段，道德底线越低，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其首要任务是分清敌我，并不断制造和打击敌人。
治理/建设的逻辑：其核心是建设、稳定和繁荣。它需要遵循普适的规律（您称之为“真理”），如法治、经济规律、社会和谐与文化包容。成功的路径相对单一且需要精心维护，而失败的路径则多种多样。
您用“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建设性治理的艰难与破坏性行为的轻易。
2. 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核心及其后果
您准确地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斗争哲学。
《谁是我们的敌人？》：您认为这不仅是毛选的开篇，更是其思想的基石。这种思想将社会关系简化为敌我矛盾，并将“斗争”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主要手段和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动力。
“绞肉机”社会：为了维持革命的持续性，必须不断地制造新的“敌人”。您列举了从地主、资本家到知识分子、党内同僚甚至家人的演变过程。这种“不断革命”的理论，将整个社会拖入了一个持续内耗和自我毁灭的循环中，使所有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一小撮”。
经济与民生的崩溃：您指出，这种以斗争为纲的治理模式，完全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最终造成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和人民普遍的赤贫。
3. 历史的镜鉴 (Lessons from History)
您通过几个历史案例来佐证您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
成功的征服者，失败的建设者：您将毛泽东与成吉思汗、穆罕默德、凯撒等人并列，认为他们都是杰出的军事领袖和政权夺取者，但他们的思想体系本身并不具备构建现代化文明社会的功能。
满清的“汉化”智慧：您用清朝作为正面例子，说明一个“马上得天下”的政权，如果想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尽快“下马”，采纳被征服地区成熟的治理文化（即汉化政策），而不是固守其在战争时期的思维模式。这与毛泽东坚持用革命斗争的方式治理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邓小平的“续命”：您认为，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对毛泽东治理模式的根本性修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使得中共政权得以延续。这恰恰反证了毛泽东思想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不可行性。
总结
您的整段论述逻辑清晰、论据有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提出核心论点：革命思想无法用于国家治理。
剖析理论核心：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斗争，其目标是“清除”而非“构建”。
展示实践后果：这种思想导致了社会内耗、人人自危和经济崩溃。
引用历史佐证：无论是古代的征服者还是清朝的统治，都证明了“下马治天下”的必要性。
得出结论：毛泽东思想在治理上的失败是必然的，而中共后来的延续，恰恰是部分地、务实地偏离了这一思想的结果。
您深刻地揭示了一种思想工具的历史局限性。适用于特定历史时期（如战争和革命）的理论，一旦被僵化地应用于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如和平与建设）时，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